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新闻传播学科研人员合作的社会网络分析
作者｜岳永婕 温婧 欧阳婕 刘东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选取《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两本最具权威性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以2010-2020年间发表的937篇合著论文为样本，分2010-2014年、2015-2020年两个成长阶段进行对比和可视化分析，勾勒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者合作趋势与网络结构、核心学者以及社会分层情况等。研究发现，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合作网络整体合作密度较低，合作网络的形成依赖于少数核心作者，跨机构跨学科合作依然欠缺，社会分层情况明显。但新闻传播学领域论文合著率呈上升趋势，核心作者群落形成，知识生产的科学共同体具有良好的趋向性和成长性。
关键词
新闻传播学 合作网络 社会网络分析
正文
一、引言
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发展和成熟，研究议题愈加复杂，学术合作近年来成为一大趋势，合作可以有效促进知识产出和共享。研究证明，科学知识的逻辑性增长是特殊形式的社会共同体利用思想创新的结果，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家及科学群体特定兴趣和意志的驱动。这意味着我们能够从科学家及群体内部的协作与关系结构中窥见知识发展的历程，随着某一科学领域的发展壮大，其学者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也相应变化，由一开始的小且不连通的网络图向着更多节点且相互连通的网络图演进。那么我国新闻传播学学者合作交流结构如何，即谁与谁进行交流，谁更加重要？整体合作网络是否也经历了上述相似的演进历程？学者间的合作又如何影响着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路？本文从科学社会学相关理论和概念出发，选取学科代表性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的合著论文作为数据来源，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新闻传播学核心学者网络进行实证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科学社会学：科学共同体
科学社会学主张科学是一个由社会建构形成的系统，其产生、发展和应用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因素所决定，它的组织形式是“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科学共同体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新主体，库恩（Kuhn）深入刻画了科学共同体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是由科学专业的实际工作者组成，他们因共同的教育和师徒关系联系在一起，并且拥有共同的目标，包括培养接班人。”专业一致和共同的社会联系是科学共同体的重要特征，师承关系和学术交流是科学共同体形成的两个途径。科学家具有分散性，因此学术交流对科学共同体社会联系的形成更具普遍性和决定意义，这种交流包括合作发表文章、阅读和引用同一领域的文献、参加相关会议、短期访学等。其中，合作发表论文被认为是更为积极的社会联系方式，为职业发展和知识创新提供路径，将年轻学者与精英学者联系在一起，促进思想流通和资源交换,由期刊组成的网络也构成了学术领域的重要交流系统。科学共同体承担各类学术活动和知识生产活动，正如普赖斯所说，团队合作是“大科学”的重要特征，单个科学家孤立搞科研的时代已经过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重点考察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通过合作发表论文形成的“科学共同体”，为便于讨论，我们将其称之为知识生产的“科学共同体”。
科学活动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在结构上具有结晶化趋势——根据学术贡献的大小，科学家可以分为少数高产者和多数低产者，学术期刊可以分为少数受欢迎的和多数无人问津的，前者以更大的影响力和贡献支撑和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评定期刊影响力和权威度的重要指标，它的计算方法是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基于科学合作的重要性以及科学活动内部的结构性特征，本文选取国内此领域两本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和《国际新闻界》作为代表，对国内新闻传播学核心圈层中的学者合作关系进行研究。
