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培养来讲,根本问题是理论方向和学风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考察,就是看其能否静下心来研读马列原著、真正走进经典之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回应现实发展中的重大理论挑战。这不仅是决定学生在今后理论研究道路上能够走多远的根本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办学方向。
关键词：马列原著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培养
多年培养研究生的经验表明,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生来讲, 根本问题是理论方向和学风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考察, 就是看其能否静下心来研读马列原著、真正走进经典之中, 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 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 回应现实发展中的重大理论挑战。这不仅是决定该学生在今后理论研究道路上能够走多远的根本因素, 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办学方向。正因为如此, 读经典著作就不仅是个如何读书的问题, 还是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不仅是个读书做学问的问题, 还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砥砺和升华的挑战。因此,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导师来说, 抓学生研读经典, 就抓住了培养学生的关键一环, 值得下大力气去研究和引导。
一、读经典要抓理论方向,方向错了开卷无益
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揭示了客观世界尤其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从而开辟了人类认识的新的思想领域, 即透过现象发现本质的客观规律领域, 如同柏拉图开辟了纯哲学、弗洛伊德开辟了潜意识领域一样。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就要引导学生研究规律、明察方向, 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般来说, 妨碍学生真正去读经典、读懂经典的是各种不健康的心态, 包括走“捷径”的功利心态、炫耀卖弄的猎奇心态和孤芳自赏的自满心态等。这些不健康的心态一经错误社会思潮的诱导, 就会形成不良学风, 成为走进经典著作的拦路虎。近些年来, 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大危害, 不是公然否定、摒弃马克思主义并将其边缘化, 而是打着“还原马克思”的旗号, 将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和作为学者、思想家的马克思割裂开, 将作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人类思想宝库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撇清, 把马克思“还原”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这几种心态在近些年又汇集成“西化”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倾向, 因为对于西方学术的崇拜和生吞活剥能够满足上述不健康的心态。如果通过经典著作的研究越来越脱离社会、脱离实际和人民大众的生活, 变成狭小学术圈子的“诸神狂欢”或自娱自乐, 成为精致的个人主义的摇篮, 那马克思就真正成了“播下的是龙种, 收获的是跳蚤”。
受这种不良研究倾向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些研究生被误导追求抽象的思辨之乐, 陶醉于空洞的语言狂欢, 满足于置身现实斗争之外的超然自得, 进而遮蔽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 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正确道路。可以说, 尽管这些学生也读了一些马列的书, 但肯定没有真正读进去。必须看到, 尽管把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在今天的一些学术圈有市场, 但鼓吹这一主张的一些头面人并没有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真诚和纯粹, 而是凭借着“纯学术”来猎取功名, 因而底气不足。我们还要说,马克思不是自由知识分子, 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的思想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批判, 而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提供理论武装。非意识形态化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癌细胞”, 在无情地蚕食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常青树, 我们决不能听任它猖狂肆虐, 而必须认真彻底地加以根除。
离开革命性思想去谈论马克思, 看似可以很专业、很绅士地开展讨论, 更可以借此炫耀自己的儒雅和博学, 但却达不到真正和马克思的对话。“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变革的一大力量, 可以振奋世界上受压迫的人, 这些内生的马克思主义目标使接触它的所有人都两极分化了——要么赞成它, 要么反对它。”[1](P11)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没有政治立场, 不可能走非意识形态化的纯学术道路, 这是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海尔布隆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之处, 也是他给我们的重要警示。
更为重要的是, 对经典著作的解读是否科学,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把握是否全面准确, 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事, 而是关系到当下的举旗走路。当前,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思辨化、自我化和经院化的倾向, 其结果是对经典著作的解读高高在上,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解释不着边际, 在把马克思主义推向纯粹学院式神秘殿堂的同时, 使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望而生畏、甚至厌恶反感。经典著作是经典作家探索现实社会及其客观关系的主观思考, 是主观反映客观的结果。经典著作的思想内涵、价值取向、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等, 虽然可以有多种解读, 但并不是说任何有根据的解读都是等价的, 并不是说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尺度, 不能人为地把经典理论引向神秘化。“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P135-136)是否正确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能否满足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 能否以自身的彻底性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掌握群众, 正确指导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 是检验人们对经典著作理解是否科学的根本标准。因此, 自觉地服务于现实, 是读马列经典的内在要求, 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闭门读书的“清高”可炫耀。
二、读经典要抓刻苦攻读,投机取巧必走弯路
我的体会是, 需要从一开始就应当让博士生们清楚地认识到, 读马列经典不可能一读就懂, 必须经历艰苦的过程, 否则, 必定取不到真经。我经常告诫他们, 一些不愿付出艰苦努力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即越读不懂就越没兴趣, 而越没兴趣就越读不进去。这种不深入研读经典的后果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还美其名为“真理总是简单的”;另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另类化, 往往冠之以“创新”“求变”的名号。其结果都是自欺欺人。
读好经典著作为什么难?首先难在探索和追求真理。读马列经典, 虽然不如马克思那样具有理论开创性, 但也是一个探索、领悟并获得真知的过程。这里不仅有艰难的认知, 还有意志的砥砺和精神的升华。说真理是简单的, 是指获得后的表述而决不能成为投机取巧的借口。所以, 下苦功, 出大力, 拼死劲是读好经典的前提, 舍此则无从谈起。所以对于博士生们读经典著作, 首先要有数量上的要求, 要有时间投入上的保证, 做出死规定, 切忌泛泛倡导。其次难在读原著。读原著也有一个选择性。从根本上说, 并非马、恩、列的所有著作都是经典, 即便是经典, 也有轻重缓急之分。科学解读经典著作, 必须根据基本问题选择最好的原著译本, 尽可能详尽地占有第一手材料, 通过长期艰辛的研究, 全面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轨迹和基本理论。列宁在研究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时就特别强调:“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 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 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 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 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 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3](P112-113)应该指出, 近年来流行的对于经典著作进行历史考据有一定意义, 但不能本末倒置。无限夸大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前的“青年马克思”时期的作品, 企图从这里面发现微言大义即真正的马克思, 这就是根本性的迷误。读经典著作难, 就在于不仅要读懂单篇著作的思想, 而且要把它们放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发展历史中去把握, 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 与在社会实践中广泛运用、长期检验、不断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联系起来解读, 从而真正读懂马克思。
