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学界对案例研究方法的探讨在不断推进，但仍不够系统、深入，特别是对不同学科中案例研究方法的“对话研究”还显不足。作者试图对不同学科领域在应用案例研究方法过程中存在的差异化问题，以及对国内单案例、多案例以及跨案例研究方法进行有效分类、对比分析、深入探究，考察这三种研究方法在国内不同学科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科学范式、研究思想、研究规范、方法技巧等方面提出系统化的对策建议，以此为未来国内案例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成熟发展提供借鉴。
作者：王振波
来源：《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22年第3期
摘要
案例研究方法在多个学科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当前国内案例研究方法呈现出单案例研究注重深描、多案例研究倾向于对比、跨案例研究偏向于统计分析这样一种图景概况。而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单案例研究存在着过度的目的性选择，其典型性和研究效度不足；多案例研究缺乏科学性的比较与结果检验；跨案例研究存在着证据过度裁剪及其整体的研究效度不高等问题。因此改进国内案例研究方法，应着眼于案例研究中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的优化，着重于案例比较研究中的中心思想确立与操作的规范化，着力于案例研究中的定性与定量的融合提升。关键词
案例研究方法;单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跨案例研究;方法论;
引 言
案例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并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就该方法应用的类型来看，主要聚焦于单案例的典型性研究、多案例的比较性研究、跨案例的统计分析等。国内学界对案例研究方法的探讨主要聚焦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其内涵特征的厘定。案例研究方法凸显着经验性和实证性的研究特征[1],同时也类属于解释意义的范畴[2],集中探究“How”(怎么样)和“Why”(为什么)之类的问题[3]。二是比较视野下的方法论廓清。这里涉及案例研究方法内在的不同研究类型的比较、案例研究与其他方法的异同探讨。如对Yin的六阶段研究法、Eisenhardt的八步骤研究法、Pan的SPS研究流程进行方法论的比较研究[4]。通过案例研究方法与案例教学法的差异性比较[5]或与其紧密联系的关系分析[6],进一步廓清案例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内涵。三是规范性研究指标的建构。案例研究的规范性指标构建集中在三个方面：研究设计、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7]。通过建构研究设计领域、数据收集与分析领域的严谨性测度指标来探讨案例研究方法本身的严谨性[8]是一种较好的研究路径。而对规范性研究指标的具体细分应包括研究问题、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研究方法、案例分析与研究发现、研究结论五个方面[9]。四是方法的局限性讨论。一些学者对案例研究方法本身是否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展开反思和质疑，并由此指出该方法存在着主观经验性，从而使其更多依赖于研究者的能力。不仅如此，案例研究对研究“质”的强调和对样本“量”的要求并不严格[10]。而更多的质疑聚焦在方法本身的有效性、结论的普适性[11]、知识增长性、学理共享性等问题。综上所述，尽管学界对案例研究方法的探讨在不断推进，但仍不够系统、深入，特别是对不同学科中案例研究方法的“对话研究”还显不足。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不同学科领域在应用案例研究方法过程中存在的差异化问题，以及对国内单案例、多案例以及跨案例研究方法进行有效分类、对比分析、深入探究，考察这三种研究方法在国内不同学科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科学范式、研究思想、研究规范、方法技巧等方面提出系统化的对策建议，以此为未来国内案例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成熟发展提供借鉴。
当前国内案例研究方法的现状
