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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杨宝，1986年生，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人力与社会保障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政社合作与公共服务创新、制度竞争与社会工作本土化。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等10余项。在《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及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等公共管理学科中英文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改造传统民政：社会服务方式的制度竞争研究》。研究成果得到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多次获得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研究成果获得民政部等国家级省部级学术成果奖多项。2019年入选重庆市学术带头人，2021年入选重庆市巴渝学者。
［摘 要］社团卷入对其成员的内在效应有助于扩大公众参与，也是加强社会建设的关键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往往囿于西方的理论框架，难以有效解释我国社团的内在效应，而我国的社团卷入影响公众参与的本土化机制也尚未建立。基于CGSS2012数据，利用“文化—制度”框架加以分析的结果表明：横向社团卷入和纵向社团卷入均正向影响公众参与，但横向社团卷入的效应强于纵向社团卷入；横向社团卷入通过培育其成员的“社会责任感”能够促进公众参与，纵向社团卷入则通过提升其成员的“政治效能感”刺激公众参与，二者呈现“殊途同归”的特征。不同于西方主流结论，我国纵向社团卷入对于公众参与具有积极作用，横向社团卷入影响公众参与的中介机制不是个人主义的公共精神，而是集体主义的社会责任感。对我国特有情况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够助推社团卷入内在效应的本土化研究，也对扩大公众有序参与和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
［关键词］社团卷入；公众参与；社会责任感；政治效能感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专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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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社团卷入如何影响公众参与？——基于“文化—制度”框架的实证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在服务民生保障和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为此，本文试图总结和提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实践及经验，助力社会组织更好地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有研究成果认为，社会组织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社团。社团是民主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石，更是解决公共事务的关键载体。意大利民主改革的实践表明，并非所有类型的社团均有助于民主制度的繁荣，只有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横向社团”才能助推良好的制度绩效。这是因为横向社团培养了成员之间的团结、互助、合作等公共精神，促使他们更加关心和参与地区公共事务；而“纵向社团”构成的“庇护—附庸”垂直网络则不利于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抑制了成员们的参与行为。从此，社团卷入（associational involvement）与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的互动关系成为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尤其是普特南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切入点，实证研究了社团卷入对于公众参与社区事务、请愿、游行等非政治活动的影响，将社团卷入与公众参与的互动关系研究推向了高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如西方国家一样经历了以社团为载体的“结社革命”。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国内社团研究主要以市民社会理论为参照形成了三种路径：第一，以市民社会理论辨析中国社团的特征。不同于西方国家，国内社团具有明显的“官民二重性”特征从而导致自主性较弱。第二，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检视中国的政社关系。有的研究认为，中国社团发展格局符合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理论预期；也有研究基于实践考察，归纳了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代表性理论包括“分类控制”和“行政吸纳社会”，以此延伸了“偶然共生”“分化型政社关系”等概念。第三，关注特定国家与社会关系下社团的生存策略。基于权力与资源的对比，有的社团理性地采取了“寄居蟹的艺术”“分层嵌入”等系列行动策略。