从根本上说, 列宁所指出的青年马克思思想演进的“两个转变”, 即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仍然是我们把握青年马克思思想脉络的基本逻辑。否认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和发展趋势, 就是根本性的误读。换言之, 我们要通过认真的研读, 真正从理论上弄清楚为什么《共产党宣言》高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为什么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高于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必须让学生们了解, 考据学只能解决文本的真实性问题, 而不能解决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对于文本重要性的界定, 不是考据的结果, 而是社会实践的历史积淀, 是其客观的历史地位。
因此, 要读懂马列经典著作, 必须要认识到文本固然非常重要, 但也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副本”。要真正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必须通过对“副本”的学习研究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并以此为指导实现对“正本”即社会历史及其客观规律的探索。要充分认识到经典著作即文本是“正本”的形式, 通过形式可以把握内容。但正因为文本是形式, 所以也就存在遮蔽内容的可能性。以某种原则或价值而不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的文本研究, 很容易陷入纯粹的思辨演绎, 成为抽象的语言游戏。必须把经典著作视为通往“正本”的桥梁, 借助文本可以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 同时桥梁又不是“彼岸”, 不能徘徊漫步在桥上。所以, 文本研究既要深入文本, 实现对经典著作的科学解读, 又要能够从文本中走得出来, 达到对“正本”的科学认识, 决不能止步于单纯的文本解读。正因为如此, 读马列经典著作的艰苦, 不仅在于知识和文字功夫上, 而且还在思想方法和情感认同上, 是世界观的砥砺。
三、读经典要抓真理认知,离开科学性必然价值混乱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但基本价值是科学性。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特征, 因而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基础。科学性的根基是唯物主义, 只有确立世界的客观物质性, 科学的认识才是可能的, 客观真理才得以确立。奠立世界客观物质性的困难在社会历史领域, 因为这是一个由人们的利益、意志、情感等主观性支配、被唯心主义长期垄断的世界, 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大发现, 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性认识第一次支配了社会历史领域。读经典著作, 必须紧紧抓住经典作家是如何在唯物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复杂的研究对象的真理性认识的。
从读经典的角度看, 研究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对研究者来说, 实际上就是从一种主观的阅读理解, 转向以科学真理为对象的学习研究。所以, 坚持辩证唯物论, 反对各种唯心论, 可以说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也是研读经典著作的基础。坚持划清阅读中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 就不能如西方解释学那样, 用语言去消解存在和意识的界限, 并通过“理解”去消解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界限。不能把任何解读都看作是一种“理解”, 把马克思主义文本所蕴含的真理或意义视为在理解者和文本之间所构建的一种理论图景。而理解者的状况 (知识结构、价值偏好、关注重点等) 及其解读方式 (采用的话语体系、阅读方式等) 的使用则决定了这一图景的样式。这意味着面对同样的文本, 其解读的结果可能是根本异质的;以不同的阅读方式面对马克思的文本, 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这样, 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同样, 有多少马克思的理解者, 就有多少个“马克思”。用“怎么都可以”的马克思学说, 用“千面观音”式的马克思思想, 消解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 这是对其基本思想的最大背离。在这一前提下, 谈不上“回到马克思”, 更谈不上“走进马克思”。不能把解读马克思的“所获”等同于其“所是”, 马克思学说不会因为随心所欲地装扮而改变本真面目, 马克思的基本精神和方法论是一贯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解释学把主观性引入马克思文本研究, 可能彰显了解释的多样性、能动性, 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解释的客观性问题, 有的甚至据此“毫无忠实于原著之心, 唯有"六经注我"之意, 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想象自由驰骋”, 而一旦落入真假不辨、是非不分的境地, 它又恰恰成了窒息文本生命力的绞索。西方学界反复出现的所谓“马克思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马克思”“列宁反对马克思”等, 对于阅读马列经典著作来说, 其所制造的思想混乱远多于其启发性, 不值得效法。
在我看来, 对马克思著作要进行科学的解读, 主要应处理好四大关系。首先, 文本和历史的关系。毫无疑问, 文本解释要注重文化背景尤其是特定的语境, 但不能以此取代历史和时代环境。它不仅包括意指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的语境, 更重要的是包括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历史趋势、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利益格局以及由社会交往所决定的生存方式等在内的大环境。“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 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 一切理论观点, 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 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 才能理解。”[4](P8)从历史大环境回到语言小环境, 这不是文本解读的真实进展, 而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其次, 矛盾与范畴的关系。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要注意处理文本范畴和其揭示的历史现实的矛盾。范畴是对客观世界普遍关系的反映,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是对客观事物之间最普遍矛盾关系的概括和反映。它的内容是现实的, 外在形式是主观的。现实矛盾是思想的源泉, 文本范畴是对于矛盾的观念把握, 其鲜活的本性来自现实的矛盾性。从这个意义上说, 科学解读经典著作的前提是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不能视范畴为可以独立自在、完全自我运动、自我生成的主体, 不能以文本范畴取代现实矛盾。否则, 我们将不仅只能生活在观念的幻觉中, 而且会窒息文本范畴的生命活力。
再次, 主题和话语的关系。主题是特定时代和具体历史阶段提出的主要任务、展现的主要矛盾和面临的主要挑战, 因而其决定了天下大势、人心向背。主题是任何国家、民族、政党和个人都无法逃避、必须正视的问题。对时代主题回应与否和回应的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政党和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 也决定了其所拥有的话语权。主题本身决定着话语权, 能否把握时代主题也决定话语权掌控与否的问题。离开特定的时代主题去谈论话语权, 就会把话语权神秘化、抽象化, 使其成为一个无法说清楚, 无法把握掌控的玄学问题。主题决定话语权, 一方面表明话语权的实质是根源于物质生产控制的思想统治权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话语权不是凝固不变的, 相反, 它将随着利益格局和社会力量的变化而改变。