通过借助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到12 579篇与案例研究相关的期刊论文1。基于研究目的、学科划分、定性分析和模糊处理方法，对其进一步筛选，得到3 504篇，并把其大致划分到两大学科门类：应用社会学(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社会抗争等主题)、管理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相关主题)。通过借鉴案例研究的相关理论对本文检索到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文本的归纳整理，得出案例研究的一般构成要素包括研究主题与研究类型、研究问题与研究目标、研究命题与研究假设(如果有的话)、案例选择及其分析单位、案例数量及其嵌入的方法、资料收集与资料分析(链接与研究假设的逻辑)、研究结果的解释标准及其相关检验等。把这14项指标作为综述和评析国内整体案例研究图景的类型划分依据，最终归纳总结出三种案例研究类型：单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和跨案例研究，三者的比较分析见表1。
1.1 单案例研究注重深描
单案例研究(或个案研究)指向对某一研究对象进行纵向上不同时点的深度探究和分析，归纳总结相应的演进路径，进而提炼出相应的理论或规律[12]。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单年度发表的单案例研究论文数量从1993年4篇猛增到2020年151篇。在逐年增长的背景下，发表总数高达3 055篇。研究的领域涵盖基层社会治理、经济管理等领域。从上述统计的数据来看，单案例研究是国内大多数学者较为青睐的研究方法。单案例研究常常与民族志、扎根研究融合在一起。单案例研究中的深描，是沿着一种由过去到现在的时间纵向序列、由点线面体所构成的空间横向连接网络，由这些时空所共同形成的案例描述。其具体运用的理论方法包括人文地理学、民族志、历史编纂学、传记法、语词编纂学等。单案例内在的情景单元间的比较能够提升其自身的研究信度[13]。单案例研究假使能够突破个案内聚性知识的有限性局限，并且面向内外关联现象进行适当的延展，从而形成错综交织结合以及丰富信息的承载图式，那么这种研究方法就有可能超越因其自身有限的案例数量局限，从而具有一般化的启示价值。
从经验性的研究判断来看，通过个案方法研究一个特殊性问题比通过规范性研究分析一个一般性问题更有说服力。就个案研究设计的适用范围来看，包括反驳型个案、检验型个案、极端型个案、关键型个案、典型代表性个案、启示型个案、时间纵向深描型个案[3]。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需要采取不同的个案类型。但个案研究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比较注重“深描”,即围绕着研究主题，通过访谈、观察等方式来实现对人、事件、情境等变量因素进行深度描述。在研究内容上，其突出的特点是详尽、细密的证据细节，表现出叙事中内在的“联系”“情境”“过程”,在努力实现证据资料的“原汁原味”和让读者感到“身临其境”的同时，还要对这些一手资料进行分析、筛选、编码、加工和观点提炼等。但单案例的“深描”在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普适性能力较差[14]。其基于扎根“深描”研究所归纳推理出的结论，在适用的广度上存在局限性。从单案例内在的分析单位来看，一般包含单一的整体型分析单位(单一层级分析单位)、复合的嵌套型分析单位(多层次的分析单位)[3]。而这些分析单元在有些个案研究中像多个内窥镜一样，通过多个视角来刺探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发展路向，并检验相应的理论假设和逻辑关系。这种纵深的逻辑认知和话语描述，使得其在横向的宽领域复制、移植和推广方面遇到问题，这是个案“深描”面临的挑战之一。
就国内学者常见的单案例研究主题来看，集中于城乡基层治理、企业经济行为与企业发展等方面。例如刘林平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并把其切分为八个小的分析单位，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调查，揭示内在的关系逻辑[15]。许晖等以天津力神公司为单案例研究对象，通过收集资料，深度描述了力神与关键客户关系的五个发展阶段——知晓、探索、拓展、承诺、衰退[16]。陈逢文等以重庆领导科技公司作为纵向单案例研究对象，通过收集资料、建构证据三角，深描了企业创业过程中的初变、转变、突变的时序发展过程[17]。张紧跟、庄文嘉以广州业委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个案，通过调研访谈、参与式观察、二手资料收集等方式对草根NGO进行研究[18]。
1.2 多案例研究倾向于对比
在多案例研究中，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思路遵循复制法则[3],即首先提出理论假设或建构相应的理论框架，然后通过案例选择、逐项复制、差别复制来验证、修正或推翻之前的假设。这种研究遵循着论证的规则，即为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案例研究模仿自然科学中的重复性实验原理来保证社会科学中案例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与国外研究偏向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方法相比，国内研究既注重多案例研究中的复制法则，同时也重视把多案例研究与比较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多案例比较研究的优势之一就是要克服单案例研究结论存在的普适性问题和外在效度不足等，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复制法则。