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是中心圆
本文作者：张卫忠
（2007级硕博连读，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教研室主任）
一、初见中心
我第一次走进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是2007年3月某天下午。当时刚确定被邓小南老师录取读硕士，师兄丁义珏说下午正好是同门读书课，来提前感受一下吧。对中心的第一印象早已模糊，但古雅幽淡的环境确乎击中了内心，令我对将要到这里读书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与兴奋。简单的介绍之后，读书课便开始了。读本科时，自己虽然也读过一些史料，但全无系统的读书训练，看着大家轮流点读、翻译、阐释刻本《道山清话》，心中慌乱不已，生怕轮到自己。很快，便被主持读书课的王化雨师兄点了名，只能硬着头皮，就着义珏的资料读了几句。照顾到我是新人，所以师兄师姐们并未“逼”我做更多的内容阐释。我如释重负，竟觉已是汗流浃背。后面也未再轮到我，便慢慢地平静下来，认真去听大家的发言和讨论。第一次见识了大家就一个字、一句史料广征博引、激烈交锋，否定再否定，最后一致赞同某种解释或只能“下去再查”。“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从来只是独自看书，胡乱摸索的我忽然感觉充满了温暖与力量，这才是我心中大学的样子，才是读书的氛围。这次体验，对我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使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差距，并激发了要赶超的决心。
那天全部时间和心思都在读书课上，除了上读书课的中心会议厅，其他地方都没来得及欣赏，甚至不知道中心还有后院，后院还有一个规模不大但质量上乘的图书馆。也未曾想到将要有六年时间主要在中心度过。当天晚上，查阅了一下中心的资料，才知道中心和自己同龄，感觉无形中又和中心亲近了不少。
二、同门读书课
2007年9月入学后，便正式参加了同门读书课。上课地点仍在中心会议厅，两周一次。当时王化雨师兄忙于毕业论文写作，读书课由周佳师姐主持。周佳师姐从相貌到气质都神似邓老师，做事极其认真严格。每学期都要提前和邓老师、同门商议好要读的书目与内容，做好具体分工与要求。我们主要采取的是史料精读模式，首先选好的版本，进行句读，梳理文意，解释专有名词，以及史料延伸解读。所读史料按邓老师的要求兼顾各种类型，包括纪传、编年、政书、文集、笔记、小说、诏令、奏议、出土墓志、官箴、官文书等。偶尔也会阅读学术论著或讨论新的学术热点，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关于物质文化的讨论和剑桥中国史系列宋代卷英文版的阅读。读书课除了毕业班的硕士和博士，所有同门都要参加，大四保送邓老师研究生的学生也会参加，再加上有些跟随邓老师访学的学者，我在读时期，读书课规模大致保持在十二人左右。
2010年同门读书讨论课
因为有了第一次参加读书课的冲击，我特别希望能在读书课上有好的表现，能迅速“入流”。每次读书课前都尽力去准备，常常为弄懂一个制度术语快速啃下几篇当时觉得近乎“天书”一般的论文，多次在读书课前一天晚上觉得准备非常充分了，刚躺在床上，忽然想起还有一个疑点没搞清楚，便又通宵搜讨史料，待得天晓，急匆匆洗漱吃饭，兴冲冲奔向中心。即使如此，仍免不了偶尔被周佳师姐突然喝问：“张卫忠，这个词怎么解释？”自己却大脑一片空白，呆若木鸡的窘态。大概我们前后的几届同门都经历过被周佳师姐无情“拷问”的场面，但正是这种学术上的苛刻要求，让我们每人都能迅速找到自己的不足，认清别人的优势 ，逐步养成一个水平虽有高下但整体保持水准的学术团队。
