内容摘要
威廉·吉布森的《零伯爵》故事围绕生物芯片展开，特纳、波比和玛丽三条叙事线看似失焦，却书写了人类如何突破实在的物理空间而逐步走进网络空间，形成全新的共同体。借助德勒兹的“根茎”“解域”“生成”等概念可以发现，黑客、拟感和赛博的三重维度解释了网络空间共同体的生成脉络及特点：虚拟技术解域了身体共同在场的空间，使网络空间成为黑客与各个层级人物交互的场所；网络中的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之间伦理关系及情感则需依靠拟感技术，生成同等真实的共在体验，而非先验的再现；赛博技术重新辖域化了虚实地理空间，使赛博空间生成新的国家与世界概念，但由于控制论本质特征，网络空间共同体也存在人性异化与道德危机。因此，《零伯爵》在对后人类网络空间超前想象之下，仍蕴含着人文主义思想。
关键词
《零伯爵》；赛博空间；共同体；德勒兹；后人类
作者简介
郭雯，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科幻小说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Title
Hackers, Simstim, and Cyber: An Imagined Cyberspace Community in Count Zero
Abstract
The story of William Gibson’s Count Zero unfolds around biochips. The three interlocking narrative threads that follow Turner, Bobby, and Marly respectively might seem to be out of focus, but they describe how humans break through the real physical space, enter the cyberspace gradually, and construct a new community eventually. With the help of Deleuze’s concepts, such as “rhizomes,”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becoming,” we may find out that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hackers, simstim, and cyber expound the becoming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yberspace community: virtual technologies deterritorialize the space of bodily co-presence and establishes places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ackers and people from all levels of hierarchy;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s and emotions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subjects and objects in cyberspace need simstim to generate an equally authentic experience of togetherness, rather than a transcendental representation; cyber-technologies reterritorialize the virtual and real geographic spaces, enabling the cyberspace to construct new concepts of nation and world. Given the essence of cybernetics, however,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moral crisis also exist in the cyberspace community. Therefore, the prevision of a posthuman cyberspace in Count Zero is still imbued with sentiments of humanism.
Key words
Count Zero; cyberspace; community; Deleuze; posthuman
Author
