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言中国研究的比较方法

01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7期P7—P8

02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原题《试论葛兰言中国研究的比较方法》，摘自《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1期，王宁摘

马塞尔·葛兰言是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导人，是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汉学家，其多数著述与古代中国文明有关，他以不同于其同时代及过往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方法对《诗经》等中国古籍进行分析和解读。葛兰言研究中国文明的时代是西方借助人类学理解古典学的高峰和尾声，葛兰言的学术旨趣不纯然是理解中国，他更要借助中国的案例使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对古典政治发生和文明的诞生产生更周严的思考。

古代中国的节庆作为社会节奏

葛兰言以《诗经》为主要文本对中国古代的婚姻习俗进行研究，试图构建先秦中国的社会节奏框架。通过分析《诗经》中的情歌，葛兰言还原了早期中国平民的婚姻方式和年度周期性的“圣地仪式”。他认为，从《诗经·国风》中可以归纳出中国古代春季和秋季的两次重要仪式，而此前的训诂文本充满道德主义的误解。早期中国的社会状态由节庆时间和世俗时间两个部分构成。在世俗时间中，各个家族封闭地生活在自己的房子周围，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是男耕女织，各个家族并不互相来往。然而，待到春季和秋季节庆的神圣时间，互不来往的家族则要打破封闭性，前往高山或河流等被称为“圣地”的区域举行仪式。

葛兰言从《诗经》的歌谣中提炼出早期中国的社会节奏，这种方法承接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的传统。从涂尔干、莫斯等人的众多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社会节奏的关注，其中最为汉语学界熟知的是涂尔干对神圣和世俗的二分。关注社会节奏是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的传统，这与此学派所处的日耳曼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尤其是莫斯，试图从日耳曼民俗中探寻并找回被其称为“礼物精神”的法权状态。社会周期性的改变是世界各个地区常见的社会组织方式，其实质是社会中两种不同的宗教状态、产权状态、习俗法律等发挥作用的结果，或可称为“法的二重性”。社会节奏在不同社会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其重要性也各不一样，即使在印欧人内部也展现为古罗马的时间辩证法、古印度的瓦尔纳制度等不同的面向。葛兰言在《诗经》中抓住的对比角度是将欧洲与早期中国民间的婚姻民俗作对比。欧洲农村的社会节奏被葛兰言借鉴到先秦中国农村的研究中，他把青年男女的春季仪式当作先秦汉人社会的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作出理论推演。葛兰言并非要寻找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是试图澄清人类社会的共通性。葛兰言没有发现早期中国在公私产权上的社会节奏，但依然可以从婚姻的角度去构想早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和联盟。他试图将中国春季和秋季的仪式抽象成可与日耳曼人对比的社会节奏，并以此为起点，将秋季仪式、王宫宴饮中所展现的声望竞争、封建荣耀与北美洲的夸富宴仪式作对比，从这一角度去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

山川圣地仪式和图腾社会的总体呈献

在描述中国平民的婚姻时，葛兰言具有明确来源于类比图腾社会的比较框架。他将图腾看作思考社会的起点，这样的方法建立在社会形态比较的基础之上，在葛兰言所处的时代是一种普遍的方法。把中国纳入比较的范围是社会学年鉴学派惯常的做法，在涂尔干和莫斯的尝试之中，他们就将中国与祖尼印第安人的分类观念进行对比。葛兰言设想中国平民社会是由两个社会单位共同构建而成，就如同北美洲图腾社会中两个不同氏族之间必须形成外婚制。古代中国的图腾制度极为模糊，但氏族制度高度发达，因此，葛兰言便更加注重圣地与外婚制及社会节奏的关联性。

