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7期P19—P20
沃尔夫冈·恩斯特著 吴颖诗 王玉珏译 作者单位：柏林洪堡大学，译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摘自《北京档案》2022年2期，崔晋摘
档案的记忆是纪念碑式的。其由形态而非人组成。无论个人留下的是纸张还是录制的声音和图像，档案中的重点主题已经被分解成一个由比特组成、离散的文本。任何在档案文本阅读中加入与个人相关内容的人都是在制造虚构，用修辞生成学的模式去辨认已经“死去的”字母，声称死去的事物是“有生命的”。历史想象被应用于档案阅读，将幻觉误解为缺席。与和死者对话的幻想欲望相反，档案意识将过去视为数据。
如果档案中有缺失的部分，这些空白就会被人类的想象所填补。对史学的渴望源于一种失落感。档案不是历史记忆的基础，而是知识的另一种形式。如果过去留下的只有手工书写的纸张，那么阅读应该被视为最字面意义上的回忆行为——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技术，产生了一种并列的表现形式。我们不应以档案为基础，或与之相关地进行书写，而应是及物地书写档案。
档案不是关于记忆的，而是关于存储实践的，一个功能性的存储器所在。记忆是在档案之外的。但是，在成为各种存储和记忆的普遍隐喻的同时，“档案”被破坏了。它的存储技术正在被话语效应所掩盖，就像多媒体接口掩盖了计算的内部操作程序一样。将档案定义为编码存储方式的媒介批判理论正是现在所需要的。
从媒介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传统意义上的档案受数字技术的影响而解构。自古代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记忆技术存储将记忆与空间联系起来。但现在静态的、持久的档案作为永久的存储正在被动态的临时存储所取代，基于时间的档案成为永久数据传输的拓扑场所。关键的是，档案从存储空间转换为存储时间。它只能暂时性地处理电子系统中的流数据。一旦档案数据获得纯粹的、暂时性的索引，它们就失去了空间的稳定性。在网络的封闭电路中，存档的最终标准——它与实际操作的分离性——已不再被设定。网络计算的本质特征是其动态可操作性。网络空间是移动元素的交集，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算法运算可以传输这些元素。在电子、数字媒介中，被期望为永恒存储的经典做法正被动态运作所取代，“即时生效”成为一种新的特性。经典的档案记忆从来不是交互的，而网络空间中的文档对于用户的反馈具有时间先决性。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即在体制与地理意义上较为偏远地方仍适用的档案秩序，是与数据映射的动态档案实践，以及那些能够把传统档案与电子档案区分开来的、暂存的、动态的操作流程同时存在的。跟踪路由器不是空间性的，而是时间的侦察者。随着档案本身从时间空间化的机构，转变为一个通过瞬间的中止来延迟更改的动态处理过程中的序化或中止程序，档案的空间架构转变为顺序化的、时间先决性的、同步通信的。
互联网被保守地认为是一个“档案”，它甚至还没有触及自己过去的中介。网络空间是交流的横向表现，因此，“网络空间没有记忆”。只有提供了可寻址元数据的数据才能在文化档案中被访问。就互联网而言，这种存档基础设施本身在时间上是动态的，需要在虚拟文本中的给定时刻访问数据。纪念空间正被一系列有限的时间实体所取代。空间变得暂时化，档案范式被永久传输、不断回收的记忆所取代。
只有可寻址，才能被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产生了一种“新的记忆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记忆不再位于特定的位置，或根据传统的助记符号来进行访问，也不再是一个需要获取访问权限并由所有层次等级来控制的存储库”。可寻址性对于中介记忆仍然至关重要。当临时“访问”数据成为互联网研究的主要特征时，传统的档案秩序就消失了：“信息商品需要的是访问，而不是占有。”网络存储模式将电子档案转变为一个生成机构。传统上通过元数据进行的分类索引被动态（尽管仍然受规则和协议控制）的排序所取代。档案并不存在于其文件的内容中，而是存在于作为媒介档案学研究对象的逻辑控制论中。当计算机中的并行分布式处理取代了传统的计算机内存时，数据就变得可以在时间上而不是空间上被定位了。档案被认为是一种“操作技术”，它变成了一台控制论的记忆机器，一个关于数据延迟和数据实现，以及对现下的持存与预存的游戏。只要文件仍被实际行政当局所掌控，它们便是权力制度的一部分。在数字体制下，所有数据都要经过实时处理。在实时数据处理的条件下，过去本身就成为一种错觉。档案信息的剩余时间延迟缩短为零。
