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理论：人类学思想的他者建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7期P5—P6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摘自《民族研究》2022年1期，王宁摘

过去十多年，国际学界展开关于发展问题和涉及发展中国家的讨论时，“全球南部”一说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已有几百个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先后使用了这一说法，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南南合作，其中一些学者还将巴西、印度、中国、南非等国在南南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新动态称为“全球南部的崛起”。参与南南合作的非西方国家，在近现代大多都经历过殖民政权或帝国主义势力的欺压。在其中的一部分国家中所产生的社会理论，在过去十多年内之所以被称为“南部理论”，是因为其针对性和批判性直指“北部偏见”。“北部偏见”即指在不同程度上依然影响全球人文社科界的欧洲中心主义。尽管大写的南部理论是单数的，但它其实是一个多源头的理论思想的集成体。

本文标题所说的他者即是指本土人类学及其研究者。作为学术世界的一部分，本土人类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艰难过程。在西方人类学早期，一个荒诞的神话竟然变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学科信念。这个神话说的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未开化的”他者，因而人类学研究的范畴必须是“野蛮人的”以及“土著人的”社会文化。专门针对他者展开研究的范式要求西方人类学家前往异邦完成“并置陌生化”的文化比较分析。在美国、波兰、德国，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了一些本国人，比如美国印第安人和欧洲少数族裔。在英国，率先冲击他者研究范式的两位非西方学者是在伦敦大学完成人类学训练的乔莫·肯雅塔和费孝通。肯雅塔于1938年在《面对肯尼亚山：基库尤人的部落生活》一书中以鲜明的本土学者立场批判了英国殖民政权的肯尼亚土地政策。同一年，费孝通提交的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也是一项挑战他者神话的本土人类学研究。尽管这两部力作充分证明了本土研究的价值，西方人类学的他者研究取向和对第三世界本土人类学的不认可并未改变。拉美人类学家雷斯特雷波和埃斯科巴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明确指出，西方人类学对第三世界本土人类学的轻视和忽略不计是世界人类学发展的绊脚石，因为非西方的、本土的“其他人类学”是建构世界人类学整体性和代表性之必须。雷斯特雷波和埃斯科巴还指出，建设世界人类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去殖民性的学术观之生成。

殖民政权的不复存在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思想的消失。这是“去殖民性理论”在拉美人类学界盛行的一个原因。去殖民性的学术立场必然触及的一个问题是西方人类学与西方殖民主义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可以简述为三种：其一，“方便说”；其二，“侍女说”；其三，“反叛说”。但是正如一位南非黑人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西方人类学的历史角色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使唤丫头”，而是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学术化载体，西方人类学乐于自我反思，却不愿意听到来自非西方的他者批判，尤其反感有关西方人类学充当过殖民主义帮凶的激烈观点。这位学者特别提到，哈佛大学一位法律人类学教授，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将非洲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的批判称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谩骂，并将那些言辞激烈的非洲学者视为“吃诽谤饭的人类学家”。去殖民性的学术立场必然触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学术化的种族主义是否已经消除。人种优劣论是最为人类学所抵制的一种思想，然而种族概念毕竟曾经广泛影响到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种族主义是社会进化论的翻版，它将白种人至上的思想变为一种意识形态。二战以后的西方人类学，对关联研究对象的种族主义予以了坚决抵制，但是关联研究者的学术化种族主义难以根除，四十多年前，许烺光在一篇字字如刀的论文中指出，西方人类学对有色人种学者的贡献是视而不见的。

在经历后现代主义反思和写文化模式转向之后，西方人类学对他者的思想建树基本上仍然是视而不见的。教科书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事例。西方人类学教科书的内容，大篇幅地论及非西方国家，而有关人类学思想的讨论，却几乎都在呈现西方学者的观点。后现代主义反思，并没导致西方人类学对他者思想的应有重视。引发这一问题的客观原因之一或许是西方学界由于语言障碍对非西方国家的本土人类学了解甚少。

对当代中国人类学来说，论著的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的国际化固然重要，但或许更重要的是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东西走向的学术对话基础之上，广泛深入地研究人类学思想的他者建树。如上所述，他者是西方人类学的一个古老命题，如此教条排斥的是本土人类学，甚至费孝通先生晚年时还觉得有必要回应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对本土人类学的无端质疑。值得注意的是，费先生的回应按着利奇预设的逻辑展开，其结果是将本土人类学研究为何有道理的勉强说法作为了对利奇的答复。所幸的是中国人类学家王筑生一年多之后出版了英文版《景颇族：云南高原的卡钦人》一书。他依据厚重的史料和犀利的分析证明，利奇推崇的“外客”视角其实并无穿透力。王筑生特别指出，利奇著名的缅甸高地政治制度研究是漏洞百出的，其华丽的理论建构是用历史虚无主义伪装而成的花瓶而已。

严格而言，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人类学仅仅代表着这个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当下的人类学全球格局是诸多本土人类学之构成。2009年数千名世界各国学者云集昆明召开的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即为证明。自从“昆明大会”以来，我国人类学民族学新动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属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突飞猛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先后为我国海外民族志研究领域输入了一批青年学者。

笔者也辅导了一部分博士生前往斐济、坦桑尼亚、肯尼亚、缅甸、乌干达等国从事田野调查，还评审了校外博士生撰写的海外民族志。为了做好辅导和评议工作，笔者系统查阅了我国学界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还参加了海外民族志研究选题论证会和论文预答辩以及答辩活动。这一过程和经历使笔者深深感到，我国海外民族志研究尚未充分吸收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人文社科知识精华，对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学同行了解甚少，相关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基本是以西方学者的论著作为基础，虽然也有例外，但是为数极少。

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任职期间，在辅导二十名发展中国家来华留学生的过程中，在指导中国学生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之际，笔者逐步认识到全球南部社会理论的重要性。这一认识的基础包括对几位非洲老一代本土人类学家的生平和思想之初探。

在学术本土化努力的促进下，当代中国人类学可以说取得了以下几个令人欣喜的成果：第一是针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努力，族群理论、家族理论、集市体系理论以及相对较近的象征资本理论，先后纳入本土情境而得到升华。第二是重访人类学和家乡人类学的双重典范，前者与以往研究保持着紧密直接的对话并推出新解，后者对人类学传统的他者概念提出了必要的质疑，而且对人类学者研究自己家乡的理论方法以及伦理问题做出了深入的讨论和反思。第三是强调本土化的中国人类学与史学发生着越来越多的交融，其表现是历史人类学的异军突起以及人类学研究者对历史文献积极主动的利用和有创意的解释。第四是中国本土人类学对其他学科的广泛渗透，其表现是人类学思想概念不断出现在民族史、民族经济学、民俗学、文学、文化遗产、影视以及公民健康和教育研究之中。

在我国属于社会学的社会人类学以及属于民族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之中，海外民族志研究可谓一支茁壮成长的新秀。这不仅是因为海外民族志研究深入其境的参与观察策略，而且还在于此类研究的地点包括一大批必须使用长时段实地调查方式才能深入研究的发展中国家，比如斐济、马达加斯加、海地等。在此意义上，一部分学者最近概括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趋势确实是一个有可能超越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趋向性转折。这个进行中的学科转折，其意义重大，其关键的关键是中国人类学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人类学中汲取了必要的理论思想养分。如果说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指的是依据中国经验和国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以及知识的消化、改造以及发展和创新，那么当代中国人类学之使命则是对人类学本土化的超越。这是因为当代中国人类学是本土人类学和海外民族志之合，也是世界人类学的一部分。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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