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采用回溯研究的思路，以职务犯罪人(原职务为乡科级及以下的基层官员)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了解基层腐败人员的成长轨迹并还原腐败事件的发生过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来解读腐败心理与行为，如果你也对此感兴趣，请和小编跟随作者的视野一起深入探讨吧！
作者: 赵辉1，曾伟2，郭高高2，冯运英2，周颖乐2，孙楚然1，杨波1，张卓1
1.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2.湖南省永州监狱
来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1年第1期
标题:职务犯罪人腐败心理机制的质性研究
摘 要
目的:探讨职务犯罪人的腐败心理机制。方法:通过方便抽样选取20位职务犯罪人进行深度访谈。结果:职务犯罪人的腐败心理发展过程分为腐败绝缘期、信念动摇期、心理麻木期三个阶段;腐败风险因子涉及四个维度:追求物质和金钱的腐败动机，工作中存在的腐败机会，亲腐败思维、灰色官场感知、外归因的归咎模式以及弱化的风险知觉等腐败认知，人情往来所形成的腐败联结。结论:信念动摇期是腐败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腐败行为的发生是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认知和腐败联结协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职务犯罪人;腐败心理机制;
质性研究
腐败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中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1]。我国有关涉腐类案件的调查数据表明，乡科级干部涉腐达到了全国涉腐案件的六成以上[2]，小官巨贪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公职人员群体中，基层官员占据了大多数，基层涉腐案件的危害和影响不容小觑。十八大以后，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腐败势头虽有所遏制，但反腐工作仍是新时代的重要任务。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完善反腐制度、设立监督部门等外部监管手段来惩治和预防腐败，是通过强制约束达到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的效果，但这一效果仅仅是治标，最终达到党员干部“不想腐”才是治本。目前，相关研究多从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视角来研究腐败成因和预防对策，但从作为腐败行为主体的人的角度出发，对腐败心理的变化规律及特点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
公职人员之所以做出腐败行为并非是一时冲动，往往有一个心理变化的过程，在腐败心理产生、膨胀、恶化的过程中会受到来自个体自身特点和周围环境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我们称之为腐败行为的风险因子。腐败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偏差行为。1990年，James Bonta和Donald Arthur Andrews提出“大四”(Big Four)犯罪行为风险因子框架[3]，认为行为史、人格、认知和社会联结是解读个体偏差或犯罪行为最为重要的四个因子。行为史体现的是个体的不良行为史或犯罪史，而对于职务犯罪来讲，个体一旦有职务犯罪的经历就会被开除公职，不再有重新做出职务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因此行为史因子不适用于职务犯罪人。但生命史理论强调个体童年经历对于个体成长的持续性影响，长期生活在贫穷环境中更可能出于补偿心理而做出腐败行为[4，5]，个体的成长史可以作为风险因子之一加以考量。人格特质往往决定了个体一贯的行为倾向，尤其在面临抉择的时候，人格特质作为个体因素也是重要的风险因子。认知是通过认知过程获得的经验在大脑当中形成的态度、观念、归因方式等。个体对于权力[6，7]和金钱[8]的态度、对于腐败行为的归因[9]等等都可能对腐败行为产生引导作用，因此认知需要纳入腐败风险因子的结构体系中。