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里德（1958）的第二篇文章中，他审视了媒介维持现状功能的方式。他指出，在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媒介有时为了表现尊崇传统、公共礼节和秩序的美德，会牺牲对重大事件的准确报道。布里德发现，报纸一般为自己的家乡或其领导人说好话。他举出的大部分例子，都与保护美国社会主导价值观和利益的动机有关。
布里德（1958）首先观察到，对于任何社会来说，主要的问题就是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凝聚力，包括维护对价值体系的共识。他引用德弗罗（E．C．Devereau）的话：“深植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各种障碍物阻止了这种正面冲突的传播；禁区内的问题根本得不到讨论，这样，人们就不必‘面对’冲突了”（p. 109）。
关于“禁区”，可以看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例子，那就是媒介突然停止了对越战期间不公平的征兵方法的讨论；即使在越战结束后，这种不公平的方法还在继续：在大多数情况下，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升入大学，而穷人家的孩子则去了亚洲。
虽然其他作者已经提出，媒介通过将适当行为戏剧化的一些方法在维持社会的共识，布里德（1958）却首先指出，媒介还可以利用省略的方法达到上述目的。他说：“媒介可以省略或淹没那些可能危及社会文化结构及人们信念的新闻”（p. 111）。
传记作家卡罗（Robert Caro，1990）花了大量工夫去重现约翰逊总统在战时服役的情况。那是一次“总共只有13分钟”的军事行动，即约翰逊作为一名B-26轰炸机的乘客在新几内亚上空飞行，结果吸引了日本战斗机的出动。卡罗说，约翰逊曾在1941年向得克萨斯州的选民许诺，如果美国参战，他将位于“战争最前线，在战壕中浴血奋战”。接下来，卡罗说，“约翰逊在美国参战的头五个月努力发展他的政治前途，同时，他把自己精心安置于一种官僚式的‘安全的、温暖的海军床位’上，而这恰恰是他曾经许诺避免去的地方。”只是因为选举临近，才迫使约翰逊飞到太平洋战区，但他不是去作战，而是以观察员身份去的。在约翰逊完成了仅有的一次战斗任务之后，他“马上搭乘下一班离开战区的飞机走了，”卡罗说。在执行作战任务中打下日本飞机的飞行员和下士都没有因为此次使命得到大张旗鼓的宣扬，而约翰逊却获得了银星奖章，这是军队中最高的第三等战功勋章。在后来的年代，约翰逊经常穿着在其翻领扣孔中带着微型奖章的衣服。巴斯比（Horace Busby）是得克萨斯州的一名新闻记者，在1948年到1968年期间偶尔为约翰逊工作，他说：“40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个故事什么时候会被讲出来。真相一直在那儿，等待某人去发现”（Trueheart，1989）。
布里德（1958）发现，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闻是最常遗漏的。典型的情况是，这些新闻涉及“精英分子或精英群体以不民主的方式取得特权”。他注意到，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阶级”这个词很少被媒介提及，而“阶级，即社会的不平等，正与美国信念相反”（1958, p. 114）。布里德确认的其他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还有宗教、家庭、爱国主义、社区、医疗、法律和正义。
宗教 关于宗教，布里德（1958）说：“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对于社会整合具有双重的重要性。宗教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自身，而且在于它捍卫和维护了使社会稳定有序的其他感情”（p. 112）。
家庭 布里德（1958）争论说，媒介将家庭描绘成这样一种机构，少了它社会将会毁灭。虽然最近媒介的确也花了一些时间和版面来报道非传统家庭的另类生活方式，但一般来说，人们很难对布里德的评论提出异议。
爱国主义 布里德（1958）注意到，爱国主义是媒介保护的另一个价值观。他说：“如果一个人被指控为不忠诚，媒介会立即停止对他的善意讨论。他不可能被描绘成一个领袖人物，而只是一个被众人怀疑的‘有争议的人物’”（p. 113）。关于媒介对待爱国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编辑方针，布里德说：
美国的海外的士兵会违反规范，侵犯人身和财产。如果在国内，这种过失会导致公开处罚。但是媒介会尽力淡化美国士兵在海外的失职行为。因为在别的国家，他们是我们“民族”的代表，因此，他们处于一种准神圣的地位（p. 113）。
社区 布里德（1958）说，媒介对其所在社区的报道总是“进步、发展和成就得到称颂，而失败则被掩盖”（p. 113）。布里德注意到部分媒介的“商会”态度。有一份报纸，在头版有一条导读，题目是“继续增长”，它为一篇叫做《奥斯汀的光明前景》的文章做宣传。这篇报道对该市在建设、贸易、制造、金融、保险、地产、服务业、政务、运输、传播和公用事业等方面的发展大加赞扬（Breyer, 1995）。但是报道中却丝毫没有提到相应增长的犯罪、交通堵塞、污染、以及赋税，还有地方设施在高峰期不能提供足够的水电供应，以及日渐拥挤的学校等问题。
医疗 布里德（1958）说，“在报纸中医生几乎从来不以反面形象出现，在其他的媒介中，如日间电视连续剧中的医生形象，也都是令人崇敬的”（p. 113）。很少有新闻报道显示“医生表现得自私，而是都表现得具有专业精神”（p. 114）。布里德这样说是在40多年以前，现在的情况则有了显著的改变。由于医疗费用不断上涨，人们对健康问题日益担忧，医疗事故诉讼案件大幅度增加，媒介对医疗行业报道的广度和深度，较以前已大大增加。
