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可的“朋友圈”

      晚清至民国是湖北私家藏书较为兴盛的一个时期，涌现出宜都杨守敬、大冶柯逢时、武昌徐行可、汉阳周贞亮、汉阳刘传莹、沔阳卢氏兄弟、沔阳黄立猷、蒲圻张国淦、恩施樊增祥、潜江甘鹏云、罗田王葆心、黄冈刘卓云、孝感徐焕斗、孝感秦应逵、黄陂陈毅、蕲春方觉慧、襄阳杨立生、枝江张继煦、嘉鱼刘文嘉、阳新石荣璋等一众知名的藏书家。但以藏书保存之完整、利用之开放、影响之深远而论，无一出徐行可右者。广东籍藏书家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评价徐氏：“家有余财志不纷，宋雕元椠漫云云。自标一帜黄（丕烈）汪（士钟）外，天下英雄独使君。”反观有的藏书家，身后藏书或被后人变卖，或寄存他省，或流失海外，令人痛惜，如伦明就评论柯逢时：“柯家山馆半成荒，百簏缣缃看过江。记听中丞违俗语，好书堪读不堪藏。”原来，柯氏去世后，日本人以20万元贿其家属，将其藏书精品的大半购入东瀛（另柯氏孙媳在新中国成立后将残存的3,000册捐献给了中南图书馆）。其他如杨守敬的观海堂藏书，于1919年经傅增湘介绍，售诸政府，后又颇多散失；沔阳卢弼藏书在抗战爆发后也陆续散出。比较而言，徐氏藏书之所以能保存如此完整，化私有为公藏，并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这恐怕还得从徐行可的藏书思想中去寻求答案。而其藏书思想的形成必与其成长经历和社会阅历有着密切联系，故而我们从徐行可的交游情况入手，以探寻其藏书思想的形成轨迹。
中年徐行可

· 徐行可与藏书圈 ·

     徐行可大概从少年时期就已开始藏书，如他本人自述：“溯恕往事，则妮古之癖，肇自弱聆。弥历年纪，部帙渐富。”在徐氏众多藏书印中，有一方“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语自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徐行可欲效赵明诚，即便节衣缩食也要搜尽天下金石文字。研读之暇，他遍游大江南北，但志不在山水，而在访书求友。只要听说谁家里有未见之书，必辗转通过各种途径录其副本而归。曾客居徐家的黄侃弟子闵孝吉回忆：“徐君自奉甚俭，家人衣着无华彩，每年必出游四方，搜取书籍。闻有未刊行者，则缮写以归。国内藏书之家，莫不与通声气，以此某家之藏书珍本、善本，与夫流传之经过，口述不遗。蓄木工、铜工、漆工各一人，日资各予银元一枚，专制书箱，自绘图样，终年不歇。写书根者一人，以字计值。谑者乃背称之为‘徐书箱’云。”书箱皆用樟木或楠木精工制作，若遇丛书、类书等大部头书籍，则用若干书柜分装，并用格言、成语或诗句，在书柜边上刻上一个字加以区分，如用“礼义廉耻”四字，表示这部书分装在四个木柜内。徐行可还在书橱上分别刻上“托心渊旷，置情恬雅，处静无闷，居约不忧”中的一个字，作为编号排检之用。这四句话原是北魏学者李业兴称赞其师徐遵明的话，却也成了徐行可聚书治学的真实写照。
     徐行可交友，只以书会友，概不论年龄和出身。杨守敬，字惺吾，号邻苏，收藏古书四十万卷，撰有《日本访书志》，并刻成《留真谱》《古逸丛书》。他比徐行可大51岁，但两人成了祖孙辈的忘年交。据徐行可的孙女徐力文女士回忆，其父孝宓先生曾给她讲起，祖父年少时，常在杨先生处看碑帖。有一次，杨守敬故意将真伪混杂的拓片放在一起，让少年徐行可鉴定。没想到的是，徐行可很快从中择出了真品。杨氏大为惊喜，遂手书“行可金石同好”条幅赠予徐氏。
     徐氏与商务印书馆孙毓修、张元济等人的交往自20世纪20年代初就已开始。从信的内容来看，徐行可与孙毓修就缪荃孙旧藏《鲒埼亭集》和《蔡中郎集》进行过交流。徐行可因校勘惠洪《冷斋夜话》之需，向张元济邮借过该书的元刻本。还书致谢之际，徐氏随信寄去了自藏的明弘治沈颉刊本《贾子新书》，并提出如商务印书馆有意影印苗夔稿本《说文声读考》，可以原书邮呈。可见藏书家之间的书信交流，通篇都是围绕着“书”展开的。
