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作为源远流长的学科，旨在探索意义如何达成说服或认同的问题，而传播学同样不能脱离对意义的传递和认知：两者因共同的探求而遇合，相互映照，各成光影。目前，传播学领域的修辞研究多在实践层面展开，更多地局限于传播现象与案例的修辞学解读，缺少根本性的传播问题关照。刘涛教授《传播修辞学的问题域及其研究范式》一文重返传播研究的修辞学传统，将传播修辞学上升为一个学科领域加以研究，以其在修辞认识论层面探讨修辞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对接逻辑，尤其是“修辞视角”的“出场”所打开的传播学的问题域，以及开启的传播研究的知识生产方式。作者将修辞学作为传播研究的认识视角和逻辑坐标，以雅柯布森的符号语言模式为理论轴线，提出传播修辞学的六大核心问题，建立了相应的元话语体系。全文的理论架构具有原创性，对传播修辞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星（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导）
传播修辞学的问题域及其研究范式
作者 ｜ 刘 涛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视觉修辞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17ZDA290）的阶段性成果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文 章 摘 要
传播学的“身体”里，一直都流淌着其他学科的血液，而修辞学则是其中最古老的学术传统。修辞学与传播学的“相遇”，诞生了一个新兴的学科领域——传播修辞学。不同于修辞传播学的实践取向特征，传播修辞学强调立足修辞认识论这一逻辑原点，赋予传播研究一种修辞视角，将传播问题置于修辞学的知识脉络中加以考察，以此拓展并重构传播研究的修辞学范式。传播修辞学研究的理论路径之一就是聚焦于传播活动的相关要素和环节，分别探讨其来自修辞学的研究视角及其打开的知识话语。相应地，修辞动机问题、修辞情景问题、修辞美学问题、修辞传播问题、修辞语法问题、修辞批评问题构成了传播修辞学研究的六大核心问题域。
如何描绘传播学的理论大厦？相信在罗伯特·克雷格（Robert T.Craig）那篇著名的文献诞生之前，所有的“方案”或“体系”仅仅代表某种有待商榷的“靶子”，共识远远未能形成。而克雷格的意义，固然谈不上是对现有理论格局的“终结”，但他的确以一种振聋发聩的方式开启了另一场讨论。1999年，克雷格在影响深远的《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传播理论》中勾勒出传播研究的七大传统，传播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传播理论的跨学科起源（multidisciplinary origins）问题。如果说传播学是一棵正在生长的大树，当人们集体关注其“枝叶”构成层面的结构、属性和要素时，克雷格则掘地三尺，进入根系深处的“块茎”之中，尝试思考“传播之树”的营养来源及其破土而出的环境条件，即在其他学科那里寻找传播理论“生长”的生命之“源”。按照克雷格的观点，传播学的种子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在那些古老的或者晚近出现的学科土壤中不断孕育，最终经由历史的漫长沉淀，于20世纪“开花结果”，由此获得了“传播学”的学科身份。简言之，传播学的“身体”里，流淌着其他学科的血液，也携带着其他学科与生俱来的知识基因。这些孕育传播学理论的其他学科，被克雷格称为是传播理论形成的学科传统（tradition）。
一、传播研究的修辞学传统
传播理论的学科传统问题之所以会进入克雷格的关注视野，主要是因为他对彼时的传播研究的理论格局颇为不满——传播理论研究越来越碎片化，缺少一种整合的、系统的分类体系。纵观20世纪90年代的传播理论发展态势，一边是研究热度上的“理论狂欢”，另一边又是理论格局上的“体系危机”。如何重构传播理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克雷格的思维非常清楚，那就是立足元模式和元话语实践，提出了传播理论形成的七大跨学科传统——修辞学传统、符号学传统、现象学传统、控制论传统、社会心理学传统、社会文化传统、批判传统。
在这七大学术传统中，本文主要关注修辞学传统，核心的研究问题是：传播学与修辞学的“相遇”，究竟实现了何种意义上的知识生产？纵观现有的理论文献，一种普遍的研究思路是征用一些成熟的修辞学理论资源，将其作为一种认识工具来分析传播现象和实践，以此拓展传播学的理论视域。具体而言，作为传播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李特约翰和福斯系统“打捞”修辞学理论资源，将其“打散”后归入相应的传播学研究“场景”，即具体的传播学领域，如传播者研究、信息研究、交流研究、关系研究、组织研究、媒介研究、文化与社会研究，以此发掘传播研究的修辞遗产及其回应传播问题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如果说修辞学传统的引入打开了传播学的新问题、新范畴和新实践，那么聚焦这一命题的研究便意味着一个新兴的学科领域，本文将其称为传播修辞学（rhetoric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基于此，本文旨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传播进入修辞学的审视视野时，传播学原有的问题、知识、观念是否发生了变化，而修辞学又是如何回应这种变化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其自身又需要做出何种调适或拓展？