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大多认为东晋北伐性质，是东晋统治集团门阀权臣为巩固执政地位、树立政治权威和扩张自身势力的政治行动，将其归结为门阀政治的范畴。南北政权之间的南征和北伐是中古时代主要特征之一，单以权力政治斗争的观点，无法概括北伐全貌，无法认识建康朝廷与荆扬等各地域的地缘政治，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等六朝史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南北对峙形势下，巴蜀“秦陇之肘腋也，吴楚之喉吭”的地缘优势，使其成为可以改变北方胡族政权和江南东晋政权力量对比、战略态势的关键地区。周一良《晋书·札记》“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条中就论及“保有益州乃立国江南之根本保障。北方政权若据有巴蜀，顺流而下，则江南受极大威胁……东晋宋齐梁立足江南，与据有巴蜀有关”。学界虽对巴蜀的地缘战略价值有充分认识，但东晋北伐与巴蜀的密切关系却不为学界所关注。本文拟跳出门阀权力斗争的研究窠臼，从巴蜀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东晋北伐成因及所包含的地域势力政治博弈、门阀政治特征等相关问题。
一、巴蜀是对东晋门阀统治构成战略威胁的
重要地域
在汉末三国时期，巴蜀就已具有与江南、中原长期对抗的军事经济实力，“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昔刘备资之。以成三分之业”。曹魏景元四年（263）把持朝政的司马氏灭蜀后，巴蜀还具有相当实力。《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注引《蜀记》记载，刘禅投降时“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司马氏随即将巴蜀人力物资，转化为日后灭吴的军事力量。西晋咸宁五年（279），西晋出动东西六路20万大军伐吴，其中，由益州刺史王濬率领从成都出发的水陆军及梁州山水胡就达7万人。王濬所率巴蜀水陆军沿江顺流而下，一路势如破竹，东吴在上游江防重镇夏口、武昌接连失守，东吴水军上万人望旗而降，东吴下游沿江防御体系门户洞开。可知，南北政权在江淮、汉沔流域陷入相持局势之时，水军从巴蜀出发经三峡顺流而下突破，就成为占据巴蜀的北方政权征伐江南的战略首选。如淝水之战时，前秦苻坚派羌族酋帅姚苌做出统领舟师沿嘉陵江、涪江顺流而下，指向江陵、夏口的攻势，就使东晋荆州军无法支援淮水主战场。可见，巴蜀虽偏于西南一隅，但却是关系东晋门阀政权存亡的必争之地。这一重要性在成汉割据蜀地、前秦据蜀东进，刘裕速灭桓玄等东晋重大政治事件上有充分反映。
唐长孺先生曾论及西晋末由秦雍入蜀就食的略阳、天水等六郡流民首领李氏所建成汉政权的性质，他指出：“以巴氐李氏为首的一部分流民首领，他们为了企图达到其割据野心所以鼓动六郡大姓的合作推翻晋政府的统治。这样就将一个正义性的斗争（汉氐流民合作反抗地方统治者压迫）引导到代表宗族、地域关系的封建统治间的斗争，而最后造成了李氏割据巴蜀的局面……但李氏之所以成功，却也由于在推翻晋政府的统治这个目标上符合于流民的利益。”可见，成汉政权建立的社会基础是六郡流民，六郡流民和李氏结合的纽带，是宗族组织和反晋统治的政治理念。这是成汉执政者虽不时表现出要称藩于东晋的想法，但始终无法实施的原因。如东晋咸康四年（338），饱受成汉皇帝李期猜忌的辅政大臣汉王李寿，为夺权向巴西大族龚壮、解思明等人寻求支持，向他们许诺成功后就称藩东晋。夺权成功后，李寿虽疏远六郡流民，最终自立为帝，但却未向东晋称藩。
成汉北边与占据武都、阴平秦陇地区的仇池国、关中的前赵接壤。成汉对巴蜀的控制远没有蜀汉有力，无力组织强有力的北进军事，对势力强大的前赵主要是以防御为主。成汉为掠夺人口、扩充势力，主要是趁东晋内乱频频攻占与东晋接壤地区。如在东部方向，成汉于永昌元年（322）、咸和元年（326）、三年（328）连寇涪陵（今重庆彭水县），咸和五年（330）寇巴东、建平，企图打通三峡水陆通道，在与东晋荆州方镇军事对峙中取得一定优势。在西南方向，成汉于太宁元年（323）寇台登（今四川凉山冕宁、喜德）、宁州（今云南曲靖附近），占领越嶲（今四川西昌）、汉嘉（今四川雅安市名山区）两郡。大宁二年（324），东晋梁水太守爨量、益州太守李逖，投附成汉。咸和八年（333），成汉攻陷宁州。因此，成汉是东晋政治军事上的主要对手之一，双方没有联合的基础，无法形成类似东吴和蜀汉对抗北方的军事政治联盟。
