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Reck D, Slemrod J,Vattø T E. Public disclosure of tax information: Compliance tool or social network?[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22,212: 104708.
原文链接：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472727220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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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些国家为其公民提供了了解其他纳税人报告的收入（有时还包括财富）和纳税义务的机会，比如在挪威，在一定限制内，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搜索其他人申报的应税收入、应税财富和纳税义务。通常认为，公开披露纳税申报信息有助于保障更好的税收合规性，并使税收制度更加透明，这些税收政策目标是公开披露的基础。但是事实可能并不十分理想，公民搜索的原因可能仅仅是出于好奇，利用这些信息将自己的财务和税收状况与他人进行比较。
本文研究了人们如何使用公共税收信息的微观结构。现有的文献研究了纳税申报披露的诸多影响，但尚无研究关注搜索人和搜索目标。基于此，本文利用来自挪威的最新数据，首次分析了公民对公民的搜索模式。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5年发生的针对2013纳税年度信息的100万次搜索数据，并将这些信息与个人人口特征的行政记录相结合，构建所有搜索网络的横截面数据集，以研究公共税收数据披露的性质和后果。
挪威的所得税与公共纳税披露
挪威实行双重所得税制度，劳动收入和养老金适用累进税率，资本收入适用统一税率。对于年度财富税，雇主必须为雇员代扣代缴税款。在纳税年度后一年的三月或四月，税务机关会向人们提供一份“预填”的纳税申报表，其中列出了税务机关所知道的信息，包括收入、扣除额、资产和债务。纳税人要么接受所提供的申报表，要么进行调整以反映其纳税情况。从2014年10月开始，2013年纳税年度的税务记录可供搜索，搜索不再匿名，纳税人可以了解到其他人是否搜索过他们。
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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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搜索，他们搜索谁?
样本选择为2014年10月至2015年8月时间段内对2013纳税年度的所有搜索数据。剔除无法识别搜索人和被搜索人的样本、同一搜索人针对同一被搜索人的样本、所有被搜索人在2013年尚未满18岁的样本后，剩余969,804条搜索记录。
（1）搜索时间
图1显示了调查时间段内按月搜索的分布。大多数搜索（66.9%）发生在2014年10月，即第一个新纳税年度的信息可得的月份。自我搜索主要集中在10月，表明许多人搜索自己以查看其他人可以看到哪些有关自身的信息。
（2）搜索集中度
图2提供了有关不同搜索者和被搜索者的数量和集中度的信息。图A显示152,737名搜索者（约50%）只进行了一次搜索，而1，147名搜索者（0.4%）搜索了50多个不同的纳税人。图B显示被搜索者的集中度低于搜索者。581,254个被搜索者（80%）只有一位搜索者针对。虽然不到1%的被搜索者被三个以上搜索者瞄准，但仍存在一些“明星”目标。88个人被超过50名挪威人盯上了，其中10人成为超过500人的目标，而“最受欢迎”的那个挪威人甚至受到1,087个搜索者的关注。
（3）谁搜索以及搜索的目标是谁?