最后, 词句和精神实质的关系。精神实质体现了基本原理、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 因而是连贯、完整且深刻的, 而词句的“能指”和“所指”虽然从一定的侧面都表达精神实质,但不能与之直接等同。任何精神实质都要通过词句来表达, 只有透过词句才能抓住精神实质。然而如果只停留在词句, 甚至否认超越词句的精神实质的存在, 那就必然会肢解马克思, 当然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成果。词句是精神实质的载体和表达, 但并非直接的表达, 词句可以表达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观点, 可以释放互不相干的或相互干扰的信息。停留在词句上, 必然发生误读、误判、误导。因此, 基本功就在于透过词句把握精神实质。
四、读经典要抓实际成效,理论联系实际是首要标准
读马列经典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样, 要注重实际成效, 其努力方向有三。一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新的阐发。二是结合新的历史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 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和规律性的认识。三是结合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提出新问题,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解决问题。概括起来, 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
走进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 目的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 当然要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是首先要对这一重大原则有正确的认识, 才能更好地落实在读书的成效上。必须明确的是, 理论与实践既然作为矛盾关系, 就必然既相互依赖、相互转化, 又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之所以要提出这个前提性认识, 是因为现在存在着两种普遍的认识偏向。一是只认为理论依赖于实践, 而不承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性;另一是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相互对立和排斥。这两种偏向支撑了当下轻视理论、崇尚盲目实践 (即经验论和自发性) 的倾向。因此, 倡导“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并不是单纯要求理论迎合现实, 而是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为现实服务。没有这样一个前提, 就谈不上两者的结合问题。
实际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强调实践的基础性地位时, 从来不否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列宁明确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 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P311-312)邓小平在谈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作用时也留下了掷地有声的名言:“没有毛泽东思想, 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6](P149)历史证明,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尽管理论依赖于实践和实践依赖于理论不能等量齐观, 但这种双方作为矛盾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相互依赖则是毫无疑问的。
进一步说, 人们之所以容易忽视实践对于科学理论的依赖性, 在于没有真正弄懂科学理论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人们往往片面地去理解列宁的“实践高于 (理论的) 认识, 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 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的论断, 把实践视为无所不能、自满自足的力量, 当然也就谈不上重视实践对于科学理论的依赖性了。但是, 列宁这里讲的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只是一种客观可能性, 其成为现实恰恰离不开科学理论的作用。因此, 有必要谈谈科学理论所独具的一些品格。具体来讲, 科学理论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概括起来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前瞻性、预见性, 使它能够成为凝聚人心、团结队伍的力量源泉, 成为自觉的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思想指导。二是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全面性、普遍性, 使之能够成为对感性经验进行鉴别取舍、提炼加工的思想工具, 成为把局部实践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并转化为普遍性实践的唯一方式。正因为如此, 理论就不仅能够反映实践的需求, 而且能够通过创新实践去满足这种需求。可见, 自发的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 而自觉的实践则必然依赖于理论;重复性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 而创新性实践则断然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所有的理论都无例外地依赖于实践, 而并非所有的实践都依赖于科学理论, 从这一点来看, 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等的;但在理论和实践共存的范围内, 两者的相互依赖同样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相应, 那种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冲突性的认识偏向, 其结果不是促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而是以僵死的“同一”取代了矛盾的统一, 即以单方面的依从代替了相互作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难题不仅存在于实践中, 而且从理论上看也不易解决。一是理论和实践在现实依托上的差异。实践立足于直接现实性, 历史的过去是其活动所无法改变的前提, 其对于过去的作用只能通过创造未来去体现, 因而它毫无疑义地垂青于未来;而相对于实践来说, 历史的过去却由于是一种较为确定的存在而获得了理论的钟情, 因为任何科学理论的对象必定以其自身的确定性为前提, 因而理论即便面对未来, 其依据也在于对过去的科学把握。二是理论和实践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理论作为具有一定逻辑体系的存在, 是以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为基本内容, 因而偏爱真理性的科学原则。而实践作为一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感性活动, “真”似乎已不是问题, 关键在辨别“善恶”。这就需要一种理想的价值坐标, 以判别人们的行为, 扬善惩恶, 因而无疑地偏爱“至善”原则。这样, 在历史实践和理论分析中,人们都难以回避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经常性冲突。三是理论和实践在主体依托上的差异。粗看起来, 两者的统一实行起来并不困难, 因为一种思想提供的是人们对过去的思考理解, 以便指导新的社会实践, 而新的社会实践则体现了这种思想的外在转化, 从而能够使这种思想贯彻到人们对未来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但是, 思想和行动、过去和未来的这种统一要有一个前提, 即统一的历史主体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 致使思想和行动分属于两部分人, 就不免形成难以协调的矛盾:或者是掌握思想理论的少数领导者操纵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 或者是思想理论成为盲目实践的附庸和辩护工具。我们在今天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性的统一, 就是要解决这一难题。因此, 不能抽象地提“信仰人民”还是“信仰党”, 更不能制造两者的对立。他们在理论上的一致性要通过具体的历史实践而成为现实。
实践和理论矛盾关系的难题告诉我们在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读经典著作时, 既需要我们持续走进经典著作, 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充分认识科学理论对于社会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又需要我们深入把握客观世界的历史规律, 把握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的内在矛盾与需要, 把科学理论真正贯彻到实践之中, 实现可持续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双向互动、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M].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3]列宁选集,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5]列宁选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6]邓小平文选,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侯惠勤.读好马列经典是博士生的基本功[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03):76-80.
