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时间是精确的可以度量的时间，人们依其安排日常生活。中国传统农民的生活则是依照“农事节律”而行。现代时间是怎样进入乡土社会的，农民的日常又因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请看下文：
作者：马光亭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摘要
几千年来,中国人谨守农时,把农历作为根底的时间与生活指导。近代以降,阳历星期制进入中国,并逐步成为官方颁布的现代工作时间制度。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乡村迅速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生产转化,农民在不违农时的基础上,逐渐进入、接受、习得非传统农业生产的现代"工时"及时间观念、纪律管理,其身份也从传统农民转化为拥有多元生存选择的现代农民。进入21世纪,在乡村振兴战略与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下,传统乡土社会随之转向"新乡土时代"。
关键词
农时; 工时; 现代农民; 乡村振兴;
中国历来是稼穑为重的农耕古地,农事收成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的安危。农事兴,国事才旺。几千年来,中国人谨守农时,把农历作为根底的时间与生活指导。近代以降,阳历星期制进入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入到国家机关、工厂企业中,或者可以说,进入并依靠在阳历星期制这套时间中显现、操劳来获得生计。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阳历时间以及与之相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日益深入中国乡村,越来越多曾经在阴历时间中生活的农民开始进入到阳历时间中,尤其是进入21世纪,伴随着钟表、网络的普及,农民在不违“农”时的基础上,已经学会了严守“工”时。
笔者对21世纪初中国乡村现代农民的时间与生活研究,以苏北依村(化名)为田野调查地。依村位于江苏徐州东部,1949年前是一个自然村,之后分为依东、依西两个行政村,人口一共约一万两千人。21世纪初的苏北依村,共存着不同的时间表达、计时方式:村民在对农时的恪守中,在传统的日常计时与时间表达的基础上,已经逐步接受、习得了阳历星期制及现代时间观念与纪律管理,一如18世纪欧美国家对现代时间纪律的培养1;并处在从农时趋向非农时,从传统农民趋向“农转非”2的现代农民的身份与生活的转换中。“农转非”这个词本身就隐含着在20世纪、21世纪初的中国,农民作为基础身份及脱离这一基础身份的变化。
某种社会时间体系与随其展开的文化、生活,唯有与村民的生存具有越来越多的相关性,构成人们实际行动的选择和生活生计的依靠,才能具有生命力。苏北农民之所以在原有的阴历与农时之外,投入到阳历与现代工作时间制度中,是由于传统农业生产已经无法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们必须投身到更多的生存选择中。时间的选择就是生存的选择。随着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生活在21世纪初的苏北农民,在农时、工时的融合中成为具有更多生存选择与可能性的现代农民,传统乡土社会也随之向新乡土时代迈进。
农时：从阴历到阳历的显露
中国乡村生活原以阴历(农历)时间为主要坐标,围绕着阴历时间展开的是关乎国民生计的农时,以及一整套的传统民俗与文化(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令等)。农时最倚重的廿四节气,其制历基础实为阳历,但在中国乡村看来,节气属于阴历,如果取消了阴历,就等于取消节气。当我们说节气在阳历中时间固定、方便记忆时,其实是在阳历被我们熟悉后才意识到的,而之前,普通大众并不知阳历的存在。更何况,阴历切近普通老百姓每“天”的生活。
一直以来,中国农村执着地固守着节气与农历(阴历)的结合,将农历标注节气看作是唯一的方式,而且,人们还总结出阴历、节气与麦收时间的谚语,如依村韩光英老人所说的“四月芒种不动镰,五月芒种收一半”。她进一步解释:“(阴历)四月的时候到芒种,麦子不成,不老,就不能割;(阴历)五月的时候芒种,麦子就割一半了,就能收了”3。