以上三个风险因子均属于个体因素，环境因素的考察也是不可或缺的，腐败行为往往与个体的社会联结(主要是社交网络)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研究者通常无法控制心理变量去诱发个体做出犯罪行为，从而难以得到心理变量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确定性关联。在研究实践中往往采用回溯研究，以具有犯罪行为表现的人群为研究对象倒推犯罪行为的风险因子。因此，本研究拟采用回溯研究的思路，以职务犯罪人(原职务为乡科级及以下的基层官员)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了解基层腐败人员的成长轨迹并还原腐败事件的发生过程，在前述“大四”风险因子框架的基础上来解读腐败心理与行为，考察哪些因素与腐败行为的关联最为紧密，以期梳理出腐败心理与行为的发生与演化机制。腐败行为以个体拥有公共权力为前提，而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具有腐败行为的职务犯罪人，服刑期满后不再担任行政职务，因此研究的应用价值不在于评估该群体的再犯风险，而在于将研究结果推广到领导选拔和纪检监察的工作中去。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方便选取湖南省某监狱职务犯罪服刑人员20名。根据该监狱监管系统中服刑人员的基本信息筛选被试，入组标准为:犯罪类型为职务犯罪;涉案金额首选“数额特别巨大”，其次“数额巨大”。
该组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1，S后面加阿拉伯数字代表被试编号。均为男性;年龄范围为34-63岁，平均年龄51.20±7.06岁;刑期范围为2.50-16年，平均刑期时长8.30±4.15年，平均余刑时长3.50±2.22年;首次涉嫌职务犯罪距离参加工作的时间范围为1.67-37.00年，平均时间间隔22.13±9.95年;首次涉嫌职务犯罪距离被发现的时间范围为0-16年，平均时间间隔4.90±4.11年。
1.2方法
1.2.1访谈程序
首先，编制访谈提纲。访谈提纲的问题涉及成长环境、工作履历、入职动机、人际交往、兴趣爱好、犯罪情节、腐败归因、腐败感知以及反腐建议等方面。经过预访谈和专家指导后形成了31个问题的半结构化正式访谈提纲。其次，做好访谈准备。在正式访谈开始之前调取访谈对象的档案，包括服刑人员基本信息登记表、起诉书、刑事判决书等资料，初步掌握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和犯罪情节。最后，开展深度访谈。访谈主试为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和一名监狱民警(监狱规定外来人员须有工作人员陪同)，通过个别访谈的形式完成访谈，访谈过程全程录音。每个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大约60-90分钟，访谈结束后发放日用品作为报酬。所有访谈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2资料的处理与分析
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其中最关键的步骤是编码。编码体系的构建过程如下:对20名职务犯罪人访谈结束后，根据录音整理成逐字稿，共计约19万字。对访谈逐字稿中的每一个意义单元进行开放编码，再加以合并与整合，旨在将分析单元分配到最能说明目的的逻辑分类框架中[10]。为排除信息提取的个人主观偏向，编码过程中共有4名研究成员参与讨论，其中硕士生2人，博士生1人，博士后1人。开放编码共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半结构化编码，对文本逐句进行分析，将与研究问题有关的词句和段落编码为相应的概念，再将内涵一致的概念整合为分析单元并命名(a1，a2，a3...)。
第二步是主轴编码，对第一步编码的分析单元进行概括与整合，建立分析单元之间的联系，形成一级条目(A1，A2，A3...)。确定一个条目之后，要以此为中心寻找相关资料，有助于将分散的资料进行整合，在一级条目和案例资料的不断比较整合的过程中完成主轴编码。第三步是选择编码，从一级条目中提炼出核心条目，即为二级条目(B1，B2，B3...)，在对其他条目与核心条目的逻辑关系建构中探索腐败心理机制的结构性维度。
结果
对访谈逐字稿经过三级编码后分别提取出分析单元、一级条目和二级条目，并对二级条目从两个分析视角进行组合，包括过程分析和维度分析。过程分析体现的是腐败的演变过程，维度分析体现的是腐败行为的风险因子。
2.1 编码结果
半结构化编码阶段共提取了81个分析单元，如领导监督不严有操作空间(a21)，自己消费对钱有需求(a24)，为子女打算对钱有需求(a25)等。整合81个分析单元，主轴编码阶段归纳出一级条目24个。具体条目和频次见表2(频次表示体现该条目的信息点在所有访谈材料中出现的次数)。在一级条目的基础上，选择编码阶段提炼出10个二级条目，具体条目和频次见表3。
