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7期P21—P22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原题《中国艺术市场崛起的动力学机制——一个社会学的视角》，摘自《江海学刊》2021年6期，王宁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政策放开，艺术领域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日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生机勃勃、规模庞大的艺术交易产业正在形成。尤其是自21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全球艺术市场上扮演“增长引擎”的角色，成为“新兴艺术市场”的一个突出代表。虽然最近几年来在整体经济形势下行的背景下有所波动，但中国艺术市场仍稳居全球最大的艺术市场之一。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艺术市场“仅用了不到20年时间就走完了欧美市场300多年的发展轨迹”，因而也被视为一个“最惊人的转型范例”。本文即旨在将中国艺术市场的崛起纳入研究视野，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解释中国艺术市场的崛起并分析其动力学机制。
对于中国艺术市场的崛起，学界的主流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文化产业研究等领域，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解释维度。第一，将艺术市场的崛起视为经济增长与财富发展的副产品。第二，将艺术市场的崛起视为社会发展与文化进步的结果。第三，将艺术市场的崛起视为社会分化与区隔的产物。
这三种解释自然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到目前为止，真正进入机制分析层面做出解释努力的是荷兰社会学家维尔苏斯等人的相关研究，维尔苏斯将中国艺术市场的崛起视为一个新制度社会学意义上的“模仿性同构”过程。
与前述三种解释逻辑相比，维尔苏斯等人的进路最具有实证社会学的经验分析色彩，但其研究视角偏向于微观层面，即侧重于对画廊、拍卖公司等市场组织自身发育及其策略性实践的讨论。与这一微观进路不同，本文试图提供一个更加宏观的结构性分析视角。在本文看来，中国艺术市场的崛起不能完全用市场体系自身的制度特征来解释，也不能局限于对市场内部的组织主体的微观分析，还需要将目光跳脱出来，去考察塑造中国艺术市场的结构性力量及其动力学机制。本文将其概括为一种“造市者”视角，这里的“造市者”（market-maker）并非指市场内部的微观主体（例如画廊、拍卖行），而是指从整体上形塑市场面貌、格局与演进轨迹的关键行动者。在本文看来，国家、资本与地方政府是中国艺术市场最重要的三类“造市者”。就中国的情境而言，国家的文化治理转型、资本的金融化运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围绕“创意城市”与“创意经济”的竞争共同构成了中国艺术市场崛起的三重动力学机制。中国艺术市场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诸多重要特质，只有通过对这三重动力学机制的分析才能得到解释。下文即对这三重机制逐一加以讨论。
国家的“文化治理”转型
那么，国家到底如何塑造艺术市场？
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家的文化治理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面向，落实在艺术场域则是指通过对体制内资源的分配与管控确保文化艺术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当时尚不存在体制外的空间，艺术市场本身亦尚未发育。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艺术市场逐渐发展壮大，国家的文化治理亦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化、经济化与项目化转向。这一时期，国家对于艺术市场的介入，呈现出“分类治理”的特点，即国家对于艺术市场的二元结构——当代艺术市场与传统艺术市场（以中国书画与古玩市场为代表）——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治理策略与手段，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代艺术市场和传统艺术市场的不同形貌和特点。
对于当代艺术市场，国家的治理逻辑和策略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转型过程。“‘鼓励’与‘干涉’交错的复杂性和反复性正是当代艺术的社会历史和社会现状。”对于传统艺术市场，国家则采取了相对积极的介入和引导策略。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全球艺术市场上的崛起，其实主要来自传统艺术市场。与当代艺术市场相比，传统艺术市场不仅占据压倒性的市场份额，其社会效应和民情效果也更加显著。
资本的金融化运作
总体而言，中国艺术市场的崛起伴随着一个从消费市场到投资乃至投机市场的转变轨迹。这也意味着，在中国艺术市场崛起的过程中，金融化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运作机制。
所谓“艺术金融化”，指的是将艺术品与地产和各类有价证券一样赋予金融属性，且推动艺术品向金融资产类别转化、促进艺术交易与金融交易相结合的趋势。金融化的具体表现则包括艺术品按揭与抵押、艺术品基金与信托投资、艺术品产权交易等。
金融化最根本的特点在于“脱实向虚”，即将实物形态的艺术品转化为非实物资产的金融产品，从而可以进行公开交易或兑现。换句话说，将艺术品抽象成一种有价证券，使其嵌入一个可以不断流通、买卖与增值的金融回路之中。这也必然导致艺术市场上的交易越来越趋向于短期性和不稳定性，因为越是周期短、利润高的金融回路越容易受到投资者的青睐。这种对当代艺术的金融运作带有极强的风险性，且不能准确反映艺术品的真实价值。“艺术品份额化交易”作为一项中国独有的金融创新在2011年之所以被叫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艺术金融化之所以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艺术品价值本身的不确定性，对其价值的评估具有鲜明的社会建构性。那么，艺术金融化又带来了什么后果呢？就中国而言，一方面，随着投机性的增强，以及与金融市场的关联度的提高，艺术市场的价格波动越来越大，水分和泡沫也如影随形。另一方面，金融化对艺术的创作和评价也产生了越来越强的影响。
地方政府的“创意竞争”
如果说国家的文化治理转型为艺术市场的崛起提供了“机会空间”，资本的金融化运作塑造了艺术市场高速但带有空心化风险的增长模式，那么地方政府对“创意城市”与“创意经济”的竞逐则通过其都市更新与区域规划战略对地方性艺术市场的生态与发展起到了传导效应。
在后工业时代，文化与符号经济成为都市振兴的策略与主题，“文化通过其对城市形象和声望的提升以及把城市品牌与文化内涵结合等手段，为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提供了生动说明”。因此，打造“创意城市”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发展策略。创意城市的基础即创意经济，后者被视为城市更新的关键动力。截止到2021年初，中国已有14座城市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对“创意城市”与“创意经济”的竞逐已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将其称为城市地方政府之间的“创意竞争”。而在地方政府的创意经济体系中，新兴的艺术市场与艺术品交易构成了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城市地方政府的“创意竞争”对地方性艺术市场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孵化作用。
城市之间的“创意竞争”除了后工业经济转型的驱动之外，地方政府所面临的“锦标赛体制”的转型亦构成了另一重要背景。地方政府通过设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贷款贴息、项目补贴、政府购买、税收优惠等组合政策工具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而兴建文化产业园区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在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中，围绕艺术生产、消费与传播而形成的艺术聚集区成为一种特殊类型。除了打造艺术区之外，艺博会、艺术节也成为地方政府发展艺术经济的重要手段。艺博会与艺术节的兴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地方政府的“创意竞争”对于艺术市场的传导效应。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揭示的三重动力学机制并非各自孤立发生作用，而是互相缠绕在一起的。因此，这三类“造市者”的互动共同塑造了中国艺术市场的形貌与格局。只有将国家治理、资本运作与城市更新这三个维度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对中国艺术市场的一个整体性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艺术市场的崛起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是一个在市场化转型背景下的复杂政治、经济与文化过程。就此而言，艺术市场研究当然不仅仅是市场社会学或艺术社会学某一个分支领域的研究问题，而是构成了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总体性问题。与这一总体性问题相比，本文的研究工作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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