通过多案例间的对比，或者基于对比研究的需要选择多案例，比较的目的和宗旨就是要推演出相应的结论。比较工具和比较方法的选择是多案例比较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比较标准和维度的选择常常是基于案例情境中可能出现的变量数量、性质、特点，以及被比较样本案例间的差异化状况。事实上，具有较强主观目的抽样性的案例选择为比较研究框定了基本框架和比较情境。描述、解释、并置、比较是一些学科常用的比较范式[19]。在多案例的比较研究中，既有历史性民族志比较，同时也有空间上的理念形态、发展模式、运行逻辑、结果成效等方面的比较。在多案例的比较类型中，包括对比求同法(最相异案例法)、对比求异法(最相似案例法)、求同求异共用法、相互对比归纳法等。在比较的形态上，既有建构性比较、系统性比较，同时也有解构性比较。
国内在进行多案例的比较研究中，首先是进行案例的选择与可对比性的确定。这就涉及前文所论述到的典型代表性案例选择，只有挑选出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通则性的案例对比，才能在比较研究中寻找到研究对象的一般差异性。其次是比较的维度和标准。事实上没有统一的比较模式和标准，具体需要根据案例之间所包含的变量，围绕研究目标和研究主题，解析出比较因素。只有在这两者有效结合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界定出案例比较的维度。最后就是通过多案例比较得出相应的“同”和“异”,并由此归纳出一般性的结论。
国内多案例研究的议题主要集中于产业链理论、企业发展、基层社会建设、基层治理等相关方面。例如吴先明、苏志文通过采取三级编码并结合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法，对7个案例进行类型划分和对比，探讨我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来实现技术赶超问题[20]。王春艳等采用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对阿里巴巴、Facebook、雷士照明三个案例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对比分析，探讨企业创始人对企业控制权问题[21]。应星在对选取的四个个案比较研究中，注重个体分析单位、群体分析单位的融合与对比分析，以此来探讨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22]。郑永君在框定的四个维度上(即组织基础、议题设置、协商实践以及协商效果)对安徽滁州T县三个村庄协商治理的状况进行对比分析[23]。
1.3 跨案例研究偏向于计量统计
跨案例研究旨在对复杂性现象的探讨，并由此获得研究对象的全貌。跨案例研究在识别等效结果的条件组态、拓宽理论解释维度和实证结果的外部推广度等方面会发挥重要作用[24]。相较于个案研究中的深描，跨案例研究通过统计分析来实现解释型案例的逻辑演绎。即通过有效的文本资料分析、语义资料的计量统计，追求对研究对象所涉类型的全面性、多样性、系统性探究。跨案例研究由于拥有较大样本量的特点，使其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定性研究的局限，兼具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双重特性。但事实上，跨案例研究仍然保留着案例研究的特点，与定量研究的明显区别是——跨案例研究不是以数字为基质所进行的回归分析和数量统计描述，而是在一致性方法和差异性方法指导下，借鉴数学逻辑图式搭载相关分析单位和变量来演绎和检验相关变量的关系，并在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与可替代性中解剖案例背后的本质联系。
跨案例研究的一般程序包括：收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资料，然后建立相应的资料数据库，其后进行分类、编码和变量设计，最后运用相关的软件或模型进行定量统计分析，进而得出相应的结论。由于跨案例研究在获取大量一手资料证据上的高门槛、长时段信息搜集等方面的高成本，使得研究者通常会选择数量较多且较易操作的二手资料或者把一手和二手资料予以混合，以便克服上述问题。在跨案例研究的定量分析中，运用最多的是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方法。QCA的指导思想就是着眼于整体和系统的案例层面进行比较分析。案例选取强调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中每个案例是由条件变量予以构型(Configurations),而这些条件变量之间是相互依赖的。通过案例比较，找出条件构型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QCA中所产生的“构型效应”超越了传统回归分析中的单个变量独特“净效应”[25]。QCA表达了一种多重并发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并彰显出等效性、多样性、条件的复杂组合等特征[26]。QCA实质上是通过寻找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案例集合，同时对这些案例集合进行筛选，并获得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次集合”案例。其后基于一定的经验和理论指导，在这些“次集合”案例中归纳整理出关键元素，并进行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归类和编码，运用相关软件和逻辑关系进行变量间的因果匹配(如布尔逻辑),最后得出变量间的逻辑解释关系。