直到阳历进入乡村,且随着国家阳历法定节假日的普及,村民们才慢慢发现,原来节气和阳历之间具有更为固定的关系,甚至一些村民直接用阳历计算麦收、麦种时间。如此,隐在幕后的阳历才走到台前。
2006年,笔者曾询问村民朱洪迎什么时候收麦,他的回答是“在小满至芒种之间”;2017年再次问朱洪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6月上旬”,是“阳历6月上旬”。至于耩麦,也从“寒露”很干脆地变成“阳历的10月1号左右”。说完,他又马上补了一句“就是寒露前后”4。2006年,尚有不少中年人坚持用阴历来寻找、标注廿四节气;到2017年,即便是老年人,也开始用阳历标定麦种、麦收的时间了。
(一)一年的农时列表
2017年,就农时,笔者询问了20多位40岁以上的男女村民(考虑到村里常住且从事农业种植的多为中老年人)。笔者发现,村民们虽仍以农历(阴历)计时为主,但阳历已经慢慢渗透进农时的列表。
一年作物种植、收获农时列表5
1.春季:以花生、菜类为主,包括辣椒、黄瓜、茄子、四季豆等。
花生:二月底三月初种、七月份收。
辣椒:如果是直播,则为农历二月;如果是育苗,则是阳历二月份(农历二月底三月份初)。
茄子、黄瓜、西红柿的种植,在2000年以后多为育苗,育苗需比直播提前20天。
四季豆(豆角)也是正月底二月出头的时候直播,五六月份收。
土豆:正月种植,收麦时候收,即阳历五月底、六月初收。
山芋(红薯): 四月初栽、打埂(移栽种植)、刨窝浇水,八月份收。
春玉米:三月三前后种,七月份收。
西瓜:谷雨种,都是育苗种植,夏至收;西瓜连种加收,一共90天。
2.夏季:
夏玉米:收完小麦种,八月收。
黄豆:收完小麦种,八月收。
3.秋季:
小麦:阳历十月一号开始种,来年芒种收,直到夏至收完。
大蒜:八月初种,小满收。
牛蒡:种完小麦以后种牛蒡,六、七月份收。
4.冬季:休息。修理农具,备耕。
耩麦、收麦,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两个农时基点。正如王加华在其《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研究》中所提出的,“农事节律是为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的基轴,其他生产与社会活动则均以其为轴心展开进行,并分别依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依次镶嵌于这一轴心之上,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年度时间生活周期。”6而就是这么重要的农事节律已经与阳历开始了亲合稳固的关联。
(二)与农业生产相合的日常计时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与农业生产生活标配的是借助自然天体的日常计时。传统农业社会计时,主要依赖太阳、月亮、星星三种自然的天体。白天,人们参考太阳在空中的位置及在地形成的阴影计量较大的时间分段,如清早,太阳的位置在东;小晌午,太阳在东南偏南;晌午,太阳在南天顶;晌午弯,太阳偏向西南;晌午西,太阳在“大平西”(正西)。据依村惠慕玲老人回忆,她孩子小的时候没有表,就找杆子插在院里,带着孩子们看时间。7由此,当地人对时间的称谓还有更质朴的说法:太阳一杆子、两杆子、三杆子。晚上,月相变化提供了一个月之内“日”的分别。星星则是夜间的自然时钟,当地人主要通过观察三星、北斗七星等判断晚间的时辰(“更”点)。传统的自然计时是人们合于日常生产生活需要即可的较大时段划分。
除了天体计时,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还借助完成一件事或做完一个动作所需要的时间表达一个“时段”,而不是精确的分钟,如“一炷香的功夫”。在依村,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妇女点香计时的方式依然存在。该村的吴绍英老人就经常点香计时:“俺蒸馒头吧,开锅了,俺就插香。这个香尽了吧,半小时也就行了,俺的馒头就熟了。那时候哪有点儿啊!一根香尽了,就熟了,就是一般的一扎多长的香,小短香。”笔者问她现在是否还会点香,她笑着回答:“现在有钟表了,还看香,那不憨了吗?!现在看钟表了!”8
人的生存总是不断生成的,如果有新的时间提供生存选择的可能,他们的存在将随着新的时间打开一个新的生活世界。原有的农业文明时间并不就此封闭人们的生活,随着钟表、阳历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恪守农时的农民与“时”俱进,转变身份,随之展开的生活接续变化。
