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风险治理
导言
在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期间，金钱、生命和自由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权衡取舍，其方式与之前的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危机期间的情况大致相同。最近，两位意大利学者Nicola Belle和Paola Cantarelli合作，对意大利的居民样本进行了离散选择的实验研究，以探索当政府与其公民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有关生命、个体自由以及经济之间的权衡。研究结果显示，在相同的减益水平下，人们更倾向于避免经济的损失而非降低受害者数量。随着损失比重的增大，人们对挽救收入而非挽救生命的偏好也会增强。一旦牵涉到收入的损失与生命的威胁，限制个体自由的持续时间长短就不太呈现出对人们偏好的显著影响。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离散选择实验是具有成本效益的工具，当涉及公民生命、自由以及经济间的权衡时，可以为政府提供政策采纳的相关信息。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SSCI顶级期刊PAR上。
（文献来源：Belle, N.and Cantarelli, P. (2022). Your Money, Your Life, or Your Freedom? A Discrete-Choice Experiment on Trade-Offs During a Public Health Crisi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82, Iss. 1, pp. 59–68. DOI: 10.1111/puar.13429）.
研究背景
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迫使政府在公民生命安全、自由以及经济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这些曾经被视为纯碎的学术辩论的权衡如今突然呈现在公共辩论之中。例如，有关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价值的研究已然开展了货币与生命损失之间的权衡研究，只因这是一个孤立进行的思想实验，而没有考虑这种权衡发生在有数十亿人口的现实世界中时其他因素的作用。为应对新冠疫情，世界各地的政府均采取了封锁措施，这为在居家隔离时长因素的影响下研究对于居民而言经济与生命的相对重要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本研究抓住了这个机会窗口，解析了“生命”“金钱”和“自由”这三种与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相关的损失类型之间的同步与独立效应。换而言之，本研究通过采用描述与探索性而非规范与预定义的方式解决了以下研究问题：“当政府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而采取封控措施时，对于公民而言，生命、收入和行动的自由何者是更为重要的？”为此，以意大利成年人为样本进行了离散选择的联合分析。
金钱、生命与自由的权衡：理论框架
在收入损失与生命威胁、公民权利损失与生命威胁以及这三者之间的权衡，学术界存在不同的分类方式。例如，Fiske和Tetlock（1997）将其定义为禁忌权衡（taboo trade-offs）因为其与不同的人际关系模式有关。具体而言，拯救生命是公共共享模型中的一个要素，在该模型中，特定群体（如社区）间是清晰且平等的，并且该模型更加强调其共同性而非个体身份。相反的，收入是社会生活时常定价模型中的典型例子，在此模型中，在计量的基础上做出决策是可行的，因为效用指标可以使得比率更有意义。尽管每个模型中的权衡都是非禁忌性（non-taboo），大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权衡则表现为禁忌的，因为“人们发现这个问题不仅是使人困惑或在认知上难以解决的，而是在道德上具有冒犯性的”。在Fiske和Tetlock（1997）的推理中，交易公共共享元素与市场定价元素是禁忌之最。相同领域内的新近研究在常规的、悲剧的和禁忌的权衡之间做出了更细致的区分，这取决于相互权衡的属性所属的领域的混合程度。涉及具有市场交易属性的世俗要素之间的权衡是常规权衡；在具有神圣性、严肃性的要素之间的权衡，如逮捕恐怖分子以挽救生命、尊严与生命或两个生命之间的取舍是悲剧权衡；而上述两种要素之间的权衡如生命与金钱的之间的权衡是禁忌权衡。
尽管不同的分类方式之间存在细微差别，但金钱、生命与自由之间的权衡不可避免是共识。例如，Fiske和Tetlock（1997）发现政客与公共行政人员面临“稀缺的资源或社会规范要求其做出跨越关系界限的权衡”。事实上，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也的确会对个体的生存风险产生影响。一方面，评估干预成本旨在降低风险，另一方面，挽救生命所产生的预期收益需要坚实的方法论。尽管这看起来极具挑战且似乎不近人情，但给生命标价评估或许能够创造一个更安全的社会。