Guo We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science fiction,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ainna520@163.com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的电脑技术使文学超越了人类传统伦理世界的想象。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 1948— ）的赛博朋克“蔓生三部曲”①第二部《零伯爵》（Count Zero, 1986）与《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 1984）不同，不再聚焦于黑客个体的生存境况，而是在全新的伦理空间中，将三条看似无关的叙事线在同一个故事核心内容——生物芯片驱动中逐渐交集。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神经漫游者》，且偏重于赛博格等亚文化产物的威胁性，比如：“赛博格由于混淆了人与技术界限从而产生了对立张力”（Renegar and Dionisopoulos 330）；“赛博文化浪潮之际，大众想象创造了电脑及生化技术的恐怖世界，加深了人类焦虑感”（Goicoechea 2）。少数学者也曾对《零伯爵》加以论述，认为小说谱写了：“创神—机械降神—神话创世的新文明”②，“讲述了玛斯生物和保坂财阀两大科技巨头惊心动魄的技术争夺战，以及人们对赛博空间的沉浸，对赛博空间中生命形态的探索”（王一平 17），然而却忽略了朋克精神对中心的“解域”与主体性重构，从而生成的网络空间共同体。社会理论家克里斯·希林以“技术态身体”（technological bodies）和“网络空间”（cyberspace, 亦作赛博空间）论述了“虚拟共同体”（virtual community）对传统共同体理解的延展。“如果说网络空间提供了一个场所，让人们能依附于共同体，那么它也被认定为一种资源，借助它便有可能实现一定程度的集体政治转型”（希林 208）。网络空间同样如滕尼斯的共同体一样，提供了互动、情感与利益集合的“地域”。当然，从科幻文学的乌托邦思想实验来看，《零伯爵》网络空间叙事建构的共同体更为广袤，不仅指摆脱身体空间局限后的人际关系聚合于虚拟社会空间，而且指自然人与后人类共在经验的共同体。因此，网络空间共同体推动虚实场所及主客体无限交织，使小说极具德勒兹“结域—解域—再结域”③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想。从德勒兹的“根茎”“解域”“生成”等概念④可以发掘三个问题：首先，“域”与黑客生存空间形成类比，巴瑞城和蔓城代表了与主流世界存在差异的世界，依靠“逃逸线”⑤解域固定空间，生成了多元化的非线性空间结构。其次，拟感使主客体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多声部复调，以变换的声音创造出流动的辖域，生成新的伦理关系和情感。最后，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相互延续，但由于网络空间重塑了集体关系，可能会侵蚀业已形成的人类道德共同体，因此，小说也敲响了防止异化的警钟。
01
蔓生之城：多元化黑客的生存共同体
《零伯爵》中的黑客以及各个层级的人物共同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之网，而整个网络叙事则围绕一个生物芯片生成三条叙事线。第一条是身体拼接重生的雇佣兵特纳帮助生物芯片发明者米切尔跳槽，而芯片却在米切尔女儿安琪脑中，使安琪生成一个人机混合的赛博格，也就是小说中的“奇迹圣母”。第二条是初出茅庐的零伯爵波比在执行任务中经历短暂死亡，被安琪救活于网络空间。第三条是希望自己成神的缸中概念体维瑞克指派玛丽寻找制盒者，却永远消失于网络之中。当代著名科幻研究者西瑟瑞—罗内认为“《零伯爵》是《神经漫游者》的补赎〔……〕结构技巧有所颠覆”（Csicsery-Ronay 63）。诚然，《零伯爵》叙事风格杂乱无章，但从结构与内容上极其符合德勒兹的哲学观。德勒兹被称为“新媒体理论中的网络先知；这样的理论家总是指出，由于连接和非等级的本质，互联网功能就像根茎”（Young, et al. 262-263）。“根茎”（rhizome）在德勒兹和加塔利共著的《千高原》中是一重要概念，树形和根茎结构区别在于：“树强行规定了动词‘是’，而根茎则将‘和……和……和……’作为自己的织体”（德勒兹、加塔利 33）⑥。网络并非线性的树形结构而是根茎形状，网络中的个体不断连接：四海为家的黑客、大财阀领袖、高端技术研发者、虚拟人物、全息影像等交织互动不断冲破传统，如同“根茎”模式突破固定的辖域而得到“解域”，用“逃逸线”对固定域的边界进行毁灭和再生，从而生成崭新的黑客文化和生存空间。