由此可见，市民社会理论强调社团对整体政治形态的外在效应，而社会资本理论更加关注社团对成员个体品质和行为的内在效应。但是，两种效应的发生条件却不一样，外在效应需要社团独立于国家控制或强调其政治性，而内在效应则没有上述限制。目前，国内仅有少量研究关注社团卷入为其成员带来的内在效应，且对于影响路径的分析存在理论和经验上的局限。在理论框架上，这些研究囿于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团通过建构社会网络、信任、互惠规范等机制促进其成员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抗争型和非抗争型活动。即使有研究讨论了资源动员机制，也是基于社会网络的分析。在经验分析上，这些研究要么针对某一类社团，要么没有区分社团类型，研究结论无法全面地勾画中国社团发展对公众参与的影响。总体来看，社团内在效应缺乏基于中国制度和文化提出的本土化解释框架，相关实证分析也处于空白状态。
中国社团的典型特征是横向社团和纵向社团并存且快速发展，那么这些社团对于成员的思维和行为塑造存在何种内在效应？具体而言，不同类型的社团卷入对于公众参与的内在效应是否相同？不同类型的社团卷入影响公众参与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更深层次的是，中国特殊的文化观念和制度环境给社团内在效应留下了哪些“烙印”？若如普特南的研究认为纵向社团会抑制公众参与，无益于民主制度绩效，为何中
国存在大量的纵向社团？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试图从“文化—制度”视角分析中国社团的内在效应，剖析不同类型的社团卷入对公众参与的影响机制。基于CGSS2012的调查数据，本文将使用多元回归模型、倾向值匹配、KHB中介分析等方法实证检验社团卷入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及其机制。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近年来，市民社会与法团主义等西方理论日趋难以解释和预测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虽然中国社团在局部地区出现了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元素，但是整体结构上却呈现“半官半民”的典型特征，属于典型的“行政吸纳社会”状态。事实上，塑造中国第三部门格局的深层基础是文化与制度。那么，传统积淀的文化与当代发展的制度如何影响了社团的功能，又是如何形塑横向社团和纵向社团的公众参与行为，等等一系列问题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一）文化效应：横向社团如何影响公众参与
横向社团的典型特征是成员之间形成了平等、互助、协商的网络关系，诸如社区邻里组织、合唱队、观鸟俱乐部等。这类社团是公众自主自发组建的，以此确保了成员在社团生活中拥有相同的地位与权力。因此，横向社团成员的卷入更多的是自主选择而非强制的结果，受其社会主流文化或个人价值观的影响更大，而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则发挥较弱的辅助作用。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结社和社团繁荣的根源在于个人主义价值观，每个公民与其同胞、亲属和朋友疏远而心安理得地追求私人利益，久而久之沦为利己主义。然而，个人的资源和能力又是相对有限的，他们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则不得不通过结社或形成社团开展广泛合作，因此个人主义价值观倡导有远见地“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由此也可以解释极度利己主义价值观下社团为何如此繁荣。上述逻辑也存在于意大利的北部，地方独立自治的制度环境使得个人主义价值观催生了大量的横向社团，社团卷入培养了成员基于个人权利之上的团结、合作等公共精神，他们也会自愿地、积极地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解决，在促进社会整体繁荣的同时实现个人的权利发展。可以说，个人主义价值观中“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为横向社团卷入影响公众参与奠定了深层的文化基础。
然而，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中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以集体主义为核心。集体主义主张，社会或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浑然一体、相辅相成、不可分离，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没有社会也就没有真正的个人，集大成地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为此，我国传统文化典籍阐述了以“忠恕之道”为核心的“行仁之方”：“忠”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通过“推己及人、由近及远”，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终实现“大同”世界。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基于社会责任、家国情怀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团结关系，最终形成命运共同体。虽然中西方都存在大量的横向社团，但是社团成员卷入的价值观基础却存在本质差别。西方横向社团由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正确利益观”所驱动，训练了基于个人权利的公共精神；中国横向社团则由集体主义的仁爱思想主宰，更多地培育了基于社会责任的“行仁之方”。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民间社会也通过合作、互助产生了各类横向社团，以此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横向社团又为成员提供了训练和展示社会责任或利他主义等品质的机会，进而促进成员积极参加公共事务。因此，本文从文化视角提出中国横向社团影响公众参与的独特逻辑及理论假设。
假设1.1：横向社团卷入积极地影响了成员的公众参与行为。