注重评估生命与经济损失之间的权衡的理论框架与实证道路的研究引起了跨学科学者和从业者的兴趣。经济学对统计生命价值的研究以及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领域对其进行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数十年间出现了显著增长。消费者的危险购买决策如吸烟、在污染区购买王婵以及承担危险工作等均反映了他们如何同时评估健康与致命性风险。统计生命价值是权衡风险与金钱的一种衡量方法，更确切地说，统计生命价值是指，在降低风险的干预措施之下，个体预先支付出挽救不确定性生命的意愿与风险降低量之间的比率。同样的，关于公民权利与公共安全之间的权衡研究在公共管理、政治学与法学等众多学科领域蓬勃发展。一方面，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通过的《人权宣言》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法都将平等、集会自由、行动自由等价值作为公民的个人权利。另一方面，公共安全与保障亦是政府的优先考量。学界认为，获得最高水平的公民权利并将恐怖主义受害者人数减少到零是无法同时存在的绝对矛盾。更准确地说，任何拥护全体自由的社会都需要接受由于恐怖袭击而导致的高死亡率风险，相同的，任何完全消除恐怖主义的社会都需要放弃大部分的公民自由。
在公共管理与政策领域，统计生命价值通常是评估注入健康、安全以及环境等政策的政策受益的参考指标。将成本收益权衡货币化最常见的方式是受益人愿意为某项特定政策付款的意愿。本研究工作侧重于在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下发挥作用的核心要素。
金钱、生命与自由的权衡：新冠疫情的影响
新冠疫情始料不及的快速传播引起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深度关注，尤其是在世界各国均采取封锁政策而导致的经济或生命损失的权衡甚至是二者的共同损失。关闭学校与企业、采用社会隔离以及取消大规模集会之类的措施是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非药物干预措施，当出现具有大流行潜力的新型病毒时，疾控中心往往建议采取紧急戒备。这些干预措施广泛地被认为有效且可行，并且能够在疫苗接种具备规模之前减缓病毒的传播。然而，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限制集会和行动自由的政策不可避免地生发公民对自由的道德考量以及产生要求政策制定者遵守宪法所认可的对自由价值观保护的论调。另一方面，尽管封控措施能够降低传染的风险，但是对企业的暂时性关停措施也会至少在短期内造成企业营业的影响并进而对经济造成打击。杂志《经济学人》则将这一权衡描述为“冷酷的计算”。McKee和Stuckler（2020）阐明了健康与财富政策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世界不能够保护经济的发展，那么新冠疫情对健康的影响将会在未来继续延续。”相同的，国际货币基金会也在2020年预测道：“由于新冠疫情，2020年国际经济将会急剧收缩且相比2009-2009年的金融危机更加严重”。
近期的研究已经开始关注个人如何在新冠疫情中进行金钱、生命与自由的权衡。就实验工作而言，Chorus等人调查了荷兰人口样本在交易健康影响方面的偏好（如减少新冠死者与患者的人数）并与放松管控政策后所产生的与经济相和教育相关的政策效果。在事实层面，在疫情发展的关键阶段，通过封锁的措施以限制疫情的传播是几乎没有争议的优先级。然而，在之后的研究中，核酸风控政策对教育和经济产生的影响已然成为同样相关的指标。随后，对美国和影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实验表明，尽管人们对生命的偏好要强过财富，但是当想参与者随机呈现新冠死亡估计或收益损失预测时，他们的偏好则发生了变化。与之相似的，Reed等人雇佣了能够代表美国成年人的DCE调查其健康与经济之前权衡的偏好。
将统计生命价值和成本效益分析的见解与近期与禁忌权衡有关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了离散选择的联合分析，以探索在生命、个体自由与经济之间的相对偏好。实际上，政府与民众正在面临着这场由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权衡选择。
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描述性而不是规范性方法，并采用了在线离散选择实践（DCEs）。DCEs尤其适合对现实世界的权衡决策进行建模，例如政策制定者在面临不同的公共政策、债务与改革计划时所需要做出的决策。在这种类型的选择中，替代方案是多维的且不同维度之间具有特异性，而非时单一维度。例如，当在环境政策之间进行选择时，决策者同时考虑了诸如减少污染，增加税收，健康福利和政治支持等要素。
本研究的DCE是带有强制选择的联合设计，旨在探索偏好的成因而非偏好是如何形成的。DCE允许评估因素（或称为属性）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同时且独立地影响人们在替代方案件做出决策与选择的偏好。在这种类型的实验中，会呈现给参与者一对选项（或者选项集），这些选项在某些属性上会有所不同，参与者被要求从每组中选择他们所偏好的选项。通过一次性将参与者暴露在多条纤细中，联合分析提供了相对于一次进能引发对单挑信息偏好的调查工具更强的现实性。这种独特的功能使联合分析不如传统的调查实验一般人为，因此更适合在信息丰富的环境中捕捉决策。此外，离散选择联合分析揭示了通过“自我报告式“传统问卷调查无法得出的可靠的权衡取舍，因为传统的问卷”往往容易受到受访者的主观偏好的影响，因为其更倾向于以更符合社会期待的方式进行作答，这种偏差一杯成为社会期望偏差”。