与“时”俱进:取消麦假,趋于工时
从2005年开始调查至今,笔者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是:现代工业时间正一步步深入日常的乡村生活中。计时方式改变,时间越来越精细,人们学会了看表,学会了说几点几分,即学会了“时”“分”的概念。与此同时,村民也进入在现代时间体系中展开的生活方式,出现了从传统农民到 “农转非”的现代时间、身份与生活世界的转换。
(一)取消麦假与现代机械时代的到来
1949年以后,乡村中的中小学校陆续建立。为抢收抢种,跟随农时,乡村学校会在每年的春季学期放麦假、秋季学期放秋忙假。麦假从阳历6月1日或2日开始, 6月12日前后结束,共10天左右。当地的一位小学教导主任告诉笔者,确定麦假开始与结束的时间,是根据芒种这个节气。他说,芒种不仅要忙着麦收,还要赶着夏种,即收过麦子的地要接着种上下一季的粮食。秋忙假放一周左右,从10月1日开始。秋忙假是为了收夏天种下去的庄稼,接着还要耕地,准备种过冬的作物。秋忙、夏收夏种均需天天连续作战,是“全民劳动”,“老少齐上阵”。
2000年以后,现代收割机的使用极大地解放了人力,村民收麦的时间从十天缩减到两三天,麦假、秋忙假随之取消,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开始从事非农业的生产与谋生方式。“农转非”既是机械化普及的客观结果,也是农民们主动的渴望。说到麦收麦种的艰苦,不少村民感叹“太苦了!太累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大多数的农民都在盘算着如何让自己、至少要让后代不再是农民,成为“非农”。
(二)趋于工时:现代钟点时间与时间纪律的确立
1990年以后,从苏北乡村到常州、上海等地务工、做小本生意的青壮年越来越多,他们按照阳历星期制上班、放假、回乡,直接影响到依然常住村里的家人与朋友。而这些常住乡村的人们, 2000年以后,尤其是近十年,不仅可以到乡镇周边的工厂工作,甚至有不少人直接在自家流转出的土地上打起了工,也径直归入到现代的时间与纪律管理中。
笔者住所的邻家媳妇、30多岁的惠孩儿妈,2012年见她的时候,她还特别开朗粗壮,开着手扶拖拉机笑盈盈地耩麦。2017年再见,惠孩儿妈已特别消瘦,脸色异常憔悴,骑着摩托车靠在路边,有气无力地和笔者聊了几句。她说,她要累毁了!晚上到邻近的碎料厂干活,从十点一直干到早上四点,她就盼着四点能快点儿到!白天家里有活儿,还得到地里干。说完,她赶紧骑摩托去接孩子了。曾经的惠孩儿妈,比大劳力9还能干,农活再忙也没累瘦她,反而愈加粗壮,因为跟着太阳走的节奏与日常生活虽然劳累,却是健康的。现在的惠孩儿妈,开始像城里人一样上夜班、24小时制工作,一样焦急地看着钟表,学会“靠点儿”了。时间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按照自然时段悠闲地游走了,即便在夜里也得分分钟强撑起农民的眼皮。
2016年,有花商承租了上千亩依村村民的耕地,用来种植花树,同时,雇佣本村村民进行田间劳作。不少村民在自家流转出的土地上打起了工。他们即便在自家的土地上劳作,也要遵守雇主的管理制度,管理制度首先便是工作时间的严格规定,如花商要求村民从早晨6点工作到晚上6点(一个半小时午休时间)10。若有村民迟到10多分钟,花地老板会提出警告;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早退的,老板会根据早退时间的长短扣除对应的工资。笔者的前院邻居张燕,是一位干活特别利索的中年女子,她经常到花地打短工。关于打工的时间纪律,张燕告诉笔者:“去花地干活,晚去不行,人家有时间限制你的,人家就是六点到点。晚一两分钟行,晚时间长了人家就不叫干了。就跟人家正里八经上班一样!你不管干什么,都有时间限制你。”与花地老板的管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自家地里干农活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张燕感慨道:“干自己家的活儿,有什么限制?!没有时间限制!不是说给人家干活”11。