假设1.2：横向社团卷入培育了成员的社会责任感，进而积极地影响了公众参与行为。
（二）制度效应：纵向社团如何影响公众参与
不同于横向社团，纵向社团内部成员之间构成了“庇护—附庸”不平等的垂直关系网络。意大利南部的社会实践显示，当地的纵向社团由封建、官僚、专制等外部制度环境塑造而成。纵向社团的内部有着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存在普遍的利益交换和依附关系，成员因寻求庇护而加入社团成为附庸者。长期受训于纵向社团的成员，很少出于共同利益的思考，更可能出现投机行为，难以实现共同合作，也没有机会建立普遍互惠的规范。他们的公众参与旨在实现个人化的依附或私人的贪欲，而不是集体的目标。因此，纵向社团阻碍了公民性发育进而严重削弱了制度绩效。如果以成员间不平等关系为核心判断标准的话，我国则拥有数量庞大的纵向社团。那么，大量的纵向社团在中国情境之中也如西方一样阻碍了公众参与吗？如若不是，纵向社团影响公众参与的机制又是什么？
事实上，中国的纵向社团也是制度发展的产物，如今已经成为国家建设及治理的重要主体。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组建了大批“官办社团”并将其作为官僚体系的延伸触角，不仅实现了对社会的组织化动员，还打通了群众参与的渠道。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没有遭遇东欧剧变式的“参与爆炸”，反而持续地进行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面发展。各个层级的纵向社团作为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听取民声、吸纳意见，发挥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这种以官办社团为主的“被动型政策倡导”或“吸纳型公众参与”也成为政社互动的常见形态。纵向社团属于政府吸纳和回应社会诉求的政策工具，使更多的社会精英或公众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之中，将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从本质上来看，官僚体系通过纵向社团为民众提供诉求表达和回应路径，以此消除危及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构成了“行政吸纳政治”制度的重要支撑。
在上述独特的制度设计下，纵向社团对其成员的公众参与有着积极的内在效应。部分实证研究表明，在政策倡导过程中，纵向社团成员比横向社团成员更有优势，他们更可能获得政策咨询的机会和渠道，其建言献策也更容易被政府接受。如果公众参与得到了政府回应甚至接受，他们将更能理解政府的决策过程，更相信自己能够影响政府决策，也更愿意投入精力参与公共事务。这就意味着，纵向社团成员拥有更强的政治效能感，即公众对其影响政府事务能力的预期更高。同时，政治效能感又是公众参与的重要心理动因和内部动力，拥有较强政治效能感的公众更关心公共利益，也有更强烈的公众参与意愿。因此，纵向社团作为官僚体系的社会延伸，在特殊制度环境中产生了“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影响，不同于西方“庇护—附庸”的垂直关系压抑了成员参与公共事务。
因此，不同的制度环境对于纵向社团的内在效应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作为一种“辅政”团体，纵向社团成员获得了公共事务参与的专门渠道，由此获得的政治上的自我实现和效能感更强，也更愿意投身于探究公共事务的解决之道。故而，本文从制度视角提出中国纵向社团影响公众参与的逻辑关系及作用机制假设。
假设2.1：纵向社团卷入积极地影响了成员的公众参与行为。
假设2.2：纵向社团卷入增强了成员的政治效能感，进而积极地影响了公众参与行为。
三、数据、变量及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CGSS2012样本分布在我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488个村庄或社区。数据采用多阶段、多层次的随机概率抽样方法，每个村庄或社区调查25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调查1人，总样本量为11765个。但是，CGSS2012要求调查员随机使用A卷和B卷，其中A卷调查了受访者社团卷入、公众参与等相关情况，共有5819个样本。
（二）变量
1．因变量
因变量是“公众参与”，即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与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包括解决公共问题、追求共同利益的讨论和行动。问卷从两个层面调查了公众参与情况：第一，参与讨论。“在过去的12个月中，您是否经常参与下面这些本地事务的讨论（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本地事务”包括“环境问题”“教育问题”“安全问题”和“消费问题”，答案赋值为“1=从来没有参与”“2=参与过几次”“3=基本上每月都参与”和“4=基本上每星期都参与”，上述四个指标的平均值作为综合指标，数值越大意味着参与公共问题讨论的频率越高。第二，参与行动。“在过去的12个月中，您是否参加过下面这些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活动（包括网上的参与）”，包括“建设本社区的志愿活动”“与体育、文化、艺术或学术相关的志愿活动”“与社会弱势群体相关的志愿活动”“与政治事务相关的活动”等，答案赋值为“1=是”和“0=否”，加总参加活动的频数作为综合指标，数值越大意味着参加公共利益相关的活动越多。
2．自变量
自变量是“横向社团卷入”和“纵向社团卷入”。问卷调查了受访者参与最积极的组织，包括：（1）政治团体；（2）社区组织；（3）社会公益组织（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组织）；（4）群众运动（因环保、维权等事件形成的组织）/消费者权益组织；（5）宗教组织；（6）校友会；（7）娱乐休闲团体（业余爱好和体育俱乐部）；（8）工会及类似的劳动者组织；（9）职业协会、专业学会及行业协会。本文不讨论宗教组织，仅将其余八类组织（社团）纳入分析。我们的社团类别划分思路如下：首先，依据社团是否属于民众自发组建，将（3）（4）（6）和（7）归类为横向社团，（1）（8）和（9）归类为纵向社团，这些组织的等级关系分析结果符合普特南的社团分类。其次，由于（2）社区组织的民办、官办界限并不清晰，因此增加“关于这个组织的成员关系”为判断依据，如果回答该组织“上下级之间等级分明”则视为纵向社团卷入，否则视为加入了横向社团。最终构造了横向社团卷入和纵向社团卷入的两个虚拟变量。