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当前学界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传播修辞学”与“修辞传播学”（rhetorical communication）加以辨析，以此揭示传播修辞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合法性及其学术身份和问题意识。
二、传播修辞学，抑或修辞传播学？
修辞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携带着明确的“传播”欲望和“传播”基因，其目的就是借助一定的语言艺术，影响甚至改变公众，进而维系一种符合既定秩序和道德规约的公共生活。可以说，就实践过程而言，早期的修辞活动就是今天所说的传播活动，只不过二者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是不同的。当修辞学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进入20世纪中期，遇见大众媒介主导的传播学，一场猝不及防的“对话”发生了——传播在面向历史的“回眸”中，看到了自己熟悉的影子；而当修辞剥去那些曾经的“记忆”和“包袱”后，看到了更大的用武之地。
修辞学与传播学的最初相遇，主要体现为一个修辞传播学问题。20世纪50年代，由于新修辞学刚刚起步，修辞学的主导观念依然是传统修辞学的劝说思想。正因如此，修辞学最早是以“修辞术”的学科身份进入传播学场域，最终回应的依然是一个传播实践问题，即立足修辞学在语言艺术和话语策略方面所沉淀的智慧，建立一种有别于传统传播活动的新的实践形式与样态——修辞传播。
詹姆斯·C.麦克罗斯基（James C.McCroskey）于1968年出版的《修辞传播学导论》中将“修辞传播学”上升为一个学科领域加以研究。根据传者与受者之间的沟通效力和效果，麦克罗斯将人类的传播行为区分为三种，分别是无意传播（accidental communication）、表现传播（expressive communication）和修辞传播。如果说无意传播和表现传播中的意义流动往往存在传者和受者意义不对称的问题——意义要么溢出了传者的控制体系，要么未能产生预期的传播效果，那么修辞传播则致力于构建一种以传者为中心的可控的、可对话的、可沟通的传播方式。这也是为什么麦克罗斯基对修辞传播推崇备至，认为“修辞传播是一个人应该拥有的最重要、最宝贵的技能（skill）。”当一个人拥有了修辞传播的技能，他便可以“通过修辞的方式”传播自己的意图，影响他人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
基于此，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把握修辞传播的内涵：一是作为传播类型的修辞传播，其强调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基于目标导向的传播活动；二是作为传播技能的修辞传播，其强调的是传者在传播实践中所拥有的技能和智慧；三是作为传播手段的修辞传播，其强调的是将修辞传播作为一种沟通工具，以实现既定的传播目的。
尽管传播修辞学和修辞传播学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逻辑，但二者对应的学科身份及其核心问题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概括而言，如果说修辞传播学主要回应的是“修辞传播”这一传播类型的实践机制和策略研究，其学科身份依然属于实践学科范畴，那么，传播修辞学则意味着一个新兴的学科领域，主要强调立足修辞认识论这一基本的逻辑原点，重构传播学的问题域和知识谱系。具体而言，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修辞学的崛起极大地拓展了修辞学的观念。修辞学既是一种认识论，也是一种方法论，还是一种实践论，这意味着修辞学的学科内涵获得了极大的拓展和延伸——修辞学不仅仅是一种“话语的实践艺术”，更是具有了把握语义规则及其建构的社会规范的本体论意义。与此同时，传播学也逐渐从“实践学科”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其研究范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经验主义范式而拥有更为丰富的学科内涵。正是在这一总体性的学科转向结构中，修辞学与传播学的交叉融合，注定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逻辑层次，也会衍生出更为丰富的理论问题。传播修辞学正是本文所关注的学科领域，其强调将修辞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探讨传播学可能拓展的问题域及其可能的知识生产空间。