以世界观为切入点学好马列经典
侯惠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世界观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因此，要学好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就是要以世界观为切入点阅读马列经典，这样才能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解。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是研读马列经典的主轴。学好经典著作是我们党的“看家本领”，但是，要学好马列经典著作，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反对“只言片语”，抓“精神实质”；系统而非零碎、实际而非空洞地学；始终坚持为“自己弄清问题”而学；提升读书境界，把学习经典养成生活方式。正确处理好文本和历史的关系、矛盾与范畴的关系、主题和话语的关系以及词句和精神实质的关系是研读马列经典著作时应当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关键词：马列经典；世界观；精神实质；纯文本研究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列宁在谈《共产党宣言》这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问世的著作时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1]416在“去世界观化”倾向严重的今天，突出世界观问题对于准确把握马列经典的精神实质十分必要。
以世界观为切入点学好马列经典意味着：第一，必须正视世界的统一性，即一元本体论问题，不能回避哲学本体论的当代争论。否定世界的统一性，否定一元论哲学世界观，将其视为先验理性制造的“大一统”集体意识，是现代的宗教式幻觉，这是当代西方哲学提出的挑战，在国内也有广泛的市场，我们必须加以重视。打破“形而上学的迷误”，实现所谓的“后形而上学”转向，是当代西方哲学开出的药方，灌晕了不少人，将此作为哲学创新的方向。事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去何从，我们有责任对此作出科学的分析批判。
第二，必须把哲学世界观作为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忽视哲学世界观，不可能达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解。毛泽东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2]今天恰恰存在着忽视唯物辩证法的严重偏向。受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一些人还试图撇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仅通过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完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解读”。殊不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实证经济学，而是“大写的逻辑”，即唯物辩证法的经济学形式，本质上是世界观。科学社会主义也如此。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与唯物主义并不相容，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产物。[3]因此，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是我们研读马列经典的主轴。
一、经典著作研读在马克思主义学习中的地位
研读经典著作首先要对其进行定位，即其在马克思主义学习中的位置。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眼：
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学好经典著作，把它作为“看家本领”。首先，经典著作是经典作家思想的基本载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材，也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依据。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前提是准确领悟经典著作的精神，不搞“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
其次，学习经典著作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信仰，不能自发产生，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没有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通过学习自觉造就。自发性就是直观性，只能看到有限的感性事物，看不到普遍联系和事物本质，摆脱不了自我中心。从世界观看，克服自发性就是超越个人狭隘眼界，站在现实人类的立场上观察世界，促进社会的革命变革，推动事物的发展进步。
再次，马列经典著作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传承弘扬。任何思想文化作品都有自己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因而都属于一定的时代,但真正的思想文化作品正因为表现了历史永不复返的独特阶段而具有永久的价值。马克思曾这样赞赏古希腊神话的价值：“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4]29马列经典著作也不例外。尽管形成它的历史阶段还没有成为历史，但它的永恒的历史价值已经显现，人类文化的承传不能或缺。因此，“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5]697，成为研读马列经典的基本要求。
另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反对本本主义，防止“生吞活剥”“只言片语”或去意识形态化的“纯文本研究”。首先，马克思主义大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就是说，经典作家的思想不仅写在书本上，而且写在历史和生活中，其传播发展不仅通过经典著作，更通过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经典文本要转化为活思想必须超出文本，而人类解放事业才是真正的“活经典”。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所说：“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其次，科学性与革命性、阶级性的内在一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和利益切割，因而其科学性不是“价值无涉”，而是与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和现实人类普遍利益的先进阶级要求相联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同时也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是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和世界观。因此，它不仅具有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而且具有激发人们历史主动性的信仰力量。正如列宁所说：“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6]
再次，原著之争从来都不在“文本”，而在于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承认，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崇高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收集整理虽说还有完善的空间，但总体上看已经相当完备。从关于经典著作的重大历史争论看，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文本的有无，文本的真伪，而是在于文本的解读，以及对文本重要性的比较排序。同样的著作，作出不同的解读和评价，这就不是“文本”之争，而是价值偏好、思想方法的较量。打着“纯文本研究”的幌子篡改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动向。
围绕经典著作的争论主要是以下方面：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一个从唯心论向唯物论、自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有没有一个以费尔巴哈为“中间环节”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由此而决定了经典著作有无早期著作和成熟著作之分。
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始终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亦即所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马克思’）的对立”为什么是虚构的？“晚年马克思”“晚年恩格斯”向“人道主义回归”（否定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认同甚至崇尚西式自由民主制）为什么是苍白无力的伪造？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的对立”为什么是西方意识形态的神话？由此而决定了研读马列经典的基本理论立场。