东晋永和三年（347），控制荆襄的桓温趁成汉内乱，率军灭成汉，收复巴蜀。宁康元年（373），前秦苻坚趁桓温病死，东晋朝廷忙于争权，东晋巴蜀地方主官统治不稳之际，派步骑水陆军数万占领巴蜀。前秦占领巴蜀属于其统一中国进程中的一环。尖锐的胡汉矛盾使前秦与东晋没有让步妥协余地。前秦占领巴蜀后，攻占长江上游要地襄阳，与东晋荆襄军决战就不可避免。这成为占据荆襄的门阀桓冲要应对的军事难题。东晋太元三年至四年（378—379），前秦军付出重大伤亡才占领襄阳。襄阳的地理位置对东晋在长江上游的防御至关重要，“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因此，太元八年（383），桓冲率兵十万，分兵数路企图夺回襄阳。巴蜀得失直接关系到荆襄地区的安危，桓冲还派部属、弘农士族梁州刺史杨亮率军伐蜀，连拔五城，进攻涪城（四川绵阳东北）。前秦分兵抵挡桓冲军攻势，桓冲虽没有夺回襄阳，但粉碎了苻坚由上游顺江而下灭晋的设想，迫使苻坚只能在淮南集中全力灭晋。因此，前秦占据巴蜀，实际开启了前秦与东晋朝廷在淮水战略决战的序幕。
太元九年（384），掌握荆州军政大权的桓冲（同年二月病卒）、桓石民趁淝水之战前秦大败的有利形势，派梁亮收复巴蜀。巴蜀的收复，使荆州方镇势力大增，得以集中力量与东晋朝廷、京口等方镇争夺执政权。元兴元年（402），控制荆襄的桓玄率军东下，讨伐掌握朝政的司马元显。司马元显的武力依靠刘牢之率领北府兵倒戈，桓玄很快攻入建康。然而，桓玄“本无资力，而好为大言”，没有维持司马皇权与门阀共治天下的能力，也解决不了因孙恩卢循之乱而濒临崩溃的三吴经济，更没有驾驭京口北府官兵的权威，“于是朝野失望，人不安业”。元兴二年（403）十一月，桓玄建楚称帝，妄图用称帝解决上述政治经济危机。桓玄称帝打破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权力平衡，他对自身统治也没有信心，“玄自即位，心常不自安”。为保障荆州根据地的稳固，桓玄开始争取益州刺史毛璩等巴蜀主要官员的支持。元兴三年（404）正月，桓玄遣使入蜀拉拢毛璩，毛璩无法支持陷入“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绝境的桓玄。毛璩先前就有趁桓玄率军东下袭取荆州的企图，遂扣留桓玄使臣，“传檄远近，列玄罪状”，派巴东太守柳约之、建平太守罗述、征虏司马甄季之等将领进攻桓玄军梁州刺史桓希等人，自己驻军白帝城（重庆奉节）作出三峡东取荆州的战略态势。这对桓玄执政构成很大威胁，使其后方不稳，无法抽调更多的军力东下压制北府兵。这是刘裕等北府兵中下层将领起兵反抗桓玄，很快将桓玄击退回江陵，造成其速亡的重要原因。
总之，被割据势力、北方胡族政权占据，又被有政治野心的地方官员掌握的巴蜀，是对占据荆襄的门阀大族、位居下游东晋朝廷的巨大威胁。如咸康七年（341），前燕主慕容皝的使臣刘翔曾对东晋朝廷诸公说：“今石虎、李寿（成汉皇帝），志相吞噬，王师纵未能澄清北方，且当从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举事，并寿而有之，据形便之地以临东南，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东晋朝廷要防止北方胡族政权据巴蜀顺流而下，就要收复巴蜀；占据荆襄的门阀大族要集中力量与下游的东晋朝廷争权，就要压制和控制巴蜀，使自已有稳定的战略后方。
二、收复巴蜀是推动东晋北伐、加速门阀政治
崩溃的重要因素