表1显示，那些搜索他人的人更年轻，更有可能是男性和工薪阶层，与成年人口相比，结婚或拥有移民身份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他们的收入略高于平均水平，但并不富裕。而对于自我搜索者，这类人也具备相似的特征。如果将注意力集中在至少进行10次或更多搜索的人，本文会发现这个群体更年轻，男性更多，但更有可能是移民，受教育程度更低以及收入更低。
表1的最后一列显示了至少一次被其他人作为搜索目标的人的平均人口统计特征。被搜索者比一般挪威人年轻，但比一般搜索者年长。这类人与普通搜索者具有相似的性别特征，他们更有可能已婚（43%），而搜索他人的人中只有37%的已婚率。与搜索他人的人或整体人口相比，被搜索者也有更高的收入（但低于自我搜索者），并且更有可能是个体经营者。
搜索行为与人口统计特征关联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第（2）列显示了搜索他人者线性概率模型的估计值。回归表明，搜索的概率与年龄显著负相关。与女性相比，男性搜索的可能性高出1.4%.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已婚人士的搜索概率高0.5%.搜索概率与收入和财富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自雇者以高出0.4%的概率至少进行一次搜索。表2的第（3）列表明，当因变量是搜索次数时规律依然复现。第（1）列涉及自我搜索者，其中大多数相同的规律都会出现。与寻找他人相比，已婚人士和工薪阶层自我搜索的可能性更低，而更多受过教育的人这样做的可能性更高。表2的第（4）和（5）列显示了人们被除自己以外的人至少一次作为目标的结果，以及某人被搜索多少次。结果证实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时，高收入人群更有可能成为搜索目标;表2第（4）列中收入百分位数的估计系数意味着收入在第90个百分位比第10个百分位被搜索的概率高13.4%。比较列（2）和（4）可以得出，收入程度对成为被搜索者的影响是成为搜索者的近乎三倍。列（4）和（5）还表明，自雇者更有可能被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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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搜索谁？
（1）主要人群
通过研究搜索者的联合分布，本文发现约12.3%的搜索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回归分析显示，女性更容易被配偶搜索，而收入程度对配偶之间的搜索反而影响不大。15.9%的搜索发生在就业网络中。综上，约25.9%的搜索发生在家庭内部和就业网络中，于是本文推测搜索者与被搜索者更可能具有同质性的特征。
（2）搜索中的同质性
那么何为同质性？同质性就是人们往往更频繁地联系与自己相似的其他人的网络特征。税收搜索网络中的大量同质性意味着不同的群体之间的相互隔离。本文着眼于二元同质性（排除自我搜索和家庭搜索）。如表3所示，前两列汇报了实际观察到的给定搜索者与被搜索者具有共同特征的概率与样本中搜索者和被搜索者的随机匹配的概率。第四列显示了观察概率/随机概率的数值。该比率越高，则同质性越强。后两列为报告优势比及其对数值。
表3显示挪威人更有可能搜索获取有关居住在自己所在市的人的税务信息。高达45.8%的搜索发生在居住于同一个市的双方，而随机对中仅占3.3%。本文继续关注是否具备相同的主要雇主这一特征，只有0.1%的随机对拥有相同的主要雇主，而9.2%的实际搜索配对具备这一特征，比随机的可能性高一百倍。其他特征如年龄、移民身份、教育领域和水平也反映了大量的搜索同质性。
（3）超越同质性
图3为搜索者与被搜索者的收入分布情况热图。分析得出本文的一个重要结论，低收入者常搜索其他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而高收入者鲜少搜索低收入者。每个人都倾向于搜索社交网络内和自己相似的人。但是年轻的低收入者更容易锁定高收入者，对其税收情况进行搜索。
（4）互相搜索
互相搜索的趣味性在于其反映了群体监督的作用和强制力。研究发现6.3%的被搜索者随后搜索了搜索者，其中44.5%的互相搜索发生在同一天，70%发生在四天内。进一步研究发现收入越高互相搜索的可能性越大。在就业网络中，互相搜索在具有相同教育经历的人之间所占的比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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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披露和税务合规性
公开披露纳税申报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它限制了逃税，因为潜在的逃税者担心其他人会得知报告的收入（或财富）的可疑之处，并向税务机关举报。本文猜想同质性与搜索举报动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潜在的举报人可能掌握更多信息，对监控更有兴趣，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实现个人利益。比如，小镇美发沙龙老板可能对她的主要本地竞争对手特别感兴趣，企图探寻是否存在不公平竞争。
（1）有多少搜索是出于税收动机呢？
在挪威，第三方信息报告严重限制了大多数员工逃避税款的可能性。从表1中可以看出，被搜索者中自雇者占12.1%，且显然部分搜索动机与举报无关。而表2列（4）显示，在其他特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自雇者被搜索的概率在统计上显著高出4.3%。基于此，本文得出结论，挪威所有搜索中最多有4.3%是税收合规有关的。
另一项证据如图4所示，与非自雇纳税人的情况相比，自雇纳税人更有可能扣除费用以获得较低的应纳税所得额。如图B所示，这与人们更频繁地搜索报告的应税收入相对较低的人一致，以监督夸大扣除形式的逃税或避税行为。
（2）被搜索后会改变纳税申报行为吗？