三是怎么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自然科学般精确的科学体系”有什么片面性？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视为“只是方法”有什么问题？列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新的实际中为什么被中国共产党人坚决赞同？列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条：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可丢，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7]说明马克思主义不能只是方法，也包含原理。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具体运用，说明坚持基本原理的出路在创新发展。实际上，不能制造原理和方法的对立，两者具有一致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8]这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二、经典著作研读的基本原则
1.反对“只言片语”，要抓“精神实质”
经典是否读懂读进去，首要的是完整准确地把握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防止玩弄词句。一本著作的重要与否，不在于其部头大小；一个观点重要与否，不在于其出现的频次。这实际上表明，读懂经典的精神实质，不能停止在经验和实证层面，不能靠归纳和大数据，而必须进入理论思维，在把握普遍联系中确定其思想价值。具体地说，要确立一本著作、一个思想的历史地位，要看其对人类思想史的贡献，看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的位置，看其在实践中后续发展的生命力。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实际运用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精髓。
考茨基以“无产阶级专政是偶尔提起的一个词”为由，否定其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价值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他没有透过这个“词”看到其精神实质。如果拘泥于这个词，马克思确实没有重复多少次。但是，工人阶级解放是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得到解放，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些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得出的、贯穿全部马克思思想和著作的基本观点，不容否定。
在历史活动主体上，新唯物主义确立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因此，离开这一基本观点的任何解读都背离了“精神实质”。有人孤立、片面地从字面上解读《共产党宣言》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观点，将其解读为“个人优先”“个人本体”，否定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种解读之所以似是而非，就在于它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人类历史看，个人从来不是现实的历史主体。按照马克思从主体方向对于人类历史的划分，资本主义以前是“人的依赖关系”社会，个人还未独立，现实的历史主体都是集团（氏族、部族、家族等），谈何个人主体？资本主义社会是“物的依赖关系”社会，个人表面上独立，实际上是商品关系的体系，表现为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资本家和作为“雇佣劳动者”的无产者，阶级才是现实的历史主体，又何谈个人主体？不能制造无产阶级专政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对立。《共产党宣言》说得很清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国家消亡、个人之间对抗的消失下的共产主义联合体中才能实现。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而绝不是个人优先的产物。况且，自由人联合体并不是个人本体，而是社会本体，是人类真实的集体。
还有人借马克思批判黑格尔颠倒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之手，把马克思扭曲为“个人权利本位”的个人主义者。实际上，马克思开始批判黑格尔颠倒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就没有沿用黑格尔法哲学的国家（普遍利益领域）和市民社会（私人利益体系）意义，而是从唯物主义世界观（受费尔巴哈启发）的角度，把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市民社会视为国家基础，认为“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9]这里显然是从物质经济生活决定政治法律生活的意义上谈“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这一观点却被一些人蓄意解读为“个人权利本位”，即个人权利是一切权力（包括国家公权力）的本源。这一解读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导向西方的“契约论”误区，通过所谓“权利决定权力”确立西式民主制，从根本上颠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必须看到，“个人权利本位”曾一度误导我们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陷入所谓的“小大”之争。实际上，“小政府、大社会”是个伪命题。市场和政府不在于谁大谁小，而在于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2.系统而非零碎、实际而非空洞地掌握经典
毛泽东在1938年有个著名的论断：“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10]。这里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系统和实际，也就是完整准确和理论联系实际。提出时代之问，解答时代课题，阐明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功。这里的关键，是辨别真假时代问题。所谓假问题，就是制造虚假的矛盾，掩盖事实真相。长期困扰我们的假问题很多，其中较为突出的有：
所谓“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对立”。这一假问题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理论支柱。这一思潮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试图改写历史和历史教科书，就是借口以往编写历史教科书的指导思想，是以“革命史观”为特征的唯物史观，因而突出了阶级斗争和反抗运动，忽略了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事实。我们之所以称其为假问题，就在于它存在着双重的误判：一是从理论上说，唯物史观并不能归结为“革命史观”。尽管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革命的社会进步作用，但准确地将革命定位在历史进步的杠杆，而不是发力者上。革命不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1]116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不存在仅关注革命，忽视世界历史现代化进程的偏向。
二是从中国实际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正常发展的历史被中断，就面临两大主题：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分两步走：首先通过革命，赢得民族独立；进而通过建设，实现人民幸福。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没有取得民族独立时就能开始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但是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建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就是历史的结论，也是对把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的假问题的最好反驳
所谓“自由独立人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对立”。这一假问题的前提性错误在于，它把“自由独立人格”幻想为可以摆脱一切社会关系，可以凌驾于一切社会利益集团之上的绝对独立，否则就是“依附性人格”。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充分证明，这种想法就像“要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可笑。因此，真正自由独立的人格就是自觉站在先进阶级立场，在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中实现个人生命的无限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是最高的人生境界和人格状态。