国内运用QCA进行跨案例研究，其议题主要聚焦于企业并购、产业发展、公共政策、邻避冲突等方面，例如郝瑾等综合运用fs QCA和mv QCA进行数据分析，对中国5个跨国企业的46家海外子公司进行跨案例研究，探究相关条件组合的理论逻辑以及相应的因果关系[27]。张明等借助美国SDC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库，运用cs QCA方法对选取的94个并购案例进行相关研究主题的分析[28]。杨志、魏姝从官方网站、期刊数据库中收集资料以建立资料数据库，运用QCA方法和相关软件分析政策爆发的生成机理[29]。万筠、王佃利从网络媒体、期刊论文、博客论坛等多个渠道中选取40个案例，运用fs QCA方法探究影响邻避冲突结果的因素[30]。
综上所述，通过对以上三种案例研究方法的分析，可以总结归纳出三者的异同点(表1)。三种案例研究方法在案例数量、研究方法、案例的交叉类型、证据来源、效度检验等方面既有一些相同点，同时也有很多不同点。尽管这些案例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诸多学科领域，但仍然存在一些亟待改进之处。
国内案例研究方法存在的一些问题
2.1 个案研究中存在着过度的目的性选择，其典型性和研究效度不足
相比于自然科学为证明某种理论假设而常用到极端案例、反常案例、关键性案例而言，人文社科类，特别是国内一些从事经管类实证案例研究的学者，常把典型性个案研究作为论证某种观点或验证某种假设的常用方法。国内一些学者偏向于目的性抽样或者理论抽样指导下的个案研究，特别是典型个案选择。而这种研究存在的问题是描述性偏差与选择性偏差，以及过度依赖“概况、总结与推理”的逻辑方法，从而在事物本质规律的探索方面，出现“反思性衰退”。在个案的描述、解释以及探索等方面，研究者存在着信息收集、深挖、捕捉、筛选、处理等方面的主观性选择。而这种主观性选择既受到外在客观环境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受到研究者本身的注意力、关注点、研究思维、认知判断等方面的影响。虽然可以通过增加个案中嵌套型子案例的数量和拉长案例研究的时间长度(例如通过扎根的研究方法)来降低研究结果的偏差，但单案例研究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其只能在单一的个案中进行时空场景的“深耕”。而这又进一步涉及案例研究者本身的学术洞察力、实证经验积累，特别是基于自身认知和对所处场景的观察，以及研究主客体之间的符号互动关系。在运用恰当的语言来精确地描述相关研究场景和研究对象的背景下，案例研究者决定了案例描述的主体性与其内容的客观化，而其认知的局限性、主观偏好、非全面性的判断，可能导致案例研究在描述、解释、探索等方面出现偏差。
此外，个案的特殊性与一般性、典型性与通则性的矛盾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案例本身是否在一个科学的样本框中进行有效的抽样。而在国内一些学者的个案研究中，不仅缺少案例样本框的有效建立和对有效抽样方法的选择，同时也缺乏对个案所代表的样本整体性或通过特殊性个案来得出有说服力、通则性、一般性的结论。于是，在无法通过典型代表性案例来论证或演绎一般性的理论假设或命题，并由此形成“有条件的一般化”的情况下，这种不完全枚举归纳推理的下限极端情形所产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和克服。除非选取的案例样本数量达到了饱和，或者通过外部效度检验方法予以解决，如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
在个案研究中，即使是运用扎根理论在非样本框中进行特殊的单案例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当个案研究中存在着多层级的分析单位和/或嵌套多个案例的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如果对研究主题与其所包含着多个分析单位或者与嵌套多个个案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当，就会使其在建构效度和外在效度上出现问题。例如，有的学者在研究基层政策执行的问题中，选取H省J县政策执行的“加码”作为典型的研究案例[31]。然而作者并没有进一步阐释H省有多少个县以作为抽样的样本框，也没有进一步交代J县为什么被抽取为典型案例，其在与H省其他样本县的比较中，到底典型在哪里。在进一步的分析单位中，作者其实是以J县中的P乡作为重点的“深描”对象。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作者在层层细化研究对象和分析单位的过程中，P乡是否既是J县的典型分析对象同时也是H省的典型案例?若是，那么这样的嵌套式典型性研究能否承载起把小型个案归纳推理上升为一般性典型案例?若不是，除非得出的这种结论仅仅局限和适用于这一案例研究本身，否则就存在严重的信度和效度问题。特别是太过特殊化的案例研究本身就存在归纳推理一般化的局限性和制约性。