2.2过程分析
职务犯罪人腐败心理的形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腐败绝缘期、信念动摇期、心理麻木期。这一结果与崔洁和肖水金的发现类似，腐败人员经历了从断然拒绝到半推半就再到权钱交易的行为演变过程[11]。职务犯罪人并非天生腐败，这一变化也是在干部的成长周期中逐渐发生的。
第一阶段:腐败绝缘期。公职人员处于入职初期，刚刚步入社会，正在适应工作节奏，大多数在工作当中会表现出一种被“试用”的姿态，对一切工作规范心存敬畏，不敢出错，更不会出现违规违纪违法行为。S“6一开始就是拼命做事”。从被动索贿者的陈述来看，作为公职人员，最开始对于他人的工具性社交是有戒备心的，会拒绝有所图的吃请，退还不合理的礼物，返还不合规的红包，入职初期很清廉(B1)。S8“我之前在乡镇工作，我从不要别人的东西，都退给别人”。
第二阶段:信念动摇期。这一阶段，公职人员往往成长为骨干或领导，虽然人在基层，但手中确实握有一定的权力(B2)。S14“当时我的权力确实很大，买地卖地，县里的土地基本都是我们单位卖的，我又是专门搞(负责)这个事的”。而且权利感还会影响到个体的消费观念[12]。随着年龄的增长，公职人员需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经济压力，子女升学或成家立业(S16)、家庭开销(S13)、改善生活质量(S7)、自己消费(S20)等;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的不匹配让部分公职人员在与他人的比较中逐渐迷失(S9);更有甚者，是因为赌博等不良爱好在资金方面出现巨大缺口(S4)。公职人员存在对金钱的需求(B3)。
这一阶段的公职人员已经熟悉工作业务，基层工作的欠规范和监督机制的漏洞创造了更多的腐败机会(B4)。随着请托办事的人越来越多，在社交网络的人情效应(B5)作用下，面对社会上的诸多诱惑，公职人员开始出现动摇。S1“4实际上对我来说有一个过程。大概30岁之前很正直，确实看不惯社会上一切的腐败行为，在我当上(某领导职务)之后还是有一些变化”。很多人表示内心很矛盾，S1“3一边是触犯法律的事，一边又是巨大的诱惑。当时我想了一下，这个东西搞一下几百万就到手了，算的话我们一个月几千工资，一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并且会将首次职务犯罪描述成是在心理模糊状态下完成的，S“1糊里糊涂地就拿/做了”，事后也会有顾虑(B6)。
第三阶段:心理麻木期。在这一阶段，腐败认知在头脑中已经较为稳固，包括亲腐败思维(B7)、灰色官场感知(B8)以及外归因的归咎模式(B9)。在信念动摇期，首次职务犯罪的顾虑由于没有及时得到惩罚而得以消退，公职人员对于腐败后果的风险知觉也在逐渐下降(B10)，越来越熟谙官场规则的公职人员对于违规违法的阈限越来越高，进入“心理麻木期”。如S7“说实话，当时我已经(到某个位置)了，享受的待遇也比较高，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数字......(收回扣)好像就是一种习惯了”。公职人员出现腐败惯性，从吃吃喝喝涉嫌违规发展到贪污受贿涉嫌违法，并且一直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被发现。
2.3维度分析
腐败心理机制的产生涉及四个维度，即四个风险因子: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联结、腐败认知。
腐败动机:主要反映腐败行为的内部驱力，获取财物是腐败行为的主要动机。对金钱的需求主要来自家庭支出、个人消费、子女规划、不良爱好，以及由于社会比较带来的严重心理失衡。虽然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大多数出生于物质条件相当落后的时代，但职业生涯后期已经不存在温饱不能解决等生存问题，只是转化成了追求更好生活条件的需求，S7“为下一代攒一些钱......提供优越一点的条件”。不良爱好体现了休闲/娱乐方式对个体的影响，有四名访谈对象是因为赌博导致经济紧张，对金钱的需求无法通过个人收入来满足，从而出现挪用公款、被动受贿甚至主动索贿等腐败行为。
社会比较反映的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失衡状态，具体表现为:在成为公职人员后，主要是走上领导岗位后，周围人对自己态度的改变，让自己有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S1“0别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了，见面主动跟你打招呼的人也多了”，但是跟身边的朋友或同学做比较，尤其是当对方的文化水平以及能力各方面都不如自己，而生活条件却远比自己优越时，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的不匹配使他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如S2“按现在这个贫富差距，公务员的生活水平(低)。像我当初在单位，房子2000多块一平米，他们在外面做事的，小学没毕业的一些人住几十万甚至一百万的房子，他们吃的用的穿的各个方面不知道比我们要好多少”;