受限于当时的学术水平，不少史料我们都很难真正读懂，便希望邓老师能参加我们的读书课，以提高我们的读书课质量。但邓老师那几年学术事务繁重，又常需出国交流，推动整个宋史学界的发展，确实很难定期参加我们的读书课，最终只能抽出时间偶尔过来指导。大概在2009年初左右，我们似乎集体对读书课进入了“疲劳期”。一晚大雪，我醒来一路踏雪赏景，待到中心，周佳师姐和几个同门已经就坐，打了声招呼，惊觉师姐面若冰霜，不禁暗叫不妙，抬头一看，已是迟到了几分钟。随后又有同门接续而至，等到人齐，已比上课时间晚了半小时。周佳师姐霍然而起，拍了桌子，大意是说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倦怠了，好像觉得我们读书课进入了瓶颈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我作为主持者，能力有限，也负有最大责任，但你们现在这样懒懒散散，连基本的时间观念都没有，准备也不认真，对得起邓老师吗？对得起自己吗？我们尴尬至极，新入门的师妹甚至要哭了出来，刚想解释一二，师姐已转身掩门而去。周佳这次发飙，及时给我们都打了针强心剂，经过之后的协商和调整，我们很快又提振了对读书课的信心。毕业多年，每每想起读书课的场景，脑中总会跳出清代诗人黄景仁的名句“偶然持论有龃龉，事后回首皆相思”。张祎师兄最早引用的一句话“一个人可以走得更快,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后来成为师门内常引的名言，一个团队的相互提醒、鞭策与扶持，是团队持续活力的保障。我很庆幸能成长于这样一个团队，在学术上相互厮杀，生活中相互关爱，失意时相互鼓励，顺利时相互吐槽。
2009年北京初雪，在中心堆雪人（左一为作者）
读书课在中心有很深的传统，也是最扎实有效的学术训练方式。中古史方向的《资治通鉴》读书课、辽金史方向的《辽史》读书课等，都长期坚持并成果显著。我们同门的读书课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将自己精读的史料进行整理出版，当然，读书课过程中发现问题写成论文发表也只作为副产品。我毕业以后，师弟师妹们比我们更有学术规划，比较注重将读书成果及时整理，相继点校出版了《愧郯录》、《宋代官箴书五种》，所收获应比我们更丰厚。现在我总是对自己的学生说，我在读书时最好的学术训练除了上课、写论文，就是同门读书课，一群人，在读书的年纪认真地一起读书，是你们最该做的事，我希望努力让中心那样的读书课在我们学校生根发芽。
三、邓老师的《宋代政治制度史专题》课
研究生录取后，邓老师约我见面谈谈之后的安排，中午一道在康博斯食堂用餐，一起的还有王化雨、丁义珏师兄。邓老师先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读了哪些书，然后就说到复试，说官职差遣划线的题目是我出的，你们宋辽金方向三个进复试的同学一个全对，一个对了三分之二，一个对了二分之一。稍作停顿后道你是对了二分之一的，但我主要是研究宋代官制的，以后要加强这方面的训练。我一时感觉无地自容，也知道三人中我被邓老师录取，其他两人被刘浦江老师录取。只能老实承认，自己确实对宋代官制一窍不通，但我本科在四川大学上刘复生老师《宋史专题》课时，听刘老师称赞邓老师的《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是挑战高难度研究的典型，就非常向往，发愿要跟邓老师读书，研治高深学问，所以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宋代官制知识的。化雨师兄在川大读的硕士，便替我打圆场，说宋代官制确实比较难，川大也没有研究官制的老师。邓老师说可化雨复试时这种题目也是全对的啊，化雨师兄忙说我是硕士期间自学的嘛。义珏也说那两位同学都在北京来听过您讲官制的课，所以答得好。邓老师笑了笑说那以后要加油了。