DCE中的受试者均被要求在以下属性不同的情况之间进行选择：避免死亡、封控时间与收入损失。每个属性都具有三个级别。三个属性与每个属性的三个等级能够产生27（即33）种独立的情况。使用完整的阶乘设计，我们将所有27种组合保留下来。此项过程避免了对可能属性组合的所有限制，从而使属性能够相互独立。通过使用循环折叠的方法，我们通过将每一个独立情况与其镜像相匹配，通过将每个属性移动到下一个级别来构建27个选项集。为了避免认知疲劳，每个受测者只被呈现27种选项集中的4项，并且是随机分配的。这种随机分配保证了每一个受测者都有平等且非零的概率暴露在任意一种选项集面前，并且规避了由于可能造成观察效应而产生的系统性风险。这种随机化最大化了我们实验的内部有效性。
研究者们对1500名意大利成年受访者进行了DCE。Qualitrics软件公司在2020年4月28日与5月8日期间招募受访者并进行了答卷的收集工作。在调查的过程中，意大利是新冠确诊人数第二、死亡人数第一的欧洲国家。此外，根据政府应对的严格指数，意大利政府对封控政策执行的严格程度是欧洲最高的，在调查期间，意大利在国家层面采取了封控政策且在各地区保持一致。由于DCE中的因变量是二分变量，采用了一项条件logit模型，条件逻辑回归“将产生与二元回归完全相同的结果”。
研究结果
被试者的性别分布为1:1。约15%的样本年龄在18-29岁之间，16%在30-39之间，23%在40-49之间，26%自50-59之间，20%在60岁以上。在教育背景方面，38%的样呢具有大学学历，53%具有高中文凭，9%仅完成了义务教育。我们样本的性别与年龄在统计学特征上符合意大利成年人口的分布特征，但在教育成眠，受试者的受教育情况比显示的社会情况要高一些。抽样程序具有与其他线上问卷测试相同的局限性，然而，研究通过减少明显的差异增强样本了的代表性。
条件logit模型的结果显示，对于DCE中的三个属性，均使用其三个等级中的中间等级作为回归模型的参考。呈现了回归系数（b）、标准误差（SE）、Z值（Z）和P值（p>z），95%的置信区间以及其他级别相对于中间级别的几率变化百分比。换而言之，对于每一个DCE属性，显示了当情形从中间值向所选择值转变时的比率变化。例如，与“您所在的地区避免了25%的死亡（vs. 50%死亡）”表明，在其他属性相同的情况下，倾向避免了25%的死亡比倾向避免了50%的死亡比率少了35%（看表应该是32%）。保持其他条件恒定，倾向避免了75%的死亡比倾向避免了50%的死亡高出45%。与封控2个月相比，封控1个月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偏好变化，但是与封控3个月相比，偏好降低了8%。与每月损失50%收入相比，当月收入的损失减少25%（即月收入损失25%）时，偏好比率增加了59%，而当月收入损失增加到75%时，则偏好比率减少了53%。从整体来看，我们的样本呈现了对高死亡规避与低收入损失的强偏好，以及一定程度上倾向于较短的封控措施偏好。
在对数据进行系列观测后会发现，在损失25%比率的同等级别下，收入损失带来的负效应会比生命损失的负效应强。减少25%的收入损失的效果在统计学意义上与减少25%生命损失的影响相当。DCE中连续变量的存在能够对每个属性和连续变量之前的权衡进行定量估计。25%收入损失与75%死亡规避系数之比相当于1%收入降低与1%死亡人数降低之比，当比率大于1时，则表明避免收入损失比避免生命损失更重要。结果显示，受测者对收入损失从50%增加到75%的抵触程度是死亡规避从50%降低到25%的1.97倍（即认为降低收入损失的重要性是减少同等水平死亡比率重要性的1.97倍）。总的来说，规避收入损失似乎比规避生命损失要更重要。此外，虽设损失规模的增加，人们对挽救收入而不是挽救生命的偏好也会增强。结构模型构成了各地受到新冠疫情不同影响背景下的事实。而实际上，一系列的交叉分析表示，在死亡率有高低之分的地区之间并没有呈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此外，该模式在意大利不同收入水平之间也保持稳定。同样的，在年龄、退休与否、性别、健康状况、职业、是否就业以及收入状况等方面，额外的交叉分析也没有呈现显出的差异。
总体而言，意大利的成年男性有较强的偏好通过封控措施来避免死亡以及降低收入损失。而封控措施持续的长短并不太受到受访者的关心。换而言之，当政府有意基于他们的意愿而采取替代性封控政策时，意大利成年人对更在乎是否能够规避更多的收入损失而非生命威胁，而限制自由的时间只是略微相关。
讨论与启示
这项研究阐明了对新冠疫情传播触发的全球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对禁忌权衡的理解。DCE中的受访者表明，避免收入的损失比规避同等百分比的死亡更受到民众的重视。而随着经济与生命损失比率的增大，这种偏向保留金钱而非生命的偏好也在增强。一旦死亡与收入减少得到了控制，封控政策的持续时长就不会对受测者的偏好产生显著影响。
研究产生了如下贡献，这些贡献可能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具有价值。首先厘清了各国及其公民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面临的三种损失的影响。研究是使用离散选择联合分析来估计公民对人类生命，收入和个人自由的相对偏好的最初尝试之一。了解公民对牵涉多维度的干预性公共政策的反应对成功的政策制定与目标执行至关重要。同时，我们的实证研究也很好且有意义地补充了在新冠疫情威胁下有关健康、经济、封控政策、教育、社会疏远、强制居家之间的权衡研究。
研究的第二个贡献是关于统计生命价值的学术贡献，该学术领域为政府的成本效益分析提供了基础。更确切地说，研究设计允许估计市场研究几乎无法揭晓的禁忌权衡。同样，我们的研究也与主张规避禁忌权衡的文献产生了对话。从本质上讲，此类研究假设了牵涉到禁忌权衡的政策制定中罚参数的存在。因此，工作增强了公共管理研究与禁忌权衡取舍选择模型之间的关系。
