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圈”粉丝为何对资本的宰制与规训不予反抗，其背后存在着怎样的心理作用机制，出离乱象之后的“饭圈”粉丝将以何种面貌继续自身的文化实践，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作者通过质性研究，试图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
作者：彭焕萍 刘念念
来源：《河北学刊》2022年第3期
摘要
近年来，“饭圈”文化在偶像工业资本与网络平台的裹挟下滋生出包括互撕谩骂、应援打榜、造谣攻击在内的一系列乱象，而乱象背后潜藏的“饭圈”逻辑也已显露于公众视野之中。基于非参与型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可以发现，身处乱象之中的“饭圈”粉丝之所以对畸形扭曲的“饭圈”逻辑予以默认与遵从，与心理投射、社会学习及补偿机制等心理作用密不可分，“饭圈”粉丝在追星实践中的种种表现并非对“饭圈”逻辑的欣然接受，而是为了满足自身多层次的情感需求所作的权宜之计。因此，同样苦于“饭圈”乱象的“饭圈”粉丝有望在针对乱象展开的一系列举措后，重新成为与资本博弈的趣缘群体，走向狂热与理性之间的平衡，成为参与社会协同治理的网络自组织，为建构多元主体分工协作的社会治理格局贡献力量。
关键词
“饭圈”乱象;“饭圈”文化;心理作用机制;社会治理;
在中国流行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追星族、粉丝都曾作为迷群活跃于大众视野，带动了一系列充满亚文化色彩的文化实践活动。而“饭圈”作为迷群的全新组织形式，不仅失去了与商业主义对抗的意志与行动，反而如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一般参与到偶像工业与网络平台的合谋之中，心甘情愿地以被收割的姿态参与到“饭圈”乱象的展演之中。为此，政府开展了一系列专项行动，对“饭圈”乱象予以整治。那么，“饭圈”粉丝为何对资本的宰制与规训不予反抗，其背后存在着怎样的心理作用机制，出离乱象之后的“饭圈”粉丝将以何种面貌继续自身的文化实践，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颇值得深思。
祛魅后的“饭圈”画像亟待勾勒
在偶像工业资本与网络平台的策动下，原本以艺术审美和文化陶冶为内核的“饭圈”文化滋生出互撕谩骂、应援打榜、造谣攻击等“饭圈”乱象，其非比寻常的狂热程度与整齐划一的仪式化呈现令人惊叹，甚至有许多网友将“饭圈”戏称为“邪教组织”,足见“饭圈”乱象之危害与“饭圈”逻辑之神秘。于是，政府开展了一系列专项行动，对“饭圈”乱象予以整治。
(一)整肃“饭圈”乱象
“饭圈”乱象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粉丝群体在文化实践中被偶像工业资本书写的“饭圈”逻辑所绑架。这种逻辑体现为以维护数据为中心的实践方式，偶像至上、党同伐异的思维方式和以消费为内核的商品逻辑。因此，轮博、打投、反黑、控评、为偶像代言的产品消费等行动是否有力就成为偶像商业价值与艺术水准的直观证明，为偶像争取优质资源成为“饭圈”粉丝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逻辑在最大程度上收割了粉丝的注意力与消费力，怂恿粉丝围绕不同偶像形成对立阵营，更让“饭圈”成为与其他文化圈层相撕裂的群体，破坏了正常的网络传播秩序与和谐的舆论氛围。2021年5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2021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提出开展“清朗·整治网上文娱及热点排行乱象”专项行动。6月15日，中央网信办启动了“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打击诱导未成年人应援集资、高额消费、投票打榜，“饭圈”粉丝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人肉搜索、侵犯隐私，鼓动“饭圈”粉丝攀比炫富、奢靡享乐，以号召粉丝、雇佣网络水军、“养号”形式刷量控评，通过“蹭热点”、制造话题等形式干扰舆论、影响传播秩序等行为。8月25日，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提出了包括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严管明星经纪公司、规范粉丝群体账号、严禁呈现互撕信息、清理违规群组版块、不得诱导粉丝消费、强化节目设置管理、严控未成年人参与、规范应援集资行为等十项举措。
(二)公众与粉丝对“饭圈”新形象的迷茫