非常幸运的是，我刚入学，邓老师就首次为研究生开设了《宋代政治制度史专题》课程。邓老师精心准备了两本资料集，一本是史料汇编，一本是论著汇编，相辅相成，还有精美丰富的课件。先按照宋代政治制度（核心是官制）的内在逻辑，分章讲授，然后是史料和论著阅读、讨论，中间有课程小作业，偶尔穿插临时的课堂小测试，最后是期末论文。为了鼓励大家积极发现问题，尽早准备期末论文，邓老师还承诺在期末之前提交论文的同学可以获得面对面指导的机会，这种方式对学生的帮助自然远高于只给一个分数，所以很多同学都提前交了论文，部分同学的论文后来还陆续发表。
上课的地点是在中心会议厅，选课人数虽然三十人左右，但每次上课会议厅都挤满了人，凳子不够坐，便从各个老师办公室、后院图书馆借凳子用。为了占到好位置，爱睡懒觉的我前一天晚上都要定好几个闹铃。选课学生既有历史学，也有哲学、中文、社会学等专业，还有不少本校和清华、人大、北师大、中央民大、首师大的旁听者。有一次，古丽巍师姐指给我看说赵老师也来了，我顺着看过去，才发现一直以为和我们一样是学生的人原来是赵冬梅老师。
邓老师讲课最大的特点是逻辑绵密、节奏严整。听者稍一跑神，就可能漏过重要信息，但如果能紧跟节奏，则有如入妙境、精彩纷呈之感。身为熬夜症患者如我，适应了邓老师讲课逻辑和节奏后，竟无论多缺乏睡眠，在邓老师课上都能不打瞌睡。丛脞繁复的宋代官制知识在邓老师抽丝剥茧般的讲授下总能呈现清晰而生动的脉络，仿佛变成了一个娓娓讲述自己前生、今世委曲经历、思想的智者。我知道这是邓老师最厉害的看家本领，所以在这门课上也下了苦功夫，力求能够追上师兄师姐，洗刷复试时官职差遣划线错了一半的“耻辱”。这门课原来是古丽巍师姐做助教，一次和邓老师在食堂吃饭，邓老师问起我一天伙食费多少，后来应该是为了照顾我经济方面的压力，让我和古师姐一起担任助教。这下更觉得如果不好好学的话就对不起邓老师的关照，也胜任不了助教一职。配合课程进度，我把《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仔细读了两遍，逐渐对原来视为“畏途”的宋代官制慢慢了解熟悉起来，也感觉到了其中很多乐趣，能多少体会到了宋人对官制的适应与设计，绞尽脑汁后豁然开朗的史料阅读体验也常能带给自己很大的兴奋与成就感。由于这门课满满的收获，我也渐渐坚定了继续宋代官制研究的信心。
这门课之后几年一直未开，08年入门读博士的姜勇、秦克宏师兄总是感叹他们太不幸运了，总感觉在宋代官制方面缺了系统学术训练。等这门课再开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博士论文写作了，只能偶尔去听几次，但总是常听常新，能理解和接受的层次感觉和以前又完全不同。常常会想，一门课对一些学生可能会产生一生的影响，我何其有幸，一入学就赶上了最好的课。有一天我的学力达到的话，我也要开设这样一门课。
四、海峡两岸中国古代史教学研讨会
注重教学是北大历史系从邓广铭先生开创的传统，尤其是专业基础课《中国古代史》，往往是“顶配”师资。我硕士一年级下学期，做《中国古代史（下）》助教，当时讲授《中国古代史（上）》的是阎步克老师，邓老师和张帆老师合讲《中国古代史（下）》。这门课早就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之一，也是国家级精品课，三位老师对授课课件、内容、方式都是精益求精，学校和周边慕名来旁听的人很多，高峰时有人只能站着或在窗外听课。2009年初，邓老师提议说现在国内外学术会议都很多，但少有教学方面的会议，围绕《中国古代史》课程建设，不妨召开一个海峡两岸中国古代史教学研讨会，相互交流一下经验，提高高校对中国古代史教学的重视。这一动议很快受到阎老师、张老师和叶炜老师的支持，也得到海峡两岸很多高校学者的响应。