3．中介变量
①社会责任感
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倡导关怀他人与社会的道德情感，与利他主义行为密切相关。问卷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进行了调查，相应的题目为：第一，奉献精神。问卷调查了受访者对“我想对社会做贡献”的程度评价，并在“1=非常同意”至“7=非常不同意”共七个程度中进行选择。在反向赋值后，将其作为社会责任感的主观测量。第二，利他行为。问卷调查了受访者在2011年完全自发、自愿捐赠的具体数额，以此作为社会责任感的客观测量。由于自愿捐赠数额的离散程度较高，故对其取自然对数，以方便后续分析和解释。这两个变量的数值越大，意味着受访者的社会责任感越强。
②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影响政府和社会能力的判断。问卷调查了受访者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受访者需回答对“像我这样的人说什么对政府的作为都没什么影响”“政治和政府太复杂，不是我能够理解的”“我个人对政治有兴趣”三个观点的同意程度，并在“1=非常同意”至“7=非常不同意”共七个程度中进行选择。本文先对第三个指标反向赋值，以保证各指标的统一性。然后，取三个指标的均值作为综合指标，数值越大意味着受访者的政治效能感越强。
4．变量描述
为尽量减少变量遗漏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还选取了人口和社会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房屋产权、户籍、单位类型、健康状况、个人收入等。表1展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它报告了四个关键信息：第一，居民的公众参与水平较低，两类公众参与的均值仅为1.735和0.317。第二，居民的社团卷入水平较低，积极参与横向社团和纵向社团的比例仅为6.8%和8.6%。这反映了我国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不足的特征，因此找出影响公众参与的因素尤为重要。第三，居民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但自愿捐赠等利他行为并不强。第四，居民的政治效能感较弱，其均值仅为3.226，意味着他们对自己影响政府决策、向政府建言献策的能力有一个较低的预期。
（三）方法
为了完成理论假设的检验，本文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对于两个因变量，参与讨论属于连续变量，适宜使用OLS模型进行估计；参与行动则属于计数变量，适宜使用Poisson模型进行估计。与此同时，为了减少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影响，对奉献精神、利他行为和政治效能感三个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其次，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使用倾向值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该方法基于“反事实推断模型”，依据自变量取值将样本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并在倾向得分相匹配的样本中比较两组在因变量上的差异，能够减少数据偏差和混杂变量的影响，增强实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最后，在检验两类社团卷入对于公众参与的影响之后，使用KHB中介分析方法研究两类社团卷入影响公众参与的中介机制。目前，学术界广泛使用KHB方法处理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该方法有两个优势：一方面，它适用范围更广，不仅能用于分析OLS线性模型，也能用于分析logit、probit等非线性模型；另一方面，它能对自变量进行效应分解，以便观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四、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OLS回归和Poisson模型分别估计了两类社团卷入对公众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详见表2。其中，模型1至模型4的因变量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模型5至模型8的因变量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行动。
模型1到模型8明确地显示了横向社团卷入显著性正向影响公众参与，假设1.1通过检验。首先，以参与讨论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可以明显看到横向社团卷入与公众参与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便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之后依然成立，模型4显示回归系数为0.244。其次，以参与行动为因变量的模型中也显示横向社团卷入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加入控制变量之后依然稳健，模型8的回归系数为1.100。因此，无论从参与讨论还是参与行动的角度衡量公众参与，横向社团卷入对其成员的内在效应都是积极的，也即参与横向社团有助于促进公众参与行为。