在相关部门的雷霆之势下，腾讯、抖音、快手、爱奇艺、百度等网络平台纷纷响应，作为“饭圈”大本营的微博更是禁言和永久关闭账号990个1,下线了超话社区内明星、音乐、CP三个分类排名，以及明星势力榜和明星助力机制。此类治理行动，不仅能够将“饭圈”粉丝从乱象中解脱出来，而且有利于偶像工业的长远发展，有助于创设健康积极的艺术创作空间与和谐有序的网络传播环境。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需要予以否定的是“饭圈”乱象，而非“饭圈”粉丝群体。对于资本宰制不明就里的“吃瓜群众”常常给“饭圈”粉丝贴上“狂热”与“脑残”的标签，这一刻板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同文化群体乃至社会群体之间的撕裂。那么，应当如何看待从乱象中解脱出来的“饭圈”粉丝?抛弃了在“饭圈”乱象中形成的一系列应援实践后，“饭圈”粉丝又当如何自处?能否客观、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当下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以及不同文化圈层乃至社会群体间的良性互动。而要想回答这些问题，不妨深入探寻长期以来支配“饭圈”粉丝参与“饭圈”文化实践的心理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对“饭圈”粉丝脱离乱象以后的形象进行勾勒。
(三)为“饭圈”画像的尝试
本文采取质化的方法展开研究，通过在微博超话社区、百度贴吧、豆瓣、知乎、B站以及微信朋友圈等新媒介场域内的非参与型观察，对“饭圈”粉丝的日常交流与应援文化实践形成了基本的认识。其后，研究者将视线锁定在一位“饭圈大粉”身上，并以这位“大粉”作为知情者展开了滚雪球抽样，找到了包括知情者在内的10位“饭圈”粉丝作为调查样本。同时，采取目的性随机抽样的方式在微博超话社区内选取了另外10位“饭圈”粉丝作为补充，最终得到20个调查样本，并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对调查样本进行逐一访谈。在访谈的前半段，采取封闭型访谈方式，按照预先设计的采访提纲进行访谈，了解与研究假设关联性较大的问题；在访谈的后半段，采用开放型访谈的方法，鼓励受访者主动表达个人看法，以便了解受访者自己认为重要的问题及其看待问题的角度。经过访谈，本研究注意到六位具有代表性的“饭圈”粉丝(见下表1)。这六位来自不同“饭圈”的粉丝在“饭圈”文化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心理作用机制，对于与资本解绑后的“饭圈”文化以及“饭圈”粉丝的新面貌，她们也都有自己的看法。
“饭圈”粉丝追星实践的心理作用机制
“饭圈”作为一个凭借趣缘联结而形成的文化圈层，其成员的文化实践并不以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为目的。不仅如此，为了证明对偶像的真情实感，还需要付出不小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饭圈”内称这种不求回报的单向付出为“用爱发电”。那么，“用爱发电”的动力源自哪里?在“饭圈”文化实践中，粉丝真的一无所获吗?恐怕不然。在物质文明日渐发达的今天，追星为“饭圈”粉丝带来的精神愉悦可满足其自我情感需求，以偶像为镜像产生的情感流动有助于其在自我与他者的反复观照中实现自我认同的建构。
(一)心理投射：他就是理想中的我
投射(Projection)概念，最初来源于心理学。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认为，心理投射属于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是指个体的自我受到本我、超我的压抑而感到焦虑时，将这种焦虑的起因推诿给别人或其他客观因素。2这意味着个体可能将自我无法接受的想法、愿望、动机或情感投射到他人身上，或者其他更加广泛的他者之上。随着现代心理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心理投射的内涵也不断得以丰富，将个人积极的情感乃至一些自我无法实现的意念、欲望、冲动投射给外界的某个对象也被视作心理投射的一种表现形式。本研究在对受访者的深度访谈中发现，心理投射机制在“饭圈”粉丝的追星文化实践中作用明显。
1号受访者是一位普通的数据粉，负责对偶像发布的微博内容或与偶像相关的微博内容进行转发、评论、点赞，在偶像的超话社区签到、发帖、贡献热度等等。她虽然时常自嘲为“数据女工”和“饭圈小透明”,但在谈及对偶像的喜爱与追星的动力时却表示“很多时候感觉自己不是在追星，是在追自己”,“他高光的时刻特别像理想中的自己，在人群中发光。他很优秀，有很多优点，但是我并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就像梦中的我”。2号受访者则是当之无愧的“大粉”,作为知名偶像粉丝站的管理者，她负责在偶像发行作品或者参与活动时组织策划线上、线下的各类应援活动，偶尔还会配合偶像及其团队开展宣传工作。如今，2号受访者经营的微博站子粉丝数量已过百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虽然其追星实践与1号受访者不尽相同，但谈及追星的心理时，二者却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他是我们的一道光，某种程度上他变成了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其实也会因为他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努力地工作、学习，变得更优秀。”在两位受访者的追星过程中，她们将自身无法实现的意念、欲望、冲动投射到了偶像身上，进而收获了在现实生活情景中所无法获得的情感体验。
