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泰 | 明代后期的南京文人为何钟情社交沙龙？

《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杜少卿平居豪举，娄焕文临去遗言》中，志气高尚、不同流俗，又有些不通世故的杜少卿，疏财仗义，挥金如土，家产将尽时，家中老仆临终前苦心相劝：“你的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但是你不会当家，不会相与朋友，这家业是断然保不住的了！……你眼里又没有官长，又没有本家，这本地方也难住。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事业来。”此回结束时，作者且提示道：“京师池馆，又看俊杰来游；江北家乡，不见英贤豪举。”南京城俨然具有特别的人文环境，是可以广纳各方俊杰的特别场所。果然，杜少卿到南京后，在秦淮河畔租了河房居住，从此和各方文士频繁交游，开启另一番人生盛景，甚而可说杜少卿乃因此找到人生的“归宿”。
《儒林外史》对诸多文人之刻画往往语带讽刺，多着墨其不堪处，唯杜少卿属难能可贵之正面人物，此一角色乃有吴敬梓个人身影之投射，可说是某种理想性人物的表征，而其进入南京，则可谓乃得其所哉，理想的文人进入理想的人文环境。吴敬梓借《儒林外史》刻画明清科举制度下士人的各种面貌与心态，同时有意塑造理想文人形象，在其所绘人文图像中，南京城市乃成可以寄寓士人理想的文化场域。诚然，明中期以降，南京逐渐成为人文荟萃的文化都城，各方士人往往乐于汇聚其中，纵乐交游。

《儒林外史》特意以南京为场景描述文人活动殊非偶然，《桃花扇》更是全然以南京为历史舞台，借以重现晚明名士的慷慨激昂与风流韵致，而演成才子佳人的典范剧本。《桃花扇》所演人事，往往有事实根据，其将复社名流置于南京城的繁华中，一则可说是晚明实况的反映，一则也可视为某种历史文化的表征。《桃花扇》男主角侯方域（1618-1655）确实在22岁时，即离开其所成长的商丘来到南京，对此他自言道：“及仆稍长，知读书，求友金陵。”将南京之行定义为知识成长后，进以社交结友的人生之旅，而他的南京之行也确实翻开人生新页，展开极为热闹的交游活动，尤其与复社诸名流过从甚密，而与陈贞慧（1604-1656）、方以智（1611-1671）、冒襄（1611-1693）并称为“复社四公子”。另一方面，侯方域进入南京时，也因复社领袖张溥（1602-1641）之推荐，而知有名女李香君，因此刻意造访结识，从此展开才子佳人相知相惜、可歌可泣的故事。《桃花扇》所述乃有所本，而其中场景与活动，诚属为晚明士人交游文化之反映，剧中种种繁华盛景，的的确确曾经显现于明代南京之城市生活中。

事实上，《桃花扇》所述确实极能掌握晚明之时代精神，尤能精确刻画当时士风之特色，此剧中最为根本的冲突乃是复社诸子与阮大铖的冲突，而此君子/小人之争，渊源于天启朝的阉党与东林党之争，只是攻守异势且斗争方式也大为不同：天启朝的党争可谓政治场域内的权力角逐，而阮大铖（1587-1646）与复社的矛盾，则演变成城市社交上的竞逐——阮氏有意借其戏剧专长，结纳各方名流，以重造声势；而复社诸子，则恐其恶势力复炽，因此刻意抵制，乃有“留都防乱公揭”之刊布，打击阮之声势。如此，天启朝政治权力的斗争转成社交舆论的较量，而留都南京乃成此社交竞赛的大舞台。孔尚任（1648-1718）撰写《桃花扇》意在捕捉晚明士风精神与文化风貌，其选择复社诸子与阮大铺之争为大背景，而于其间交织家国大事与儿女私情，而以南京城之社交活动为展演舞台，固可谓慧眼独具，却也有历史事实为其张目。


明代后期的南京城确实是一个别具历史意义的社交舞台，士人在其中热烈展开各种社交活动：文酒之会频频举行，士人间的集会结社活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热烈的交游活动，激发士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晚明动荡时局中，纷纷扰扰的各种政治军事，往往成为社交的争议话题，乃至进而集结特定的政治阵营。如此，朝廷的政争延伸至城市生活，居于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京城，原是有名无实的首都，值此板荡之际，反倒成为热血士人舆论交锋的重要基地，也是他们个人生命昂扬的大舞台。

然则，南京作为士人社交的重要场域，并非由复社诸子之振臂高呼而始趋热络，南京士人之乐于集会结社由来已久，其社交文化之积淀可谓既深且厚，已然成为重要的文化底蕴。晚明复社之聚集于此大会社友，高歌壮举，殆可视为南京社集历史长河之激荡波澜，实乃厚积而后发，并非突如其来也。事实上，南京士人的社集活动也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其活动形式与属性内涵也因时而异。本文即尝试对此略作考察，由此探测士人生活、城市社交与文化活动究竟如何相互激发，也由此思考明后期社会文化发展的动力与逻辑。
一般论及南京文艺活动的展开，往往引用钱谦益(1582—1664)的论断，认为金陵之社集活动初盛弘治、正德年间，钱氏之说相当概括地点出南京文艺之盛况，然则其说亦不免过于化约，事实上，南京之社集活动早在弘、正之前已不乏事例。特意记录南京历史人物的《帝里明代人文略》引司马泰(约1492—1563)《三余雅会录后序》称：