“灭胡”与“平蜀”，一直是立国江南的东晋朝廷和门阀权臣需着力应对的两个战略方向。相较于有淮水流域可作战略防御地带的东晋朝廷，专制荆襄的门阀权臣，直接面临北方胡族通过沔水南下进攻的军事压力。因此，他们需要通过北伐向北扩展一定的战略空间。这是执掌荆襄的陶侃、庾亮、庾翼、桓温、桓冲，较下游的东晋朝廷更为积极规划北伐的原因之一。他们要北伐，就需解决巴蜀对长江上游的威胁。在没有足够力量平蜀时，荆州将帅只能利用偏师震慑巴蜀，使其不敢东出三峡。如咸康五年（339），掌握荆州的庾亮乘石勒病死谋求北伐中原时，就派遣偏军伐蜀，俘获成汉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庾亮病逝后，其弟庾翼专制荆州。建元二年（344），庾翼准备北伐时，派益州刺史周抚、西阳太守曹据伐蜀，破蜀将李桓于江阳（今四川泸州）。在得不到东晋朝廷吴会地区物资支援下，荆州将帅要北伐，就只能征发调动当地的人力物力。建元元年（343），庾翼为筹备数万规模的大军北伐所需物资，调发其所统江、荆、司、雍、梁、益六州奴及车牛驴马，这成为荆襄百姓的沉重负担，引发很大民怨。可见，仅靠荆襄经济很难支撑旷日持久的北伐。要筹集北伐物资，就需要收复富饶人众的巴蜀。江夏相袁乔力劝桓温伐蜀时说：“蜀土富实，号称天府，昔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国……若袭而取之者，有其人众，此国之大利也。”因此，从地缘政治和经济需要看，收复巴蜀是东晋掌握荆襄的门阀权臣发动大规模北伐的前提。
“蜀甚弱而胡尚强”，这是东晋朝廷和门阀将帅的共识。然而，东晋要“平蜀”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如荆扬矛盾使东晋朝廷和荆襄将帅很难集中力量抽出兵力收复巴蜀；蜀道艰险交通补给不便；以及北方胡族政权趁势南进的军事威胁等等，这使东晋朝廷和荆州将帅不敢轻易派大军削平巴蜀。割据巴蜀的成汉和谯纵等巴蜀本地大族，对巴蜀在东晋北伐战略中所处的地位有清醒认识。要割据巴蜀，抵御东晋征讨，就需与北方胡族政权联络，借助北方胡族政权的支持和对东晋的牵制以图自存。北方胡族政权也有联合巴蜀包抄东晋的战略设想。这使双方虽相距万里，但政治和军事联系却很密切。由此可见，东晋要收复巴蜀，不仅是对巴蜀的军事行动，还是涉及北方胡族政权的军事和政治较量。
咸和三年（328），后赵乘祖约、苏峻之乱，攻取寿春、合肥、南阳、襄阳、淮南、沔北之地。咸康五年（339），后赵又占弋阳、西阳、义阳、江夏等沔水北岸要地，东晋在淮南的控制区也被压缩，几乎是临江而守。这一军事优势，促使后赵主石虎开始联络成汉，以实现其灭晋的战略设想。《资治通鉴》卷96《晋纪十八》“成帝咸康六年（340）三月”条：“赵王虎遗汉主寿书，欲与之连兵入寇，约中分江南。寿大喜，遣散骑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广使于赵……寿大修船舰，缮兵聚粮。秋，九月，以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征集士卒七万余人为舟师，大阅于成都，鼓噪盈江；寿登城观之。”可见，李寿半年内能征调7万士卒和物资，说明成汉仍有很强的军事潜力。如果7万大军东出三峡，对荆襄将帅乃至东晋朝廷来说，都是相当难以应对的军事力量。然而，李寿此举并未得到由六郡流民组成的成汉军队和巴蜀大族的支持。得知要出蜀作战，成汉军队普遍没有斗志。巴蜀大族龚壮向李寿阐明，假使联合后赵灭晋成功，成汉就要单独面对后赵巨大的军事压力，势必要投降后赵。由此，李寿被迫采纳龚壮等人的建议，放弃联后赵灭东晋。虽然成汉、后赵在军事上无法结成实质性联盟，政治上还有互争高下的矛盾，但靠起兵夺位，统治缺乏正当性的李寿却效仿石虎的奢穈与残暴，妄图以此强化统治，导致人心尽丧。《晋书》卷121《李寿载记》：“会李闳（成汉将领）、王嘏（成汉出使后赵的使节）从邺还，盛称季龙威强，宫观美丽，邺中殷实。寿又闻季龙虐用刑法，王逊亦以杀罚御下，并能控制邦域，寿心欣慕，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发州郡工巧以充之，广修宫室，引水入城，务于奢侈……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成汉与后赵勾连的压力和成汉内部的分崩离析，促使继庾翼专制荆州的桓温，在东晋永和三年（347）力排众议，率精兵万人长途奔袭，一举占领成都，仅用数月即灭成汉。
桓温平蜀，使其取得了对把持东晋朝政的司马皇室和门阀外戚的政治优势，导致东晋统治集团内原有的荆扬矛盾迅速激化。《晋书》卷77《殷浩传》：“时桓温既灭蜀，威势转振，朝廷惮之。简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为心膂，以抗于温，于是与温颇相疑贰。”“戮力王室，克复神州”是王导所提出，被各门阀家族所接受，东晋政权的法统所在。虽然北来门阀士族“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家业重建得以重置，对收复中原不再热衷，但谁掌握北伐主导权，谁就能取得其他门阀家族无法企及的政治权威，由此掌权执政。桓温收复蜀地，仍难使门阀士族臣服，必须北伐才能迫使他们屈首。