本研究在对微博超话社区、百度贴吧等“饭圈”粉丝活跃度较高的线上活动社区的非参与型观察中发现，这种心理投射机制广泛存在于不同的“饭圈”粉丝之中，“他是我们心中的一道光”“他活成了我最想成为的样子”是许多“饭圈”粉丝在交流中挂在嘴边的句子。事实上，从以自我为核心的人格发展角度来看，“饭圈”内普遍存在的心理投射机制不仅是“饭圈”粉丝追星的动力，也促进其进一步形成和发展了自我的同一性。同一性(identity)是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思想体系的中心内容，自我同一性是指个体在寻求自我的发展中，对自我的确认和对有关自我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与选择，是个体对过去、现在、将来的“我”的认识和体验的整合。3人在青少年期(12—18岁)后，原有的自我同一性遭到破坏，自我开始出现分裂与危机，为了走出角色冲突，寻求新的同一性，个体急需建构一个完美形象作为自我的代表，并通过对这个完美形象的投射和模仿来实现自我建构。由于青少年期父母权威形象的衰落，以及流行文化的兴起，偶像逐渐成为个体进行投射和模仿的对象。从这个角度而言，“饭圈”粉丝将理想自我投射到偶像身上，是“饭圈”粉丝寻求自我同一性的渠道，其最终导向是寻求自我肯定，建构一个更加清晰完善的自我。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相比以往发生了剧烈变化，不断涌现的新科技、庞杂丰富的信息流让个体不断面对有关自我发展与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在埃里克森看来，寻求自我同一性这个青少年时期的特定发展任务，有可能会发生在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个体身上。所以，在本研究的观察中，许多并不处于青少年阶段的“饭圈”粉丝身上同样经历着通过心理投射机制寻求自我同一性，从而建构和确认自我的过程。
(二)社会学习：他成为我的榜样
心理学家阿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认为，社会学习是个体为满足社会需要而掌握社会知识、经验、行为规范及技能的过程，可以通过直接学习和观察学习两种形式实现。所谓直接学习，是指个体对刺激作出反应并受到强化而完成的学习过程；所谓观察学习，则是指个体通过观察榜样在处理刺激时的反应及其受到的强化而完成学习的过程，人类的大部分行为是通过观察学习习得的。观察学习十分强调榜样的示范作用，这是因为观察学习的过程就是通过学习者观察榜样的不同示范，即模仿(imitation)实现的。4本研究通过对受访者的深度访谈发现，“饭圈”粉丝对偶像的追捧可以理解为这一群体对其所认同的个体之行为、思想等的模仿与学习，是“饭圈”粉丝在不断进行着的个体社会化过程中进行自我调节、实现内在强化的需要。其中，3号受访者的经历颇具代表性。
据3号受访者讲述，在成为“饭圈”粉丝之前，她在学习和生活中既没有树立过崇高的理想，也没有确立过明确的目标，甚至对于后来改变她学习生活轨迹的追星活动也缺乏兴趣。在她看来，追星并不是一件理性的事情。“我也是因为当时听了非常多负面的新闻嘛，包括那个追刘德华的，就是那个杨丽娟，为了他跳楼啊各种的，就是接收太多粉丝、追星族负面的信息了，我也会觉得追星族可能就等于是脑残。”然而，一次偶然收看综艺节目的机会却让她“入了偶像的坑”。2014年底腾讯推出“兴趣部落”5之后，3号受访者便开始在其中频繁活动，这一经历不仅强化了她对偶像的喜爱，也让她彻底成为“饭圈”中的一分子，并逐渐成长为一个小有影响的“产出粉”。2021年2月26日，“兴趣部落”宣布停止运营。对此，3号受访者表示：“像我这种经历的人还是占少数嘛，其实也不止我一个人会受爱豆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好，能学点儿这个也能学点儿那个，(但是)很多人还是会受资本或者‘饭圈’那一套逻辑的影响大一些。”
对于3号受访者来说，在“兴趣部落”中的追星实践带给她的改变是深远而持久的。“我之前就是一个很学渣的典范，完全不觉得学习不好或者不努力有什么问题……之后看到他非常努力，不管练舞也好，学习也好，他在工作的情况下也可以考上重庆最好的高中，甚至到最后又考上了伯克利这样比较好的音乐学院。然后就会觉得说，嗯，那我为什么不努力呢?那我努力的话是不是也OK。”在3号受访者的经历中，追星应援不仅是对偶像进行消费，而且是对榜样的思想及行为的认同、模仿与学习。在偶像及部分“饭圈”粉丝的示范作用下，3号受访者改变了从前的生活方式和职业规划，形成了更加强烈的自我效能知觉，即相信自己具有组织和执行行动以达到特定成就的能力的信念。虽然当下社会价值选择日趋多元，不同生活方式和职业规划难有高下之分，然而面对生活怀揣热情与奋斗精神，仍是值得肯定的。以观察和模仿为主的社会学习过程，的确在3号受访者以及许多“饭圈”粉丝身上真实发生着。因此，作为被学习的对象，偶像自身是否具备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付诸实践的态度与能力，便成为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三)补偿作用：他让我成为不一样的自己