模型2—4和模型6—8还显示了纵向社团卷入显著性正向影响公众参与，假设2.1通过检验。首先，从以参与讨论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可以看到，纵向社团卷入与公众参与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加入控制变量之后依然成立，模型4显示回归系数为0.204。其次，以参与行动为因变量的模型中进一步地显示纵向社团卷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加入控制变量之后仍然稳健，模型8的回归系数为0.756。数据分析发现，纵向社团卷入不仅积极地影响其成员参与讨论，还刺激了参与行动，纵向社团的经历也可促进成员的公众参与行为。
表2还显示了两个关键性发现：第一，对比所有模型在横向社团卷入和纵向社团卷入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前者总是大于后者。这就意味着，相比于纵向社团而言，横向社团卷入对公众参与的正向影响更大，横向社团对其成员的内在效应更强。第二，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效能感对于公众参与行为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预防样本选择偏差造成估计失准，本文选择倾向值匹配方法（PSM）对两类社团卷入与公众参与的关系进行再次估计，以此评估表2分析结果的稳健水平。两个自变量均是二分类变量，故可直接根据样本取值进行分组，实验组为参与横向社团或纵向社团的群体，对照组为未参与横向社团或纵向社团的群体。为了保证倾向值匹配的结论足够可靠，此处采用了五种匹配方法，包括k近邻匹配（k=4）、半径内k近邻匹配（k=4）、半径内匹配、核匹配和局部线性匹配。在进行匹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小于10%，表明匹配结果较好地平衡了数据。
表3显示自变量为横向社团卷入的倾向值匹配结果。以参与讨论为因变量的五种匹配中，ATT（平均处理效应）均大于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就意味着，相比于未参与横向社团的群体，横向社团成员参与公共问题讨论的频率更高。以参与行动为因变量的五种匹配中，ATT也均大于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就表明横向社团成员参加了更多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活动。由此看来，横向社团成员的公众参与水平显著高于未参与横向社团的群体，也表明横向社团卷入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具有稳健性。
表4则显示了自变量为纵向社团卷入的倾向值匹配结果，实验组为参与纵向社团的群体，对照组为未参与纵向社团的群体。与表3的结果类似，无论因变量是参与讨论，还是参与行动，ATT均大于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再次表明，相比于未参与纵向社团的群体，纵向社团成员参与公共问题讨论的频率更高，参加公共利益相关的活动更多，纵向社团卷入对公众参与的影响也具有稳健性。
倾向值匹配分析结果再次证明，横向社团卷入、纵向社团卷入都能显著提升其成员的公众参与水平。进一步比较表3和表4中ATT值，可以发现，横向社团卷入的ATT值总是大于纵向社团卷入。这也说明横向社团卷入对公众参与水平的提升有着更强的效力，这与前文结论高度一致。综上所述，表2的结论是可靠、稳健的。
（三）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横向社团卷入、纵向社团卷入影响公众参与的中介机制，本文使用KHB方法检验社会责任感、政治效能感的中介效应，结果分别见表5和表6。
从表5的结果来看，横向社团卷入通过社会责任感影响公众参与，假设1.2通过检验。模型9和模型10表明横向社团卷入的总效应均大于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横向社团卷入能够正向促进公众参与。其中，模型9表明横向社团卷入通过社会责任感影响参与讨论的间接效应为0.048，占总效应的18.80%；模型10表明横向社团卷入影响参与行动的间接效应为0.236，占总效应的14.65%。由此看来，社会责任感是横向社团卷入影响公众参与的中介变量，也即横向社团培育了成员的社会责任感进而使其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
表6是纵向社团卷入对公众参与影响机制的KHB分解结果。模型11和模型12表明纵向社团卷入的总效应均大于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表2中纵向社团卷入正向促进公众参与的结论。模型11表明纵向社团卷入通过政治效能感影响参与讨论的间接效应为0.007，占总效应的3.43%，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模型12显示纵向社团卷入通过政治效能感影响参与行动的间接效应为0.032，占总效应的4.32%，也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些结果证明政治效能感是纵向社团卷入影响公众参与讨论和行动的中介变量，因此假设2.2通过了实证检验。
KHB中介检验表明横向社团卷入通过增强其成员的社会责任感促进公众参与，而纵向社团卷入通过增强其成员的政治效能感促进公众参与。横向社团卷入的文化效应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成员在结社过程之中不断地训练和践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更乐于讨论公共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相对而言，纵向社团卷入的制度效应更为明显，结社为其成员提供了进入行政决策的机会和渠道，提升了成员建言献策的满足感及政治效能感，由此进一步地推动公众关注公共事务的讨论和解决。
五、讨论与结论
（一）殊途同归：社团卷入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分析
不同于普特南对意大利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的横向社团和纵向社团都会正向影响公众参与行为，只是二者的影响路径存在一定差异而已。横向社团卷入通过增强其成员的社会责任感来促进公众参与，纵向社团卷入则通过增强其成员的政治效能感来促进公众参与。这种格局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行政吸纳政治等本土化特征形塑社团内生效应的结果，因此本文将社团卷入影响公众参与的本土化机制称为“殊途同归”。