从CNKI数据库检索到的期刊论文来看2,工商管理类、部分经济类单案例论文与应用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的单案例论文在案例研究方法的具体应用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前者在单案例研究中通常会对研究方法、案例选择、案例资料收集、信度及效度保证等方面予以详细阐释。而后者则缺乏个案研究设计，要么预先建立相应的分析框架，直接切入到个案的叙述与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结论；要么围绕着某些演绎性的论证观点，把个案内容“肢解”为碎片化的论据以作为论点支撑。后者对个案研究设计的忽略性处理，以及对典型个案本身“超载支撑”着一般性或宏大的研究主题这一矛盾中的问题认识不足，使得其从特殊个案归纳推理出的一般结论面临诸多挑战和竞争性解释。上文论述的H省J县政策执行的“加码”案例正是后者研究范式产生问题的具体表现。
2.2 多案例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的比较与结果检验
理解的客观性不能靠预先认知观念的抽象来获取，而只有把认知的主体及其客体连接在历史的语境下进行思考才能获得一定的效果[32]。国内一些学者偏向于“规范化”的多案例研究，特别是把预判性、思辨性论证过度延伸到案例的实证研究中，或者形式上是实证案例研究，实质上却是规范研究。在这种实“规”(规范研究)、虚“案”(案例研究)的两层皮式的研究中，不仅存在科学性的案例研究设计空缺，同时还忽视了控制变量对因果变量所产生的各种影响，由此得出的相关结论或观点因为缺乏相应的检验，从而使其内部效度存在诸多问题。即使有相应的案例演绎，也可能是循环论证、同义反复，在理论增量和学术创新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在规范研究与案例研究混杂的情形下，一些研究者通过典型案例和不完全枚举归纳推理，本身就存在案例材料“过分萃取”和“拔高”解读问题，或者说本来是或然性结论，却可能被研究者过度解读为必然性结果。
在案例的比较研究中，科学化的比较与结果检验是案例研究的重要策略，尤其在多案例的比较研究中，科学化的比较研究设计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不论是检验命题还是发现命题，面临的问题是案例可比较性中的“变量太多、样本太少”,以及对案例中关键性干扰变量的相似性、共同性这些决定案例匹配性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考虑不足，“即把结论建立在并不真正独立的案例之上”[33],这样就带来一个案例可能受到某一或某些不可控变量的影响，而另一案例则很少有不可控变量的影响，而对这样的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就使得因受到干扰变量的影响而出现研究结果的偏差。而这样的案例选取和操作方法常常影响案例研究本身以及相关的研究效果。
在多案例比较研究中，在比较标准设定、比较因子选择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国内学者在比较因子的选择上，直接套用国外学者现成的研究思路来分析我国企业财务困境的应对策略[34]。有些学者的比较因子选定不够完善，导致比较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降低。其中相似案例研究(“同中求异”)和相异案例研究(“异中求同”)[35]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例如有的学者选取陕西省镇坪县人大和深圳市坪山区人大两个异质性案例来研究中国地方人大的履职管理驱动型创新模式[36]。其中纵向时间维度的比较就存在问题：镇坪县人大主要领导任期已经超过近两个任期，而坪山区相应的人大主要领导只有近一个任期。两个地方不同的任期时段及其内在的发展机制恰恰是影响地方人大履职管理驱动型创新模式的重要变量。于是时间纵向上的错层次比较引发的问题是——“如果研究的变量本身是连续性的，那么研究‘度’的问题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35]。该案例运用“异中求同”法进行比较研究，但在相异的地方做“排除性”检验，在相同的地方做“支持性”检验等方面还存在有待改进之处。
从对CNKI数据库有效检索到的331篇多案例期刊论文来看，经管类的多案例研究论文在研究方法方面相对规范。这表明，案例研究方法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应用存在差异化的格局，即有的学科在相关研究方法的应用上相对较为成熟，有的学科还存在有待改进之处。
2.3 跨案例研究存在证据过度裁剪及其整体的研究效度不高的问题