“补偿”(compensation)原本是生理学概念，是指当身体的某一器官产生病变或有缺陷时，另一些器官的功能会相应地加强以弥补其功能的不足。精神分析学派最早将这一概念引入心理学。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认为，个体的自卑感不仅源于生理学上的缺陷，也可能源于心理上的缺陷。在他看来，儿童拥有一种对父母以及普遍世界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源自人在幼年时的无能，心理补偿作用便是个体对儿童时期自卑感的对抗，同时也是一个人追求优越目标的基本能力。6在随后的心理学发展中，诸多学者普遍认同补偿作用的重要性以及阿德勒对补偿作用产生原因的分析，但同样意识到自卑感也许只是心理补偿机制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并且补偿作用也不仅仅是儿童时代产生的。7从本研究对“饭圈”粉丝的采访来看，追星便发挥了娱乐解压、人际交往、自我实现等多种补偿作用。
4号受访者性格活泼、爱好广泛，在学生时代学习成绩优秀、表现突出，离开校园后如家人所愿考入国企单位，过上了工作稳定、亲友满意的理想生活。这样一个备受肯定的“别人家的孩子”,私下里也是一个“饭圈”粉丝，参与策划和组织过许多大型应援活动。谈起追星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时，4号受访者认为，“追星对于许多‘饭圈’粉丝而言就是一种兴趣爱好，能够帮助大家休闲娱乐”。“饭圈”中除了有4号受访者这样在工作和生活中活泼外向的粉丝之外，也有许多内向腼腆的粉丝，他们认为，“饭圈”中的人拥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有谈不完的共同话题，比起现实生活中来自人际关系的局促不安，通过网络与“饭圈”粉丝的沟通补偿了在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来自亲密关系的归属感。5号受访者在采访中说道：“有时候感觉现实冷漠，反而网络上的‘饭圈’是温暖。”不仅如此，“饭圈”还为许多粉丝创造了自我实现的机遇和平台。3号受访者成为偶像在“兴趣部落”的运营维护人员之后，便逐渐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粉丝，成长为拥有一定新媒体运营经验与组织协调能力的互联网从业者。她在谈到这段心路历程时说道：“如果跳出‘饭圈’来说，它(3号受访者在‘兴趣部落’中的小团队)其实就像一个新媒体的宣传群。”“后来也是为了给××做安利，我认识了腾讯这边的员工，毕业之后来到了腾讯，踏入了这个行业，到现在能在百度成为组里边一个挺核心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成长是我之前完全想不到的。”
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许多“路人”谈及“饭圈”时都表示“不理解‘饭圈’女孩图什么”,上述受访者的心路历程或许可从某一个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正如阿德勒的观点，人既是生物的个体，也是社会的个体。人的大脑中潜在的可能性需要人本身的实践活动实现，而推动人们进行实践的动力则是某些需要，补偿作用作为一种心理作用机制，其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的需要。根据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Maslow)的观点，社会中的个体潜藏着不同层次的需要，其中既包括个体层面、生理层面的，也包括社会层面、精神层面的。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转型，传统的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及经济结构都发生着剧烈变化，这种从精神到物质的全方位重塑孕育了一个个与传统撕裂、对未来迷茫的碎片化的现代自我。在现代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中，个体逐渐窥见了自我在精神上的残缺感，于是通过多元的文化实践对自我进行心理补偿，达到对客观世界的统一感以及自我的平衡感就成为迫切的需要。追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娱乐解压、人际交往、自我实现等多种补偿作用，亦成为满足个体心理需求的文化实践方式之一。
基于“饭圈”粉丝心理机制的“饭圈”画像
