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将这些单身、独居且漂泊他乡的青年代群称为“空巢青年”。作者通过对中国“空巢青年”婚姻缔结展开研究，揭示“空巢青年”家庭再生产的过程和机制，进而考察关系主义实践形成的制度环境，并试图与转型期中国社会个体化崛起和家庭私人生活变革展开理论对话。
作者：于志强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摘要
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空巢青年”作为一个新兴群体呈现在社会大众的视野中。遵循主体性建构的方法论，聚焦“空巢青年”的婚姻实践，提出关系主义实践的分析框架，试图揭示“空巢青年”家庭再生产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在家庭私人生活的实践性、婚姻家庭立场的政治性、家庭发展支持的缺失性等制度环境背景下，转型期中国“空巢青年”现象彰显了家庭主义和个体意识崛起相互交织的关系主义实践，具体表现为“家庭一体”的特征。这既不同于强调个体牺牲的传统家庭主义，也不同于以个体自由独立为标榜的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空巢青年”的关系主义实践不仅实现了家庭幸福、生活保障和社会身份的认同，同时也暗含着对转型期制度变迁的能动回应。但关系主义实践的实用性策略也存在功利性的异化趋势，需要引起社会层面的关注。
关键词
“空巢青年”;家庭再生产;个体化;关系主义;婚姻;
问题提出
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流动的日益加剧，为青年代群定居异乡生活提供了设施建设、发展平台和多元选择。学术界将这些单身、独居且漂泊他乡的青年代群称为“空巢青年”。转型期中国数千万“空巢青年”公开化和蔓延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个体化在中国社会的快速崛起，越来越多的青年获得了私人生活的自主规划权，致使“空巢青年”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开始呈现。另一方面，虽然“空巢青年”身处于单身独居的生存状态，但是“空巢不空心”却是“空巢青年”的真实写照[1]，许多“空巢青年”通过亲属、业缘、趣缘形成了以“己”为中心的关系网络。
尽管数千万的“空巢青年”面临着不同的个体诉求和生活处境，但却折射出个体化时代“空巢青年”关系主义实践的普遍特征。现有一些研究虽然关注到“空巢青年”的关系实践面向，却始终没有对“离巢”之后“空巢青年”的婚姻缔结及“空巢青年”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形态展开研究。在中国晚婚晚育的社会背景下，一方面，婚姻缔结是多数“空巢青年”人生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中国语境下的婚姻缔结往往不是个体的私事，会受到来自个体、家庭和社会等多方关系的互动和协商，也彰显了中国特定的制度变迁。基于此，本文提出关系主义实践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空巢青年”婚姻缔结展开研究，揭示“空巢青年”家庭再生产的过程和机制，进而考察关系主义实践形成的制度环境，并试图与转型期中国社会个体化崛起和家庭私人生活变革展开理论对话。相信本文既可以回应当代中国青年研究中的“空巢”命题，也可以深化对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理解，为当代中国婚姻家庭政策的现代性调适提供扎实的经验依据。
文献回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一）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化崛起与“空巢青年”
“空巢青年”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不仅彰显了当代青年私人生活变革的新近特征，也暗含着中国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这也为用个体化理论来解释转型期中国“空巢青年”现象提供了理论和经验层面上的契合点。
一方面，“空巢青年”现象是个体化崛起与青年生活决策权的彰显。自1970年以后，第二现代性下的个体化崛起成为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经典解释路径[2]。伴随现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和性别观念的变化，及个体主义价值观念的普及和宗教的世俗化，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体逐渐从阶级、宗教、社区等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伴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个体对自我生活设计的选择权和规划权变得越来越重要。华人学者阎云翔指出，在国家各项民生政策改革和市场经济消费主义浪潮的双重作用下，个体化在中国社会快速崛起[3]239-241。在这个背景下，单身且独居的“空巢青年”不仅彰显着一种独立自由的新潮生活方式[4]6-8，也直接反映了急剧转型期个体化趋势下所有流动青年面临的共同问题[1]。