杨守敬      清曹溶在《古书流通约》中倡导藏书之家互通有无，徐行可与刘承幹、卢弼等人的交往给书林留下了一段段佳话。1924年南浔刘氏嘉业堂竣工之际，吸引了蔡元培、袁同礼、柳诒徵等社会名流前往观书。徐行可闻讯后带上两个抄书人就上路了，在嘉业堂断断续续待了两年。两年之内，阅尽堂内所藏精品名钞，并手录缪荃孙校跋本陶弘景《华阳陶隐居集》、徐元太《喻林》、徐石麟《古今青白眼》、徐熊飞《春雪亭诗话》、徐汾《二十一史徵》、徐硕《（至元）嘉禾志》、徐渭《玉禅师翠乡一梦》等书籍百余种（重点抄录徐氏宗亲著作），连膳宿都由刘承幹免费供给。但这种书籍交流并不是单向的。1931年徐行可再访嘉业堂，随身带去许多珍藏书籍，其中有《慈云楼藏书志》稿本数十册。时任嘉业堂编目部主任的周子美发现该稿本为其湖州同乡周中孚手迹，即取《郑堂读书记》对校，乃知两书实为一书。
刘承幹与嘉业堂     
     清乾隆间楚北大儒陈诗的四十六卷稿本《湖北旧闻录》是一部珍贵的地方文献，一直未能刊行，辛亥革命致使散失。卢弼和徐行可为搜求这部书稿煞费苦心，后来卢弼的老师孟寿荪和徐行可各访得一部分。卢弼不惜将老师的那部分寄给徐行可，使之合璧。卢氏专门撰有《〈湖北旧闻录〉钞本寄徐行可》一文，详述其事：“蕲州陈愚谷（诗）先生著《湖北旧闻录》，久求不得。闻业师孟寿荪（晋祺）先生藏十三册，江夏徐行可（恕）藏二十六册。行可初不相识，分函借印，拟假二美合为一编，有珠联璧合之雅，收腋集裘之功。石庄绎志，失而复得。梁溪遗稿，散而复完……今以全帙归行可，应无憾于愚古先生矣！”
      藏书家的外衣下，徐行可也是一位严谨而低调的学者。他重经史、古文，尤精于版本、校勘和金石之学，曾受聘于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北平辅仁大学、中国大学，教授版本目录学和韩愈文学。徐氏有两枚藏书印，一曰“学以七略为宗”，一曰“用儒雅文字章句之业取先天下”，颇能反映他的治学旨趣。与黄侃一样，徐氏亦秉持不轻易著书立说的原则，仅有《诗义申难录序》《诗疏楬问序》《毛诗通度类目》《与明照论治通鉴书》《与潘景郑论学术》等少量篇目传世，偶有诗文刊于《制言》等刊物。他的学术成就，更多的散见于各种古籍的校注中。据舒怀统计，经徐氏校点、题识的古籍，涉及经史子集共44种。以国家图书馆藏徐行可抄本《玉台新咏校正》为例，经徐氏朱笔校改之处多达400余条。徐行可又乐于分享所藏，以求学者共同研讨。就这样，以治学为目的，以藏书为媒介，在徐行可周围聚集了一个庞大的学者群体，构成了民国学术生态一道特有的风景。

      

· 徐行可与学术圈 ·

     徐行可的学者“朋友圈”中，湖北、湖南籍的最多，主要有蕲春黄侃、枝江熊会贞、罗田王葆心、黄冈熊十力、蕲春黄焯、潜江易均室、黄安（今红安）冯永轩、常德余嘉锡、长沙杨树达、长沙骆鸿凯、长沙程千帆、沅江张舜徽（其姑父为余嘉锡）等。
     两湖籍学者群体中，徐行可与黄侃、余嘉锡关系最为亲密。他们因书而成挚友，又因友而成姻亲。黄侃与徐行可堪称世交，其父黄云鹄是徐行可的师祖，又与行可约为儿女亲家，因而不分彼此。1919年，黄侃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常客居徐家读书。两人惺惺相惜，朝夕论学。张舜徽在《黄季刚之评断章太炎》一文中忆及黄、徐两人论学趣事：“武昌徐行可丈，以富于藏书有名江汉间。黄氏授课之暇，辄渡江就汉口徐庐假读未见之书，时亦留餐宿而往返。一日，杯酒之后，论及太炎学术，乃曰：‘小学颇有所得，经学不过尔尔，吾师乃文豪也。’并连呼‘文豪’二字不已。徐丈闻之诧异，尝数数为余道之。”有时欲求稀见之书，黄侃也多通过徐氏获取。如1928年8月31日黄侃日记：“予求《元诗选》，至遍索燕京、沪上诸书肆，今行可自鄂中得之，又肯让之我，真可感也，喜而距跃久之。”
     1925年黄侃离开武昌前，在徐氏一方刻有龙云图案的砚台上题诗：“南来七载廑交君，又作征篷惨欲分。此砚好为吾辈谶，相从终得似龙云。”到南京后，黄侃在写给行可的信中又道：“昔与阁下同居武昌，首尾八载。知余贫窭，每值人间秘笈，无不借观。涂污不以为愠，久假不以为嫌，即此一层，交谊已厚如山岳矣。”黄侃生性狂放不羁，行可亦是乖张傲物，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按说是针尖对麦芒，但偏偏结为莫逆之交。沟通两人心扉的，自然是藏书和学问。黄侃心羡徐书，行可心折黄学。唯因如此，徐氏才能容忍黄侃趁着酒兴，在自己视为性命的藏书上批校涂抹，而徐氏藏书也因此多了一批珍贵的黄氏手批本。此外，黄侃还为徐行可手书对联60余副，至今珍藏在湖北省博物馆。