在网络“空间”中，档案的概念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阻碍发展的隐喻。它应该用拓扑学、数学或几何术语来描述，用永久性的传输，也即数据迁移，代替强调的记忆。只有存储的内容才能被定位的旧规则不再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旧的“执政官的”性质的档案之外，互联网还产生了一种新的记忆文化。类似存储材料的数字化意味着传输式的存档。这种存档与网络相关联，而非与传统的国家官僚机构相关联。组织形式的记忆将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运行状态所决定的定义，建构性而非重构性的。
假设记忆的问题实际上只是应用回忆技术的结果，那么就没有记忆了。与网络联通的数据库标志着与知识关系的开始，这种关系打破了与经典存档相关的层次结构。
档案——虽然在制度上一直是国家或其他组织的行政和司法记忆——在认识论层面上从可寻址机制的只读记忆转变为福柯意义上的arché：一个生成性的、算法的、协议式的场域，字面意思是程序性的。在这方面，数字（而不是模拟）档案与抽样相关。传统的基于文本的档案由数字元素、字母表的基本字母组成。但在数字时代，字母表被简化为二进制代码，在冯·诺依曼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中，它不再将存储的数据和处理规则分开，就像在传统档案中一样，文件被保存在库房中，而档案程序规则被保存在书籍或管理元文档中。当数据和程序都位于同一个操作领域时，数据和元数据之间经典的文本记录差异崩溃了。
数字化记忆打破了传统的纸质档案中字母至高无上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声音和图像也可以进入其中，它们可以在自己的媒介中被寻址：对于旋律、图像和模式都可以根据其形态进行检索。因此，一种新型的文化——技术记忆正在生成。计算机能够以数字方式“挖掘”的是一个真正由媒介生成的档案。这为互联网上的搜索操作开辟了新的视野：数字图像和文本可以链接到字母地址，同时这再次使图像和声音受制于文字与档案分类范式产生的外部元数据，而且现在它们可以在自身媒介中从内到外寻址到单个像素，允许随机搜索——字面上的“比特映射”，即按比特进行映射。
因此，图像和声音是可计算的，并且能够适应模式识别算法。这样的程序不仅可以是媒介考古学意义上的“挖掘”，而且能从视听档案中产生意想不到的视觉陈述和视角。对于档案而言，这是第一次，不仅可以根据元数据，而且可以根据其适当的标准来对其进行组织——在其自身媒介内生的视觉记忆中。在真正的数字文化中，生成性档案，即存档范式，正在被抽样——对信号的直接随机访问——所取代。
如今，不同的媒介记忆文化共存。欧洲文化记忆传统上以档案为中心，体现为持久的物质价值，而跨大西洋的媒介文化则以传输为基础。这就是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恰当地称之为帝国的东西。在对当今权力的媒介考古学分析中，我们从帝国的领土概念重新转向拉丁语单词imperium的原始含义，即接触、延伸和动态传输。谈到遗产，美国联邦政府档案馆并非根据传统的档案倾向，简单地存储那些最好进行保密的文件，而是力图确保记忆的全面性，以多样化的形式向公众传递信息，甚至是通过广告来实现记忆的不断流传。如果没有版权，每一个在线用户也许都能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数字网络中，归档延迟和当前的信息实现之间的分离已经崩溃。未来将有两种存储器：模拟的、物质的存储器和数字信息存储器——永久数据传输的半透明技术。档案不再是多媒体记忆的信息。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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