另一方面，“空巢青年”现象是个体化崛起与青年生活模式多元化的一种表现。从全球范围看，伴随着西方工业化发展的演进路线，西方家庭大致经历了“制度家庭—伴侣家庭—个体家庭”的变迁轨迹[2]。在这个转变中，经典的异性恋夫妇与未婚子女所组成的现代核心家庭不再成为西方社会标准化的家庭定义。个体从关心家庭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家庭主义，转变为强调个体权益与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独居、单身、同居、不婚、丁克等多元化的家庭模式成为全球家庭现代性变迁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单位制解体之后，国家放松了对个体私人生活的严格管控。中国人婚姻家庭的神圣性日益世俗化，家庭发生了规模小型化、关系平等化、决策民主化的现代性变迁[5]，此时婚姻成为需要中国人自主决定的个人事项。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高等教育普及和社会流动，为中国人开拓了一条通往现代生活的新路径。新一代的中国青年人在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方面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这为当代中国“空巢青年”现象的形成和蔓延提供了社会条件。
事实上，现有研究也关注到了“空巢青年”的极端自我主义和社会原子化。一方面，随着现代化变迁，传统以家庭为载体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模式被普遍怀疑和否定，而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又尚未形成，因此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呈现出某种明显的道德混乱或堕落。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急剧变革的时期，市场经济的功利性、拜金主义及个人享乐主义进入家庭生活领域[6]，婚姻家庭生活的非道德主义盛行。在这个背景中，利己主义私欲的满足成为形成“空巢青年”的原因之一。同时，“空巢青年”现象的出现和蔓延不仅表明个人与社会关系联结的断裂，也说明当代中国青年人可能会呈现极端的自我主义（egoism）价值观，整个社会显现孤立的原子化倾向。有研究指出，在人际关系疏离与消费主义的盛行下，走向庸俗化的“空巢青年”日益出现精神空虚孤独，社交网络单一狭窄，集体意识隐退等现象[7,8]。另外，在老龄化、少子化、都市化的冲击下，个体很有可能会陷入没有血缘、地缘、社缘联结的“无缘社会”[9]267。这将会是一个没有任何家庭亲属关系，连生病去世也无人陪伴的孤独状态。这也必然会降低“空巢青年”的生活质量，“空巢青年”的抑郁程度更高，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更低[10]。
（二）个体化解释困境和关系主义框架的提出
尽管学界在中国社会个体化形成条件和产生后果等议题上仍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个性和个体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缺乏福利国家、文化民主、政治自由主义和古典个人主义这些西欧个体化的前提[11]342。另外，深处“压缩现代性”的东亚社会，婚姻家庭作为东亚国家一种优秀文化而广泛流传，国家也对家庭意识形态和家庭制度进行充分利用，这些都直接致使中国婚姻家庭成为国家和个人所推崇的一种生活方式。另外，更多的学者，尤其是农村研究者认为，虽然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化的崛起进一步挑战了家族主义的权威，但却没有挑战中国家庭的道德边界，家庭依然是个体最后的堡垒，形成了家庭关系中的个人[12]。因此一些研究也指出“空巢青年”本质上是伪命题，没有真正突破家庭的道德边界[13]。与其说是“空巢”，不如说是走向“离巢”的生命成长过程[14]。延续这一脉络，对于尚处于生命变迁适婚年龄的“空巢青年”，我们既要从动态建构的视角考察他们的婚姻家庭观念，也要看到家庭再生产过程中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复杂关系互动。