中国社团的迅猛发展是文化和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两种因素对于不同的社团类型有着不同的作用。横向社团的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西方社会展示了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基础之上，公民为了追求正确理解的利益而不断地卷入到横向社团之中，因此基于个人权利之上的公共精神则是横向社团推动公众参与的关键机制。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则是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公众为了“成己之道”也需“行仁之方”；横向社团就是“行仁”的载体，这种社会责任感的训练则有助于公众参与。因此，中西方的横向社团都会促进公众参与，但二者的影响机制则是天差地别，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讲这也是一种“殊途同归”。
对于我国的纵向社团而言，他们更多地受制度的影响，其本身就是国家治理及制度发展的功能性产物。改革开放之后，日趋利益多元化的公众呼吁扩大参与行政决策的渠道，而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需要更多的渠道吸纳社会诉求并给予有效回应，此时纵向社团成了国家与公众之间对话的桥梁，以此增强了体制韧性。客观地讲，这种“行政吸纳政治”的制度特征增进了咨询、对话、协商等互动关系，公众在此体系之中也找到了更加合适的参与渠道并感受到更加强烈的效能感。相应地，纵向社团构建了国家与公众对话的“主导—参与”的顺畅关系，而不是普特南笔下“庇护—附庸”的剥削关系。完全不同于纵向社团阻碍公众参与的研究结论，中国的治理实践表明纵向社团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增强社会治理能力，也彰显出我国独有的制度优势。
总之，中国社团对其成员的内在效应并没有遵循西方理论的规律，而是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影响逻辑。中国传统文化涵养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行政吸纳政治的制度环境共同塑造了社团发展特征，分别促成了横向社团和纵向社团推动公众参与的繁荣局面，我们也相信这种“殊途同归”的机制对于提升制度绩效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二）研究结论
我们基于CGSS2012的调查数据，建构了“文化—制度”框架分析后发现，横向社团卷入和纵向社团卷入都能促进公众参与，其中横向社团的促进作用更大。具体而言，横向社团卷入主要通过培育其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影响公众参与行为，纵向社团卷入则是增进了成员的“政治效能感”进而促进公众参与行为。横向社团的文化效应和纵向社团的制度效应构成了社团影响公众参与的“殊途同归”结构。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本文发现横向社团不是通过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公共精神影响公众参与的，而是通过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社会责任感施加影响；纵向社团并不必然走向“庇护—附庸”关系进而阻碍公众参与，相反还可以通过增进政治效能感促进公众参与。这些创新性发现对于推进社团内在效应的本土化研究具有重要贡献。
此外，明确社团卷入带给公众参与的影响对于推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具有现实意义。首先，关于横向社团卷入的结论表明政府仍需深入贯彻现有的各项方针政策，继续推动横向社团的培育和发展，逐渐扩大公民有序参与，为人民群众的公共生活增添色彩，落实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同时，政府也应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这既能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也有助于扩大公众参与。其次，关于纵向社团卷入的研究结论启示政府应坚持对纵向社团的培育和支持，从多方面、多角度推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强化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政府必须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善用纵向社团这一有效工具，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倾听人民的声音、拓展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形式和渠道，有效地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附 本 文 题 录
1. 杨宝：《社团卷入如何影响公众参与？——基于“文化—制度”框架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2期。
2. 杨宝.社团卷入如何影响公众参与？——基于"文化—制度"框架的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辑刊,2022(02):39-49.
转自：再建巴别塔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作者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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