吾乡虽称都下，去辇毂远，宦于此者，率事简多暇，得遂觞咏之乐。天顺中，翰林学士吉水石溪周公叙始结诗社，择吾乡能诗士人，若贺公确、王公麟与邵以诚，凡十人与游，题曰“南都吟社”。成化间，翰林学士西蜀篑斋周公宏谟继之，复与士人沈公庠、任公彦常、金公冕十二人游，题曰“清恬雅会”。正德初，户部侍郎海陵柴墟储公巏复继之，乃与挥使刘公默、士人施公懋、谢公承举凡十人游，题曰“秣陵吟社”。夫三公皆海内文宗，其人品诗格俱高，乃能下交诸士人。诸士人亦不少屈谄，觞咏适情，密若昆季。每一会时，都人辄拭目倾耳，称为胜事。

此说指点出，南京城市的特性及其文艺条件：这个城市虽号称都城，事实上，却是远离权力核心，在权力的操持上实属边缘，此地聚集为数不少的“京官”，官员之品级头衔颇高，却多近乎闲差，难有作为，事简多暇。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无所作为、闲暇甚多之清高官员，乃多以写作诗文作为娱乐。这正是南京文艺发展的特殊之处，这些位高权轻的清贵官员，往往成为文艺社集的发动者。因南京之文社活动发端甚早，在天顺年间已然登场。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倡导社集活动者，都非泛泛之辈，天顺时组成南都吟社的周叙，与成化年间组成清恬雅会之周宏谟，都是翰林出身，正德时秣陵吟社之首脑储巏，则在乡试与会试中都是第一名。他们可说都是科举胜利者，且表现最优，是科举制度下，被认定最为能文之士。他们本来应该在宫廷之中占据最佳写作地位、文为天下表率的人——翰林本职固当如此，只是他们屈处南都，未能在堂庙之上，写作昭示天下的堂皇之文，领袖天下文风——所谓“海内文宗”。他们“怀才不遇”下，唯有另寻渠道发落其才气，以“下交诸士人”的方式，实践“文宗”之志向。

南京社集活动的开始，出于翰林提倡，事或有偶然之处，却也有必然之理。事实上，南都的六部官员，往往官品高而权轻事少，这些清高多闲的官员，往往也就成为文艺活动的主要成员，积极借诸文艺活动以自显，实属常态。也就是说，南京的社集活动中，那些来来去去的六部官员，是其中相当重要的成员。他们对南京的知识交流与文艺社交的发展，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除了在天顺、成化年间首开风气，在日后的社集活动中，他们往往也多有参与，乃至成为其中要角。
《四友斋丛说》中尝记：“孙季泉转南宗伯，赵大周先生曰：‘季泉留心于诗，此来当必与君结社矣。’后季泉至，果时相酬唱，又以孙王唱和集命某作序，极为相知。”可见这些任职南京之官员，多有文艺之好，而有此好者，入南都则有社集，已成必然之理。实则活跃于南京之文人，亦多有此类官员，例如：所谓“金陵四家”中的第四人就是弘治年间来南京任户部主事的朱应登(1477—1526)，他就职后积极参与当地文艺活动，因此与顾璘(1476—1545)等人齐名并列。
嘉靖时期知名文人蔡羽(?—1541)、何良俊(1506—1573)都任职翰林孔目而活跃于南京文艺圈。文坛领袖王世贞(1526—1590)、边贡(1476—1532)、王慎中(1509—1559)、钟惺(1574—1624)则为南京六部官员而在此交会各方文人。
万历时期南京文坛领袖曹学佺(1574—1646)，也因任职南京而积极推动文艺社集，将南京文艺推至极盛。凡此略可概见，南京文艺社集的发展，乃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位高权轻的“京官”乃属其中要角。
因此，南京社集活动之开始出于南都翰林，殊非偶然。而这批南都“京官”在往后的历史中，依然是南京士人社集活动的重要成员。


天顺年间的南都吟社与成化时的清恬雅会，固可说是南都社集的滥觞，然此社集活动之发起，个人因素仍居主因。两位翰林爱好文艺、乐于交游，使之得以开风气之先。实则在此时期，全国之文艺风气犹然未兴，而城市社交生活也还不发达，甚且，这段时间南京城还在迁都后的大萧条时期，所以天顺至成化年间的社集活动，与其将之视为南京文艺风尚已趋勃兴，毋宁说是个人兴趣点燃的星星火光。或许正由于此，钱谦益在叙述金陵社集发展时，并未将此时期活动列入其中，这恐怕不是受限所知，而是刻意略过，盖此举不足以作为南京社集之源流或文学传统之肇兴。事实上，有关南都吟社与清恬雅会的活动，也殊少见诸相关记载，可以说有关南京的文学叙事中，这只是一段有些偶然的史前史。
本文选自《结社的艺术: 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张艺曦 主编），原标题为“城市舞台:明后期南京的城市游乐与文艺社群”，转自“尔雅国学”。

转自：初见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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