对掌握朝政的门阀来说，要压制住有收复巴蜀大勋的桓温，只能先其发动北伐。永和五年（349）石虎病死，北方局势混乱，在桓温不断声称要北伐中原的压力下，东晋朝廷先后于永和五年、九年（353）派褚裒、殷浩率扬州军数万北伐。由于组织仓促，军资后勤缺乏，褚裒、殷浩毫无统军作战经验等原因，结果以惨败告终。这不仅使褚裒、殷浩家族一蹶不振，也使东晋朝廷对桓温等荆襄将帅的权威大打折扣。这是桓温逐渐“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的重要原因。
桓温频频用荆州军事、经济力量和发动北伐的政治攻势，向东晋朝廷施压。《晋书》卷98《桓温传》：“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声言北伐，拜表便行，顺流而下，行达武昌，众四五万……内外噂，人情震骇。”这是桓温能够在永和十年（354）、永和十二年（356）、太和四年（369）三次北伐失败后，仍能左右东晋朝政、废立皇帝、几乎篡晋的重要原因。然而，桓温北伐中原没有成功，且枋头惨败，望实俱损，使桓温仍被门阀士族抵制，无法代晋自立。宁康元年（373）桓温病逝后，其弟桓冲等人无此权威，无力调和众多门阀家族、左右东晋朝政，只能放弃对扬徐的控制，退守荆襄根据地。
如上文所论，益州刺史毛璩率先打出反对桓玄称帝的义旗，是刘裕等北府兵将帅能迅速击溃桓玄军的重要原因。桓玄被益州刺史毛璩部属诱杀后，其家族子弟桓振、桓谦、桓蔚等人在荆州还有相当势力，毛璩遂派蜀军讨伐桓玄余党。蜀军主要由巴蜀本地大族所控制，出蜀作战介入东晋门阀政争，只会提高毛氏在东晋门阀中的地位，巴蜀本地大族没有任何收益。因此，义熙元年（405），一路由巴蜀大族谯纵、侯晖率领的蜀军不愿离乡，发动兵变，推谯纵为主。谯氏在巴蜀有很大影响力，谯纵祖父谯献之“有重名于西土”，其本人也被“蜀人爱之”。这使谯纵很快攻陷成都，谯纵自称成都王，尽杀毛璩及其兄弟子侄在蜀者，谯纵杀毛璩，意味着与刘裕控制的东晋朝廷为敌。
要巩固对荆州的控制，就需收复巴蜀。刘裕企图借灭掉桓玄的余威，一举收复巴蜀，义熙二年（406）、三年（407）两次派军进攻谯蜀，但均未成功。面对刘裕攻蜀的军事压力，势单力孤的谯纵只能称藩于后秦，与刘裕对抗。扶持谯纵对抗刘裕，也符合后秦牵制刘裕军北上的战略利益。义熙四年（408），刘裕派遣荆州刺史刘敬宣率军进入三峡伐蜀，一路攻到成都附近。后秦主姚兴应谯纵请求派军二万救援，刘敬宣军惨败。经此一战，义熙五年（409），后秦遣使策拜谯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加九锡，确立了与谯蜀的藩属关系。这使刘裕暂时无力收复巴蜀，转而北伐不断侵犯淮北的南燕，收复青齐。刘裕北伐南燕，是对占据关中河南的后秦的直接威胁。后秦主姚兴曾遣使威胁刘裕退兵，“慕容见与邻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径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遣铁骑长驱而进”。受限于赫连夏和北魏，后秦并没有直接出兵干涉，但后秦已是刘裕统一长江流域、经略中原的一大障碍。
刘裕率北府兵主力北伐南燕，建康空虚，这给割据岭南的五斗米道首领卢循、徐道覆率军北返夺取政权的机会。义熙六年（410）卢循、徐道覆由始兴（今广东韶关附近）分东西两路沿水路北进，连克长沙、巴陵（岳阳）、寻阳（九江）、豫章（南昌）等重镇，在建康城下被刘裕率领的由青齐回援的北府兵击溃，退回寻阳，遂确立“并力取荆州，徐更与都下争衡”的战略。谯纵和卢循都是刘裕掌权必须要消灭的割据势力。谯纵据蜀后与卢循就有使臣往来，卢循北进并欲占据荆州，与谯纵有一定关系。如果卢循占领荆州，则是谯纵抵抗刘裕的最好屏障。因此，谯纵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卢循大力支持。谯纵任命先前投附姚兴，被他邀请到巴蜀，对抗刘裕军的桓玄族兄桓谦为荆州刺史，与其兄梁州刺史谯道福率众二万东寇江陵（今湖北荆州）。桓氏部曲遍布荆楚，桓谦屯于枝江（今湖北南部宜昌枝江市），大力招募扩军，投奔者达两万人。后秦姚兴在谯纵的请求下，遣前将军苟林率骑兵加以助攻，屯于江津（江陵城外江边津渡）。苟林在寻阳击溃刘裕军后，卢循任命苟林为南蛮校尉，分兵配之，使其乘胜伐江陵。