案例研究方法非常重视案例的证据信息来源。“观念是含有经验材料的思想。如果相对于经验材料，思想过于宽泛，我们就会陷入宏大的理论陷阱；反之，如果让材料吞没了思想，我们则会陷入抽象经验主义的圈套”[37]。由此可见，在强调经验材料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证据材料与其思想提炼之间要形成适宜的平衡关系。信息来源的多样化、系统化，进而形成证据三角形，是保证案例研究内容真实性、科学性、全面有效性的基本前提。“科学就在于把理性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38]。案例研究的信息来源包括文件、档案记录、访谈、直接观察、参与式观察、实物证据[3]、民族志、逸事等。于是，要想从已有的案例证据收集中得出有力的观点，证明或检验已有的理论假设或命题，那么就要把收集到的多样性证据予以组合并形成稳固的证据链。而国内一些案例研究者常常重视“知识生产”的“结果导向”,而对“知识生产”过程本身的科学化操作过程重视不足。在案例证据收集的全面性、层次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等方面存在问题，尤其是习惯于采用“已经对客观现象加工过的”二手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再裁剪”,并以此来验证、检验已有的理论假设和观点命题，或推出新的结论。在资料解读“过度拉伸”“三角验证”存在不足、证据“溯源”无从着手的困境下，造成案例研究本身的非严谨性、研究结果的非充分论证性。
不仅如此，在当前跨案例研究与资料裁剪过程中，一些跨案例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的内生性局限、案例研究者本人对其不成熟的应用、案例研究过程中的操作不当等，导致案例研究存在多种问题。国内一些学者常常运用QCA方法对大量的案例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如对网上新闻报刊的案例、期刊论文摘选的案例，以及相关数据库检索到的案例等进行收集，通过对这些二手资料整理归类，建立相应的案例库，然后运用QCA方法及其相关软件进行分析。然而其中的问题是：研究者依赖的这些证据资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揭示研究主题的本质规律、同时又与研究主题形成缜密的逻辑证据链条?特别是案例证据的收集单位与案例分析单位如何形成逻辑上的自洽?研究主题、分析单位、证据收集如何形成协调统一?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而建立在案例证据“纯度”不高以及对证据的“粗放化”处理背景下，运用QCA所得出的结论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经得起反复推敲，特别是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进行全面、有效、真实的反映，这些都是涉及证据资料本身与客观事实之间因果矛盾的问题之所在。罗伯特·殷在其案例研究的著作中就突出强调网络信息等二手资料要谨慎使用，要保持高度的怀疑态度[3]。况且对一些社会事实经人为主观因素“筛选过滤”后所形成的二手资料进行编码、操作性分析、事实的推理判断，这种研究分析过程本身就会导致研究的问题被束缚在这些有限的资料叙事中，特别是经过层层扭曲叠加所形成的转码证据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失真。
此外，二手资料的过度使用和剪裁，使得案例研究本身发生了流变，即一些案例仅仅充当例证或论据的角色，案例研究事实上转变成了观点例证。在这种逻辑演绎和分析归纳中，个案仅仅扮演着边沿性角色。以某一多案例研究为例[39],该论文选取了七个案例，但这些案例全部是经过裁剪的二手资料，而且一些二手案例资料的来源还来自于非权威的网站报道。于是，从证据来源三角形来看，单一信息渠道来源常常导致案例本身的真实性、可靠性受到不利影响，特别是缺乏严谨的证据逻辑链和建构效度，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观点推理则更易受到质疑和挑战。就上述论文而言，从框架搭建、案例比较再到讨论启示，存在同义反复、循环论证的嫌疑。类似的研究还有某个选择电视节目《致富经》栏目2018年案例数据进行的研究，在把其中的180多个案例进行整理、剔除和删减后，最终形成40个案例，在对数据进行编码分析时，又进行相应的删减，由此再进一步分析农业创业情境下商业模式设计的影响机制[40]。国内这样的论文并不在少数。从对CNKI数据库有效检索到的118篇跨案例期刊论文来看，55%左右的文章使用二手资料，或者一手和二手资料混用。由于一些案例缺乏信源循证，从而导致其本身在解释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内在效度、外在效度、建构效度、信度等方面[3]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国内案例研究方法的审视与反思
3.1 要着眼于案例研究中的范式与方法论优化