筹办会议流程复杂，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我和姜勇师兄被邓老师指派协助工作。邓老师和阎老师都是细致入微的人，对待会议的筹备环节如学术研究一样一丝不苟，多次统筹、商讨会议各项流程，连对每个学者的饮食要求都做了详细提示。我一向不太习惯做笔记，通常一门课下来，一页纸都写不满，但面对各项细节，竟记录了满满两页工作条目。3月28-29日，研讨会在中心会议厅顺利召开，海峡两岸共18所高校的中国古代史教学负责人和骨干参加，全程洋溢着热烈的相互请益和讨论气氛，大家一致称赞北大中国古代史教学团队的这种创意和担当，并希望能将这种教学研讨会形成机制。在研讨会最后，阎老师说之前都是我们老师在谈，看看我们学生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吧。参会的学生大概都没想到阎老师会问我们的看法，一时没有回应。为了避免冷场，我便站起来说我做过两年高中历史老师，有一个比较深的体会，一些学生会因为觉得受到某科老师的关注，比如老师能随时喊出其名字，而特别喜欢这一科目，但大学里面老师和多数学生交流很少，学生很难感到受关注，这可能也是部分学生学习不认真的原因之一，如果可以的话，老师们能否多些时间和学生交流？阎老师说谢谢学生给我们这个很好的提醒，对学生和教学是值得每一个老师投入更多心思的。等我做了高校老师，才发现因为各种原因，大学老师确实无法像高中老师那样给予每个学生关注，我之前真的是责难于师了。
研讨会结束后，我按工作安排写了篇综述，邓老师删改之后让我投到一家期刊，但久无下文。邓老师托人去问，对方回话说可以发表，但要交些费用。邓老师很是气愤，说但凡收费的期刊，我们一概不发。后来综述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6期。这次协助筹办会议对我个人处理事务能力颇有锻炼，也近距离见识了邓老师、阎老师在处理繁剧事务性工作时的无微不至与游刃有余。
五、月是中心圆
每逢中秋，邓老师都会召集学生在中心共度佳节，赏月谈心，不知这一传统起源于何时，但这些年只要邓老师在北京，从未中断。毕业的师兄师姐早早就会“赞助”来各种月饼、各地美食小吃，邓老师和林老师（邓老师先生林宗成老师）也从家中带来精心挑选的点心，我们通常也会采购一些水果、零食、饮料。天未黑时，中心前院已布置妥当，宛若月饼盛会。待得月华初上，小院充满了欢声笑语。同门里周佳、丁义珏最有谐趣，常被推举主持游戏。输者认罚，表演节目，因此得以见识不少同门平时深藏不露的各色才艺。邓老师兴之所至，便来上一段京剧《沙家浜》，我这全然不懂的听众亦感兴味悠长，不觉跟着大家打起节拍。当月既中天，游戏告一段落，大家边赏月边随意闲聊，品尝美食，这是邓老师少有的会谈到一些“八卦”的时刻，我们便趁机探听各种逸闻趣事。
北京中秋能赏到满月的机会并不很多，遇到阴雨天气，场地就转移到中心会议厅，赏月会就变成了座谈会。大概是2012年中秋，参加中秋聚会的在京同门和访问学者好像是最多的一次，围坐满了会议厅的长桌。聚会结束前邓老师说大家都说个祝愿吧，想起明年毕业后不知何时才能再和老师、同门一起共度中秋，一时间竟有些伤感。轮到我时，思索许久才说，希望若干年后我们还能像今天一样聚在一起吧。
2010年中秋聚会
2009年时陪一位在社科院读博的高中同学参观中心，出来后她说要是能在这里工作，每个月三千块钱都很满足，看着我惊讶的眼神，她又补了一句，做门卫都行。毕业九年了，每次回学校，总要到中心去看看，到会议厅默默向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先生的相片鞠个躬，到邓老师的办公室坐上一会儿。这里是我六年记忆最深刻的地方，某种程度上也是我的学术精神家园，甚至，记忆中的月，也是中心最圆。
2022年7月28日写于邛崃
（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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