这一假问题的要害，就是打着人格独立自由，反对依附性的旗号，用个人主义价值观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个人主义价值观是以自我为中心，以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就是独立自由；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中心，在人民面前“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而在困难和危险面前则又“舍我其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非我莫属。这就是以雷锋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精神，是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铁骨柔情。任何花样翻新为个人主义张目、诬蔑共产主义精神的假问题，必定幻灭。
所谓“理论哲学、认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对立”。近年来追随西方哲学思潮误读马克思哲学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对立起来，提出马克思所谓从“世界是如何可能的”转向“人类解放是如何实现的”等伪命题。马克思断言“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并非指责哲学家仅在认识世界，而没有改变世界。从历史事实上看，马克思以前的大多数哲学家在主观上都是要改变世界的，且从客观后果上说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历史发展，尤其是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都有改变世界的强烈愿望。他们创立的《人权宣言》，甚至堪称开创了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革命时代”。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也有强烈的实践意识，其中费希特最为有名。他无愧于向封建专制制度开火的勇猛斗士之称号，其哲学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性很强的“自我意识哲学”。对于他们而言，绝对不是仅仅在认识世界，在光说不练。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马克思以前，哲学家们确实没有引领一个真正改造世界的运动，更没有创造一个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确实没有真正改变世界。原因有二：其一，他们并没有科学地认识世界，他们甚至不知道真实的世界本身是什么。因为他们都把世界看成是思想观念的产物，所以改变世界在他们那里就被看成是改变人们的意识。“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12]145事实很清楚，如果改变世界归结为改变观念，无疑就变成了纯粹的名词之争，变得毫无实际意义。进一步看，哲学家没有真正提出改变世界的历史任务，就在于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历史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经济生活过程，在于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2]145-146所以他们改变世界的斗争就局限于思想批判及其结果，即现有的政治法律条文的解释。这种博弈看起来似乎很热闹，但却丝毫没有触动现存世界的基本结构。
其二，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之所以没有改变世界，就在于他们没有找到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改变世界对于他们而言，不是现实的社会运动，而只是哲学批判。诉诸哲学批判、诉诸先知先觉，是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改变世界的唯一方式。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2]9武器的批判就是现实改造社会的力量，就是先进阶级引领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哲学如果不和先进的社会力量相结合，就什么也改变不了。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因而就只能在哲学批判上打转转，做词语革命的“巨人”。
3.始终坚持为“自己弄清问题”而学
研读马列经典的实际成效，取决于学习态度，关键在为什么而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坚持“为自己弄清问题”而研究。学习研究上的“无哗众取宠之心，有实事求是之意”，就表现在扎扎实实追求真理，不做秀，不摆花架子，要说通别人先说服自己，首先解决自己苦恼的问题和内心的困惑。《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形成的标志性著作，但它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有公开出版。他们做了这样一个说明：“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4]34坚持“自己弄清问题”，是纯粹的科学态度，体现了追求真理的无所畏惧和直面问题的彻底批判精神，展示了崇高的理想信念。
4.提升读书境界，把学习经典养成生活方式
习近平曾借用王国维关于读书境界的三句诗词，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的思想意境：一是“昨夜西风凋敝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意谓读经典要立意高远，意念坚定，甘于清苦，耐得住寂寞；二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意谓读经典要经得住磨炼，态度虔诚，不畏艰辛，勇于付出；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意谓读经典要反复学习，不断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获，思有所悟，用有所成，达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一致的理论自觉。真正进入这种境界，读书就不再是一种外在的需要，而是养成了生活方式和良好习惯。
三、经典著作研读的方法论原则
对马克思著作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主要应处理好四大关系。
1.文本和历史的关系
如果说，黑格尔以逻辑内化历史是泛逻辑主义、并最终被逻辑之外有历史所击破的话，那么以文本取代历史也必将被文本之外有历史所击破。区分“历史”（现实）和文本（理解）正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基本原则。马克思认为，历史是“正本”，是原型、原本、根本，而文本则只是“副本”，是对历史的阐发和反映。因此，研究文本必须研究文本所产生的时代的历史，只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活动和思想历程的原生态再现，才能克服和解决马克思文本解读中的问题与争论，并创造性地阐发。正如恩格斯所言：“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5]692解读马克思文本要求把马克思文本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中，在揭示受各种矛盾制约所展示的时代精神中把握马克思文本，马克思思想就有了立体感。如果离开了历史语境，哪怕是边际最大化地多维透视文本，其实也还是在一个十分狭小的空间解读，不仅不能保证解读的可靠性，也无法真正将文本从僵化凝固的状态激活。毫无疑问，文本解释要注重文化背景、尤其是特定的语境，但不能以此取代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它不仅包括意指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的语境，更重要的是包括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历史趋势、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利益格局，以及由社会交往所决定的生存方式等在内的大环境。“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4]38从历史大环境回到语言小环境，这不是文本解读的真实进展，而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尤其当人们有意为之时，情况就更严重。
2.矛盾与范畴的关系