该项研究的第三项贡献在于回应了对危机管理研究的呼吁并将公民偏好纳入到政府危机管理中。回应与解决这些诉求有利于增强应急准备、响应效果和绩效。一方面，用Boin和Lodge的话来说，“如果危机和灾难正在成为新常态，那么现在就是时候将危机治理研究带入主流”。另一方面，了解公民在危机面前的偏好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在政策中考虑受众的意识与感受，这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民众的偏好会影响民众的行动。从事实上看，当政府的危机治理与民众的期望相匹配时，政策就会得到良好的响应，政府的绩效也会被认为是良好的，反之则会陷入治理的困境。但匿名审稿人也指出，这并不是要求政策制定者要盲目地去迎合公众的期望，因为“科学可以告知，但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工作是为政策制定者带去警示，帮助他们预测民众对政策的支持或反对程度。通过实验设计去填补这些研究空白，这项研究在因果推论与事实逻辑上均表现良好。
结论
新冠疫情的大流行突然间使当前关于道德问题的权衡的学术研究成为一个有预见性的领域。本研究为这一研究脉络做出了贡献，提供了关于公民如何对待人的生命、个人自由和经济之间的严酷选择的有效估计。研究结果对政策制定者和公共管理学者都有意义。对意大利成年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对那些必须执行封锁措施的政府来说是一个可操作的指示。更具体地说，发现敦促政策制定者迅速采取措施，解决公民在封锁情况下对收入损失的担忧。实验表明，一旦考虑到生命和收入损失，人们的偏好并不会显著地受到强制居家隔离政策本身的影响。研究还可以作为一个对公民对涉及禁忌权衡的广泛政策的相对偏好进行评估的先例。与传统的调查或其他实验设计不同，离散选择联合分析允许估计公民对政策干预的不同特征的相对重要性，这些干预本身是多维的，特别是在危机管理条件下。应用范围远远超出了生命、死亡和经济之间的严酷选择，很可能适用于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的大多数权衡。
参考文献：
Baekgaard, Martin, and Søren Serritzlew. 2016. Interpreting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Motivated Reasoning or Unbiased Comprehens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6(1): 73–82.
Belle, Nicola, and Paola Cantarelli. 2018. Randomized Experiments and Reality of Public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Understanding and Bridging the Gap. 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38(4): 494–511.
Christensen, Tom, and Per Lægreid. 2020. Balancing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Legitimacy-how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 Handled the COVID-19 Crisis as a High Performer.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0(5): 774–9.
Favero, Nathan, and Minjung Kim. 2020. Everything Is Relative: How Citizens Form and Use Expectations in Evaluating Service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aa048.
Pedersen, Mogens Jin, and Nathan Favero. 2020. Social Distanc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ho Are the Present and Future Non-complier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0(5): 805–14.
Vogel, Dominik, and Jurgen Willems. 2020. The Effects of Making Public Service Employees Aware of their Prosocial and Societal Impact: A Microinterven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30(3): 485–503.
转自：治理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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