基于此，本文提出关系主义实践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具体来说，在家庭私人生活的实践性、婚姻家庭立场的政治性、家庭发展支持的缺失性等社会转型背景下，离开父母独居生活的多数“空巢青年”都将完成婚姻缔结，从而实现家庭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空巢青年”形成了一种家庭主义和个体意识崛起相互交织的关系主义实践，呈现了“家庭一体”的特征。一方面，关系主义实践既满足了个体化崛起后青年对私人生活的自主选择，也包含了青年对婚姻家庭的渴望与追求，试图实现家庭幸福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表达。这既不同于西方第二现代性下纯粹浪漫的个体主义关系，也不同于中国传统强调牺牲个体诉求的家庭伦理主义。另一方面，关系主义实践作为一种应对策略，既缓和了浪漫与理性、自由与稳定、平等与约束之间的张力，也是对福利制度缺失、代际关系焦灼、大龄青年尴尬、晚年保障担忧等制度变迁的能动回应。但是这种关系主义实践的实用性策略也存在功利性的异化趋势，致使“空巢青年”对婚姻家庭关系呈现情感焦灼状态。总之，关系主义实践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家庭模式和家庭关系的固有框架和观念，为中国婚姻家庭的变革带来新的可能。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团队从2021年4月开始，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招募受访者，建立研究关系，围绕访谈提纲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鼓励所有受访者自主表达他们对“空巢生活”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有受访者均为1980年以后出生、大专以上学历，具有单身且独居的异乡生活经历。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为90—150分钟。根据样本饱和与分布的多样性与典型性，最终选取12位“空巢青年”作为本文研究对象，所有受访者的个人身份资料匿名处理。
“空巢青年”的关系主义期待与家庭境遇
事实上，许多“空巢青年”都非常渴望进入婚姻家庭关系，并且对家庭主义持有极为个性化的关系期待。但遗憾的是，家庭主义的关系期待常常与现实的家庭境遇难以契合，而这也成为推动“空巢青年”现象形成和蔓延的重要力量。
（一）浪漫革命和家庭关系工具化的无奈
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个体化的崛起致使新一代的中国人更加注重个体在私人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和自我价值实现。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人的婚姻家庭领域发生了一次浪漫革命，新一代中国青年人逐渐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配模式转向了将爱和情感视为构建当代婚姻家庭关系的决定力量。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空巢青年”都对理想的婚姻家庭关系充满了向往，并且带有着浪漫革命的个体主义色彩。“彼此心意相通”、“三观相同”、“有共同语言”、“彼此喜欢”也被“空巢青年”建构成为衡量理想婚姻匹配模式的关键因素。
双方价值观要无限一致，要有共同语言，有喜欢的感觉，生活还要有情调，才会擦出爱情的火花。这样的婚姻是最好的，才会长久。（女，白领，29岁）
伴随国家撤出私人生活空间，以及市场经济等现代性因素逐渐进入家庭私人生活。一方面，婚姻家庭关系日益理性化和工具化，家庭亲密关系充满了权谋算计，收益与付出被不断精细化考量。另一方面，深处“压缩现代性”的背景下，婚姻家庭日益成为应对全球化市场化社会风险的重要工具，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抵御不确定生活风险的社会支持系统[15]。在这个过程中，爱情与婚姻日益成为一种满足个体自我私欲的异化手段[16]249。婚姻缔结的物质性因素日益凸显，拥有城市住房、轿车、天价彩礼成为青年谈婚论嫁的基础条件。
在上述背景下，一方面，对于那些教育背景劣势、收入水平不高、家庭经济次等条件的青年人，由于无法满足婚姻缔结的物质性要求，他们只能无奈地成为“空巢青年”。“空巢生活”也就成为青年人为实现婚姻缔结的经济准备过程。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具备婚姻缔结物质性条件的“空巢青年”，青年人在建构“不求完美只求适合自身”话语的同时，却遮拦不住青年人对婚姻家庭关系猜疑、提防和算计的精神焦虑。此时情感交流中温暖抚慰的期待正被无情打破，婚恋交往成为一种物质精神负担。婚姻家庭的浪漫革命呈现出形式上追求情感和本质上异化的实践逻辑，这也致使“空巢青年”在向婚姻转变的过程中充满彷徨和纠结。