“钟点”不仅被中青年人常挂在嘴上,八九十岁的老人也时不时地慢慢站住,瞅一眼钟表。钟表一步步走进了千家万户,从作为国家权威形象,到作为富且贵的象征,直至成为寻常的日用品,这个过程在依村用了大约三十年的时间。本村村民康继贤曾担任生产队长,据他回忆:“大概(19)70年左右只有大队部有,上海造的大挂钟是圆的,直径三四十公分;到后来,大概在(19)80年左右,小座钟、挂钟也就是二三十块钱。(19)76年以后,是南京产的钟山手表,30块钱是不防震的,40块钱的是全钢防震的。那会儿上海牌的手表是120(元)。那会儿的120(元)跟这会儿的1200(元)!我怎么知道的吧,我(19)76年当大队会计,用票,30块钱买块手表。那会儿可不得了!”手表在20世纪80年代曾是下聘的彩礼。当时,与手表一起配套的彩礼合称“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康继贤回忆:“那会儿农村人结婚,必须这四样!收音机是在(19)80年以后兴盛起来,80年之前很少。”12
钟表普及之前,村民依靠大队喇叭、广播匣子知晓钟点。相比于喇叭,连线到每家每户的广播匣子(小扩音器)更早。据村里80岁以上的多名老人回忆推测,在1950—1960之间,广播匣子就已经连到每家每户。老人们说,通过广播匣子,能收听中央文件,新闻联播。广播匣子之后,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才开始使用大队喇叭。
随后出现的收音机,让村民更易于获取准点报时,并逐渐养成校对钟表时间的习惯。收音机与钟表相互加强着对方的影响,直到被带着画面的收音机——电视机取而代之。一个毫无时间观念的人,在这几方面的作用下,也会慢慢“被”关注更细密的时间单位。在电视之后,即时显示时间的手机成了当地人融入现代时间的更有效方式。
随着手机的普及,宽带网络安装也随后而至。依村村民李玉沛在中国电信工作,据他介绍,从2012年以来,安装网络宽带的村民越来越多,而这一现象与智能手机的出现有很大的关系:“智能机有了以后,安网络的才多。你可以不要电脑,直接使手机。现在俺农村的传播方式和城市都一样了。”13在手机、网络普及的当今,在即时的时间获取之外,人们还能即时地交流与互动,不管城市还是乡村,时间与生活似乎同步混溶到了一起,农村与城市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现代农民与新乡土时代
在从农时趋向现代工时的过程中,村民的身份也从传统农民转化为拥有更多生存选择的现代农民。2010年以来,传统农业生产仅能解决常住村民的基本温饱,所以,村民必须转向更为多元的产业与营生。更何况,随着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国家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生存选择与发展空间,传统农业社会也进入到新乡土时代。
(一)传统农业生产收入
关于传统种植农业生产的投入与产出,村民朱洪迎给算了一笔细账14:以一亩地为单位,小麦、玉米、大蒜三种主要农作物的成本与收入如下:
1.麦子
成本:购买麦种(已经过包衣处理)80元,雇佣机器耕地60元、机器耩麦20元,化肥200元、后期打三次农药120元,收割时雇佣机器70—80元(如果小麦被风刮倒在地上,较难收割的,一亩地100元),收好的小麦用车拉回家,家里有车的可自行解决,没有车的,需雇用专门拉麦子的车辆,30元钱一趟(如果麦地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离得较远,需要单趟单算)。
收成:一亩地能收1000多斤(1000斤—1200斤),小麦以1斤1元1角多或1元零几分的价格卖给收粮食的专业户,一亩地毛收入1000多元。若以亩产毛收入1200元计算,减掉成本620元,净收入580元。
2.玉米
成本:购买种子50元、化肥150元、打农药三次共120元,雇用机器耩地20元,收割时雇用机器80—100元。
收成:亩产量一千斤左右,2018年时价1斤8角多,一亩毛收入800多元,净收入400元左右(不算人工)。
3.大蒜
成本:一亩地需买300斤毛蒜(带头、带须的毛蒜, 2018年1元多1斤;2017年价贵,3至5元1斤),机器耕地60元,机器浇水1小时50元(一亩地浇水时间四、五十分钟左右,村民多家中自备小电动机,八九百元一台),塑料布一捆60元,农药30元,化肥250元左右。大蒜需人工种植、收蒜,额外需人工费。
收成:一亩地在好的年头能收鲜蒜4000斤,不好的年头能收3000斤;2017年一亩地毛收入10000元、净收入8000元左右(没有减去收蒜、剪蒜的人工费或机器收蒜的费用);2018年收获的鲜蒜卖两三角1斤,干蒜三四角、四五角1斤,剥好的净蒜卖1元多,因2017年购入的蒜种4-5元1斤,毛收入仅仅保本,净收入几乎为零。
当地人对此有自己的算法——“年年收入,两季能赚一季”。就是说,去掉开支,两个种植季的净收入相当于一季的毛收入。村民们告诉笔者:“我们早就不能指着种地了!种地早就是附带的了!这幸亏打工了!要不然,这个生活维持不住,光吃粮食也不饱,更别说油盐了,连碰都没钱碰!”