葛兰言将中国农村的秋季仪式与西北美洲沿海诸社会的冬季节庆进行对比，两者都包含对于物产施予者的报恩，只是它们所形成的声望存在差异。虽然中国的秋季仪式与西北美洲海岸的冬季节庆都具有通过相互给予订立社会盟约的意涵，但是前者属于非竞争性的互相呈献，而后者则是竞技性的夸富宴。在葛兰言的预设中，参加秋季仪式的各个家族打破自己的封闭性，将一年的收获施舍给别的家族；在相互给予中，社会团结得以实现。更具备施予能力的家族，其竞争的目标是依据声望获得座次，而并非彼此等级的压制。根据礼物的原则，收礼者必须还礼，而偿付不起的人就会陷入还债的压力之下。西北美洲海岸印第安人的社会等级尚未建立，又恰恰处于正在试图建立政治的阶段，因此他们在冬季以夸富宴的方式进行礼物交换。在中国古代的秋季仪式中，最初通过对称性的宴饮和呈献，浮现出两个家族轮流主导的局面。在秋季宴饮中结为联盟的两个家族会建立更高的声望，两者互为给妻者与娶妻者，轮流占据圣地形成地望；两者分别承载基于地和天、阴和阳的道德，形成昭穆制度的雏形。平民社会的秋季仪式虽然看上去类似夸富宴，但其实质不具有形成等级的权力，在史料中八蜡节所呈现的由声望竞争形成的等级是封建贵族系统发达之后的社会形态。

封建王权的形成与北美夸富宴

在葛兰言对中国先秦封建社会的形成和政治转型的分析中，夸富宴是关键。莫斯通过西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夸富宴尝试表达不同部落联盟之间如何形成等级，而葛兰言则借助其分析逻辑，不仅解释了中国等级的建立，说明了封建等级的稳固机制，还找到等级制动摇时夸富宴再次出现的证据。

葛兰言在分析先秦从平民到贵族联盟的发展时，其策略与莫斯在《礼物》中从萨摩亚人、毛利人到西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分析路径基本相似，葛兰言还延伸了这种方法。莫斯在分析西北美洲海岸的夸富宴以及此处形成的“秘密会社”之后，对古式社会的形态给出初步结论，继而开始具体探讨罗马人、日耳曼人和印度人的交换和契约形式。莫斯没有再从“总体呈献体系的延伸”这一角度探讨将印欧人串入进化论的脉络。然而，葛兰言则以中国的史料首尾一贯地分析中国的政治发生。葛兰言在分析中国封建贵族社会时，以莫斯分析礼物的逻辑，引入夸富宴的视角，比较中国和北美两种社会。在葛兰言的分析中，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夸富宴的运行机制上演进，单一男性氏族取得相对于女性的优势，天子从兄弟关系当中凸显出来。葛兰言从人类学经典的婚姻、家庭角度演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超越于莫斯仅依靠社会类型学在原始社会和印欧的古式社会间难以建立的联系。

阿拉伯人的兄弟关系和华夏婚姻联盟

葛兰言对于中国先秦的妻姐妹婚（媵妾制）的讨论一方面展现出他对莫斯的礼物联盟理论使用的纯熟，另一方面反映出他对从婚姻联盟到国家产生过程的探索。葛兰言将中国贵族的婚姻联盟与罗伯森·史密斯研究的古代阿拉伯人的婚姻制度进行对比，从而形成对于中国文明与贵族婚姻联盟之间的关系比较。

葛兰言对中国媵妾制的假设是在比较世界范围内的多偶婚之后所提出的理论猜想，他尤其注重对比盛行一妻多夫制的古代阿拉伯人。史密斯在阿拉伯联盟中发现，当地在政治上是兄终弟继制；而在婚姻上，一个男人会收继其兄弟的妻子，形成实际上的一妻多夫制。史密斯将这种情况推向早期阿拉伯地区部落联盟状态的形成，他同样是以图腾制度和圣地的概念去设想阿拉伯社会的状态，认为阿拉伯地区最初也应该是群婚制的状态。在这之后，阿拉伯人的社会是按照母系来运转的，父系氏族为了确立自身，试图将孩子与自身的关系拉近，便会去占有那个拥有法权的妇女从而获得孩子。古代阿拉伯人的婚姻形态从群婚向部落共享妻子的方向发展，而葛兰言将中国的形态和古代阿拉伯的状况视作走出群婚制的两个发展方向。通过一夫多妻制婚姻发展和婚姻联盟的假设，葛兰言再次将中国拉入可比较的框架之内，中国的政治发生被还原为民族学问题。葛兰言所创立的将语文学与比较社会学相互结合的分析模式是19世纪欧洲古典学脉络在人类学中的自然延伸，他的系列作品也第一次将这一方法用于印欧之外的古典文明研究。时至今日，在材料范围扩展有限的情况下，这一方法仍旧是我们认识中国文明早期状况的重要凭借。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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