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衡｜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

我和王静安先生相识将近三十年，但是一向疏阔得很，直至民国一年，他从日本回国之后，我与他同时都住在上海，才有往来，并且过从甚密。后来我和他先后都到北京来，仍是时常见面，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他平生的交游很少，而且沉默寡言，见了不甚相熟的朋友，是不愿意多说话的，所以有许多的人都以为他是个孤僻冷酷的人。但是其实不然，他对于熟人很爱谈天，不但是谈学问，尤其爱谈国内外的时事。他对于质疑问难的人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偶尔遇到辩难的时候，他也不坚持他的主观的见解，有时也可抛弃他的主张。真不失真正学者的态度。

他最初研究哲学，后来研究文学，最后乃致力于考古学。他所以研究考古学的原因，是完全因为材料见得多，引起他研究的兴味。他从戊戌（一八九八）年以后，和罗振玉总是在一起，从来没有离开过，罗是喜欢考古的，所以收藏古器物碑版及各种书籍拓本非常之多。尤其是在那时候，中国有几种考古学材料的大发见，如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罗氏都首先见到。他处在这个时代和环境之中，那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他当然免不了参加的。于是这垦荒的事业就引起他特别的兴趣，到后来竟有很大的收获了。但这个环境也就不知不觉把他造成一个遗老。偏偏在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这不但是人家替他扼腕惋惜，也是他自己深抱隐痛的一点。岂明君说他自杀的原因，是因为思想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语丝》一三五期《闲话拾遗》第四十则），我以为是能真知王先生的。

他在考古学上的贡献，当然很多，但是最伟大的成绩，要算一篇《殷周制度论》，是他研究甲骨文学的大发明。他能不为纲常名教所囿，集合许多事实，以客观的态度判断之。即如他说：“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这种思想，岂是卫道的遗老们所能有的？即使有这种思想，也是不敢写的。清朝多尔衮之娶顺治的母亲，遗老们因为礼教的关系一定替他讳言，其实自满洲风俗言之亦正也。我有一次和他谈这件事，他也首肯。所以我说他的辫子是形式的，而精神上却没有辫子。

他研究学问，常常循环的更换，他说：“研究一样东西，等到感觉沉闷的时候，就应该暂时搁开，作别样的工作，等到过一些时，再拿起来去作，那时就可以得到一种新见解，新发明。否则单调的往一条路上走去，就会钻进牛角尖里去，永远钻不出来的。”照他这话看来，他是思想不受束缚而且生怕受束缚的人，不应该不发觉他一时的错误。既然发觉，而又为环境所压迫，不能轻易变更，这就是他隐痛所在。一到时机危迫的时候，就除死别无他法。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我说这一番话，有人或者以为我给王先生辩护，有人或者以我为厚诬王先生。但是这些我都不计，我是因为知道他的环境，知道他的背景，又听到他不便告人的话，所以根据事实，把他死的原因，略略纪载一点，并无丝毫褒贬的意思在里头。王先生有知，或者也以为知言吧!

选自《马衡文存》

（来源：古歡清愛）

转自：初见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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