(二)现代农民:多元的生存选择与可能
面对传统农业种植的收入现状,中国现代农民在保有传统农时、劳作的同时,又进入到新的工时体系中,并随之获得更多的生存可能与选择。从2016年开始,在国家“三权分置”新土地制度15的支持和保障下,依村及附近地区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农民在保留土地承包权的同时将土地流转给大型种植户或租赁农地的商人(花商、果商)等新型经营主体,从而直接获得租金收益。
当地农民不仅可以得到租地收入,而且,还可以给花商、果商等经营主体打工。花地商人雇佣村民田间劳作,根据活儿的轻重,每天发40—70元不等。因2016年刚开始种植花树,树木尚未长成,花地商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田里间种了毛豆。2017年8月正是毛豆成熟季节,不少村民利用农闲摘毛豆,摘一斤毛豆挣2角5分,多摘多挣,此时毛豆的市场价为8角1斤。
依村所属的戴庄镇政府从台湾招商引资的鲜切花基地是占地12000平方米的温室,室内安装了空调、排风扇。该种植基地在2018年雇佣了三个长工,均为依村的中年女性,负责浇花、掐烂叶子等。长工虽然一个月有固定工资两千元(在当地算较高的收入),但平日需每天上班,除春节放七天假,全年无休。对此,村里的其他女人表示“不想干长工,家里办饭了,洗衣服了,没有那些时间,太受时间限制!”相较于长工,村民们更愿意选择自由度较大的临时工(短工)。
村民确实有许多打短工的机会,正如他们所说的,“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打工。但凡打点工,就比种地挣得多。”种植蝴蝶兰的鲜切花基地会不定期招募8-10个短工负责装卸花盆、花苗,与基地一路之隔的花地一般需要二、三十个工人,这些短工的工期多为五天左右。
除了在流转的土地打工,依村附近的中小型工厂比比皆是。在村里,各种类型的招工信息随处可见,如2017年贴在中心街路口的招工启事:“依东电子厂招工——因业务扩大,面向社会招生女工若干名,年龄18—45岁,工作时间每周休息一天,不耽误接送学生,工资1500-2000元,手机:187********,地址:依东石婆口东50米处”。除了打工,常住村民中还有开设店铺的从商者、大种植户、国家工作人员、企事业员工,以及相当多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人……
由此,我们发现,对于21世纪初苏北乡村的现代农民,已经不能用“农民”的传统定义来界定16,反而,他们与“工人”的定义更加贴合。17且不说在工厂、企业工作的村民了,即便是在自家土地上为花商打工的村民,也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因为他们不再占有花树等生产资料,只是被雇佣从事体力劳动而获得工资,而且种出的鲜花等生产成果也不归他们所有,因此,这些村民已经成为乡村里的工人。更何况,对于流转出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不仅是种地的、打工的,而且还是土地使用权的拥有者,非城市中的工人所能企及。由此,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下,在从农时趋向工时的转变中,传统农民转向更加多元的生存选择及可能,传统农业社会也转向新乡土时代。
(三)进入“新乡土时代”
依村所属的江苏省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与框架下率先提出开创城乡一体化的“新乡土时代”。18“新乡土时代”的主旨是消弭城乡二元对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致力农业、农民、农村在生产、生活、生态等方面全面高质量发展,并为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探路,做出示范引领。
依村所在的戴庄镇政府积极响应“新乡土时代”的号召,切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依西村在镇政府的带领规划下,搞活土地资源,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取得了不菲的业绩,成为当地“产业兴旺”的表率。当笔者向依西村现任村支书康力询问有关产业发展、土地流转的问题时,康支书用微信发过来一篇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台)微信公众号《无线徐州》的文章,题为《两会1+1:乡村振兴 开创徐州“新乡土时代”》(2018年3月14日“徐州新闻”)。该推送介绍了依西村的鲜切花基地,并将之称为戴庄镇带动农民致富的一个新经济增长点。其实,早于花商土地流转,依西村村委已将山地平整、流转给果农进行规模经营,并取得了相当的经济效益。这一业绩也被当地媒体报道宣传。19
在土地转型的同时,乡村的日常生活也逐渐进入“新乡土时代”。“新乡土时代”是乡村里的现代生活,兼收并蓄了现代与乡土的优势,是立足传统乡土社会的现代新生活。这种乡土现代新生活是开放的,时时上演着新鲜的现代花样,步步跟紧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热点;同时,乡村的日常生活也随着现代时间制度的展开而变化,现代隐私、安全等观念渐入民心。