法律和正义 布里德（1958）认为，媒介的作用就是保护“权力”和“阶级”。他发现：“几个世纪以来，批评家一直注意到精英们在媒介上所享有的不成比例的权力和媒介在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报道中的掩饰态度”（p. 111）。许多人会认为，自从布里德发出那样的评论49年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全国性媒介对那些广为人知的公众人物的报道大有改进。当纽约州的首席大法官被控敲诈勒索罪，并被判入狱服刑15个月时，媒介对于这件事进行了近一年的全面大量报道（Barbanel, 1992；Verhovek, 1992；Schemo, 1993）。
几年后，媒介报道了“得克萨斯公共正义”小组（www．tpj．org）的调查结果。该小组发现，在得克萨斯最高法院（该处法官经选举产生）法官募集的900万美元竞选款项里面，有40%来自有案件尚待审理的律师及相关方面。这项研究考察了给九个大法官当中的七个人的捐款，法官都参加了 1994年或1996年的竞选。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曾质疑得克萨斯州的大法官职位是不是拿来卖的，而上述的调查发生在这个节目播出后的十年。十年前，主要捐款人是起诉人的起诉律师，而时至今日，主要捐款人成了商会团体、公司以及公司的辩护律师（美联社，1998）。
其他如一些慈善机构或“非营利”组织的总裁们盗窃基金的劣行也没有逃脱媒介的注意。“联合之路”的总裁年薪为39万美元，却因从自己管理的慈善机构窃取数十万元用于个人及其女友的挥霍而被判入狱7年，外加3年的缓刑期（Barringer, 1992b；Arenson, 1995；Facts on File, 1995）。美国帕金森病研究会主任因邮电欺诈而被捕，他供认，在十年时间里，共贪污了 80多万美元（Walsh, 1995）。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新世纪博爱基金会的创建者们通过一种金字塔式的筹资方法从其他慈善机构骗取了一亿多美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控其肯尼亚机构的成员通过各种方法从该组织骗走了 1000万美元（Fortune，1995）。易受侵害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因许多丑闻导致其执行总裁被驱逐，并因此而被媒介曝光（Shepard，1995）。圣公会教堂也避免不了丑闻的侵袭，它的一位前任财务主管被发现将220万美元的教堂基金挪作他用，主要用于她的个人消费（Niebuhr, 1995）。
1992年的联合之路丑闻事件促使媒介开展了对该组织在其他16个主要城市中总裁收入的调查，结果发现，“联合之路”主管们的薪水是他们平均捐助数目的两倍（Barringer，1992a）。这一年稍后的一个研究发现，1991年，在100家最大的慈善机构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机构付给其主要管理者的年薪超过20万美元，其中七家超过40万美元（Associated Press，1992）。
慈善机构获得很多税收优惠，因此它们的运作也必须公开，税收申报单和财政陈述应该向大众公布。这样监督者和捐赠者就可以知道慈善机构是如何花钱的。但是，慈善机构越来越多地开设营利性质的附属公司，这样就很容易掩盖它们的财政情况，虽然合法但很容易造成滥用。将合法使用与非法滥用分离开来有相当的难度，因为这里的操作涉及到隐私问题。例如，明尼苏达公共广播电台被迫披露，其总裁每年从该广播电台附属的营利公司中得到38万美元，而他从州公共广播系统中还获得工资7．4万美元。在俄克拉荷马市，“喂养儿童”慈善机构经营着一家附属货运公司，这家公司雇佣了该慈善机构创始人的女儿，而她同时又是该慈善机构的法律顾问。这些情况在该机构的年度报告中从未提及。
还有囊肿性纤维化基金会的例子。这个组织的前任执行官跟该组织营利性质的附属公司签了三年的管理合同，这个公司是从基金会的医药系统中剥离出来的。基金会不必告知捐赠者关于这项合同的事宜。
非营利性质公司的营利性附属机构不必汇报他们在工资上的花费，不必汇报他们雇佣的咨询人员。在这种合作关系中，成本和收入可以进行转移，这样营利性质的公司可以少交税，而慈善机构从表面上看也减少了管理费用（Abelson，1998）。
政府官员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一位美国前财政部长被控犯有三项重罪——逃漏联邦收入税4．7万美元，试图就其财政状况向政府作伪证，阻挠联邦法院大陪审团工作（Johnston，1994）。近来，又有一位内阁成员（农业部长）被迫辞职，至少还有三位正在或已经接受审查（Elliott，1995；Stein, 1995）。
前内政部长瓦特（James G．Watt）因试图对联邦大陪审团施加影响而被指控犯有一项轻罪。经过法庭辩论，瓦特承认了这项指控。在这以后，一家报纸在A版用4栏标题的文章，指责他逃避了 18项作伪证和滥施影响的重罪指控（Johnston, 1996）。
布里德（1958）说，当电视剧把一个生意人描写成一个坏人时，他们注重的是个人而并非整个机构。布里德批评说，当报纸的调查报道反映的是开展竞选运动的财务、游说活动或经济权力集中这类结构性错误的详细情况时，他们通常含糊其词。他说媒介“不会靠揭露机构工作上的失误来向主要的机构挑战”（p. 116）。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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