（二）科学共同体中的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即研究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不均一现象。按照科学社会学的分层理论，科学也是一个高度分层的社会体制，科学家在产出率、知名度和声望上存在巨大差异。“承认”是科学家的独特“财富”，也是科学界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具体形式有职位承认、名望承认和荣誉奖励，其中职位承认最为普遍也最为基础，毕竟只有少数科学家能够因他们的工作得到广泛利用而得到报酬，大多数科学家都要有工作。职位承认由科学家所任职的机构等级与个人职称衡量。在国内，国家级科学基金不仅是一种绩效管理模式，更作为一种奖助体系成为评价学者科研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也可以看作“承认”的一种形式。在科学界对于“承认”的分配中，存在马太效应和波敦克效应。前者是一种优势积累效应，即已经得到承认的学者在之后贡献中得到更多承认；后者说明声望较低或边远地区任职的学者往往得不到其应有的承认。
（三）社会网络与知识生产
社会网络是相互联系的社会行动者结成的稳定关系结构，其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松散的个体如何结合起来，组成持久、有效的社会。社会网络分析在明确调查网络边界的基础上，依托计算机技术，构建出学术文献地图，并运用一系列测度指标，得以快速、准确、生动地呈现行动者错综复杂的合作关系。在众多指标中最常见的是中心性测度，它反映了科研人员在合作网络中是否居于中心地位，揭示了个人拥有的权力和声望。由于科研合作网络的复杂性，在考察学者中心性之余，我们加入网络密度、节点度分布等指标测量学科合作网络的整体特征，引入凝聚子群识别学科内部存在的小群体。
目前已有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知识图谱和学者合作情况。既有研究主要围绕特定学科领域进行，比如广告学、舆论学、智能传播等。也有研究关注期刊的影响力和学者合作模式，对整体合作网络本身进行粗线条勾勒。但已有研究在理论方面有所欠缺，较少对新闻传播学领域核心圈层内学者关系进行细致考察，这也正是本研究的切入口，运用科学社会学相关理论，从多个维度考察新闻传播学核心圈层内学者合作网络的详细特征，包括网络拓扑结构、核心作者、作者群落、社会分层等，立体化呈现此领域科学共同体内部特征和成长趋向，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社会动因及对学术生产的影响。本文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问题一：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合著趋势、合作网络拓扑结构如何？
问题二：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合作学者有何专业特征？核心学者有哪些？是否形成了核心作者群？
问题三：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社会分层如何表现，即学者在职位（职称、所属机构等级）、所获国家级基金方面有何分布特征？是否存在马太效应？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
本研究选择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数据库作为文献来源，选取《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这两本期刊在2010-2020年间所发表的合著论文作为样本2021年2月本文完成数据采集。。理由如下：（1）社会网络分析首先需要明确调查网络的边界和范围，《新闻与传播研究》（复合影响因子：3.535）、《国际新闻界》（复合影响因子3.272）作为新闻传播学CSSCI来源期刊中复合影响因子最高的两本期刊，具有强权威性和影响力，为研究此领域的顶级学者网络提供了明晰的范围。（2）目前缺乏近十年来国内新传领域科研合作网络的研究，且近十年来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研究学者不断增加，研究领域发生拓宽和转向，新闻传播学期刊的发文要求进一步规范，故回顾自2010年至今的此领域科研合作情况非常必要。
（二）数据编码
本研究首先从CNKI数据库中采集上述两本期刊在2010-2020年刊载的全部论文，经人工甄别，剔除座谈会、茶话会、人物专访、相关报道、会议综述、事项说明等内容，共收集有效文献样本2504篇，其中合著论文937篇。通过计算机自动转录，并辅以人工审核，自建样本文献数据库，根据合作作者数量分布情况，对于在整体数据中干扰过大的极端特例，根据原文章作者的标注，保留主要作者，进而对文章和作者信息进行编码。本文根据学者的研究方向结合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将作者专业分为五大类别；另外，本文作为回顾性文章，时间横跨2010-2020年，为方便区分和研究，按照“958工程”、“211工程”名单划分作者所属机构等级。如下表所示：