黄侃与徐行可
     徐行可与金石学家易均室堪称知己。1919年，篆刻家李尹桑为答谢徐行可赠古陶拓片，为徐行可治印一方，印文曰“为夸目录散黄金”，语自龚自珍《己亥杂诗》，徐行可引为挚爱。1922年秋，徐氏特将此印转赠给易均室。易氏得此印后为之狂喜，特嘱李尹桑刻边款，以证其盟。1930年，易均室与徐行可同在文华图专授课，易均室讲授金石学，徐行可讲授版本学和目录学，两人多有切磋。徐行可执教于文华图专期间，还与该校教师毛坤交好。毛坤将徐氏的版本目录学讲义寄给在北平辅仁大学任教的余嘉锡。据行可先生哲嗣徐孝寔回忆，余氏读后赞誉有加，称“讲义一丝不苟，满纸新见与考证”，遂引荐行可北上，同执教于辅仁大学、中国大学。期间两人引为知己，相与论学。如徐行可曾请余嘉锡为自己所藏明王铎《题丁野鹤诗草书卷》题跋并考证丁耀亢之生平出处。余氏自称“雅不喜读明人别集”，因受命作文，遂从北平图书馆搜读丁氏著述，作《王觉斯题丁野鹤陆舫斋诗卷子跋》。后来徐家长女孝婉由杨树达做媒，嫁给了余家公子余逊。余逊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成为著名史学家。行文至此，顺带提一下徐行可与学者的姻亲关系。除与黄侃、余嘉锡是儿女亲家外，徐家的五女孝莹由向宗鲁做媒，嫁给了以研究《文心雕龙》而著名的杨明照，杨氏后来也成为四川大学知名教授。翁婿之间也有学术交流，如徐行可1939年在第53期《制言》上发表《与明照论治通鉴书》。
    余嘉锡为徐行可题《王觉斯题丁野鹤陆舫斋诗卷子跋》
     徐行可对熊会贞著《水经注疏》的帮助，至今为学界津津乐道。熊会贞是杨守敬的学生，师徒二人合撰《水经注疏》，历时20余年未竟而杨先逝。熊会贞继承师业，又用力20余年书方成。据徐孝宓回忆：“我父亲为了帮助熊会贞，特地请人从北京抄回《水经注》宋残本、王国维校本、项刻本、朱谋㙔校本，还有嘉靖年间胡刻《水经注》《山海经》合刻本，朱本上有几家批。有时候熊会贞未来家，我父亲就叫一位姓刘的师傅给熊先生送去。”熊会贞在书稿完成后，感恩于徐氏数十年如一日的帮助，主动提出与徐行可联合署名，但遭徐氏婉绝。1931和1932年熊会贞两度因病住院，托徐行可抄录副本《水经注疏》。这就是后来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北京本”。今台湾地区存有熊会贞《水经注疏》稿本，其中有熊氏题识：“友人徐行可，博学多闻，嗜书成癖，尤好是编。每得秘籍，必持送以供考证，益我良我，永矢弗谖。”感激之情，溢于言表。1936年5月25日，熊会贞于武昌西卷棚十一号自家住宅内自裁，卒年七十有八。据徐家后人回忆，当时徐行可有感于两人数十年来的友情，特写了一封万言书，递呈国民政府，希望能对熊氏的学术贡献予以追认，惜未有结果。
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出版的“北京本”《水经注疏》
     徐行可与语言学家杨树达的交往，在杨氏《积微翁回忆录》中有大量记载。该书中两人通信的最早记录为1930年4月27日（据杨氏日记，两人实际交往时间更早），最晚记录为1955年6月24日。在前后25年的交往中，徐行可寄赠杨树达的书籍包括《养志居仅存稿》《白虎通引书表》《乙亥丛编》《山阳丁显丛书》《丙子丛书》《燕说》《广新方言》《俗字编》等，甚至还有宋版书籍信笺。1932年11月24日和1937年5月9日，杨树达两次亲往汉口拜访徐行可，观徐氏藏书。两人在学术上也多有交流，如徐行可寄给杨树达的第一封信，就是述陈季皋订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失误一事。
杨树达