一个科学研究纲领包括两部分——“硬核”和“保护带”。“硬核”是科学研究纲领的本质和核心部分，是一范式区别于另一范式的关键体现。“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41]。案例研究方法的“硬核”是什么?学界很难达成共识。事实上，案例研究并未形成标准的研究范式。国外一些学者对案例研究本身到底是一种方法、方法论，还是一种研究设计[42],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就案例研究方法的内在构型来看，案例研究设计的非统一性、案例选择的主观性、经验证据的非饱和性、建构理论的可推广性、结论的主观性和有待检验性等，使其可能成为“怎么都行的自由式研究代名词”[43]。
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方法论始终只能是对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手段的反思”[44]。方法论与案例研究实践的互构既包含有客观主义，也包含主观主义；既具有实证主义，也具有解释主义。而方法论的进步很可能是作为谨慎的归纳出现，这种归纳形成于逐步推进的研究工作[37]。与此同时，“只有在依照绝对明确地给定目的而考虑其实现目的的恰当手段时，真正通过经验来解决问题才会出现”[44]。于是，目的论成为方法论的指导，而研究范式又是建立在目的论和方法论之上。案例研究的目的论是以现实问题为中心、认识和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真理为宗旨。而案例研究的方法论则是以实现目的论为使命，以指导知识生产的实践规范、发挥知识建构的技巧性指南为特征。在科学化的程序设计与规范性的逻辑演进过程中，案例研究方法论始终要秉持方法论的哲学理念、贯彻客观真理和理性主义，案例研究范式需要“科学的科学”。
于是，在案例研究的范式建构中，要把研究目的论与方法论有机统一并内化到范式中。要推动建构案例研究方法论的理论哲学以及不同学科间的对话，特别是案例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广泛交融与共生性发展，促进不同学科对案例研究方法的“浸润”、塑构，使其本身更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和包容性，建立统一的研究方法范式、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在对真理揭示和对现象的探究两个层面，要形成真正有机的对接、对话和逻辑耦合机制。在对客观世界进行系统的信息资料收集、准确的现象描述、客观的现象再现时，要坚持科学的案例方法论指导。特别是在单案例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的优化过程中，一是要重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在单案例研究中的建构和互融性发展，注重不同学科之间方法论的相互借鉴和优化提升。二是要把经验研究与科学指导思想有机统一起来，处理好样本框的有效选择。三是在样本框无法建立的情况下，要做好个案的典型代表性，特别是有效运用个案扩展法，建立微观个案的宏观基础，对个案中的多层次分析单位、个案中的嵌套型案例以及个案的辅助型、比较性案例进行有效选择和分析，努力在单案例的纵向“维度、深度和宽度”以及横向“维度、深度和宽度”方面处理好研究饱和度、复制法则、竞争性解释、信度与效度等方面的问题。
3.2 要着重于案例比较研究中的中心思想确立与操作的规范化
案例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应围绕科学理性精神展开，同时还要与其所研究的对象、问题和相关的话语体系紧密相连。案例研究方法在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互影响与相互融合中不断发展、完善。理性主义与工具主义是案例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话语体系是案例研究中价值判断的思想外壳。案例研究中的价值追求左右着案例研究中的具体方法取舍和程序展开。正如韦伯所认为的那样，“科学的研究领域不以‘事物’的‘实际’联系为依据，是以‘问题’的‘思想’联系为依据”[44]。而探究事物的实际联系、特别是通过比较来界定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应以研究思想和问题思想为导向、理论假设为指导。研究者应树立科学的比较理念，应把案例的比较研究作为研究手段而非研究目的，坚持“以问题为中心场域的比较思想研究”。在案例比较方法论的“应用”及其成果“传播”过程中，一方面要突出研究者的“学术理性”和“真理品格”,避免边缘性、围观式的比较研究思想。另一方面要建立“把关评审”制度。在研究者学术自律、学术严谨自觉的同时，“把关评审人”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相关案例的研究设计到最终成果的出版发行、印制传播，整个流程要建立相应的研究操作标准和“把关评审制度”,从而不断在制度上推进案例研究的科学化与规范化。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一是要确定案例比较的外部条件，特别是作为案例比较前提的变量因子。在具体的案例研究中，要协调好所要研究的问题、比较因子的选择、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中的干扰变量与比较因子之间的关系。