跟周围的同事做比较，同期入职，但对方“生财有道”，自己逐渐产生心理落差，感觉是胆量而非水平的较量，如S11“人都有攀比心，比如说一起参加工作的，人家都‘搞的蛮好’”;跟自己的服务对象做比较，在涉及工程建设及征地拆迁等领域，公职人员的一个批条可以给开发商带来巨额收益，但公职人员却没有任何回报，强烈的收入反差滋生了相对剥夺感，如S9“我把批文给你你可以赚一个亿，我得到什么了?”。
腐败机会:主要反映公职人员在履职过程中存在腐败空间。首先是公职人员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有自由酌量的空间，如S1供职国土部门，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土地丈量和属性划分是其职责范围，土地面积和属性直接影响到征地补偿费用的金额，而国土部门工作人员在这两方面有自由酌量权;再如S14供职某开发区，买地卖地都需要经过他审批。民间更是用“官不在大小，在于是不是法人代表”来形容“基层官员的行政级别虽然不高但是权力很大”这一现象。
另外，访谈中发现，基层做事很多程序并不是按照法律和规范，而是按照惯例，上一任或者周围人都是这么做事的，有些情况下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否合规或合法，如S4“公款私存本来就是不合规的......当时实际上很多单位都是这样(做)的”。再加上监督体制不完善，领导没有严格把关，造成基层工作制度的漏洞，成为滋生腐败心理的温床。
腐败联结:主要反映公职人员的社交网络对腐败行为的影响。有些访谈对象喜欢应酬，但多数情况下属于工具性社交，即因为对方有用所以才打交道。一方面，有些访谈对象自身的风格属于工具性社交，会有意识地结交对自己有帮助的朋友，意在积累人脉资源。另一方面，行贿者有意接近公职人员，先打感情牌，关系建立以后再表达违规要求，S2“平时在一起喝酒，喝酒喝出感情来了，我这个喝酒也是个坏习惯，喝酒和打牌”。正所谓“喝酒喝茶成兄弟，红包礼金很难拒”，S12“关系套关系，朋友套朋友”，受贿方碍于人情难以推脱，遭遇了“心理绑架”[13，14]，从而出现违规操作。
即便遇到初期坚持原则的公职人员，行贿者也会通过各种说辞将贿赂行为合理化。如S15表示“他(行贿人)就说‘过年了，我本来想给你买套衣服，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我拿两万块钱给你，你自己去买算了’”。偏向工具性社交的公职人员在发生腐败行为的时候，更多地是裹挟着人情往来的外衣，模糊了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的界限，并且倾向于认为顶多是违纪行为，不至于违法。而被工具性社交包围的公职人员则是另外一番感受，不止一个访谈对象曾提及，从事领导岗位多年来一直清正廉洁，但拗不过行贿者的“围追堵截”，有着极其强烈的身不由己之感。S5“不管是谁，他只要有这个权力，就有人要去攻克他，比如说你权力比较大，肯定有人去找你，别人想尽一切办法都要攻克掉你这一关的，满足你的需要，达到他的目的”。
腐败认知:主要反映与腐败行为有关的价值观、态度、观念。腐败认知主要体现在亲腐败思维、灰色官场感知、外归因的归咎模式、被弱化的风险知觉。首先，亲腐败思维表现为对腐败行为的认同以及将腐败行为合理化的认知建构过程，可以总结为:肥私不损公、收礼非受贿、众贪我才贪、办事即帮忙、违规不违法、有钱即成功、退休也褪色。“肥私不损公”强调只要没有伤害公家的利益，自己得些好处也是可以的。S1“我认为人与人之间除了情义上的一些东西，有一些金钱往来也是有必要的，这个原则就是你不要拿公家的，或者拿你职务上的便利去做交易”。“收礼非受贿”是认为逢年过节他人的“问候”是表达对领导的尊重，收受贵重烟酒和红包属于人情往来，不等于受贿。S8“当时说我受贿，我觉得就是送点礼品”。“众贪我才贪”反映了公职人员认为官场的人都不干净，腐败是一种非理性的从众行为。S17“就我平时看到的听到的，别人比我搞的厉害的多的是，我心想那怕什么”。
“办事即帮忙”是公职人员把做自己分内的工作当做是帮别人的忙，如审批审核、工作调动、工程拨款等事项本是公职人员的工作职责，办事人所有条件都满足，是应该给予办理的，却有公职人员将此看做是帮忙。S16“他们(开发商)开发肯定赚很多钱，你帮了他的忙，他赚到钱了感谢你一下”。但开发商赚钱是行业性质所致，搞开发同样会有商业风险，即便一夜暴富也是在付出成本和承担风险的代价下获得的财富，有些公职人员分不清应得利益和不应得利益从而酿成大错。“违规不违法”是指腐败人员认为做事的底线是不违法，违规是可以接受的，这是缺乏“红线意识”的典型表现。S13“逢年过节，有求于你的人给你三两千的红包，最多是违纪，不至于违法”。
