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跨学科体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7期P25—P26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摘自《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1期，刘翔英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在学科学术与问题学术中如何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构建出推进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的学术增长点，是一个跨学科体系的时代命题。

民族研究在不同的场域中，需要对不同民族文化进行分类，没有分类的研究很难达成一个科学研究，但这个分类是强调有联系的分类，而非绝对的类别，同时要强调研究对象的层次问题。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互动和共同发展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群的基础。关于社会学、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关系，费孝通先生提出，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三科均研究人文世界和人类社会行为，我们需要研究早期的初民社会向现代化发展的不同发展程度的整个过程，研究对象多元化、多样化，研究领域广阔化，三个学科作为一个集团，各有重点，相互交叉。后来，费孝通先生将该说法调整为“多科并存、互相交叉、各得其所、继续发展”，希望超越三个学科的名分之分。

199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召开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上，袁方教授详细介绍了一百多年来人类学传入中国后的经历，特别提出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传统。中山大学容观瓊先生强调三个学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人类学与社会学是相互补充且加强协作的关系。1995年12月22日，中央民族大学宋蜀华教授给费先生写信，通报了中央民族大学同仁关于调整“民族学”为民族科学学科门类并把民族学等列为一级学科的建议。紧接其后，费先生于1995年12月28日致函国务院学位办表示了意见。费孝通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教学、调研的基础上，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写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成为中华民族新探索的扛鼎之作。之后，这个研究所又承担国家社科项目，很多跨学科的研究人员参与，先后完成《边区开发论著》《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等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重要学术基础。

围绕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其本身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属性。在了解历时性研究、经验性研究、共时性研究、发展的研究这四个研究路径之后，事实上是研究中华民族的多重维度，在此基础上，“以问推学”，这个“推”是推向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是以“中华民族”这一关键概念为引领，推动包括民族学在内的相关学科的学术自觉与学科发展。费孝通先生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就是这一研究路径的代表。这部著作集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于一体，成为以学科群的方法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典范。中华民族的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式的研究，其研究方法离不开文本、田野与比较研究。

现代的“国家”和“民族”是近代由海外传入中国的新词语。“民族”一词最基本的含义是指人们的共同体，是对不同人群的分类。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共同体。今天我们将共同体加之于中华民族是为了强调这一共同体本身的共同性特征。自20世纪初到1927年前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将新的知识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类发展的解释和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初步知道了民族、种族等现代民族学的概念。同时，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实地调查，并推出一些相关作品，在内容上已经开始超越以往传统中国华夷之辨的观念，不再把边疆少数民族看作“蛮夷”，而是视之为国人的一部分。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确立了民族学在中国学科体系中的位置。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有的投身田野，有的钩沉史海，在跨学科框架下阐释国家与民族、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努力解决民族国家论的自身缺陷。1926年，吴文藻发表《民族与国家》一文，提出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另一部分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没有直接参与建构民族国家的讨论，他们的研究旨趣在于以“科学主义”的方法客观描述民族文化。这一研究倾向被称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派”，凌纯声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在1939年日本侵略中国的背景下，呼唤各民族要统一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念下，强调“所以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的人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

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关于民族的探索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学术和思想支持，作出了重要贡献。前文提及学科的集团属性，费孝通先生一直强调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三科并立，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今天看来，它也是一个中国话语、中国化的学科体系的表达方式。这三个学科领域，是非常早从学科学术走向问题学术的代表。当时，很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调到1951年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包括吴文藻、潘光旦、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费孝通先生还担任首任副院长。他们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调查，参与了中央访问团和民族识别等具体调查工作，也把党的温暖送到民族地区的千家万户。今天看来，20世纪50年代相当多的学者在中央民族学院，运用他们原有的学科知识体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为民族调查的过程赋予一定的学科意识，而这一以问题为导向的民族调查和研究，又为民族学学科中国化的过程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当然，民族研究本身就具有跨越学科的属性和这种问题学术的传统。

在此期间，相当多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从原来从事的汉人社会研究转向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开展大规模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时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特色风格系统化和固定化的重要时期。正是因为民族研究，使得社会学与人类学交叉融合，促进了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的诞生和发展。如1956年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科大讨论，就是围绕着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问题之问。林耀华先生关于民族学学科发展的文章，强调民族学不仅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从目前看到文献梳理出在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有代表性的学者的研究中，包括在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的过程中，强调民族地区的中原文化因素，成为当时话语体系的重要表达。深入了解潘光旦、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等学者的研究，可见这一学术共同体的洞见。

当学界的共识通过政府文件和法律的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后，被认定的民族成为确定的共同体。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和各项具体民族政策的落实，各个被认定的民族的内部结构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少数民族首先通过区域自治成为政治实体，而后在统一国家的框架下建构各自的文化特征，最终成为明确的民族。同时，作为国家层次的“中华民族”概念也越来越清晰。特别是文化对于民族之塑造，尤为重要。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尤其需要文化的超越。费孝通先生主张建立起文化共同体，他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进一步延伸，主张通过文化共同体的建立，促进和平的共同文化，形成多元一体的世界：“这个文化既有多元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因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的科学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创造性飞跃。相较于中华民族多元组成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各民族相互嵌入为一体的，是更具凝聚力的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是“一体性”与“共同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是强调“一体性”，包含了党的领导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维护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等内容。“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结构，是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中结成的有机联系，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而认清中华民族的内在结构，增进共同性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的基础，是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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