通过对“饭圈”粉丝的心理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大多数粉丝虽然参与着“饭圈”乱象的生成与展演，但并非全然失去其作为流行文化产业消费者的主体性与判断力。对于“饭圈”乱象的诸般妥协，既有对“饭圈”逻辑的遵从，也有对偶像工业资本生产链条的权宜之计。
(一)与偶像工业资本共谋又博弈的趣缘群体
迷群文化研究在很长时间内受到伯明翰学派收编/抵抗范式的影响，然而，今天出现在世人面前的“饭圈”文化显然已无法用收编与抵抗的二元模型来解释和说明。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为“饭圈”粉丝提供了一件“隐身衣”,他们可以自由徜徉在新媒介场域之中，游离在现实世界之外。不仅如此，“饭圈”自形成之初便不以反抗某种主流文化和商业主义为目标，“饭圈”粉丝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突破了传统亚文化研究者所说的阶级背景理论，不再植根于一个阶级或阶层之中，甚至不再拥有固定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饭圈”文化可以视作资本的作品，从孕育偶像的练习生制度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全民选秀节目，偶像工业资本看似将偶像的拣选权交给了“饭圈”,实际上自己才是规则的制定者，“饭圈”粉丝无非是在偶像工业资本定义的种种规则下为偶像贡献着时间、精力与金钱。
但是，这些沉迷于打投、控评、反黑、应援的粉丝确实如外界所说的那般无脑失智吗?恐怕不然。1号受访者在访谈中说：“现在‘饭圈’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要你超话等级，买专辑的数量，买代言的数量……而且微博的操作太绝了，越来越过分，但不得不用啊，这种捆绑太劳神费力了，比方说原来那个势力榜送花，那个就是无意义的，偏偏粉丝还不得不送钱上去。两块钱一朵虚拟花花，买辣条不香吗?”4号受访者在访谈中提到，“粉丝们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今天做数据是为了明天不做数据’。可见，“饭圈”粉丝并非对偶像工业资本的摆布一无所知，恰恰相反，他们似乎比大众更早看透了这场媒介奇观的本质，而其默认与遵从只是权宜之计。专注粉丝运营与服务的粉丝网曾策划过一个名为“时间胶囊”的项目，将艺人的时间拆分开来卖给粉丝，粉丝可以购买偶像的一小段时间与偶像视频连线或共进晚餐，本以为这个项目会大获成功，最后却铩羽而归。正如德赛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评价福柯的规训理论时所提出的看法，消费者对许多规训机制的服从往往是为了回避它，规训机制看似畅行无阻，实则在无声无息中遭遇着抵抗。8“饭圈”粉丝用狂热的应援行动配合着偶像工业资本的运作，却也在追星文化实践中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意义。有的粉丝将追星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将自身对完美人格的期待和向往投射在偶像身上；有的粉丝在“饭圈”中找寻归属感，填补着现实生活中的孤独与空虚；有的粉丝在“饭圈”生态中成长为具有话语权的意见领袖，在追星中找到了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自我价值…… 当偶像工业资本无法肆无忌惮地收割“饭圈”粉丝的注意力与消费力时，“饭圈”粉丝有望回归本心，在追星文化实践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性与创造力。
(二)狂热与理性并存的文化圈层
当下人们对“饭圈”群体的担忧，既来自于他们在一系列应援行动中呈现出的狂热，也来自于“饭圈”文化中发酵形成的一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对立情绪。这种舆论氛围使得部分粉丝走向了极端与偏狭，无法理性看待外界对于偶像的负面评价乃至合理质疑。在“饭圈”的评价机制中，偶像只需拥有粉丝认可的特质便可立足。于是，拥有极高商业价值的偶像以及在背后支持他们的粉丝常常成为被质疑甚至嘲讽的对象，这使“饭圈”成为更加闭合的文化圈层，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偏见。2021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根据《意见》总体要求，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将形成全新的文艺工作评价机制与话语体系，取代以市场和流量为唯一导向的衡量机制，从而为包括偶像工业在内的文艺工作提供更加健康繁荣的生态，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这一系列举措，在令网民感到欣喜的同时，也得到了“饭圈”粉丝的大力支持。1号受访者在访谈中说道：“‘饭圈’的人比较杂，有各种学历层次的，这个团体团结也容易被推动，跟风现象比较严重。整顿‘饭圈’挺好的，最近‘饭圈’确实有点飘了。”6号受访者在访谈中说道：“现在的‘饭圈’确实太疯了，疯的程度跟从前不是一个级别的，容易被当枪使。有的‘饭圈’里面比较有话语权的人以为他们在利用小粉丝们，其实他们也在被利用，还挺复杂的。公司为了捧明星会利用粉丝，处于‘饭圈’那种环境，好像理智不太管用。整整吧，太乱了，还有非法集资的，有的小朋友被洗脑，省吃俭用地集钱，‘饭圈’的号召力太强了。”事实上，在“先情绪后真相”的舆论氛围中，“饭圈”只不过是一个频频闪动的节点，“饭圈”以外同样有许多人被困在各自的信息茧房中，对与自身认知不符的事物表现出排斥与抵抗。但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与成熟，人们会逐渐回归客观与冷静。同样，“饭圈”群体也在一次次文化和社会实践中走向狂热与理性的平衡。
