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王一川：万物通心——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方案（三）

［提要］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是一个需要认真考察的重要问题。梁漱溟的“理智运用直觉”、张岱年的四点论、牟宗三的“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徐复观的“忧患意识”、李泽厚的“乐感文化”、钱穆的“天人合一”、许倬云的“三原色”、庞朴的“忧乐圆融”、张世英的“万物一体”等学说之间存在一个相通点，即都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带有主体心性智慧的特点。万物通心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即心性智慧传统相结合的一种尝试性解决方案。这是将马克思主义以物质决定精神之说为基本的理论概括为万物对人或主体的决定作用，同时也是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体心性智慧概括为心对物的感通或应答作用的结果。万物通心意味着世间万事万物，一方面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又给予个人以全面而又深刻的影响，同时又连通个人的身体感觉和心灵思考，迫使个人以己心去应答，形成人心将万物与人沟通起来的局面。万物通心的基本特性在于天地人心一体论，其基本原则之一在于“中和”，其实施途径在审美及文艺表现层面有天地生文律、阴阳交替律、刚柔相济律、以善润真律、化悲为喜律、褒贬皆有律和乐以忘忧律等。

［关键词］万物通心；中国文化传统；心性智慧；天地人心一体；中和

［作者简介］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美学、影视批评等。

一 中国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型

二 现代哲学家眼中的中国文化传统

(点击标题可阅读第一部分）

三 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方案：万物通心

问题在于，即便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上述九位中国现代哲学家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心性智慧特质的观察，但毕竟现在已经处于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已然百余年并且早已成为全国的统一性指导思想之时。现在的具体问题就是，如何基于中国现有的国情条件，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4.），形成21世纪条件下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方案？

这就需要集中考察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案。首先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又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还是实践的理论，指引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也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参见：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2）.）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批评那种不把对象“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9.）的旧做法，主张研究“感性的人的活动”及其“实践”，因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更进一步来说，在马克思看来，以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物质生活制约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592.）由此来看，马克思主义原理强调物质决定精神而不是相反。其次，需要认识中国文化传统。如前所述，中国文化传统无论有着多少种分支、流派或思想体系，都具有心性智慧的特质，也即共同地强调主体的心、精神或德行修养的主动性或积极作用。显然，以上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文化传统特质之间毕竟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例如，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决定精神，而中国文化传统注重主体心性的作用；前者要求以集体实践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而后者更重视个体的德行修养。如何将这两种并不相同的思想体系融合起来，建构起一套适合21世纪中国实际的文化价值构架呢？

万物通心，应当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一种尝试性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一旦将马克思主义的以物质决定精神之说为基本的理论概括为万物对人或主体的决定作用，同时又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体心性智慧概括为心对物的感通或应答作用，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概念或命题：万物通心。世间万事万物，一方面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状况，是独立于个人的存在，并且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又给予个人以全面而又深刻的影响，包括既给予个人以生存环境、条件和资源，同时又连通个人的身体感觉和心灵思考，迫使个人以己心去应答，从而形成人的心将万物与人沟通起来的局面。通，是形声字，从辵，甬声，本义是没有堵塞而可以通过。《说文解字》里解释为：“通，达也。”《周易·系辞》中说：“往来不穷谓之通。”可见，通是指消除了障碍的通行、通达。

万物可以通达人心，是由于万物与人心之间有着相互通达的要求。成书于西汉的《乐记》虽然认为音乐“由人心生”，但最终归结为人心之“感物”：“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这里明确了音乐来源于“人心”之“感于物”，提出了“乐感物”的主张。“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按照有关读解，这里不仅指出了音乐来自“人心”之“感于物”，而且具体分析了“人心感于物”之通向具体音乐或声音形式的途径：悲哀之情受感时发声急促而细小，快乐之情受感时发声宽舒而和缓，喜悦之情受感时发声发扬而自由，愤怒之情受感时发声激烈而严厉，崇敬之情受感时发声正直而庄重，爱慕之情受感时发声温和而柔美。这六种声不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而是人心感应外物，使内在感情激动起来的结果。(参见：蔡仲德.《乐记》《声无哀乐论》注译与研究［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6-8.)这里既坚持外物对人的心灵的感荡在先，而又认识到人以“心感”对这种感荡做了积极回应，从而说的正是万物通心的道理。《文心雕龙·物色》也有这样的论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605.)这里有关“物色之动”让“心”受到感发而摇荡起来进而产生“辞”的阐述，同《乐记》的“人心感于物”的思想是一致的。

万物通心，可以通过个体的“心”去解决天地人“三才”之间的疏离或对立问题。董仲舒提出“人受命于天”(曾振宇，傅永聚.春秋繁露新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2.)，一方面确认“天”或“天命”的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也同时确认了个人积极“受命于天”的主动性。至于他提出“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曾振宇，傅永聚.春秋繁露新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3.)，更是通过以人的“仁”或“仁心”去沟通“天心”，成功地将看起来至高无上的、外在的“天”转化为可感、可知和可行的人心。这是以“人”之“仁”或“仁心”去通“天”或“天心”，从而化“天”为“人”之“仁心”的关键步骤。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指出：“‘志于道’，志者，心之所之之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据于德’，据者，执守之意。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于仁’，依者，不违之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于艺’，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M］//朱杰人，严佐之.朱子全书(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21.)这里同样强调“心”的关键作用。王阳明干脆直截了当地要求“在心上用功”(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册［M］.吴光，钱明，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00.)。他强调通过主体的心性修为去解决问题。其理由在于，“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册［M］.吴光，钱明，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81.)钱穆这样理解说：“中国文化尚‘心’，而其心不拘于法，必求其化而为道。心化为道乃益见其广大而可以悠久。在中国则谓之‘仁’，不谓法矣。”(钱穆.素书楼余沈·晚学拾零［M］//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629.)中国文化传统注重从人心找原因、究根源、求解决，以个人心性作用化解矛盾，把事办成、办好。钱穆还在《孔子与中国文化及世界前途》中指出：“故孔子教义，乃是一种‘人文教’，主要乃是一种‘心教’，乃本于每一人之心之全体而为教。”(钱穆.孔子与论语［M］//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359.)他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史学》中指出：“故中国历史精神，实际只是中国之文化精神。重在‘人’，不在‘事’。而尤更重在人之‘心’。惟人心乃人事之主，而人心有此两大别。自然心与文化心，小我心与大群心。心见于事而谓之道，乃有所谓‘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之大区别。”(钱穆.中国学术通义［M］//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164.)这些观点合在一处，都是在标举一种以个体的“心”去沟通世间万事万物的主体方式。

文章载于《文化软实力》2022年第2期

转自：“i文化软实力”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