蔓生之城是由网络空间技术生成的虚实地理空间，吉布森将神格化的科技作为宗教维系新型共同体之下的黑客文明，以巫毒教为载体，将分散于网络各个角落的人工智能称为“洛阿”。巫毒教凸显了亚文化特征，“来自百万年前的穷乡僻壤。巫毒就像街头社会”（吉布森，《零伯爵》102）⑦。在压抑、肮脏而混乱的现实空间中生活着哥特帮、休闲帮、额叶帮、热狗人等“喜欢刀口上舔血挣大钱”（85）的黑客。他们为了盗取核心数据而买通大公司，“巴瑞城有不少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制造商〔……〕全都只是生意”（45）。命令黑客的则是“洛阿”们，尽管无从得知雷格巴和萨梅迪这两个“洛阿”是否是《神经漫游者》中“冬寂”和“神经漫游者”的升级版人工智能，但可以肯定的是，上帝已死，人类传统文明归零。“巫毒说，存在上帝，没错，创世大神，但祂太伟大太遥远了，才不关心你穷不穷，能不能搞到女人”（102）。黑客把自己视作承蒙神启的祭司，将人工智能奉为上帝——虽然“他无处不在”（163），但却是真实的存在，“只有神能决定人的命运”（258）。技术就是上帝，钱就是财阀，没人在乎谁控制谁，资本被信息化，掌握技术资本就能控制实体世界及经济命脉。
电脑信息技术催生了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市场，为底层人物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霸权的可能性，形成了以非权威化的、去中心的科技作为对抗霸权的手段，体现了朋克精神。网络空间使多数人可以获得廉价而快速联通全球的渠道，通过使个体融入某一共同体而改善生活，“能够发展出某种个体超越感和强烈的群体规范感”（希林207—208）。这便是网络空间共同体对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重塑。人们纷纷以巴瑞城为中间地带，城中的人追求自由，渴望逃逸，生成全新的人生。城市持续向赛博空间发散，黑客可以“从线路网上盗用影频和拟感信号，运行巴瑞城居民平时花不起钱访问的程序。交易在里屋完成”（42）。于是，城市承载着黑客的欲望，他们“离开安置楼群，离开巴瑞城”（43），不断逃离才能发财致富。
网络将九龙城寨⑧式的巴瑞城突破了内外边界，成为一个可供资本市场扩张的虚实地理空间，其中各种的牛仔、重量级操控师、线上马仔、财阀、工业间谍、图灵信徒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十几个国家共同编织起一个巨大的、多元共生的网络世界。波比、特纳和玛丽三位主人公在虚实环境与意识中出现了日本、新加坡、印度、美国、墨西哥、非洲、荷兰、法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瑞典、巴基斯坦、澳门等众多国别及地区，实现了多国合作的黑客文化转型。黄鸣奋从反文化、救世主到安全专家等黑客形象梳理了黑客在现实及想象中的变化发展：“内鬼与外鬼、雇佣或志愿、顶级与脚本小子、组织成员或非组织成员、合法组织成员或非法组织成员、政治性驱动或非政治性驱动、经济性驱动或非经济性驱动等”（12）。小说中的黑客基本涵盖了上述各种形象，甚至还有叫做“骏马”的女性黑客，“杰姬是曼波，女祭司，丹巴拉的骏马〔……〕其他时候，她属于丹巴拉的妻子”（112）。网络空间共同体为女性摆脱现实空间中的男性束缚而提供了可能性，使身份认同更具流动性与归属感，她们自由而洒脱，为网络牛仔服务，更为技术之神服务。
虚拟技术延展了空间的物理性，提供了人类交互的新场域，取代了山川的地理环境，从而使网络矩阵（matrix）成为资本主义无限延续的象征性领土重构。传统国家概念被重新辖域化，虚拟国度“使得资本主义循环得以持续”（Brande 532），并“实现了与早期各国相同的基本职能”（535）。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类世界的意义在于虚构想象，除了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以外，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e）便是第三个层次，“随着人类的种种虚构想象转译成基因和电子代码，互为主体的现实将会吞没客观现实〔……〕到了21世纪，虚构想象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赫拉利133）。互为主体“不是因为个人的信念或感受而存在，而是依靠许多人类的沟通互动而存在”（赫拉利 126），这便构成了网络空间共同体的主体：许多人类并非底层“网络牛仔”或专业黑客，每个人都是推动赛博朋克文化建构的因素，包括被技术资本去具身的富翁维瑞克——一个“被禁锢在一个大缸里已经十多年”（17）的概念体，以及被众人追寻的明星安琪——一个大脑被植入芯片并尊为“奇迹圣母”的赛博格。