在经典文本研读中要注意处理文本范畴及其所揭示的历史现实矛盾的关系。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是对客观事物之间最普遍矛盾关系的概括和反映。它的内容是现实的，外在形式是主观的。现实矛盾是思想范畴的源泉，文本范畴是对于矛盾的观念把握，其鲜活的本性来自现实的矛盾性。毫无疑义，文本范畴不是僵死的单一性，而是“差别的内在发生”（对立统一），在不断对立、转化、生成中。正如黑格尔所言：“在对立中，有差别之物并不是一般的他物而是与他正相反对的他物，”“每一方都是它自己的对方的对方”[13]254。因此“每一方只有在它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它自己的[本质]规定，此一方只有反映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另一方也是如此。”[13]155但是，范畴只是对事物的矛盾与统一关系的能动反映，是观念地再现现实，是对事物内在关系的思想表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又如列宁所说，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在范畴和矛盾的关系上，我们要反对两种偏向，一是直观唯物主义所表达的，把范畴视为消极反映现实矛盾的僵死物，一种完全外在的工具的倾向。事实上，没有活生生的范畴，就不能把握活生生的现实。因此，范畴必须有自我生成的能力，才能再现不断生成中的生活。“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整体的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1]559-560二是我们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立场，不能视范畴为可以独立自在，完全自我运动、自我生成的主体，不能以文本范畴取代现实矛盾。否则，我们将不仅只能生活在幻觉中，而且会因脱离实际而窒息文本范畴的生命活力，与消极反映论的旧唯物主义殊途同归。
3.主题和话语的关系
主题是特定时代和具体历史阶段提出的主要任务、展现的主要矛盾和面临的主要挑战，因而其决定了天下大势，人心向背。主题是任何国家、民族、政党和个人都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时代问题。对时代主题回应与否和回应的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政党和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决定了其所拥有的话语权。一个政党如果回避（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了时代主题，其社会基础和感召力就会不断弱化；一个国家若回避时代主题，其社会发展就会落后乃至停滞，就会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较量中被边缘化；一个人（尤其是思想家）如果回避时代主题，就会被历史大潮抛弃，丧失思想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拥有话语权的深刻原因不在于它的本本有多厚、理论有多么深奥，而在于它敏锐地把握了社会脉搏，紧紧抓住时代主题。马克思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厘清资本主义的主要症结和矛盾，指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从而获得了时代的话语权。我们完全可以说，能否把握时代主题决定了话语权的掌控与否。离开特定的时代主题去谈论话语权，就会把话语权神秘化、抽象化，使其成为一个无法说清楚，无法把握掌控的玄学问题。主题决定话语权，一方面表明话语权的实质是根源于物质生产控制的思想统治权问题，经济实力强大的阶级照例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表明话语权不是简单由经济实力决定的，没有经济主导权的民族和阶级，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上仍然可以充当第一提琴手。
进一步说，话语作为对于时代主题的一种理论回应，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话语是思想统治权实现的具体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话语权是思想统治权、思想支配权。这种思想统治权靠两方面维系：一是创新性、二是坚定性。话语与其所依托的硬实力并不直接等同，它的力量主要不是通过强制性实现，而是通过具有引领力、渗透力的新鲜语言发生作用。因此，与其他相对僵硬的统治力量相比，话语是一种十分灵活、无形的力量，关键在创新。这就为相对弱小的群体留下了话语空间。只要我们善于根据时代主题的要求不断创新话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的强势话语霸权下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话语转换与创新话语说到底是一种理论创新权，是理论创新的根本要求。
话语的另一作用机制就在于它有十分坚硬的内核，即核心理念和一整套话语体系，并借此支配人们的思维、甚至是情感，从而产生认同感。换言之，只要我们采用了一定的话语方式，就会不知不觉地接受这种话语方式内含的价值取向和思维习惯。话语的稳定性正是由于它通过基本语汇和固有表达方式传递了一以贯之的理想、信念、精神。构成一定话语方式的基本语汇、基本结构必须是稳定的，是任何话语转换或语言创新不可逾越的底线。否则，就是“思想颠覆”，后果就是亡党亡国。由此可见，我们讲的话语转换或创新，是在原有的话语体系中增添新话，改进作用方式，而不是推倒重建。正如邓小平所讲的：“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4]通过颠覆话语体系来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当前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重要方式，而文本解读则是一个重要交锋点。哈耶克曾用“中毒的语言”试图颠覆马克思语汇中如“社会”“人民”一类关键词，阿隆则试图根本取消“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15]。我们一方面要紧扣时代主题进行思想理论的创新和话语更新，保持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新鲜活力，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着力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词汇、基本表达、基本精神，结合新的历史和时代特征进行深度阐发，是最为重大的理论创新，切不可舍本求末，盲目地追捧新词、丢弃老话。具体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则要努力实现以话语破解主题和以主题创新话语的双向互动。
4.词句和精神实质的关系
精神实质体现了基本原理、基本思想和基本精神，因而是连贯、完整揭示本质的内容。精神实质总要通过词句来表达，但任何词句都无法完整地表达精神实质，因而只有透过词句才能抓住精神实质。如果只停留在词句，甚至否认超越词句的精神实质的存在，那就必然会肢解马克思，当然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成果。阿尔都塞认为，阅读马克思的文本，不能停留在表面的词句上，而应通过文字的阅读，深入下去，挖掘出它的内在结构来。据此他批评“青年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只满足于对马克思著作字面上的理解，而没有抓住精神实质，因而提出了“对症解读法”，找寻马克思文本的深层结构[16]。我们并不赞同阿尔都塞把精神实质作结构主义的理解，但赞赏他关于文本解读必须深入其深层结构的观点。词句是精神实质的载体和表达，但并非完整的表达。词句可以表达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观点，可以释放互不相干的或相互干扰的信息。停留在词句上，必然发生误读、误判、误导。问题是怎样才能透过词句把握精神实质呢？
可以尝试运用典型归类、具体分析的方法。在对马克思的著作解读中，我们通常会遇到几类典型情况：一是一词多义。这种情况我们在马克思文本，尤其是早期文本里经常遇到。诸如“劳动”“分工”“私有制”“市民社会”等，都曾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马克思的“劳动”一语可以指主体得到自我确证的对象化（生产力意义上）劳动，可以是体现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本学意义上），也可以指现实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关系意义上），即异化劳动。这才有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一文中那种“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当然，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令人费解的表述。[17]而“分工”一语，既有“合作”意义上的分工（包括基于自然差别的分工、基于技术需要的分工以及基于社会化需要的分工），又特指使人的“社会活动固定化”，因而剥夺了其自由全面发展空间的社会鸿沟（其实质是阶级的划分下的无个性、屈从市场摆布下的无选择、自由平等形式下的依附性等），因而对于马克思提出的“消灭分工”以及“非职业化”（如常被人们引用的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上午打猎，下午捕鱼……）[11]85必须做具体分析，显然不能因此而得出马克思否定社会化大生产下的分工和纪律、甚至要消灭人的自然禀赋上的差别的结论。
同样，“私有制”既泛指原始公有制解体以来的阶级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又特指资本主义所有制。而“市民社会”则在市场交换领域（即黑格尔所云“私人利益领域”），资产阶级社会，“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抽象化个人（即《关于费尔巴哈提纲》里“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所指）诸多意义上使用。我们只有在具体分析其各种意义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其精神实质。