案例比较方法的实质是围绕着问题思想这一核心来探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如果对案例比较中的干扰变量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对研究结果和相关结论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干扰变量对比较因子之间的“潜在性影响”,有可能导致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产生非显著性的因果关系，或者弱相关的因果关系。二是在案例比较的时空场域上，要确定案例本身的类型及其可比较性问题，诸如在同一时空或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两个及以上的个案比较分析。科学的逻辑模式匹配是案例比较研究的关键所在。在对多案例的比较研究中，需要围绕研究主题和研究目标来确定比较维度与分析单位。在验证研究假设以及变量之间因果或相关关系时，应围绕研究主题来抽离出各种比较维度和比较标准。在案例横向比较中，要遵循逻辑上的比较维度类属和对比等级，注重不同案例间的同种类属的对比；在案例纵向比较中，要注重案例时间序列中的比较节点和时空宽度；在案例的纵横交叉比较中，特别是比较因子的类属交叉对比，要注重可比较性问题。要避免比较因子等级不对等或混乱所导致的整体研究逻辑混乱和研究效度降低。
3.3 要着力于案例研究中的定性与定量的融合提升
在案例研究的定性与定量的融合提升中，首先要重视证据资料的质量。证据资料的质量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案例研究中的定性和定量的研究质量。因此，为避免证据过度裁剪所导致的案例整体研究效度不高，应采取系统化的处理机制。具体而言，围绕研究主题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事实、客观真理，一是要保证证据收集的科学性、可靠性、全面性、真实性、客观性，特别是证据来源渠道的多元性；要围绕着研究主题，建构案例研究的效度和信度等研究质量标准。在案例研究的操作环节和方案设计中不断细化证据收集方法，协调处理好案例研究设计、证据收集、数据分析、结果检验之间“严丝合缝”的逻辑关系。二是要把证据信息与证据的裁剪方法、裁剪技巧有机整合起来。在裁剪方法上，要对证据资料进行有序的编码，要把理论元素、概念元素、逻辑元素的指导思想融入裁剪方法中，注重裁剪的广度、深度、精度、适度原则，并选择恰当的辅助性软件进行处理。在裁剪技巧上要充分运用各种逻辑思想和逻辑技巧。围绕着研究主题，对资料语义群进行科学的分析，注重范畴、种属等各类逻辑层次和逻辑维度对资料裁剪的方法指导，处理好语义分析、类型划分、因果链接、资料的编码路径、逻辑的演绎与归纳等方面的关系。三是在证据的裁剪中，做好相关经验的积累训练，注重相关专业理论和思想的指导。在资料剪裁中，对已存在的研究结果和不同解释，要重点做好有针对性的竞争性解释。四是要注重借鉴国外案例证据处理的各种理论、方法和技巧，如罗伯特·殷提出的模式匹配、时序分析、逻辑模型、建构性解释、聚类分析等[3]。如有可能，要对剪裁后的资料进行必要的信度、效度等方面的检验。
在案例研究的定性与定量的融合提升中，还要重视“经验与理论”、“主观与客观”的螺旋式循环上升研究思想。从认知学的视角来看，案例研究作为对经验事件的研究，在进行因果归源中，需要合理的、视实际情况而定的经验，包括技术的构想或逻辑的设想[44]。Uprichard在案例抽样设计中指出，其必要性前提包括案例的本体论问题、案例特性的认识论假设以及案例研究中的逻辑[45]。于是，把握并揭示案例现象背后的本质及其规律，打通理论与现实的隔膜状态，提高案例研究的整体质量，研究者需要在案例研究中培养“经验质感”、经验性的研究方法积累和“饱和的经验训练”[46]。在“理论—经验—理论”与“经验—理论—经验”的切换与交叉循环中，案例研究中的“经验质感”螺旋式提升与“经验饱和”是在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过程中所彰显出来的本能与直觉、思辨与自觉、悟性与体察等积累的结果。不仅如此，与定量研究相比，案例研究更加关注“将研究者与各个场域以及被研究者的交流明确地视为认知活动的组成部分”[47],更加强调主观观察与客观呈现、证据收集与逻辑推理，在案例研究的“问题化、科学化、规范化、客观化、社会化”中，实现“现实问题的有效揭示—社会事实的准确再现—案例证据的分析归纳—内在逻辑的演绎推理”这样一个系统化过程。
事实上，案例研究正在走向复合化、混合型研究道路，特别是QCA理论打破了定量、定性二元分立局面，使得案例研究突破了定性研究的窠臼。但即使用QCA方法来试图弥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裂缝，并尝试把案例研究打造成为一门科学、严谨的方法论，但事实上仍然存在很多弊端。因此，要有效协调好案例研究中的定量与定性关系，一是需要不断探索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在定性的“因果性逻辑演绎”与定量的“相关性分析”的相互融合中探寻新的研究方法。二是需要不断继承、创新和发展案例研究中的混合研究方法。当前新交叉、新融合的科学范式不断出现，这就需要案例研究者充分利用这种学科融合发展的良好机遇和条件，不断从“数据科学”“计算社会科学”等新兴学科中吸收借鉴研究方法，不断改进和完善混合研究方法，从而推动案例研究方法的发展。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