     1925年春，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熊十力应石瑛之邀，赴武昌大学任教。在汉期间，凡得秘籍必送徐行可鉴定考证。熊十力离开武昌后，两人仍保持书信往来。方志学家王葆心历任湖北国学馆馆长、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及武汉大学教授、湖北省通志馆总纂，在主持编纂湖北和武汉地方文献时多利用徐氏藏书。1932年，适逢武汉各界倡议修复黄鹤楼，共推王葆心撰写《重修武昌黄鹤楼募资启》，一时传为美谈。该文的撰写应参阅了徐氏所藏海内孤本明万历刻《黄鹤楼集》。1981年重修黄鹤楼时，也参照了《黄鹤楼集》，当时请顾廷龙先生做的版本鉴定。1992年《黄鹤楼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赵朴初先生为该书题写了前言，其中有“此集与斯楼两相辉映”之语。黄焯整理黄侃遗著《广韵校录》，也是录自徐行可本。据黄焯《黄季刚先生遗著目录》载：“《广韵笺识》，校语近十万言，手校本不可得见。今从武昌徐孝宓处假得移录本，编为《广韵校录》。内分若干类，方待写定。”张舜徽撰《清人文集别录》，也多利用徐氏藏书。另据徐氏后人回忆，程千帆早年求学武昌期间，曾经常上徐家读书。
     徐行可的学者“朋友圈”中，江浙籍学者主要有余杭章太炎、宁波陈汉章、吴县王大隆（欣夫）、南浔周子美、会稽马一浮、海宁陈乃乾、海盐张元济、无锡钱基博等。1935年9月，章太炎在苏州创办国学讲习会。徐行可的挚友潘景郑在章氏国学讲习会主讲目录学，并负责编辑《制言》。在此期间，徐行可曾应邀在章氏国学讲习会授课，并在《制言》上发表诗文。徐氏藏黄侃评本《尔雅正名》，即由章太炎国学讲习会校印，章氏亲自为之改名《尔雅正名评》，并题识：“《尔雅正名评》，则徐行可所得者。其间精核之语不少。行可将举以付刻，余先力登之《制言》。盖所谓遗著者，今人亦不必逊于昔儒也。”
     文献学家王大隆1934年任教于圣约翰大学期间，与友人赵诒琛、王保譿等辑印《甲戌丛编》，后每年一编，共编辑出版了八编，旨在传布先贤未刊遗著，多采辑诂经订史、小学金石、目录掌故、艺术说部之作。在此期间，徐行可出借稿本、抄本，并出资襄助辑印乙亥、丙子、丁丑《丛编》。据《王欣夫先生编年事辑稿》载，1935年12月，徐行可从汉口给王大隆寄来《舆地广记》，“盖知先生素留心黄、顾校本”；1936年冬，“先生借吴检斋校本《尚书孔传参正》临之，复从徐行可借黄季刚、陈季皋（尊默）本，分以朱笔、绿笔录之。”徐行可与周子美相识于嘉业堂，因共同精好版本目录学而成为朋友。徐氏在1936年第8期《制言》发表《赠周子美》诗，其中有“我今友周子，枯鮒涽以水”句，表达了两人的友情。
             徐行可助王大隆辑印《丁丑丛编》
      如前所述，徐行可与张元济的交往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两人友谊保持了30余年。巧合的是，他们同于1959年去世。《张元济全集》第三卷收录了张元济写给徐行可的14封信，记录了两人交往的点滴，如徐行可曾寄给张元济《归田类稿》周氏刊本，此前张元济从未见过，涵芬楼也无收藏；徐行可得清人魏耕《今诗粹》七册，但只存前十二卷，于是托张元济让商务印书馆补齐残卷。值得一提的是，徐行可为张元济影印《四部丛刊》提供过底本。张氏拟将其海盐同乡彭孙贻的《茗斋集》收入《四部丛刊续编》中，但寻访十多年未得，“武昌徐行可友余有年，喜蓄书，闻余欲辑先生诗，乃以其手稿十二巨册至，则正余族祖所欲借抄而不得者。”今《四部丛刊》中《容斋随笔》之《随笔》《续笔》残宋本、《敬业堂集》之原刊本、《续编》中《茗斋集》之稿本，均系徐氏旧藏。