被搜索可能会传递正在被监督的讯息，从而影响纳税申报行为。本文通过分析目标公司的纳税行为在被搜索后是否发生变化，捕捉真实收入与潜在的不合规现象的变化程度。
图5汇报了被搜索者和未被搜索者的报告收入的汇总时间序列数据。图A表明被搜索者和未被搜索者在观察期内的收入报告趋势略有不同。搜索者倾向于定位那些收入增长快的人。图中并未观测到偏离2014年之前的趋势，这表明被搜索与纳税申报行为之间几乎不存在因果关系。在图5的图B中，本文以2013年自雇者为被搜索者和未被搜索者为条件，重点关注这类更有可能成为搜索目标的群体的因果税收合规效应。自雇条件缩小了2013年之前被搜索者和未被搜索者间的部分趋势差异，但本文仍然观测到2014年之后的趋势不存在更为显著的差异。结果表明，本文所感兴趣的因果效应即使存在也十分微小。
接下来，本文实施更复杂的因果设计来测试合规效应。本文通过仅检查作为搜索目标的纳税人的报告行为变化（按搜索时间进行区分）来消除目标对象与其他对象之间比较的潜在选择偏差，精细划分第一次寻找纳税人的时间是在提交纳税申报表之前还是之后。若搜索发生在提交之前，那么纳税人在登录时可以调整预先填写的申报表，能看到搜索记录并响应。若发生在提交后，那么增加报告的收入对于当前纳税年度为时已晚。本文的识别策略假定在提交之前或之后发生的搜索的性质和搜索目标在其他方面具有可比性，通过安慰剂测试和预先趋势分析来探索这一假设。
表4报告了成为搜索目标对2014纳税年度收入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本文将样本限定在2013年税务信息首次搜索时间在2014年纳税申报表提交日期后之前或之后的两个月内，以尽量减少由于搜索时间产生的选择性偏差。因变量是应纳税所得额的对数值，被搜索者分为所有个人与仅自雇者两组进行回归。剔除报告收入为零或负值的观察值年份。本文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来解释搜索的时间可能与不可观测的收入决定因素相关。
表4反映了被搜索与收入报告的因果关系很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异于零。合规效应表明个体经营者的点估计为正值，但t统计量估计略高于1，这表明成为搜索目标可能会使报告的收入增加1.1%。在附录4中使用工具变量排除可能的内生性后，本文发现被搜索对纳税申报行为的影响依然十分微小。综上，本文认为时间序列分析与因果分析均不能提供被搜索能增加报告收入的可靠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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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通过对税务披露搜索记录的分析，阐明了税务搜索的动机和后果。本文数据来源于公共税务披露系统中2014年和2015年在挪威进行的超过100万次的实际搜索。研究表明：大约四分之一的搜索发生在可识别的家庭和就业社会网络中。搜索具备同质性，更多的搜索者倾向于定位与他们相似的人群，但年轻的低收入人群也非常关注年长的成功人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自雇者的纳税信息更有可能成为目标，潜在的举报可能是许多此类搜索的动机。然而，至少90%的搜索不太可能是由举报和税务合规动机驱动的。通过对全部被搜索人和自雇者两类人群回归分析发现，搜索行为与搜索目标报告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微小且不显著。这一证据表明，以合规为动机的搜索并不经常发生，并且搜索本身对合规的影响甚微。
推文作者简介
姚诗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本科生
Abstract
We conduct the first-ever study of actual searches done in a public tax disclosure system,analyzing about one million searches done in 2014 and 2015 in Norway. We characterize the social network these searches comprise, including its degree of homophily and reciprocation, and the demographics of targets and searchers. About one-fourth of searches occur within identifiable household and employment networks. Most searchers target people similar to themselves——homophily in network parlance—but young, low-income searchers also target older, successful people and celebrities. A causal research design based on the timing of searches relative to tax filing uncovers no evidence that, upon discovering they were targeted, targets subsequently increase their reported income.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social comparisons motivate the bulk of searches rather than tax compliance. However, public disclosure may deter evasion even when compliance-motivated searches are rare in equilibrium.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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