我家是农村的，条件不好。我养活自己都困难，一直租房子住。自己也想结婚，没房没车没钱，没人愿意跟我。但我身边那些有房有车也担心被分财产，就一直防着对方，最后发现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呢。（男，销售，34岁）
（二）渴望自由与家庭关系稳定化的期待
现代社会对个体自由、选择的推崇已远远超越了人们的想象。个体化在当代中国社会快速崛起后，新一代中国人更加强调“我的生活我作主”的生活理念。青年人不仅重视个体自我意识发展，也十分强调私人生活空间的自主设计权。另外，计划生育政策使独生子女成为家庭生活设计和规划的核心。因此，许多“空巢青年”在与朋友、恋爱对象的合居生活中，常常会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个人隐私等方面发生冲突。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矛盾却造成青年人极大的生活苦恼和精神压力，这是“空巢青年”形成的直接原因。
人多住一起肯定不方便。你像我睡觉早，他们在宿舍里喝酒到后半夜，就会很烦，但也不能说什么，感觉我都要得抑郁症了，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现在自己搬出来住，比较自在舒服，也不需要迁就谁。（男，教师，29岁）
事实上，虽然“空巢青年”渴望自由，但是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并没有完全侵蚀青年人对婚姻家庭的向往。有研究指出，家庭幸福、终身稳定的婚姻等家庭价值观仍为大多数人所普遍认同[17]37。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空巢青年”既希望可以获得个人自由，也期待得到长相厮守、白头到老的婚姻生活。但是“空巢青年”对情感诉求的渴望和以承诺持久稳定的婚姻关系之间却形成了张力，这也直接引发了“空巢青年”对婚姻缔结的焦灼。尤其是对于一些拥有长期“空巢”经历的青年人，他们更加希望在婚姻关系中继续保留“空巢生活”的高度自主权，而这也直接增加了青年人婚姻缔结与匹配的难度。
我是希望能找到一起陪我到老的人。但是感觉自己一个人生活时间越长，就越不适应两个人在一起。因为一个人自由惯了，两个人在一起，肯定要受到拘束，还不一定达到自己的期待。自己着急也没办法，挺难的。（男，IT,35岁）
（三）性别革命和家庭关系平等化的困境
随着现代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男女平等的国策推行，女性在传统家族中受父权制压迫的现象有了本质改善。在这个背景下，女性在家庭、职场和社会层面担负着与以往不同的性别角色，甚至引发了一场性别革命。一方面，职场女性凭借劳动收入，不需要依靠传统婚姻制度和男性支付来维持个人的生存。另一方面，经济独立的职场女性自反意识不断增强，开始积极追求一种既可以维护女性权利，也可以满足女性主体诉求的性别平等主义婚姻实践。
虽然中国城镇家庭关系的性别平等化趋势越发凸显，但婚姻家庭含情脉脉的面纱背后依然隐藏着实质性不平等。首先，内外有别性别分工的政治正确，致使女性婚后承担着男性照料缺失且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认可的家庭照料工作[18]、“影子教育”和母职经纪人身份的塑造[19]，致使职业女性事业和家庭的双重负担不断加重。其次，在教育程度或经济贡献相同的情况下，家庭主要决策权依然掌握在男性手中[20]。再次，受到东亚家庭主义文化圈的影响，“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主义致使女性为了孩子而维护家庭稳定[21]，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女性主体欲望的合理满足。因此，不少女性婚后的自由抉择度和满意度远远低于丈夫[22]。
在上述背景下，高等教育普及与异地就业极大地削弱了父辈对年轻一代中女性的控制能力。对于离家在外的儿女们，一方面，一些女性凭借个人意愿，更加积极自主地选择推迟进入婚姻的时间，暂时性地进入“空巢生活”，尽享个体主义的无忧无虑。另一方面，少数女性信奉“不婚不恋不孕保平安”的生活理念，从而选择永久性拒绝婚姻，试图将“空巢”进行到底。从这两类“空巢青年”的生活实践可以发现，一些“空巢”本质上是个体化崛起以后女性对转型期中国婚姻家庭沉重包袱反抗或逃离的现实表达，尽管这可能只是短暂的逃离。
婚姻对女人是不公平的，女人结婚不仅洗衣服做饭带孩子，还得上班赚钱。男人就回家当大爷。所以我是不结婚的，父母也管不了我。人就活这么一次，自己先得痛快了，以后真遇到合得来的真命天子，就再说。（女，白领，27岁）
“空巢青年”的关系实践与家庭再生产
即使“空巢青年”对家庭主义的期待和现实境遇存在张力，但伴随生命周期的变迁，多数的“空巢青年”都将实现婚姻缔结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既要看到“空巢青年”婚姻实践的主体性行动，也要看到这一转变背后的结构性推动力。