张元济     徐行可学者“朋友圈”中，安徽籍学者主要有泾县胡朴安、绩溪胡适、太平苏锡昌、歙县吴检斋等人。胡适后半生致力于研究《水经注》，主要通过校勘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因此成为郦学史上搜集《水经注》版本最多的学者。1948年，胡适利用在武汉大学讲学的机会，慕名打听徐行可的情况。徐行可则把胡适当作贵宾迎请到自己家中，陪同他观看了熊会贞《水经注疏》稿抄本。胡适后来评价熊氏，认为他在《水经注疏》上的成就超过了其师杨守敬，但又在《水经注研究史料》中说：“熊会贞晚年始知道整理《水经注》必须搜集《水经注》的古写本及古刻本来做校勘。这是他的老师杨守敬没有教他的校勘方法。指示他的人大概是他的朋友黄陂徐恕，字行可。”歙县吴检斋（名承仕，以字行）与黄侃一样，也是章太炎的弟子，古文字学家，历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东北大学教授、国民大学教授，并创办《文史》杂志。前文陈汉章《复张伯岸》信中提及，徐行可刻成陈著后，分赠的好友当中就有吴检斋。
     徐行可在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任教期间，结识了高步瀛、梁漱溟、陈垣等人。高步瀛著《唐宋文举要》，与同辈友人多有交流，其中就汲取了不少徐行可的意见，如卷三对韩愈《曹成王碑》的考证，高氏曰：“吾友徐行可曰：‘施、顾二家注本《苏诗》卷四十二《梦归白鹤山居作》云，时节供丁推，注引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云云。按坡公以推字入韵，吴正肃所见律文又与《后山丛谈》所引唐令合，则吕缙叔疑推为椎误者，亦为臆测。’”再如卷六对柳仲涂《应责》的考校，柳仲涂原文有“且吾今栖栖草野，位不及身，将以言化于人，胡从于吾乎？”句，高氏注曰：“《论语·宪问篇》：微生畝谓孔子曰：‘何为是栖栖者与？’《韩非·说难篇》曰：‘则以为草野而倨侮。’案集‘栖’作‘牺’，非是。今依《文鉴》。吾乎，集‘乎’作‘矣’，《文鉴》同，吾友徐行可据拜经楼所藏旧钞本校作‘乎’，今从之。”徐行可也多次请高步瀛在自己的藏品上题写诗文跋记。
高步瀛
     徐行可既富藏书，又精通考据和版本目录之学，谙熟传统国学研究之法，也深知圈内学者治学之所需。他通过抄录副本、寄赠、求购、鬻售等方式，从治学的角度重点搜集和传播明清的精刻精校本，近代甚至当代学者的稿本、抄本，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圈内学者治学的文献需求。当时海内学者鲜有不知徐氏藏书之精备者，都欲与之交往而观其书。西至巴蜀，东及海滨，徐氏从无所拒。徐行可在与当代学者的交流中，对他们搜求文献资料的困难感同身受，因此更加坚定了“书为士所用”的藏书思想。同时，徐行可敏锐地意识到，请这些名重一时的学者在自己的藏书上批校、题跋，既可以提升藏书的版本价值，也可为民国学术史记录和保存原始史料。
     徐行可是民国藏书家群体中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学无常师，聚书自学，终有所成，在社会固有的教育体制之外，寻得了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他来自传统藏书楼，但又不囿于私藏独守，能与志同道合的学者共享自己的藏书；他是旧式学者，但思想开通，自觉接受新式图书馆思想，以开放的姿态流通自己的藏书，最终化私为公。在他的身边，因抄书、借书、鬻书、藏书、读书、校书、编书、刻书、论书而聚集了民国时期最优秀的一批学者。他们之间围绕古籍的互动，形成了古籍收藏、整理、出版与利用的良好学术氛围。徐行可的人生经历，可看作民国藏书家群体画像的一个缩影，而徐先生及与其交往的学者群体，则可视为民国学术生态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的身影虽渐行渐远，但他们留给世人的人生经验和学术遗产，永远值得后人去珍惜和回味。

本文节选自武汉大学李明杰先生论文《民国大藏书家徐行可的“朋友圈”》，原文发表于《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年第5期。因微信篇幅有限，蒙李先生俯允，本文选取了其中部分段落，注释从略，引用请以《中国图书馆学报》期刊为准。

转自：初见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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