由此，东晋门阀桓氏残余势力、后秦、志在推翻东晋朝廷的五斗米道叛军，在谯纵政治军事联络下，形成了针对刘裕控制的东晋朝廷的军事政治同盟。同盟中各方有各自利益考虑，没有形成有效的军事配合，几乎变成刘裕弟荆州刺史刘道规所率北府兵、雍州刺史鲁宗之所率的襄宛流民武装，与桓谦所率荆州桓氏残余势力的决战，桓谦军被消灭后，苟林、卢循、徐道覆先后被刘道规击败，再度形成了伐蜀的态势。在北府兵将领群体中，刘毅地位和功绩仅次于刘裕。在灭桓玄、伐南燕、讨卢循的过程中，两人围绕权力和地盘分配的矛盾越来越大，刘毅在下游的扬、江、豫三州和建康门阀群体中很有势力和威望，为削弱刘毅在朝中和下游的根基，刘裕主动将荆襄让与刘毅，然后趁刘毅立足未稳之时，于义熙八年（412）亲自率军西征荆州灭刘毅。此时后秦正在与赫连夏在岭北鏖战，又介入南凉、北凉对姑臧陇右的争夺，导致“国用不足”，无力出兵阻止刘裕在上游的军事活动，刘裕乘胜派朱龄石率西征军一部伐蜀，次年（413）灭谯蜀。刘裕收复巴蜀，使长江流域已不存在对其构成威胁的地域军事势力，这是刘裕不再顾忌“志在兴复（晋室）”的口号，于义熙十一年（415）将反对他执政的东晋宗室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和鲁宗之的襄阳流民武装铲除的重要原因。
从桓玄篡权到刘裕收巴蜀，东晋门阀政治中最具军事实力的桓氏、卷入桓玄与司马皇权政争的太原王氏均被刘裕所消灭，陈郡谢氏在孙恩、卢循打击下一蹶不振，琅琊王氏、庾氏则早已退出东晋权力中心，几大门阀家族中，已没有能执政专兵，运转门阀政治的人物。在桓玄篡权过程中，东晋皇室太庙被移、安帝先后被桓玄、桓振劫持，皇室权威遭受重创，以至于恭帝在签署禅让诏书时说：“晋氏久已失之，今复何恨！”士族专兵、皇权不振这两个维持门阀政治的要素已不复存在。有灭桓玄、平南燕、伐卢循、除刘毅、收巴蜀盖世功勋的刘裕及其家族和统率的北府兵，是能够维持长江流域政治和社会运转、抵抗北方胡族侵掠的唯一人选和势力。因此，刘裕篡晋建宋室是东晋门阀政治已然崩溃，次等士族政治和军事势力上升的必然结果。如上文所论，后秦对巴蜀和荆州的安危影响至关重要。出于在襄阳、淮汉牵制刘裕的战略考虑，后秦先后收留司马休之、司马国璠等东晋皇室多人，此外还有被刘裕击败的雍州刺史鲁宗之、梁州刺史马敬、竟陵太守鲁轨、南阳太守鲁范等地方将帅，成为反刘裕势力的基地和乱源。义熙十二年（416）后秦姚兴病死，内乱不止，刘裕为巩固对巴蜀荆襄的控制，铲除威胁自身统治的敌对残余势力，遂北伐灭后秦，代晋建宋。
三、巴蜀在东晋北伐关中没有发挥作用的原因
在西晋平吴之战中，巴蜀军在益州刺史王濬指挥下跨出巴蜀，在消灭东吴长江流域军事据点作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说明巴蜀军事实力可以被中原政权充分利用。然而，东晋桓温、刘裕在收复蜀地后，其发动的大规模北伐，均是从襄阳或江南出兵，并没有将巴蜀转化为北伐关中的物资供应和进军的主要基地，其原因如下：
其一，经过西晋末战乱和成汉40余年统治，巴蜀社会群体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李特与西晋益州刺史罗尚争夺巴蜀时，巴蜀汉族大姓或保险结坞，或为躲避战乱南迁宁州，或东下荆州，仅流入荆州就达十余万户。人口的大量流失，使蜀郡、巴西、广汉、犍为、都安、梓潼、德阳等交战激烈的地区，“城邑皆空，野无烟火”。上述地区大多被李特兄弟所率秦雍二州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等10余万口六郡流民所占。桓温平蜀属于长途奔袭，攻占成都后，除将李势等成汉皇室亲族迁到建康外，还在梁州为安置巴汉流人设立晋昌郡，领长乐、安晋、延寿、安乐、宣汉、宁都、新兴、吉阳、东关、永安十县。晋昌郡设置后，在东晋末梁州辖郡中从未出现，可能安置巴汉流人效果不是很好而被裁撤。由上，桓温虽能收复巴蜀，但无法改变六郡流民在蜀郡等地已广泛分布的现实。处于被征服地位的六郡流民大姓，在桓温看来根本称不上士族。因此，桓温虽“举贤旌善”，但仅将成汉尚书仆射王誓、中书监王瑜、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璩等并任为参军，参军品级无法与其在成汉所任官职相比。桓温也没给能沟通东晋与六郡流民大姓关系的巴蜀天师道首领涪陵范贲政治地位。这使六郡流民大姓与东晋巴蜀地方官员，在政治和宗教上处于对立状态。从永和三年至太和五年，六郡流民大姓不时打出成汉旗号发动大规模叛乱，使东晋不得不从他处调兵平叛，始终无法在巴蜀建立稳固统治。