（一）年龄符号：从“纯粹关系”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转变
由于处于生命周期特定阶段，许多成年早期的“空巢青年”尚无明显的结婚意愿。“空巢青年”既不需要过早理会中国式家庭关系的困扰，也可以以自愿与自由为基调，尽情地沉浸在完全属于个体的“纯粹关系”之中。费孝通先生认为以生育为核心的婚姻设置是一项具有社会意义的制度性安排[23]174，当代许多研究也表明，香火不断、生命延续不仅是中国人的人生任务，更是中国人安身立命和寻找本体性意义的重要方式[24]196-200。尽管许多研究取材于农村地区，却折射出中国人关于婚姻的一种普遍观念或是一种文化信仰。在现实生活中，无论“空巢青年”学历高低、事业成败，他们依然将结婚视作自己的人生责任和归属。“有根的感觉”、“生活有干劲儿”、“有归属感”成为许多“空巢青年”走入婚姻的直接原因。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人尤其是适婚青年不仅践行着社会文化对个体人生发展方向的社会性规定，也获得了个体对社会身份的认同。
一个人生活挺孤独的。还是要结婚的，结婚了两个人回到家，做饭的做饭，带孩子的带孩子。你知道家里有人等你就很踏实，自己拼搏也有干劲，这样的人生才会完整，才有价值，我觉得是最理想的人生吧。（男，创业，32岁）
不仅如此，在市场化时代，商业资本通过控制媒体营造和支撑着声势浩大的职业化催婚，致使“空巢青年”被置于社会舆论的漩涡之中。一方面，无论男女如果游离于婚姻家庭之外，不仅被坊间视为有心理问题，也会被看作是一种威胁现行社会秩序的越轨行为，遭到来自舆论及亲友的催促、谴责。另一方面，由于主流性别文化的刻板印象，大龄单身女性不仅会在社会公共空间受到不平等待遇，也会在未来的择偶市场处于劣势。因此，随着个体生命周期的变化，许多“空巢青年”会从“纯粹关系”转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无忧无虑的“空巢生活”也成为许多青年人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时光。
我年轻的时候一直是一个人，生活自由到放纵。到了30岁吧，我就觉得不行了，就有人说三道四了，连上下班地铁那海报都是合家欢配图。再说女人一老就越来越难了。结婚以后也怀念那段时间，完全为自己活。（女，医生，33岁）
（二）代际形塑：从“支持独立”向“中国式催婚”的转变
伴随现代化发展，代际关系矛盾常常发生在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青年人主动选择离开父母，开启“空巢生活”。因此，“空巢青年”现象也暗含着“离巢”的自然发展过程。一方面，现代化和社会人口迁移对家庭居住空间产生直接影响，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房地产租赁市场的蓬勃发展，让许多青年人可以非常便利快捷地租住住房。另一方面，空间层面的“离巢”并不代表关系互动的终结。虽然许多父母认为“离巢”是子女生活独立的体现，秉承接纳与认可的态度，但是由于成年早期的许多子女缺乏独自生活的经济成本和生活技能，在爱、关心和物质资源共同向下流动的下行式家庭主义中[25]，代际合力成为子女“离巢再建”的重要安排。换言之，“空巢青年”的生活实践隐含着“精神上自立，经济上依赖”的代际互动形态。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段“空巢期”的独居生活，也极大地锻炼了“空巢青年”基本的生活技能和生存本领。无论是“空巢青年”希望自己独自更好的生活，还是希望得到更进一步的社会福利支持，“空巢生活”所培养出来的良好经营生活的能力，对当下生活质量、未来组建婚姻家庭及人生发展都将产生重要且积极的影响。
我认为过了18岁了，我就已经长大了，应该独立了，有自己的空间。我父母也不反对，房钱也是他们拿的。这段时间也让我学会怎么生活，洗衣做饭都会了。以后有老婆孩子了，也能照顾好他们。（男，本科在读，22岁）
事实上，由于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现代性形塑，帮助子女完成婚姻缔结成为中国父母与生俱来的伦理责任和人生任务。伴随社会转型背景下风险的不断增加，国家全面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独生子女成为中国父母的人生寄托，因而许多父母会通过“催婚”来规避子女晚婚、不婚、独居所带来的风险和焦虑，同时也为父母自己的晚年生活增加一份保障。在这个背景下，随着生命周期的转变，许多父母的态度会从最初对“离巢”的认可和鼓励，转变为对“空巢”的焦急和无奈。因此，父母对子女“空巢”的影响力度也会越来越大，会努力为子女进行经济物质准备、话语催促与相亲安排，并且希望缩短子女从“空巢”走向“筑巢”过程的时间成本，尽可能拉高“空巢青年”进入婚姻家庭的可能性。