表1 编码表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选取的合著论文由两位及以上的学者共同发表，因此认为这些学者两两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是相互的、不具备方向性，且不考虑署名顺序的区别。网络中的节点代表合作学者；节点之间的边则代表学者间的合作关系；边的权重反映合作次数，代表合作关系的强弱，这样就构建出一个对称的、无向的学者合作网络。
本研究也考虑到时间因素对学者的影响：（1）学者的科研活跃度随时间演进发生变化，已有研究通常以五年作为考察周期。（2）2015年，我国正式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媒体融合迭代的时代全面开启。新闻传播学研究具有强烈的外部驱动和现实导向性，新的研究议题和方向凸显。因此，为了便于对比和清晰呈现，本文以2015年为节点，分别对两本核心期刊进行分阶段考察——2010-2014年为成长前期，2015-2020年为成长后期。进而运用Ucinet(6.719)进行网络整体和科研人员个体特性分析，运用Gephi(0.9.2)绘制合作网络图谱，并辅以SPSS和MATLAB进行数据分析。鉴于处理对象细节丰富，本研究根据k-核心算法，呈现的共现图保留了度数不小于3的节点，为了优化
效果，通过人工标注加以区分。
四、研究发现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1.论文合著率总体情况
通过分析两本期刊的合著情况发现：首先，整体来看新传领域论文合著率较低。2010年至2020年的合著率仅为38.3%，说明新传领域的科研人员多数更倾向于“单打独斗”，合作程度不高。其次，就合作规模而言，两位科研人员合作发表论文最为常见（31.0%），四位（1.3%）及以上（0.3%）科研人员合作发文的情况极少，印证了
, M等人的研究结论，即社会科学领域很少存在包含四个以上研究者的共同体。但值得注意的是，2010-2020年，论文合著率呈现明显升高的趋势。相较成长前期（2010-2012年），成长后期（2019-2020年）两期刊的合著率上升了80.9%，表明新传领域的科研合作正逐步加强。
表2 两本期刊的论文合著率
2.合作网络拓扑结构
表3 两本期刊整体合著网络指标整体网络指标
表3列出了新闻传播学领域科研合作网络的各项特征。第一，从节点数和边数来看，《国际新闻界》的合作网络比《新闻与传播研究》规模更大，包含的学者更多。第二，两期刊的整体合作网络密度分别为0.002（s=0.049）、0.002(s=0.042),都比较稀疏，学者间并没有太紧密的联系；从两个成长阶段看，网络密度逐渐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间的合作逐渐减少，而是因为一般来说，网络规模和密度成反比关系。第三，《国际新闻界》网络平均节点度数略高于《新闻与传播研究》，但差异并不明显。其中《国际新闻界》的平均节点度数呈上升趋势，科研人员间的合作趋势有所加强。
3.合作网络节点度分布
在网络中，节点的度是该节点与其他节点相连的边数之和，表示出节点间的关系强度。根据Ucinet计算出合作网络节点度，并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研人员合作网络均符合幂律分布，幂函数分别为y=0.60x-1.65，R2=0.986；y=0.61x-1.73，R2=0.984，如图1所示。这表明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有少数学者节点度较大，合作次数多，大量学者节点度较小，与其他学者的合作很少。同许多领域的科研合作网络一样，该科研合作网络会通过增加新的节点继续扩张，但整个合作网络的形成依赖于少数核心学者，他们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深深影响着整个学科领域。
图1 两本期刊合著网络节点度分布曲线图
（二）合作学者与专业领域分布
1.合作学者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最常见的有度数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和中间中心性（between centrality）。度数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是与网络中某个节点连接的边的数量，度数中心度越高的学者，与其他学者的直接合作越多。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描绘的是合作网络中学者不受他人控制的程度。接近中心性越小，说明该点与其他节点都较为“接近”，知识交流和科研合作都更为便捷。中间中心性（between centrality）反映学者在整个合作网络中的桥梁作用和中介地位，如果一个节点处于许多交往网络路径上，可以认为该节点具有较高的中间中心性，因为“处于这种位置的个人可以通过控制或者曲解信息的传递而影响群体”。
表4和表5列出新闻传播学合作网络中三类中心性排名前十位的学者。三类中心性在计算上虽有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验证。比如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2020年的最大合作网络中，刘丛、徐剑、陈虹具有较小的接近中心性，同时度数中心性和中间中心性也排名靠前。另外，从度数中心性看，两本期刊的核心作者并不相同，这可能是因为两本期刊在研究主题、研究风格上各有特点。