据梁朝李膺《益州记》记载，成汉末（343），李寿在与东晋争夺南中牂牁郡（包括贵州大部、云南东部和广西西北部）过程中，为掠夺人口劳力，将牂牁郡僚人部落10余万家、50余万口北迁。僚人部落北迁包括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等地，遍布今四川大部分地区。在迁徙过程中，他们趁势攻破成汉众多郡县，成为成汉败亡的内因。桓温收复巴蜀后，没有能力改变郡县政区的僚地化和人口结构的僚人化（非汉化）的现状。僚人部落挟山傍谷聚居或与汉人杂居。东晋巴蜀官员除能向与汉人杂居的僚人征收租赋外，无法对在深山中的僚人部落进行编户管理。
由上可见，至桓温收复巴蜀后，巴蜀的种族构成主要是以六郡流民和僚人部落为主，蜀汉魏晋时期的汉族大姓已居于少数。依靠收复蜀地的万余兵力，显然无法改变非汉民族占主导地位的种族结构。这使桓温派驻巴蜀的刺史郡守等主要官员，不仅无力有效组织动员巴蜀基层的兵源和物资，就是维护自身州郡的稳定都成问题。因此，桓温收复巴蜀，主要是获得了巴蜀不再对其北伐、以及同扬州朝廷争权夺利构成侧翼威胁的战略收益。这也是宁康元年（373）前秦占巴蜀一统梁益后，无法将巴蜀军事力量化为己用，重演西晋平吴局面的原因。义熙元年（405），巴蜀非汉民族主导的种族结构，也是巴蜀大姓谯纵能短时间内就将益州刺史毛璩、璩弟梁秦二州刺史毛瑾、蜀郡太守毛瑗及其家族在巴蜀的成员全部诛杀，迅速割据巴蜀自立的重要原因。刘裕代表的北府兵势力在收复巴蜀后，为巩固统治，益州刺史朱龄石借平定巴蜀大姓侯产德叛乱，大肆屠戮巴蜀大姓，“多所连结，乃穷加诛剪，死者甚众”。朱龄石大杀巴蜀大姓，使晋宋之际巴蜀地方官员与当地大姓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无法调动当地的物资和人力。
此外，由于连年战祸，西晋末巴蜀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三州倾坠，生民歼尽，府庭化为狐狸之窟，城郭蔚为熊罴之宿，宅游雉鹿，田栖虎豹，平原鲜麦黍之苗，千里蔑鸡狗之响，丘城芜邑，莫有名者。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虽然李雄建立成汉后，轻徭薄赋，“其赋男丁岁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然而，成汉内乱不断，巴蜀经济恢复极为缓慢，即使原先经济最为发达的成都，至李寿执政时（338年）仍是“郊甸未实，都邑空虚，工匠器械，事未充盈”。非汉民族主导的种族结构，也使巴蜀地方官员无法从部落化的僚人征收赋税和徭役。可见，东晋权臣数次所收复的巴蜀，是一个经济上残破、赋税徭役难以征发、非汉民族主导地方基层社会、地方大姓酋豪与东晋巴蜀官员严重对立冲突的巴蜀。这使巴蜀无法成为东晋北伐的物资供给基地。
其二，巴蜀与汉中之间地缘关系密切，“汉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蜀汉连年北伐曹魏，在于蜀汉控制了汉中。曹魏灭蜀后，为分而治之，设置益州管辖蜀地，以汉中为州治的梁州管辖巴地。西晋泰始七年（271），分益州所辖的南中地区为宁州。蜀地和汉中能否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地理单元，取决于占据益州的一方能否控制梁州地方势力和当地刺史等主要官员。桓温收复巴蜀后，其亲信周抚为益州刺史，梁州刺史是司马勋。据《晋书》卷37《司马勋传》记载，司马勋自云为曹魏大长秋恂玄孙，西晋冠军将军济南惠王司马遂之曾孙，略阳太守司马瓘之子。司马遂之有司马耽、司马缉二子，两人均无子，因此，司马勋显然是冒充司马宗室，世系为虚构。西晋愍帝末年长安陷落后，十余岁的司马勋被前赵将领匈奴人令狐泥收为养子，成为匈奴化汉人，“及壮，便弓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331），由关中投赴东晋“以勇闻”，被需要扩充武力的专权外戚庾冰任命为谒者仆射。建元二年（344），梁州刺史桓宣受荆州刺史庾翼排挤，郁郁而终。司马勋作为庾氏亲信，在庾翼推荐下被任命为梁州刺史。司马勋“为政暴酷，至于治中别驾及州之豪右，言语忤意，即于坐枭斩之，或引弓自射。西土患其凶虐”。由上推知，司马勋出身应是在雍州有一定权威、与前赵胡族统治集团关系密切的雍州土豪。这是外戚庾氏将其纳为亲信、任用为梁州刺史的原因。
