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6期P7—P8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原题《世界历史·亚细亚现象·中国道路——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摘自《文史哲》2022年1期，王志强摘
一
在西方思想史上，有两种较为典型的“世界历史”观：一是绝对主义的，一是相对主义的。前者以黑格尔为代表，后者则以斯宾格勒为代表。相对于马克思的观点来说，它们似乎都固有其偏颇。
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辩证表现或理性表现。就此而言，人类的全部历史都属于这种广义上的“世界历史”，它所内蕴的普遍性规定正是其绝对主义性质所在。尽管黑格尔所谓的“世界历史”也需借助不同地域和民族的历史样态具体地表征出来，但它终究是囊括时空意义上的“整个世界”。对于黑格尔来说，“世界历史”在真正的无限性意义上是有一个完成的，但在“恶无限”的意义上则是开放的和永无止境的。
在历史观领域，斯宾格勒自称实现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在他看来，欧洲中心论意义上的“世界史”具有狭隘性：“这种所谓世界史实际上是一部有限度的历史，最早是一部关于东地中海地区的历史，随后……它就变成了一部西欧—中欧史。”他甚至认为，“现代中国人或阿拉伯人具有全然不同的智力性质，对他们说来，‘从培根到康德的哲学’只有一种珍玩价值。”这就不能不隐含着一个走向相对主义的陷阱，其危险在于把“作为某一存在且限于某一存在的表现的史实的历史相对性”本身绝对化。
其实，黑格尔的绝对主义，抑或斯宾格勒的相对主义，都偏离了历史的真相。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对这两种偏颇的克服和扬弃。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被空间关系中介了的时间关系的历史展现。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包括诸草稿）中谈到“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时，反复申明它的特定历史语境，即资本主义生产与俄国村社的“同时存在”这一空间维度，强调它们是“同时代的东西”。我们知道，在文化人类学的演进中，早期的代表性学说是文化进化论的，它主张把不同的文明纳入同一个时间坐标轴中予以定位；后来便让位于文化相对论，即把不同的文明纳入空间坐标轴加以定位，将其看作彼此不可通约的平权关系。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历史观在逻辑上可谓是扬弃并克服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对立，或曰超越了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彼此紧张。
可以说，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实际地崛起，使历史逻辑的时间性展现获得了一种横向的空间性意义。人类通过普遍的交往，使得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再按照同一路径和模式走向最终的历史目标既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
二
马克思发现了一个独特的“东方”，发现“东方”异于“西欧各国”的个案性特征，正是其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的重要契机。马克思并未把“东方社会”看成某种外在于“世界历史”的现象，而是看作“世界历史”赖以建构的一个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东方社会绝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块“飞地”。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的历史视野是全球性的，它是一种真正的“全球史观”。因此，唯物史观并不存在“欧洲中心论”的成见及其狭隘性。本文所谓的“亚细亚现象”，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维度的规定，所以其含义要比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更为宽泛，但又必须以它为内核和依据。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待一种社会形态的性质和特点，自然有其足够的适切性，这也正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所在。但若着眼于广义的文化层面，则无疑会“溢出”生产方式范畴，需要一种基于特定地域而形成的历史性的独特文化现象的指称。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看待“亚细亚现象”，自然着眼于生产方式这个最基础的层面。按照他的观点，作为东方社会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同西欧社会存在着异质性差别，正因此才把自己对资本主义历史发生所作的揭示，严格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
历史规律因此而表现出全然不同于自然规律的性质，它是以历史事实的个案性现象来表征的，而非以所有经验事实的齐一性来表达。换言之，它不是“单调”的重演，而是“复调”的变奏。但“亚细亚现象”并非唯物史观的“例外”或“意外”；只有当“西欧各国”被作为判准时，它才具有“个案”或“特例”的性质，但这就已经隐藏着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了。“亚细亚现象”的存在，在“世界历史”所建构的语境中，成为唯物史观逻辑得以展开并完成的一个内在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条件下，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存在着三种可能的历史前景：一是农村公社因为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解体”；二是资本主义殖民统治遏止东方国家的进步，使其停滞在原有的状态；三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跨越”，既是利用东方国家的独特性，又是摆脱资本主义带来的“历史波折”和“痛苦”的能动选择。这也正是马克思晚年通过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给予东方国家的建议。如果说，前两种可能性，都不免带有历史的宿命论色彩，那么第三种可能性则意味着东方国家的人民，在正视历史的“路径依赖”的前提下，发挥自身的首创精神，实现对历史的能动建构。正是在此意义上，它深刻地昭示并实际地开启了中国道路。
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不是在抽象的普遍性意义上成立的，而是内在地蕴含着具体的普遍性。因为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它展开为一种横向的空间关系意义上的表达。应该说，这就从学理层面上为东方国家按照自身的历史特质，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的“独特”道路开辟了可能性。
马克思诉诸实践的“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理想，是以“世界历史”为内在基础的，并非局限于“西欧各国”的狭隘地域性。因此，中国道路的选择并未“超出”马克思的理论预期，但它却不得不承受“路径依赖”所造成的命定性。可以说，中国道路既是马克思揭示的“世界历史”的一般逻辑所注定的选择，又是“亚细亚现象”所给出的“路径依赖”的结果。不理解这一点，就无从恰当地把握中国道路的全部实质。毛泽东曾说：“中国革命有中国革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所谓“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就意味着特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在此意义上，人的存在的确带有宿命的一面；但也正是因此才能凸显出人的存在的超越性。
中国道路的昭示意义在于，它已经在事实上“溢出”了现代性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极限。马克思说过：“经济学家……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恩格斯也有相近的说法：经济学家们把自由竞争当作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中国选择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历史终结论”的证伪。
一方面，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设想，其背后隐含着强烈的道德关切，即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主张“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而这种似自然性的必然过程只有借助客观的理性视野才能被把握并理解。从实际的历史演进看，这种张力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中国道路的基本样态和路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内蕴并体现着这两种视野的交织和转换，它从本质上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取向和诉求。
马克思针对俄国，反复强调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并存”，强调“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作为制度安排是能够且应当被超越的，以避免它所带来的一切“波折”和“痛苦”，但这必须以移植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为前提，借鉴并利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否则的话，要实现这种“跨越”就是不可能的。这已经为以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一再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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