“有钱即成功”是一种典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把是否有钱、财富多少看做是一种尺度来衡量个体的地位和价值。S10“比较羡慕有钱的人，也想当个有钱的人”。“退休即褪色”常见“现象”，即在退休之前肆意敛财，因为公职人员认为为官者在不在位差别很大，“有权不用，过期作废”。S13“自己到了这个年纪了，也干不长了，想为以后退休留下一笔财富”。
其次，灰色官场感知反映出访谈对象将自己所感知到的工作环境建构为灰色官场，可以概括为“腐败是常态”和“规则有明暗”。如S9“到年终考核的时候很正常的，一个小红包肯定少不了，这是每年不成文的规定......别的单位都给小红包，你们单位不给，这很正常的，这个东西上不得台面，但都心知肚明的事情”。对于公职人员来讲，如果他们所感知到的工作环境是干净有序的，必然也会按照廉洁自律的要求来规范自身的行为。
S14“什么事都要靠人情往来，我以前很排斥的，伤了很多脑筋。天天琢磨那个行长喜欢什么，他母亲生日是哪一天，他母亲哪天又不舒服了，他家里的人全部都要打听到，其实好烦。但是你不去办不成事。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陷进去了，别人找你的时候，你慢慢潜移默化地也就变成他了。当你变成他，另外一些人也向你学习看齐的时候，他们也变成你了，这个是很可怕的。”腐败会传染，这也是为何要重视公职人员的“腐败感知”。
再次，外归因的归咎模式体现在认为自己被抓是运气不好;腐败的社会风气或大环境导致自己随大流;腐败行为是领导授意;不这样做在官场/职场混不下去，不合群，会被排挤。如S7“举个例子，假如10个人有8个人在做同一件事情，还有2个人(不做)，肯定8个人看这2个人看不惯，所以我一下没坚持住，就随大流了”;被抓是有人整自己。只有极少数的访谈对象认为自身也存在原因，自身约束力不够，不能坚持原则。最后，腐败后果的风险知觉是指公职人员对于职务犯罪所要承担的风险和后果的认识程度。个别访谈对象表示完全不了解涉嫌职务犯罪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党内纪律，因为以前工作单位的纪律培训或法律普及流于形式，S7“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并且个体也没有有意识地去确认职务犯罪所要遭受的处分及刑罚。但更多的访谈对象完全了解后果，因为存在从众心理和侥幸心理，逐渐放松警惕，S“8感觉他们都可以这样，大气候就是这样，别人收了都没事，我也不会有事”。
讨论
研究通过质性分析的手段，对20名原来在基层工作的职务犯罪人的实地访谈材料进行分析，探讨公职人员腐败心理的生成、膨胀、恶化机理。研究发现，职务犯罪人的腐败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腐败绝缘期、信念动摇期、心理麻木期;腐败风险因子涉及四个维度: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联结、腐败认知。
基层公职人员的腐败心理演化过程往往经历了一个从入职初期的“初心”状态，到首次越线的动摇阶段，再到习以为常的麻木状态。关键阶段在于信念动摇期，尤其在首次越线之后，就像迈过了一个“门槛”一样，偏差行为并未受到惩罚，日渐牢固的腐败认知以及金钱或物质带来的满足感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腐败行为，随后腐败的风险知觉逐渐下降，设防变撤防，最终形成腐败惯性。根据职务犯罪人犯罪相关变量的分析，首次涉嫌职务犯罪距离参加工作的平均时间间隔为22.13年，样本中出现最多的间隔时间是20年，所以，参加工作20年后是职务犯罪发生的易感期，可作为信念动摇期的时间节点参考。这个阶段的基层公职人员，在遭遇官场瓶颈、升迁无望之后，更多的是出于对物质的追求。
在对腐败行为风险因子的考察中，研究未发现早期贫困的成长环境对腐败行为的影响。本次的访谈对象有14人出生于五六十年代，4人出生于七十年代，仅有2人出生于八十年代，绝大多数访谈对象小时候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是比较落后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多是吃苦的经历。但是在谈及成长环境对自身的影响时，反馈更多的是艰苦环境让自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品质，而没有提及早期物质匮乏的经历会导致后期的补偿心理，成长环境与心理贫穷感之间的关联在本研究中并未获得相应支持。所以根据访谈得到的信息，接下来并没有把成长史作为贪腐行为的风险因子之一继续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基层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是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联结和腐败认知协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腐败动机和腐败认知属于内在的个体因素，腐败机会和腐败联结属于外在的环境因素。