司马勋在任梁州刺史时，借助关中土豪的密切关系，频频由汉中进军关中。如永和五年，时后赵主石虎病死，中原大乱，在关中豪帅招引下，司马勋率众出骆谷，推进到距离长安二百里的悬钩（今陕西省周至县西南骆谷北口），派遣部将刘焕攻长安，攻拔贺城，于是关中土豪皆杀后赵守令长响应，最后在后赵反击下退还梁州。永和七年（351），氐族酋长苻健在关中建立前秦，一度盘踞长安声势浩大的雍州土豪杜洪、张琚在前秦攻势下，退守司竹（陕西周至县东南）。两人遣使求助司马勋，司马勋率步骑三万入秦川，被苻健败击败于五丈原（陕西西眉县西南）。可见，司马勋具有相当军事实力，是打着司马皇室旗号，能对关中乃至蜀地局势构成重要影响的地方割据势力。因此，桓温在收复蜀地后，没有力量排挤长期依附于庾氏的司马勋，只能将其作为安抚蜀地和合作北伐的对象。如永和三年（347）底，振威护军萧敬文趁东晋益州刺史周抚忙于镇压成汉残余势力叛乱之机，攻占涪城，自称益州牧。永和四年（348），在司马勋出兵协助下，周抚才攻陷涪城。永和十年（354），桓温自江陵取道襄阳北伐关中，司马勋受桓温命令，沿子午道由南向北进攻长安，策应桓温，推进到距长安仅一百里的午谷口。此战司马勋虽败，但其看清了桓温荆州军很难在地理复杂的关中进行攻城野战、得不到关中豪族响应等诸多缺陷。桓温为拉拢安抚司马勋，提升其为“征虏将军（三品），监关中军事，领西戎校尉，赐爵通吉亭侯”，授予其子司马康汉中太守，这对要志在扩张地盘的司马勋意义不大。司马勋地方土豪的出身，以及庾氏亲信的经历，使桓温无法将其纳入自己的军事政治集团中，而成为防范乃至取而代之的对象。随着前秦在关中统治的巩固，司马勋遂产生占据蜀地、建立政权与桓温、北方胡族政权鼎立的意图。这使司马勋与代表桓温管理益州的周抚长期（347—365）处于对峙和猜忌的状态之下。这是桓温无法从汉中出重兵北伐关中，将益州作为北伐物资和前进基地的重要原因。
兴宁三年（365），司马勋趁周抚病卒，率军攻入剑阁，迫近成都，自号梁益二州牧、成都王。太和元年（366）五月，桓温所派江夏相朱序和周抚子、益州刺史周楚合力将司马勋击溃消灭。司马勋及其子司马龙子、长史梁惮、司马金壹等部属均被桓温斩首。桓温虽借平定司马勋叛乱，控制了梁州，但此举却导致了汉中和蜀地形势的恶化。司马勋部属大多是梁州大姓，在平叛过程中梁州大姓也因此遭到桓温沉重打击，双方矛盾十分尖锐，桓温不得不曲赦参加司马勋之乱的梁、益二州大姓。这使桓温虽控制了梁州，但基础不稳，梁州大姓和氐族酋帅不断叛乱，不得不调益州军镇压。如上文所述，司马勋能够利用联合雍州土豪在战略上牵制前秦，而继任的桓氏部属梁州刺史弘农杨亮、周琼则处于梁州关中土豪的对立面，使梁州无法发挥抵挡前秦攻蜀的战略功能，成为前秦在咸安元年（371）灭仇池、宁康元年由汉中占领蜀地的重要原因。
义熙元年，仇池国主杨盛趁谯纵割据蜀地，占领汉中，随后，仇池与向梁州扩张的后秦交恶。谯蜀和后秦是藩属关系，仇池为改变受后秦、谯蜀南北夹击的不利形势，于义熙三年（407）主动称藩于东晋，利用东晋牵制后秦、谯蜀。刘裕收复蜀地后，杨盛“主动”将梁州还给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刘裕自建康北伐后秦，兵分四路，一路由王镇恶、檀道济将步军自淮、淝向许昌、洛阳；朱超石、胡藩自襄阳趋阳城（今河南登封），策应王镇恶军；一路由沈田子、傅弘之由襄阳向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牵制关中秦兵；一路由沈林子、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今河南荥阳县北），自汴入河，为前锋军后继；由王仲德督前锋诸军，自巨野泽经清河入黄河，以水运转输，建立后勤补给，第四路刘裕自溯淮泗至彭城，自巨野泽入黄河西向洛阳、潼关。可见，刘裕北伐后秦的物资补给和主要兵力都不是出自汉中和蜀地。在汉中方向，刘裕仅能动员组织少量兵力牵制后秦。据《晋书》卷119《姚泓载记》：“裕别将姚珍入自子午，窦霸入自洛谷，众各数千人。泓遣姚万距霸，姚强距珍。”其中，姚珍很可能为关中羌人部落首领，先是投奔前秦，前秦灭亡后投奔西秦，后转投刘裕。窦霸可能为关中羌豪。可见，刘裕收回梁州，但仍没有能力大规模动员汉中及梁州大姓北伐关中。杨盛将梁州交还给东晋后，仇池对梁州仍有相当大影响力。刘裕所任梁州刺史是先前投奔他的敦煌大姓索邈，索邈为杨盛所任梁州刺史苻宣的僚佐。刘裕作出这种安排，明显是要将梁州作为东晋与仇池的缓冲地带。既然如此，就无法在梁州大力发展势力，也就无法将汉中作为北伐后秦的主要基地和进军方向。