每一种学术传统都意味着一条通往传播理论的认识路径，那么，如何把握传播修辞学的学科内涵，亦即修辞学视角下的传播问题及思考路径？这一问题涉及对传播研究的“修辞视角”（rhetorical perspectives）及其内涵的认识。一个学科是否能够成为其他学科的理论视角，关键取决于前者是否可以推动后者的知识生产。相应地，所谓的“修辞视角”，可以沿着两个维度加以理解：一是聚焦既定的传播问题，将其置于修辞学的知识结构中，并给出一种来自修辞学的诠释体系；二是以修辞学作为认识工具或方法，重新发现那些被遮蔽的传播问题，或挑战那些习以为常的传播观念，从而在修辞意义上重构传播学的知识结构。因此，传播修辞学关注的本体问题依然是传播论题，而修辞学则作为一种认识视角，旨在重构一种基于修辞认识论的传播学知识体系。
三、修辞视角与传播研究的想象力
概括而言，作为一个跨学科知识领域，传播修辞学强调的是基于修辞学理论与方法视角的传播学研究，其目的是在传播学与修辞学的交叉与融合逻辑中发现和提炼新的研究问题。换言之，修辞视角意味着一种全新的透视“框架”，沿着修辞学这一认识路径，最终看到的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学术传统的传播世界。
当我们关注传播研究的修辞视角时，实际上就是在呼唤并重构一种通往传播学研究的修辞学范式。不难发现，当修辞学作为一种学科视角进入传播学研究体系时，修辞学的意义便超越了修辞传播维度纯粹的“实践取向”，而是致力于发现传播学的新问题，勾勒传播学的新谱系，重构传播学的问题域，并形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经验主义范式的新兴的研究范式，即修辞学范式。例如，环境传播研究包含两种学术范式：一是实用主义范式，二是建构主义范式，即修辞学范式，前者强调的是通过传播的方式解决环境危机和问题，后者强调的是在修辞维度上认识环境议题建构的符号世界及话语机制。
由此可见，传播修辞学所强调的修辞学视角下的传播研究，并非修辞学在传播“海洋”中的理论“畅游”，亦非修辞学面对传播“景观”的理论“狂欢”，而是强调修辞学在传播“场域”中的一种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意义上的理论“旅行”，即传播学因为修辞视角的介入而发现、激活、建构或回应了新的传播问题。因此，传播修辞学的“问题意识”并非来自传播学本身，而是源自传播学与修辞学的“相遇”中所发生的某种深刻的“化学反应”，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亟需回应的传播问题，而修辞学的理论与方法则如同一种透视“框架”，提供了审视这一问题的一种逻辑坐标，这使得我们可以将传播问题置于修辞学的知识视域中，重构传播问题的修辞学属性、内涵、机制及与之相应的认识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修辞视角赋予传播学的既是一种问题意识，也是一种认识路径——问题因修辞而起，也因修辞而去，传播最终在修辞的世界里获得了知识生产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而这恰恰是修辞学赋予传播学的想象力。
如何从修辞学中汲取“养分”，以拓展传播学的理论视域，成为当前传播修辞学研究的重要思路。在皮特·西蒙森（Peter Simonson）等人合编的《传播史手册》一书中，修辞学便占据了极为重要的篇章位置。2009年，李特约翰和福斯合编的《传播理论百科全书》邀请了来自全球十个国家的近200名学者，共编撰了300个理论词条，尝试对传播学研究的相关理论“一网打尽”。为了勾勒300个理论词条之间的学理结构和关系，李特约翰和福斯将其划分为17大类别，其中代表“修辞取向”（rhetorical orientations）的理论词条共有19个，即修辞能动性理论、论证理论、邀请性修辞等。
四、传播修辞学的问题域及研究路径
如何科学地厘清传播修辞学的问题域？修辞学作为一门与语言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其研究已经超越了“语言艺术”维度而上升到“言语行为”（speech act）和“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层面，因此，若能在语言学和传播学的“接壤处”发现新问题，无疑便找到了修辞学最为擅长的切入路径。我们不妨将目光转向著名的语言学家罗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尝试从其语言学模式那里寻求可能的理论智慧。与拉斯韦尔的“5W模式”相比，雅柯布森的主要贡献有三：一是将语言置于传播（过程）语境中，使语言获得了实践的品格；二是发掘了语言的“功能”维度，将语言置于修辞“效应”的层面进行审视；三是关注语言释义的复杂系统，如指称问题、元语言问题等，克服了机械模式的意义缺失问题。必须承认，尽管雅柯布森的理论模式依然是以语言为中心的分析系统，并且未能在传播实践和传播效果的维度提供深入反思，但我们依然可以在他的语言模式中发现一个隐秘的传播过程或传播结构。
基于此，本文依托雅柯布森的语言模式，在修辞学理论视野下探讨传播学问题，尝试突破语言中心的束缚，构建传播修辞学的问题域。本文立足传播学的总体“场域”，以语言的六大功能——情动功能（emotive）、指称功能（referential）、诗性功能（poetic）、传播功能（phatic）、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和意动功能（conative）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传播学的六大核心问题，并将其置于修辞学的理论视域中加以考察，以此形成传播修辞学的六大问题域——修辞动机问题（rhetorical motive）、修辞情景问题（rhetorical situation）、修辞美学问题（rhetorical aesthetics）、修辞传播问题（rhetorical communication）、修辞语法问题（rhetorical grammar）和修辞批评问题（rhetorical criticism）。