由此可见，《零伯爵》中的黑客和蔓生之城化为符号，黑客已不再是那一小部分的边缘人，每个层级的人都是充满他异性的“技术态身体”，“不仅是说我们所处的基于工作的背景以及其他背景都受到技术前所未有的支配，而且意味着生产技术与知识都在向内部移动，侵入、重构并愈益支配身体的内容”（希林 188）。由多国黑客参与、少数财阀控权的赛博世界解域了自然人在场为主流的文化机制，巴瑞城和蔓城依靠“逃逸线”以生成为中心，辐射到四面八方，象征着多元化黑客共建的、四海为家的“黑客帝国”。
02
拟感环境：主客体杂糅的体验共同体
《零伯爵》以虚拟技术突破固定的物理场域，所有人物必须在网络空间建立全新的伦理关系与伦理身份，从而开展各种活动。吉布森以拟感技术（simstim），即模拟感受这一最重要的网络技术手段，来突破黑客之间活动的传统固定场域，使网络成为各个阶层共存的空间。
以往那些建立在五官感知基础上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真实，而拟感则突破了传统感知的边界，为人类提供了全新的体验。科幻小说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就是疏离及认知的在场与互动，其主要结构机制便是想象的框架来代替作者的经验环境。科幻与传奇或志怪小说不同，尽管它们也挑战了作家经验环境的规律，但逃离了地平线，进入了封闭的旁系世界，并不在乎认知的可能性⑨。科幻世界则不同，其不可能性并非全然不可能，而是立足于现实或历史条件的不可能，通过原有的认知框架和伦理体系发生关联，从而生成某种可能性。虽然在第一部《神经漫游者》中，凯斯对拟感操作台（simstim deck）很反感：“那只是肉身的玩具〔……〕虚拟体验只是放大肉体感受，毫无意义”（Gibson, Neuromancer 60）。然而，以虚拟技术去模拟物理空间中的体感，并非意味着不真实。相反，拟感环境解域了实在空间，使一个操作台成为人延伸的媒介，接入它同样有着来自意识与思维的真实感受。
拟感环境突破了人与物、人与非人、人与机器的二元对立，同时也生成了各式各样基于信息数据算法的后人类。“后人类不重视物质性的实体存在，而重视信息模式，生物基底只是历史的偶然，而非生命的必然”（Hayles 2）。海尔斯的观点与笛卡尔的两分法进行区分，笛卡尔认为人就是意识活动，而后人类则强调人是混杂概念。“中心前提并不是思想意识能表现出来就代表人的确定性，而是身体可以存在于空间、时间，并与环境交织互动，它定义了思想意识能够达到确定性的其他参数，恰巧形成了思想与身体的边界”（Hayles 203）。小说中的维瑞克、“洛阿”、安琪及各种声音都是去具身性的生命形态。有个名叫“帕科”的子程序，时而是个六岁男童，时而又是年轻侍者，他的身份从未固定，他自身就以一条“逃逸线”在拟感环境中组装自己，生成杂糅的虚拟身份。
拟感技术就是本体，它并不是基于先知的存在或理念的再现，而是现实的另一个维度。在建筑大师高迪的桂尔公园拟感环境中，当维瑞克最初交给玛丽盒子时，玛丽感到“盒子是个宇宙，是一首诗，凝固于人类体验的边界之上”（19）。宇宙空间感是科技带来的全新体验，是与现实对等的感受。玛丽对维瑞克和帕科起初也曾感到不安，“一直无法确定那些声音是不是真的，最后她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真实只是一个概念，而那些声音就是其中一部分”（301）。拟感恰如其分地解释了“真实就是你感知到它时却没有察觉的东西”（Luhmann 23）。玛丽在感知与察觉之间不断突破自己原来固定的生活场域，对自我与他者伦理关系进行解域，从一开始无法适应拟感到最后赶走声音，都在主动进入和打破虚拟与现实的边界。
“声音”作为拟感中最特殊的物质，在叙事结构和人物关系中起到重要作用，它既是自我的内心独白，又作为后人类主体与他者进行对话。“特纳的代理人是日内瓦的一个电话号码里的一个声音”（210）；维瑞克的声音也总是不经意地经过通讯设备连进来：“哈啰，玛丽，我看不见你，但我相信我知道你在哪儿”（291），声音已经成为现实的操纵者。吉布森甚至将第三十一章独立命名为“声音”，描写了玛丽与制盒者交流中各种声音的交织。玛丽进入泰埃中轴区之一，在拟感环境中找到制盒者，听见谩骂的声音。玛丽进入重力阱舱内，先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然后再次听见沙哑的吼叫声，“正是她在耳珠里听过的那个声音。声音在广阔的钢铁空间内发奇怪的回响”（260）。狭窄的空间为玛丽提供了新的伦理环境，并与各种声音建立了伦理关系；作为客体的技术摄入内在生命，消解了自我与他者的界限。
拟感技术的虚构想象形成了超文本空间书写和互为主体的互动经验。小说中最独特的声音是“奇迹圣母”安琪那隐秘而变化的声音，她的声音作为隐藏的线索为整部小说做出铺垫，预设了多条叙事线和矛盾，生成更大的网络。父亲将生物芯片直接植入安琪脑中，她不再依靠操作台将头脑插入两极，而是让人工智能附于头脑中从而转化为网络空间内的某种存在，实现了人与机械的杂糅状态。实际上，初出茅庐的波比在第一次任务失败后就听到了安琪的声音，她幻化为人工智能使波比脱出回路：“你在干什么？〔……〕杀死我关闭它”（24）。这个神奇的声音使濒临死亡的波比陷入身份困惑，仿佛听见的是自己的内心独白，难以分辨自我与他者。安琪自身被众多洛阿附身也时常自我分裂、诡异痴颠，像录音似的重复道，“怎么了？”（242）看似胡言乱语的声音在她体内已融入多声部，生成了一个赛博格。我们无法确定人工智能之神在哪里，祂无处不在，也不在任何空间，祂可以进入安琪的头脑，使人直接成为智能装置，这是人机共生的最高画面。