尽管在传统与现代的代际互动中，子代始终是权力决策的决定者[26]，但是在代际反馈模式下中国父母对子代在经济和情感方面的巨大付出及亲权的日益回归，致使“空巢青年”对父母的催婚虽有反感或不认同，但却怀有道德上的不安感和情感上的亏欠感。因此，许多“空巢青年”会配合父母，积极投身相亲。此时父母的催婚显然已经成为“空巢青年”走向婚姻的重要推动力。
家里一直觉得我要结婚的，经常给我安排相亲。我是希望自己去找自己喜欢的对象，但父母付出了那么多，那么大年纪了还天天操心，会心疼他们。所以我也会去配合他们相亲，万一真碰到了呢。（男，程序员，30岁）
（三）抵御风险：从“奋斗个体”向“婚姻扶持”的转变
在市场经济改革和市场竞争的背景下，中国高等院校改革转变了以往统一分配的就业模式，大学生群体开始强调个人的素质话语，认为凭借个人能力就可以在市场经济时代获得良好的职业发展。这不仅使个体化在中国社会的崛起呈现一种“奋斗个体”的拼搏精神，也使一些无形的工作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化的工作时间被无限延长，加班加点成为当代中国青年人的职场常态。市场经济的道德滑坡也加重了许多职场青年的信任危机与精神焦虑。在这个背景下，许多忙碌了一天的青年人身心俱疲，他们更希望回到家里可以拥有安静的独处空间，缓解市场竞争和职业发展的工作压力和精神焦虑。换言之，“空巢生活”就如同一个安全的堡垒，与外面竞争激烈的职场、复杂的关系有着明确的边界，成为“空巢青年”可靠的精神庇护所。
自己一个人北漂，生活工作压力很大，白天忙了一天，真的很累。回到家里，尤其是不舒心的时候，总是想找一个别人看不到的角落，躲藏起来，自己安静地去缓一缓、休息一下，不想理会任何人。（男，传媒，29岁）
由于“空巢”的本质是一种单身独居生活，生活突发风险无处不在，其特征往往是不确定且无法预知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空巢青年”对生活风险不可控性的感知越发明显。在反思性认知下，许多“空巢青年”清楚且理性地意识到仅仅依靠个体是难以应对所有生活困境的。一方面，“空巢青年”的父母和亲属关系逐渐老去，甚至离开人世，无法提供必要的生活帮助。另一方面，“空巢青年”的朋辈交往群体也纷纷进入婚姻。在一个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环境中，社会交往不仅要让位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和建构，同时社会信任也从未超出家庭亲属的范畴。因此，“空巢青年”越发意识到婚姻家庭保障意义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婚姻缔结的观念也被不断建构和激发出来。事实上，为了享有婚姻家庭的社会保障红利，一些带有强烈结婚意愿的“空巢青年”会理性地降低个人对婚姻的期待和择偶标准，增加婚恋择偶的匹配性。另一些“空巢青年”也会努力在婚姻关系中探索个人自由和关系保障并存的生活方式。
身边的人都在那儿忙家庭忙孩子，你一旦有什么事情谁管你。生病了，身边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所以还得结婚，孤家寡人太可怜了。但我觉得结婚也不一定就住在一起，可以让男朋友住隔壁。（女，大学老师，35岁）
（四）超越家庭：从“自我生存”向“拟制家庭”的转变
由于青年人处于生命周期的壮年，拥有良好的认知能力、生理机能和学习能力，因而许多青年会通过年龄话语来解构“空巢”的风险认知，充分利用自我生存能力应对各类生活风险。但是伴随从“空巢青年”向“空巢老人”的生命周期转变，许多青年人不再具有年轻时的身体优势，自然也增加了“空巢生活”的风险。即使身心健康的老年人，在逐渐变老的过程中，也会碰到生活不能自理的问题[27]。此外，由于婚姻家庭依然是中国社会福利意识形态的基本单位，为个体实现生活保障提供必要的福利资源。如果个体游走于婚姻家庭制度之外，往往会面临养老保障的堪忧处境。作为无子族一员的日本学者酒井顺子，曾计划将自己的晚年照料及身后事交给自己侄女，但是酒井顺子也曾感叹，当自己步入老年时，那时侄女也面临着婚恋、生育、生活等负担，这真的可以靠得住吗[28]31？这个发问贴切地传递出“空巢青年”在晚年生活保障方面的现实困境与担忧。
事实上，“空巢青年”的晚年保障成为个体化时代所有独居青年面临的共同问题。虽然“空巢青年”越发意识到婚姻家庭保障意义的重要性，但是个体化崛起后许多“空巢青年”却不愿意轻易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规划。在这个背景下，许多“空巢青年”试图通过社会文化行动来创建“拟制家庭”。一方面，通过“结义金兰”形成“拟制家庭”。双方通过选择和确认“家庭成员”，在新的社会身份中实现了责任和权力的互惠统一，形成一个风险共担的结合体。甚至许多“空巢青年”还会将自己的“义结金兰”对象介绍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家庭亲属关系的见证下，不仅增加了“义结金兰”关系的稳定性，也缓解了父母对“空巢青年”的现实焦虑，以及因父母催婚而产生的代际矛盾。另一方面，通过法定收养子女组建“拟制家庭”。许多“空巢青年”出于老有所养的现实需要，充分了解法规之后，会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和现实诉求对收养行为进行具体谋划，既缓解了“空巢生活”的精神焦虑和风险，也实现了感情的陪伴与生活的保障，满足了中国人对“天伦之乐”的人生向往。总之，“空巢青年”在让渡个体的部分自由，保留个人一定生活空间的同时，也形成了抱团取暖的风险共担体。