腐败动机主要表现为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公职人员满足基本需要、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本无可厚非，但要建立在合法合理合规的基础上，有能力区分基本需要和过度需要也是公职人员保持廉洁的基本要求，否则攀比心和相对剥夺感[15]作祟，物质需要便会成为引发腐败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腐败认知是腐败行为的主观条件，是支配个体做出腐败行为的主要因素。“肥私不损公、收礼非受贿、众贪我才贪、办事即帮忙、违规不违法、有钱即成功、退休也褪色”等亲腐败思维，将腐败行为逐渐合理化，消除了腐败人员做出腐败行为后的愧疚感;将官场构建为“腐败是常态”和“规则有明暗”以及将腐败行为外归因都在暗示腐败污染难以靠公职人员自身加以清理;再加上对于风险知觉的阈限逐渐升高，警惕性完全丧失。在以上腐败认知的引导下，腐败行为是必然发生的结果。腐败机会是腐败行为的外部条件。本研究中，腐败机会的出现，更多地是因为管理制度的笼子没有扎牢，留下了一定的腐败空间。权力不受制约，拥有自由酌量权，是腐败人员权力寻租的前提条件;对于违规操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形当中降低了腐败成本，增加了权力寻租的操作空间。
腐败联结是腐败行为的客观条件，主要表现为行贿者的曲线接近以及社交中的人情效应。正是因为这些社交网络带来的联结为腐败行为做好了铺垫，使得公职人员有途径或者被动受贿，或者主动索贿。中国的人情文化也易化了腐败意图的产生[16]。
访谈对象在不同阶段的腐败程度及相应的心理变化可以反映腐败历程，是未来针对不同阶段制定相应措施的基础与参考。研究启示:腐败存在“跨门槛”效应，要在公职人员廉政建设中抓准关键期-信念动摇期。根据公职人员的职业生涯周期和本研究总结出的腐败心理发展历程，建议制定专门针对公职人员的个性化全周期干预方案。可以分为职业生涯初期、职业生涯中期和职业生涯晚期三个阶段，中间灵活穿插临时性干预预案，即当发现公职人员出现腐败迹象的时候，及时敲打，化解腐败倾向。职业生涯初期的辅导方案重在法律法规、从业规范、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普及，明确纪律的“红线”，提前预告从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腐败风险因子，并提供相应的应对措施建议;职业生涯中期的辅导方案重在回望初心，通过各种途径强化廉洁意识，可通过相关案例回顾以达到警示效果，强调伴随职务升迁可能产生的心理变化以及可能面临的“围猎”风险，标记并驳斥亲腐败思维，警惕“对红线视而不见，对底线模糊处理”的风险知觉弱化现象;职业生涯晚期的辅导方案重在强调退休不褪色，强化职业操守的重要性。开展对公职人员的培训干预工作是对监督执纪工作的补充，旨在从预防的角度从源头上消除腐败的苗头，清除腐败的隐患。
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
有待未来进一步改善。
一是研究未体现“大四”理论中的人格因子在腐败心理机制中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人格的影响不存在。人格的维度有很多，往往需要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评估，访谈中得到的信息有限，难以做出精准判断，未来可以结合相关人格特质的问卷加以考察。
二是研究取样的局限。研究对象属于特殊群体，尤其职务犯罪人较为敏感，难以做到全国范围内随机取样。研究样本仅取自一个省份，并且没有行政级别较高的职务犯罪人，所以取样具有局限性。未来应将取样范围扩大，按照地理位置的分布选取省份再增加样本以提高样本的代表性;争取涵括高行政级别的被试，考察不同行政级别公职人员的腐败心理机制是否存在异同。
三是研究设计的局限。腐败行为的表现形式包括权权交易、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但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权钱交易或其他与金钱有关的腐败行为，因此文中所说的腐败心理的含义相对具有局限性，当然这也是研究取样的局限所导致的不足。未来应进一步扩大样本，区分涉及三类交易的研究对象，分别考察其发生机制，从而完善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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