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团、个体与虚拟物等多种声音交织形成了复调。“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巴赫金 4）。拟感环境使人物地位平等，人物意识对话包括自我内心独白、分裂冲突，也包括各种真人、虚拟人物、人工智能不断进入对话，他们的杂糅生成新的情境和无限增长的辖域。特纳与安琪、特纳与米切尔、黑客与洛阿、波比与黑客、玛丽与维瑞克、制盒人及帕科等，每个声音和意识主体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多声部并未在作者的统一意识下层层展开，没有任何固定的场域一尘不变地承载着个体的往事与未来，而是依靠拟感技术将解域的要素重新组合，构成全新的共同体。
03
赛博空间：共同体中的人性思辨
拟感环境不仅是赛博空间重要的一部分伦理环境，也是后人类伦理关系得以生成的场域，实现了从独立个体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转化的共同体。《零伯爵》中对赛博空间最直接的解释和最直白的描摹便是：“赛博空间是世界”（152），某种“巨大的东西，犹如尖锐的高山，聚集在赛博空间的虚无之中”（221）。在数据主义之下，世界在被解体，历史也在被符号化。人们可以自由开放地驰骋于四通八达的赛博之网，他们在共同的利益、文化与认同的基础上建构了不同于现实的身份与活动，使网络共同体得以维系。网络“将意识投影到虚空之地，也就是数据网没有结构的区域”（162）。“虚空之地”象征着网络无主根、去中心化的、包含异质性的“解域化”特征。然而，在后人类伦理转向中，小说也为人类主体性的不断异化提供了思想实验。
赛博空间虽然描绘了资本主义终极乌托邦，各个阶层的人们在尽享技术神祇带来的利益时，仍未彻底解决贫富差距与暴力犯罪。世界仍然按照资本划分阶级：“数据网上许多人迹罕至的区域，那些地方在地理意义上代表着当时所谓‘第三世界’”（161）。大财阀和大企业时而出现在网络；时而出现在真实世界；时而又出现在黑客的谈话中。多数不幸的居民周而复始地拼搏，结局仍是一代代永居在蔓城，将生成的感受汇集于赛博操控台，在新旧交替的世界循环往复地蔓延。“蔓城是个扭曲的地方”（195），扭曲既指九龙城寨式的外观，更是技术控制下的心理状态。波比在网络强大的信息控制力下差点丧命，他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可以“挣点小钱”（106）却不被关心死活的热狗人。面对一潭死水的巴瑞城，“波比在思考新的人类举止理论；理论还不成熟，但其中一部分的主题是真正危险的人并不需要展示的事实，有能力隐藏威胁使得他们愈加危险”（14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等全球公害，应当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533）。人类在网络空间中面临着共同的机遇与挑战，赛博技术既推动了新的社会群体认同感，也将网络伦理及道德反思推向新高度。
网络空间并非绝对的乌托邦，它可能助长道德共同体的销蚀，“身体与他人共同在场的会面越来越少，导致自我中心主义抬头，有可能加剧无道德关怀地漠视人际关系和我们的伦理凋零的情形”（希林 202）。小说中的网络空间可以传载意识，这也导致人类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无视身体之于生命的意义。当杰姬被意外杀死后，波比的泪水模糊了视线，“不能因为一个人只是存在就杀了她”（309）。在“金钱当作润滑剂”（235）、“巨手无处不在”（234）的无形之网中，每个玩命的黑客、分裂的自我、变化的声音都在承受着身心剧变，稍不注意就会跌入“重力阱”，无处可逃。获得永生的维瑞克也曾向玛丽无奈地感叹道：“我嫉妒你，嫉妒它们所催动的有序肉体”（21）。可见，无论科技如何进步，人类仍无法完全摆脱肉体和精神之痛。如何维护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值得深思，因为“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习近平 534）。这便是网络空间共同体的现实意义，无论后人类形态多么强大，延续生命的仍是人类的有机身体。
