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王一川：万物通心——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方案（一）

［提要］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是一个需要认真考察的重要问题。梁漱溟的“理智运用直觉”、张岱年的四点论、牟宗三的“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徐复观的“忧患意识”、李泽厚的“乐感文化”、钱穆的“天人合一”、许倬云的“三原色”、庞朴的“忧乐圆融”、张世英的“万物一体”等学说之间存在一个相通点，即都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带有主体心性智慧的特点。万物通心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即心性智慧传统相结合的一种尝试性解决方案。这是将马克思主义以物质决定精神之说为基本的理论概括为万物对人或主体的决定作用，同时也是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体心性智慧概括为心对物的感通或应答作用的结果。万物通心意味着世间万事万物，一方面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又给予个人以全面而又深刻的影响，同时又连通个人的身体感觉和心灵思考，迫使个人以己心去应答，形成人心将万物与人沟通起来的局面。万物通心的基本特性在于天地人心一体论，其基本原则之一在于“中和”，其实施途径在审美及文艺表现层面有天地生文律、阴阳交替律、刚柔相济律、以善润真律、化悲为喜律、褒贬皆有律和乐以忘忧律等。

［关键词］万物通心；中国文化传统；心性智慧；天地人心一体；中和

［作者简介］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美学、影视批评等。

在探讨中国现代文艺中的心性现实主义美学范式时，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即心性智慧传统的现代转型是一个需要认真考察的重要问题。【本文依托笔者此前在《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的成熟道路——兼以〈人世间〉为个案》(载《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4期第51-72页)中的初步论述，进一步探讨作为“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美学范式”的基础的中国文化传统即心性智慧传统及其现代转型方案。】这个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如何实现转型，而且关系到这种转型轨迹如何铭刻进文艺作品的深层意义系统中，也就是如何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美学维度显现出来。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中国文化传统如何既建构自身的独立自主性而又可贡献出能够与世界上其他文化一道平等共享的人类共同价值，是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文化一直在不懈地求解的一大难题。在当前中国大地上正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定理论与实践背景下，这一难题的破解显然更有必要性和迫切性，因为这种破解有可能成为考察上述相结合的美学及文艺路径的一种可参考方案或可供进一步探讨的基础。

一 中国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型

要认识中国文化传统，需要涉及很多方面。单是从何种途径去认识文化传统，就需要予以说明。文化，按照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看法，是作为“符号的动物”的人类制造出来以便表达特定意义的符号系统。“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95-96.）不过，与此不同的是，英国人类学家布伦尼斯洛·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视为人类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即由一群能利用物质工具，而固定的生活于某一部环境中的人们所推行的一套有组织的风俗与活动的体系”。作为社会制度，文化可以有基本的或生物的、演生的或手段的、完整的或精神的等形态，涉及知识、巫术、宗教和艺术等。家庭、住户、村落社区、部落、经济组织及职业行会等，是文化最普遍的和最主要的制度。（参见：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96.）有的社会学家倾向于从操作方式上理解文化可以同时涵盖物质文化与观念文化的宽泛定义：“文化包括：(1)思想、知识(正确的、错误的或未经证实的)和处事规则(recipes)；(2)人工制造的工具(如铲、缝纫机和计算机等)；(3)社会行动所产生的产品，并且能为进一步的社会生活发展所利用(例如苹果派、电视机、州际高速公路等)。”如此说来，“文化相当于关照事物的方式”。（参见：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角［M］.周晓虹，徐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9.）这样的文化还可以分解成“五种框架：(1)制度结构；(2)文化历史与遗产；(3)生产与传播；(4)观众效应；(5)意义与社会行动。”（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角［M］.周晓虹，徐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8.）还有人如此概括地说：“文化概念在用法上的转变明显见诸于这种趋势：从将文化作为习得的和人为的一切事物到将文化作为意义的系统、符码和节目。”（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M］.郭建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4.）从这些有关文化的不同观点来看，要在文化概念领域求得统一的认识是不大可能的事，这里只能采取一种大致的宽泛认识：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社会制度及其符号表意系统的统称，主要在于特定的符号系统可以传达特定的意义。

考察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关键看什么？一种简便易行的经典看法就是看其哲学传统怎样。马克思指出：“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9-220.）由于成功地把特定时代及其人民创造的精华都汇聚于自身，因此，“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中国现代哲学家张岱年认识到：“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思想。弘扬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首先要弘扬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优良传统。”（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优良传统［M］//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321.）他相信哲学思想正可以代表“文化的核心”，而要弘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首先就需弘扬中国古典哲学的优良传统。

这样，如何把握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就可以高度集中而凝练地归结为如何把握中国哲学传统的问题了。现代哲学家庞朴对中国哲学传统问题做过如下概括性评述：“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简明的概念，来概括显然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文化。起先用的是‘仁心’，是‘中道’；尔后有了和西方对比的机会，又改用‘静的文化’(钟天纬)、‘道的文化’(薛福成)、‘精神文化’(梁启超)、‘孝的文化’(钱穆)等等之类，去和被想象为西方文化特征的‘动的文化’、‘器的文化’、‘物质文化’、‘爱的文化’相区别。”（庞朴.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M］//庞朴.庞朴文集：第3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216.）这里单说将中国哲学传统同西方相比较的方式，就代表了过去百余年来哲学家们及其他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为什么要在与西方哲学传统相比较的意义上去认识中国哲学传统呢？这恰是因为近现代以来中国遭遇了空前强大的对手——西方。毛泽东在1939年针对中国的人民民主革命进程指出：“几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屡次地失败了，这种情形，现在要来一个转变，不是再来一次失败，而是要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现在中国的革命正在前进着，正在向着胜利前进。历史上多次失败的情形，不能再继续了，也决不能让它再继续了，而要使它转变为胜利。”（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1.）这个观点用来理解现代中国哲学面临的从“失败”转向“胜利”的情形，也是完全合理的。中国哲学要在近代遭遇的“失败”中奋起反思和重建，向着现代性转型的“胜利”目标前进，就需要借助西方哲学的镜子来重新认识自身，特别是认识自身的现代转型道路。

中国哲学传统的现代转型，意味着借助西方哲学这面他者之镜来重新映照自身的传统面貌，进而在与西方哲学的跨文化比较中探索自身现代转型的可能性。这里，对中国哲学的认识需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追究中国哲学传统本身怎样，另一方面是探讨它在现代转型的可能性。其实，这两方面是必然要合起来考虑的，因为，中国哲学传统本身究竟如何，严格地说毕竟它已经成为过去；现在的追问，是无法回头替古人解决他们过去曾经遭遇的问题的，而仅仅是为了它的现代转型需要。也就是说，现在追究中国哲学传统，恰恰是为了便于探索它的现代转型路径。所以，现在回头探讨中国哲学传统，正是为了探讨中国哲学传统也即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的可能性。

文章载于《文化软实力》2022年第2期

转自：“i文化软实力”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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