表4 《新闻与传播研究》合作网络中心性排名前十的学者2010-2014年作者度数中心性
表5 《国际新闻界》合作网络中心性排名前十的学者2010-2014年作者度数中心性
2.合作学者专业分布
图2-3展示了《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两本期刊的学者-专业共现网络。《新闻与传播研究》在前后两个阶段中，跨学科合作文章分别有13篇、23篇，《国际新闻界》分别有36篇、44篇，这些文章均由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共同完成。从学者个体来看，绝大多数学者的专业领域都是“新闻传播学”：在2010-2020年《新闻与传播研究》合作网络中占比86.9%，《国际新闻界》合作网络中占比87.2%。除新闻传播学外，两本期刊中分别有27位（3.4%）、36位（3.1%）管理学领域的学者，贡献了跨学科的学术思考。除此之外，新闻传播学学者也与中（外）语言文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学者进行“跨界合作”，但数量较少。
图2（a） 2010-2014年
图2（b） 2015-2020年
图2 《新闻与传播研究》学者-专业共现网络
图3 （a） 2010-2014年
图3（b） 2015-2020年
图3 《国际新闻界》学者-专业共现网络
3.合作学者凝聚子群
艾尔巴指出，凝聚子群既关注子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关注子群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关系连接的强度。子群有诸多类型，在此我们用“成分”(component)来描述作者群落。如果整体网络图可以分为若干部分，并且每个部分的内部成员之间存在关联，而这个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个部分就称为“成分”(component)。我们分别对两本期刊2010-2020年的整体网络图进行成分分析。
作者子群数量随成员规模的增多而减少，最小的子群包含两位合作者且数量最多。《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共存在243个“子群”，包含两位合作者的子群占比60.91%，最大的一个子群包含19位合作学者。《国际新闻界》中存在296个“子群”，包含两位学者的子群占比57.43%，最大的子群包含135位合作学者。总体而言，作者子群的规模比较小，学者之间的沟通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比较来看，《国际新闻界》合作网络中存在更大规模的凝聚子群。接下来我们分别对两个合作网络中最大的作者子群进行分析。
图4 《新闻与传播研究》整体合作网络最大凝聚子群
图5 《国际新闻界》整体合作网络最大凝聚子群
《新闻与传播研究》的最大作者群包含19位学者，规模较小，合作频率较低，分别为1次（96.6%）、2次（3.3%）。其中18位学者（94.7%）都是新闻传播学专业，仅有一位学者为心理学专业；讲师及以上职称有8位（42.1%），11位（57.9%）是学生，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学者是小群体中的领军人物（陈虹、徐剑，谢耘耕），这一作者群体集中在同一高校的院系内部，跨机构、跨学科的合作比较少，合作模式以导师-学生合作为主（56.7%），同事之间合作少（16.7%），学生在这一群体中充当了重要的“中间人”（刘丛、谢添）。
图6（a） 2010-2014年
图6（b） 2015-2020年
图6 《新闻与传播研究》职称-基金支持共现网络
表6 两本期刊合著网络中的成分数量与规模
《国际新闻界》最大作者群包含135位合作学者，相较于前者规模更大，合作频次更高，分别为1次（93.8%）、2次（5.1%）、3次（0.5%）、4次（0.5%），合作模式依然以导师-学生为主（58.7%），跨专业跨机构的科研合作较少。度数中心性在5及以上的核心作者有15位，他们分别是各个子团体中的领军人物（喻国明、赵云泽、刘海龙等）。从时间演进看，这些核心作者的职位晋升较快，目前均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此外，他们大多具有相同的教育背景，师承关系明显，专业化程度高，其研究兴趣和焦点转向对整个领域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图7（a） 2010-2014年
图7（b） 2015-2020年
图7 《国际新闻界》职称-基金支持共现网络
（三）合作网络的内部分层
1.合作学者职称与基金支持情况
在两本期刊的整体合作网络中（图6-7），学生人数最多，其次是教授居多。经卡方检验得知，合作学者的职称和所获国家级基金支持没有显著相关；纵向上看，两本期刊在2015-2020年获得国家级基金支持的合著论文比例和数量均显著高于2010-2014年（p<0.01）；横向上看，在2010-2014年这五年的时间内，《国际新闻界》获得国家级基金支持的合著论文比例显著低于《新闻与传播研究》（p<0.01）。
表7 学者职称与基金支持的卡方检验表
表8 学者所在机构与基金支持的卡方检验表
2.合作学者所属机构与基金支持情况