笔者对依村中心街(集市所在)2005—2018年的店面、街头广告进行记录、整理后发现,十多年间街头林林总总的商家与信息,直接反映出了乡村日益现代化、全球化的生活追求。
2005年,村里的电线杆、房墙上充斥着火化车、冷棺的广告。村民告诉笔者,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城里火葬实行得早,在这儿真正实行也就是近几年的事儿,所以出现了对火化车的需求。当时的街面只有几家百货类小商店,一两家经营“化肥种子、农药、地膜”的店铺,还有一家小小的VCD店。
2009年,现代商业气息浓浓袭来。村里多了三四个比较大的超市,其中一家是江苏省“苏果超市”的分店。取代火化车、冷棺铺天盖地贴在电线杆上的是各种太阳能热水器的广告,街上相应地新开了三家热水器专卖店,村民纷纷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在朴素的连招牌都没有的传统理发摊位之外,又增加了吸引年轻人的时尚新店“龙造型”。对现代性、国际化的追求,还体现在广告词从“出租挖机”到“出租进口挖机”的改变上。时值五一劳动节,马上开始农忙了,依西村的“农忙小吃”开业,农忙时节在自家做饭的越来越少。装饰装修的商家增多,村民不仅要盖房,还要尽可能地将室内装修好,追求舒适的现代生活。
2011年,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很多家超市,有几家村民开始安装空调,汽车墙体广告初入乡村,如“奇瑞QQ戴庄镇依东村授权联络点”。电线杆上的广告变为“中国电信 固话免月租,送话费、送手机,互打免费”。依西村新增三家幼儿园,均升级为“双语”幼儿园。依东村新开一家中医私人诊所。
2014—2016年,出现宽带、鲜花店、养生护肤馆、ATM机等新事物。安装空调的人家越来越多,街上新增一家空调专卖店。以前村民节俭,夏天热得呼呼淌汗都强忍着,这几年在外打工的孩子尽孝心,加之老年人自己打工也存了点钱的,就陆续“享受”起空调。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不止步于空调, “贵妃美”养生护肤馆开始向女人提供更精致的服务。
2017年,宽带广告(如“50M宽带包年”)、化肥广告(五洲丰化肥)、玉米种广告(蠡玉16)分据着电线杆。中心街出现“农村淘宝店”、“中国邮政·邮乐购”网店,还有经营“电脑组装、电脑耗材、监控安装、手机维修”的网络科技店。与新住房配套的液化气瓶服务更周到,专设了配送中心。新增的四五家饭店在农闲时依然生意不断……
除了日趋现代化的生活品质,村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也相应地发生改变。2000年以前,村民多是一日两餐,分别在上午八、九点和下午四点左右。进入现代工时后,中午有了午休时间,且下班钟点较晚,所以,村民开始吃午餐,并逐渐养成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因打工的女人增多,早晨的时间紧张,女人没有太多时间做早饭,所以,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到超市购买早饭;随着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深入人心,村民打招呼的问候语也悄然而变,不再像以前那样问“吃了吗?”而是问:“忙着呢?”“忙什么?”“在哪打工?”尤其是他们经常把“我很忙”,“我不得闲”,“我没时间”这样的话语挂在嘴边。
与此同时,村民的隐私、安全意识逐渐增强。2018年,笔者经常看到七八个孩子一字排开、蹲在墙根玩手机。一个女孩告诉笔者,这些孩子是在蹭墙内人家的网络。知情后,当笔者举起手机准备拍照的时候,两个机灵的男孩拔腿就跑,并且喊道:“可不能让她拍着!”这让笔者想起2005年的情景,那时的孩子们挤在照相机前抢着拍照。2005年,村里大多数人家的院门在白天是敞开的,邻居在进大门的同时喊一嗓子家里的人,就可以进入堂屋了。到2018年,许多人家的大门紧闭或者虚掩着一扇小门。不少村民,尤其是临街的商铺在院门前安装了监控,在防盗的同时又可保护自家汽车的安全。2012年以后,村里的私家车逐渐增多。2017年,笔者从村东走到村西,发现中心街两边每10家就停放着2—3辆轿车,其中还有近三年刚刚推出的环保电动小汽车。
21世纪初的中国苏北乡村,共存着农时、工时,阴历、阳历等不同的时间制度,并为村民提供了多元的生存选择与可能。曾经截然二分的工人、农民,城市、乡村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并且呈现出城乡共融的发展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城乡共融的趋势并不意味着乡村的发展是在单纯地模仿、追赶城市,反而是乡村在与城市的对比、不同中凸显乡土特色,进而获得自身的发展优势。城乡共融是城市、乡村和而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中国农民的时间与生活还将迎来更多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的生存总是有方向和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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