我以后就跟我认的干姐妹做伴儿，组团去养老院。父母要不在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所以我们现在紧急联系人都写对方，像家人一样。（女，会计，36岁）
三十七八岁吧，我可能会去领养一个孩子。我是偏向领养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这样没有妈妈也行，就专心和孩子相处就行。（男，IT,33岁）
方静文在研究太监和自梳女养老问题时指出，那些没有进入婚姻、没有子嗣、养老只能通过义结金兰的兄弟姐妹，形成了一种超越家庭的养老模式[29]。“空巢青年”通过“结义”与“收养”方式创造性地形成了超越家庭的“拟制家庭”，既实现了情感关系互动的需求，也应对了福利制度缺失的风险。虽然“拟制家庭”的构建面临着心理适应、抚育压力、社会舆论、政策支持等种种不确定性，但是“空巢青年”对“拟制家庭”的想象和实践却挑战了传统以血缘和姻缘为基础的“同居共财”家族经济组织。一方面，家庭不再是基于伦理义务而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家庭越来越变成一种可选择性关系，并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在情感关系、居住空间、经济财产的自主设计和选择上。另一方面，“拟制家庭”也说明虽然光耀门楣、传宗接代等传统家庭观念进一步世俗化，但家庭作为风险共担体的定位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家庭关系依然带有为个体抵御风险的理性色彩。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一）转型期“空巢青年”关系主义的实践意涵
在中国社会，家庭主义历来被视为是重要的传统文化，甚至还被尊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共识。虽然从表面上看，“空巢青年”现象彰显了当代青年人不断强调自我权利与自我价值实现的观念，并且和转型期中国家庭主义形成不可调和的张力，但是事实却未必如此。本文研究发现，“空巢青年”的生活实践彰显了家庭主义和个体意识崛起相互交织的关系主义实践特征。一方面，不同于西方第二现代性下的去物质化，强调情感化、平等化的“纯粹关系”，婚姻家庭观念在当代中国人心中依然有着难以替代的意义。同时，伴随个体化崛起及心理学知识的普及，婚姻家庭不断成为中国人个性化体验幸福的生活源泉。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空巢青年”通过家庭再生产的婚姻实践实现了对自我价值、个体认同和社会身份的承认。另一方面，不同于为了家庭利益而牺牲个体诉求，以及通过传统伦理等级制度来制定家庭规则的传统家庭主义，家庭在某种意义上发生着“理所应当人生归处”到“个体幸福实践途径”的现代性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空巢青年”会根据个人面临的生活境遇发挥主体能动性，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家庭结构或行为模式，创造性地利用各种资源来追求家庭幸福，组成符合个体需求的“拟制家庭”。此外，虽然传统代际关系的权威服从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由于代际互动成为“空巢青年”应对社会转型压力、完成家庭再生产的重要策略，代际关系表现出更强的实用性和依附性的互动模式。由此发现，转型期中国婚姻家庭现代性变革呈现极为复杂和特殊的关系主义实践特征。
（二）关系主义实践形成的制度环境及启发
首先，家庭私人生活的实践性。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个体化的崛起，不仅让个体对私人生活空间的掌控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也让个体有更多的可能来实现情感诉求与自我价值。并且整个社会层面也高度承认个体对家庭幸福追求的欲望诉求和合法权利。上述种种不仅是“空巢青年”现象产生和蔓延的关键因素，更是导致“空巢青年”在追求家庭幸福的家庭再生产过程中呈现关系主义面向的原因。不仅如此，在社会文化越来越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中，社会个体化进程中的“空巢青年”根据个人诉求和现实因素，不断对代际关系、家庭资源和婚姻关系进行现代性调适，致使面临不同生活情景的“空巢青年”的内部生活实践呈现明显的差异化和复杂化趋势。这也彰显了家庭私人生活日常实践的多元化特征。