(三)参与社会协同治理的社会自组织
以青少年为主的粉丝群体对新媒介技术具有天然的好感，无论使用频率还是掌握程度均处在较高水平。随着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以及社交媒体的繁荣，“饭圈”粉丝的交流和互动拥有了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场域。作为土壤的网络以其开放、包容和去中心化的特点，深刻影响着“饭圈”的形成和发展。“饭圈”实践活动大多依托网络进行，打投、反黑、控评、产出等一系列操作让“饭圈”粉丝对网络工具的使用近乎纯熟；同时，其自发形成了明确的分工和较为成熟的扁平化管理模式，在反复进行的应援实践中锻炼出了不可小觑的组织动员能力、内部协调能力和外部合作能力。这些特质正是政府机构、传统社会组织、企业单位以及社会个体公民所不具备的。
更为重要的是，“饭圈”展露出了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其充分利用个体自身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结合“饭圈”群体在追星实践中形成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协作能力，在帝吧出征、香港修例风波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社会公共事务中表现出了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与能力。武汉籍偶像明星朱一龙的公益应援个站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迅速组织捐赠，仅20分钟内便收到了来自10508位粉丝的178286.26元善款。偶像明星蔡徐坤的粉丝也在发起捐款的3天内召集了近3万名粉丝，筹集了58万元善款。众筹资金后，粉丝又通过私人关系，解决了购置抗疫物资、联系医疗机构、寄出捐赠物资等一系列问题。不仅如此，以往在反黑、控评氛围中频繁互撕的不同“饭圈”临时组成了由27个粉丝团体参与的“666联盟”,形成了一条“饭圈”抗疫联盟阵线。各家“饭圈”在共识性的公益理念下，以认缴的方式向相关医疗机构捐赠物资，整个过程秩序井然、账目透明9。“饭圈”群体在网络中高度聚合，在现实中虽松散分散却行动高效，已然成为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的自组织。以“饭圈”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充分利用网络的平台作用，借助其在文化与社会实践中积累的文化资本和公共事务参与能力，通过自我管理、内部协调、外部合作的方式，参与打造多元主体分工协作的社会治理格局。
结 语
“饭圈”是当前多元文化圈层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形成与发展与中国流行文化产业的发展、网络技术的进步以及网络媒体平台的繁荣密不可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中，“饭圈”可视作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ser)口中个体能够自由出入的“自愿型的社群”10,其价值与意义在于帮助原子化的个人获得一定的身份认同或归属关系。“饭圈”乱象作为与“饭圈”文化伴生的不良现象，影响着“饭圈”粉丝的消费观、价值观，干扰了流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秩序的有序运行。然而，通过探究“饭圈”粉丝的心理作用机制可知，身处舆论漩涡的他们并非全然丧失主体性与判断力，反而在一系列社会公共事务中表现出令公众意外和惊喜的参与能力。因此，社会与公众应当相信这个年轻的群体在摆脱乱象后能够作为一个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扁平化社会自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发挥其积极而独特的作用。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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