第一，就修辞动机问题而言，修辞学既可以建构相应的发送者动机，也可以作为一种认识论洞察到发送者的修辞动机。正是因为修辞视角的介入，传播意图问题超越了传播学理论视域而进入修辞学的认识维度，最终转换为一个可以借助修辞学加以认识的修辞动机问题。第二，就修辞情景问题而言，指称性指向的不仅仅是一个实体，而且也是一种整体的现实状况，其对应的修辞问题便是修辞情景。在传播实践中，指称问题所对应的修辞情景可以从语义功能、指示功能、情景功能三个维度加以分析。第三，就修辞美学问题而言，语言除了指称层面的功能，还有纯形式的“诗性”（poetic）功能，即美学功能。修辞美学超越了艺术领域纯粹的审美向度，而体现为符号形式维度上的话语建构方式，即在符号的呈现形态、表征语言、艺术手法、风格体系等美学层面编织一种更为深刻的意义、话语或观念。第四，就修辞传播问题而言，语言中有一些讯息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而仅仅是为了实现“接触”（contact），即体现为一种纯“交际性”功能。修辞传播意味着将这些交际性的“接触”元素置于修辞维度加以把握，如此才能全面地考察和认识媒介对于社会结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的根本影响方式。第五，就修辞语法问题而言，语言中必然存在“符码”（code）要素，它既决定了传播者的编码和接收者的解码能否获得一致的结果，也承担着解释对象语言的“元语言”（metalingual）功能。符码是一种编码和解码的规则，可以从意义规则层面的语义辞格、意义推演层面的修辞论证、意义再现层面的编码法则加以认识。第六，就修辞批评问题而言，意动功能关注的是修辞效果问题。修辞批评的使命就是发现修辞运作的机制，揭示修辞效果得以实现的不同作用方式，从而把握修辞效果得以发生的意义原理和机制，这为传播学的效果研究提供了分析性（人文主义分析）而非经验性（经验主义分析）的方法和维度。
表1呈现了传播修辞学知识体系中语言学、传播学、修辞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是每一个问题域所对应的元话语体系。必须承认，尽管雅柯布森将传播过程及其语言维度进行了细分，但是他的模式仍然是以语言为中心的，未能充分彰显传播问题的互动性。因此，传播修辞学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引进传受互动的维度，以弥补雅柯布森模型的不足。反过来，当修辞学获得了传播的维度，它就能够跳出文本中心的立场，进而获得丰富的主体内涵、文化内涵和社会内涵。
表1 传播研究的修辞视角及其元话语体系
五、结语与讨论
本文重提传播研究的修辞传统，并非将传播学作为一个从属性的学科领域投入修辞学的河流中接受“洗礼”，而是要立足传播学的主体身份，重返传播学的主体立场，回应传播学的主体问题，从而在跨学科维度上发现传播与修辞之间的对话结构——这是一个学科与另一个学科之间的高贵对话，其目的就是将修辞学视为一种学术范式，识别、发现并重构来自传播研究本体维度的核心问题。具体而言，在传播修辞学的关照视野中，传播学与修辞学的“相遇”，并非强调修辞作为传播的“验证”工具，亦非强调传播作为修辞的“演练”场景，而是强调二者在问题意识层面的整合，即将传播问题置于修辞学的知识脉络中加以考察，以此打开传播研究的修辞视角——发现全新的传播问题，赋予传播研究全新的认识视角，并在修辞维度上重构传播研究的认识论体系。一方面，由于赋予了传播研究一定的修辞视角，相应地也就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拓展了传播研究的知识体系，其主要表现是拓展并形成了传播研究的修辞学范式；另一方面，在修辞学进入传播学这一实践“熔炉”之际，新的传播问题和实践不断检验、挑战并冲击修辞学原有的知识体系，由此推动修辞学理论本身的发展、批判与创新。
尽管本文从传播研究的要素或环节出发，提出了传播修辞学的六大问题域，即修辞动机问题、修辞情景问题、修辞美学问题、修辞传播问题、修辞语法问题和修辞批评问题，但必须承认，这一研究取向主要是为基于“化繁为简”的考虑，也就是在确立领域的基础上寻求可能的修辞视角及其对应的修辞问题。由于传播学的领域还存在其他更为多元的分类方式，因此本文仅仅是提供了传播修辞学研究的一种可能思路。当前，随着新媒体环境下传播格局的变迁，传播学的观念和内涵正在经历一场普遍而深刻的拓展和创新，未来的传播修辞学研究可以沿着两个逻辑进路展开：一是立足新传播环境下的新生态、新领域和新问题，从不断革新的修辞学那里汲取“养分”，从而在修辞视角下推动传播研究的知识生产；二是立足修辞学的“三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发展和创新传播学的修辞学范式，进而重构传播学的知识体系。相比较而言，第二种逻辑真正回应了传播学与修辞学在学科逻辑上的对话问题，因而拥有更大的研究空间。相应地，传播修辞学的问题域及其研究范式便体现为修辞认识论、修辞方法论、修辞实践论视域下的传播研究。
（本文系节选，原文刊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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