由于“虚空之地”以数据为基础，不同于传统以原子为基础的物理空间，它对人类内在的侵入导致情感异化也不同于工业时代对人类的异化。在面对人工智能时，玛丽多次落泪，“她通常不愿接触拟感这种媒介，她的性格与拟感所必须的被动性相抵触”（231）。拟感技术虽然不再是现实的表象，但并不意味着完全代替现实情感。玛丽将操作台比作虚幻镜像，而“镜子从本质上说就是不健康的”（186）。在网络与物理空间来回切换增加了玛丽内心的疏离感。而特纳在营救米切尔过程中也经历了亲密而恐怖的体验，他分享着米切尔的意识，“十秒钟后，他睁开眼睛，死死抓住绿色记忆棉，抵抗反胃的感觉”（31-32）。虽然自我与他者的融合是赛博空间的特征，但失去自我却偏离了传统的移情效果，沦为技术操控的工具。特纳在虚拟空间耗费大量时间，信息超载导致脱离现实、情感迷茫，从而产生熟悉而陌生的感觉。维瑞克对玛丽说：“你内心的感情打动了我”（21），可见，空间的虚无感削弱了人类文明长久以来的真实情感互动，小说以虚观实，使虚拟与真实互为镜像，促使我们重视赛博空间所造成的偏离人类本真状态的异化。
不同于《神经漫游者》中凯斯肉体与灵魂的碰撞，《零伯爵》聚焦于技术神话对传统文明的毁灭和重建现实的趋势。提及赛博空间，不得不梳理《神经漫游者》中的大财阀泰埃公司“结域—解域”而走向衰落的命脉。泰埃公司创造了人工智能，希冀让其参与公司决策，以此开拓了崭新的网络疆土，形成某种结域。然而，随着“冬寂”和“神经漫游者”这两个人工智能自我进化，逐渐成为控制造物主的力量，最终“解域”了泰埃势力。而在《零伯爵》中，技术之神可以依附于任何后人类存在。维瑞克也像掌握资本的人工智能，其他黑客评论他“自己建立了一个国家，他是唯一的公民”（263）。不同之处在于，泰埃是实体组织，维瑞克则用金钱不断自我进化，“终于能够自由自在地占据任意数量的真实躯体〔……〕他的演化的下一个阶段”（292）。尽管他可以在金钱和技术协助之下变为神祇，但最终还是“解域”了自我，无处不在。
维瑞克最终幻化为象征符号，他是后人类，是赛博空间，也是世界。作为一个根茎结构，他连接着虚实空间每一个人，通过“再结域”重构了赛博伦理环境，也使事件逐渐明朗化。“再结域不是重返原初的辖域，而是解辖域化了的因素在新集合体的构建或旧集合体的改进过程中以各种方式重新结合而进入一种新关系中”（程党根337）。由此，三条叙事脉络在赛博空间中“结域—解域—再结域”，大家为了“大脑里的东西”（322）而汇聚，象征着网络空间共同体的生成，从而逐渐突出主题：密集纵生的数据为每个人提供了逃逸线，每个人都是游牧民，在自由的轨迹与空间中创造崭新的人—人、人—机互动，使命运交错共存于广袤的网络之中，这也是人类在互为主体的虚构想象中最伟大的力量。
詹姆逊认为，“在空间上的最新变异——后现代超空间最终成功地超越了个体人类身体定位自身、感知组织周围环境的能力，从认知上来说，在一个可绘制地图的外部世界中绘制自己的位置”（Jameson 44）。吉布森将高科学性的赛博技术与朋克文化贯穿始终，展望了21世纪之后的网络社会中，人类与机械、自我与他者相克共生的新世界。以前的机器“不能实现人类梦想，只能模仿它。它们不是人，不能改写自我”（哈拉维 320），而如今机器模糊了自然与人工的边界。在人机愈发彼此共存的当代及未来，人类如何突破经验环境与认知，融入赛博空间，同时保持人与物各自的灵性，这是网络空间共同体所面临的最大命题。
吉布森笔下的科技想象使人类首次被“他者化”，内在于我的东西与外力相互渗透，迫使我们思考如何与科技产物共存，这是崭新的人机伦理，也拓展了后人类对话空间。《零伯爵》的标题成为人类传统文明“归零”的隐喻，象征着网络空间共同体之下新旧伦理的交替。借助德勒兹的哲学观可以发现，小说以后结构主义思维反观科技时代的种种可能性，通过虚拟技术生成了“千高原”似的、彼此连结的虚实万象。作为“蔓生三部曲”的第二部，《零伯爵》承前启后，突破了单一的计算机网络空间，黑客帝国层级分明，既有诸如“零伯爵”波比这样的底层网络牛仔，又有去具身性却富可敌国的概念体，以及操纵资本运作的大财阀，只有对这部小说进行深入研究，才能进一步理解第三部《重启蒙娜丽莎》（Mona Lisa Overdrive, 1988）在网络空间共同体基础上如何“重启”人类文明。赛博空间和数据时代作为最具现实意义的叙事，为人类网络空间共同体的建构指明了方向。尽管后人类不再强调自然人的具身性，技术态身体将人与物置于杂糅共生状态，但吉布森却未将科学选择完全置于伦理选择之上，“技术并非生物的对立面，也不是超越或凌驾于人类身体之上的，而是生物的延续”（Combes 82）。一方面人类欣然接受着科学的洗礼与技术的馈赠，另一方面在网络空间建构中仍要维持人性、防止异化。因此，“网络”具有微观及宏观双重寓意，已不止是数据的矩阵，更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下人类全新的共同体形式。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3期
转自：“外国文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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