总之，东晋虽三次收复巴蜀，但益梁二州在不同门阀、地域势力的把持下，长期处于对峙状态，造成巴蜀资源优势无法为北伐所用，从汉中出重兵北伐关中的战略构想也无法实现。即使桓温、刘裕实现了对益梁二州的统一控制，梁州主要官员也没有能力整合梁州大姓，汉中的北伐前进基地、蜀地屏障的战略功能也无法发挥。
结语：收复巴蜀与北伐、门阀政治崩溃三者
具有因果关系
东晋建康朝廷要维持统治，就要控制巴蜀；荆襄方镇门阀权臣要保障西部的战略安全，全力与下游争权，也要控制巴蜀；北方胡族政权要南进乃至消灭江南政权，也需占据巴蜀，形成对江南政权的战略包抄态势；巴蜀本地大族要掌握巴蜀，就需与东晋朝廷、荆襄方镇、北方胡族政权进行政治和军事博弈。因此，巴蜀是能影响东晋南朝乃至中古南北政局大变动的关键地域。收复巴蜀虽是桓温、刘裕所代表的荆州方镇门阀势力和北府兵将帅，这一打着东晋国家旗号的军事政治集团的政治军事行为，具有出兵巴蜀时机上的投机性、治理巴蜀政策的征服性，以及构建当地统治机构的排他性，但仍不能将桓温、刘裕收复巴蜀简单归结为建立功业、专擅朝政的军事行动，其在客观上具有维护荆襄战略安全、东晋立国基础，与北方胡族政权进行军事政治较量的重要意义。
无论是桓温代表的门阀势力，还是刘裕代表的次等士族北府将帅，既没有处理巴蜀以非汉种族为主要构成的社会种族结构的能力，也没有整合益梁二州及当地大姓豪强的能力。因此，不同于西晋能将巴蜀化为己用，桓温和刘裕无法整合巴蜀，无法将其变为北伐物资和前进基地。由此，在东晋，被割据势力占据的巴蜀，与北方胡族政权、江南政权可以形成显性的三方鼎立；在东晋消灭巴蜀割据政权，但巴蜀产生割据势力的土壤和条件几乎没有实质触动的条件下，控制巴蜀地方基层社会的巴蜀大姓、北方胡族政权和江南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又形成了隐性的三方鼎立。因此，收复巴蜀，不仅打破了东晋荆扬、门阀各主要家族之间的权力平衡，也打破了南北政权之间的政治军事平衡，北方胡族南侵和江南政权北伐均势在必行。
北伐是东晋门阀政治中的“神主牌”，是可以树立威望，攫取权力，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收复巴蜀后，北伐主导权自然成为荆州方镇门阀将帅与专擅朝政的门阀大族争夺执政权的焦点。专擅朝政的门阀大族，往往是在荆州将帅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冒险北伐，结果丧师失地，门阀把持的建康朝廷威信扫地。这使处于北方胡族军事威胁下的荆州方镇自然走上北伐前台。因此，东晋收复巴蜀及随后的北伐，属于地缘政治下中国南北三方角力的结果，传统观点将北伐归结为个别门阀权臣的政治野心和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显然失于表面。从失去巴蜀，到收复巴蜀，再到整军北伐，及引发对执政权的争夺，是东晋门阀政治中一个重要的演进线索和循环。在此过程中，把持建康朝廷和掌握荆州的门阀大族逐渐失去权威、军权和武装，最终被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军人消灭。因此，巴蜀的收复，长江流域的统一，刘裕出兵关中北伐后秦，建宋代晋回归皇权政治，是东晋门阀政治和地缘政治发展的必然。
作者简介：薛海波，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
文//来自于《史林》2021年06期。
（来源：巴蜀全书）
转自：初见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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