其次，婚姻家庭立场的政治性。伴随现代化发展，家庭的地位得到提升。国家赋予家庭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承担重要的政治意义，国家既希望通过家庭的社会化功能来实现个体的道德教化，维持社会秩序，也希望将矛盾和问题交给家庭成员自己化解，赋予家庭重要的时代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家庭家教家风的建设，社会媒体对家庭伦理进行广泛宣传，婚姻缔结成为当下多数中国人的现实选择，使转型时期“空巢青年”现象呈现走向家庭再生产的实践特征。但是高等教育的扩招及婚姻缔结的社会年龄普遍推迟，为不少青年人积极理性地选择单身且独居的“空巢生活”提供了条件。另外，由于婚姻缔结物质性要件日益凸显及自身家庭经济条件的劣势，一些“空巢青年”只能暂时性无奈地选择进入“空巢”，此时“空巢”甚至也成为婚姻缔结的经济准备阶段。
再次，家庭发展支持的缺失性。国家撤出私人空间之后，家庭内部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有效支持。与此同时，家庭又成为全球化市场化时代，个体应对社会风险的防御体系，并担负着养老、育儿、教育、医疗、照料等沉重负担。在这个背景下，一些“空巢青年”会权衡利弊，降低婚姻期待和择偶标准，适时进入婚姻，释放婚姻家庭的社会保障意义。另一些“空巢青年”选择逃离婚姻家庭的负担，但却面临着晚年保障的不确定风险。因此，这些“空巢青年”在设计和安排个人生活时，富有建设性地创造了关系主义。它超越了传统家庭主义而形成了“拟制家庭”，其本质是一种社会共同体，以新的互动模式和社会活动，回应了转型期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福利支持缺失和精神孤独，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社会发展。然而，关系主义实践也不一定真的能够实现所有青年人对理想婚姻与家庭幸福生活的期待，关系主义实践甚至还会遭遇价值观异化、物质功利性、矛盾冲突等现实困境，并且最终导致（拟）家庭的不稳定甚至走向解体，直接影响了（拟）家庭社会保障意义的发挥，个体应对全球化市场化时代社会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失效，这一点迫切需要引起社会层面的关注。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在上述制度环境背景下，处于关系主义实践中的社会个体究竟是否还具有独立个体的特征。这个答案可能不同于西方社会对个体自我认同和纯粹的自由独立的强调。一方面，中国文化一直是以伦理为本位的关系存在，父母从生育子嗣开始，就将自己的全部或部分生命意义和子女捆绑在一起，将子女视为父母生命的延续。直至今日家庭主义依然被视为是一种“社会底蕴”。个体化崛起也使得用关系定位个体认同的实用主义得到彰显，家庭幸福、代际互动和个体认同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西方纯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很难在中国社会出现，而这种关系主义实践呈现的“家庭一体”也可能是中国文化最独特的部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国家表面上撤出了个体的私人生活空间，让个体可以自主选择生活，但是国家却很少提供婚姻家庭充分自主选择的社会空间。换言之，家庭的自主性始终无法得到完全的彰显，“家庭一体”的关系主义实践在代际支持下让个体掌握生存技能，为个体的独立奠定基础。但是在“空巢青年”婚姻实践的过程中，关系主义的代际互动也阻碍了中国人成为一个纯粹的独立体。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如果希望激发中国人的生活独立性，以及回归家庭幸福的本体性价值，就要首先保障家庭发展的自主性，不仅国家要为家庭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性支持，同时也要突出家庭私人生活港湾的情感定位。
近年来，国内社会舆论对游走在婚姻制度之外的“空巢青年”现象呈现较大的社会性焦虑，并且着力推动青年从“空巢”走向“筑巢”。通过本文的分析，对此展开两点回应。一方面，当前家庭生活依然是青年人实现人生幸福的重要来源，但是家庭生活的实践形态却是变动不居的，个体生活的幸福感也带有极为个性化的现实体验。因此，我们要时刻反思对“家庭”界定的理论预设与思维框定，始终保持对中国家庭现代性变迁的多元想象力。另一方面，相关实务工作者要从社会制度支持着手，尊重青年发展需求，引领青年婚育观念，解决婚恋缔结难题，这关乎我们社会的良性发展以及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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