二是多词一义。如果说一词多义表现了马克思思想探索中的思想形成的发散过程，主要反映了马克思对于他人成果从借鉴、移植到超越的经历，而多词一义则表现了马克思思想探索中思想形成的集聚过程，主要反映了马克思新的思想火花从萌芽、生长到成熟的经历，因而主要集中在一些核心概念的形成上。比如先后用“实物关系”（《神圣家族》）、“交往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生产关系”（《哲学的贫困》）指认历史过程中的基础性社会关系；先后用“相互作用”（《博士论文》）、“对象化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感性活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认作为其世界观基础性概念的实践。多词一义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捕捉马克思思想热点的指南。当我们在一个时期，通过不同的文本和不同的语词的解读，都能发现某种共同的思想时，毫无疑问，就能确定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基本理论方向和基本思想，找到其文本的精神实质。
三是词不尽意。这是指没有确切的语词能够表达的基本思想，因而最为复杂。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马克思是否认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有无“异化”范畴的位置，马克思有无中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元历史观，强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而异化则是主体性价值哲学，具有主体性、歧义性和多元性。因而要么用异化改造、阉割或颠覆历史唯物主义，要么用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清除“异化”。如果仅限于马克思文本中关于“异化”一词的使用，确实很容易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马克思早期使用“异化”，是在人本学意义上的表达，晚期（例如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使用这一语词，是在“商品拜物教”这一经验描述意义上的表达，都与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其哲学世界观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如何理解人的存在与本质的矛盾的？当费尔巴哈以实证主义的方式消解存在和本质的对立，提出“存在是本质的肯定。我的本质是怎样的，我们存在也就是怎样的”时，马克思十分尖锐地指出：这是“对现存事物的绝妙的赞扬。”“这也还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的共同之点。”[11]97实际上，从马克思这一文本的全貌上，我们不难发现，以存在和本质的分裂和对立为基础的“异化”，不仅可以作人本主义唯心史观的理解，也可以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历史规律不是自发起作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总是要通过人的反映才成为现实矛盾的。存在和本质的矛盾，因而可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存在即人的具体生存条件、活动方式等，而本质则是人的现实需要及其自觉意识，因此，存在和本质的矛盾实质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在历史主体中的反映，是历史变革的动机和社会革命的信号。这就是不以异化说明历史，而用历史说明异化。
关于“意识形态”亦然。按其在马克思文本中的具体使用，众多解读者几乎异口同声断言这是个否定性的贬义概念，并因而断言列宁把意识形态中性化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似乎有篡改之嫌。然而当我们从马克思思想整体上加以解读时，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看，任何历史现象（包括阶级、国家、民族、家庭、政党、主义等）都有一个产生和消亡的过程，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决不存在一种从一开始就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事物，正所谓“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意识形态能够例外吗？况且，《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有革命意识、统治意识和虚假意识的不同提法，怎能就用一个“虚假意识”表述意识形态？再者，按照马克思“同类相克”的思想（即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反之亦然），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丢弃意识形态这一手段，能够抗拒敌对意识形态的打击吗？所以，透过词句来看马克思精神实质之所以非常复杂，就在于它不仅要完整准确地解读文本，还要超出文本本身，结合具体实践加以阐发。虽然这很难，但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读文本，就必须这样去做。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有人以马克思从未提出和使用为由断然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深入考察却使我们得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马克思一生都未提出和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恩格斯提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术语，但从未提出和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实际上，首先提出并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的是狄慈根。”但是，这偏离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费尔巴哈不懂得“历史的自然”（即变化发展、自我运动的客观自然界）和“自然的历史”（即物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这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吗？第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关于“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包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全部矛盾运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把人类历史归为自然界矛盾运动的新阶段和新形式，自然辩证法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吗？第三，列宁在批判俄国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否定辩证唯物主义时，曾向他们尖锐提问：“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并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有无数言论。对于列宁的这个判断，否定马克思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人作何回答呢！他们能推翻列宁的这个论断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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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9-740.
[4]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列宁. 列宁选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3.
[7]列宁. 列宁选集: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9.
[8]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50-251.
[10]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黑格尔. 小逻辑[ 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4]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9.
[15]雷蒙·阿隆. 知识分子的鸦片[M]. 吕一民,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08.
[16]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32.
[17]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55.
——侯惠勤.以世界观为切入点学好马列经典[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01):1-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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