2010-2020年间，两本期刊合作网络中的大多数学者来自“985”高校（图8-9），其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占比54.9%，《国际新闻界》占比59.1%。这充分体现出两本期刊的文章选择标准相对较高，学者主要来自更高层次的科研机构,社会分层明显。另外，由卡方检验得知《新闻与传播研究》期刊在两个阶段的合作网络中，学者所在的机构等级与其所获得的国家基金支持均显著相关（p<0.05），《国际新闻界》期刊在2010-2014年的合作网络中，学者机构等级与所获国家级基金支持情况显著相关，而在2015-2020年这一子阶段内，上述影响不再显著（p>0.1）。
图8（a） 2010-2014年
图8（b） 2015-2020年
图8 《新闻与传播研究》机构-基金支持共现网络
图9（a） 2010-2014年
图9（b） 2015-2020年
图9 《国际新闻界》机构-基金支持共现网络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选取了《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在2010-2020年间发表的合著论文数据，构建出一个对称的、无向的科研人员合作网络，从合著趋势与网络拓扑结构、学者专业属性与网络中心性、核心作者群、网络内部分层方面揭示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核心圈层内学者的合作特征，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2010-202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核心圈层中学者的论文合著率整体依然较低，以两个学者之间的合作居多，但合著率呈现升高趋势；（2）两本期刊的合作网络都比较稀疏，《国际新闻界》的合作网络的规模更大，两个网络均满足幂律分布，合作网络会通过增加新的节点继续扩张，但整个合作网络的形成依赖少数核心学者；（3）通过网络中心性分析，我们识别出这些核心作者，虽然两本期刊的核心作者不甚相同，但大多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此外，此领域已经形成了核心作者群，合作模式以“导师-学生”为主，同事间的合作较少，子群内的成员大多集中在某一科研单位内部且具有相似的教育背景，专业化程度高，跨学科跨单位合作较少；（4）从专业上看，该领域合作学者大多均为新闻传播学专业，跨学科的合作较为少见；（5）同许多学科一样，在新闻传播学内部也存在社会分层，在对于“承认”的分配中存在马太效应，尤其在2010-2014年，学者的机构等级显著影响学者所能获得的国家级基金支持，但在2015年之后该影响不再显著。
从微观层面的作者合作出发，对学者的合作模式、网络结构、核心学者、身份属性等的探究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了解这一领域现有的研究力量分布和学科的内在变迁。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发现，我国新闻传播学学者合作逐渐增多并以师承关系最为常见，核心作者群落形成，知识生产的科学共同体已经出现并具有良好的趋向性。这种趋向性和现实环境紧密相连，一方面随着学科发展成熟，期刊发文标准提高，学术论文分工的专业化亟需学者合作；另一方面高校学生和教师的考核机制相较之前都发生了变化，客观上考核压力和竞争压力增大，对论文发表都有更多的现实期许，促使师生合作较为频繁；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此类共同体的规模仍然较小，合作模式呈现出两人为主、同机构同专业合作的鲜明特点，跨学科跨机构的对话不足，表现出内卷化与同质性，长期来看会限制学科的开放性和想象力。事实上，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有多种。首先，在传播学发展历程中，经验学派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范式影响到我国整个新闻传播学术圈层，也影响到学者之间的交流方式，很多论文并不需要太多人合作即可完成。另外，合作效益和合作成本是学者们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学术合作有利于学术水平的提升、资源的获取、论文的发表以及职称的晋升等，同时学者也面临着交流成本、经济成本等问题，任何一个作者都希望找到“最优解”——以最小的合作成本获得合作效益，加之近年来一些教研机构对不同学科背景人才的吸收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跨学科思维的碰撞，使得同机构同专业院系的内部合作经济可行，也较为普遍。此外，本文的发现揭示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合作学者中存在的社会分层，这不仅体现在科学承认的分布不对称及由此带来的马太效应，也体现在合作网络中的“优先依附”机制，上述分析证实我国新闻传播学合作网络的节点度遵循幂律分布，作为核心作者的少数节点与大量节点连接，这些连接数更多的节点，增加连接数的速度会更快，学术产出也会更多。这种社会分层一方面和学者的学术产出与学术贡献密切相关，毕竟学术奖励系统的运行倾向于把荣誉分配给应得之处；另一方面也和学者所在的机构、自身的教育背景、学术声望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奖励系统中也会存在背离的现象。
本文的发现为智能技术发展的当下学界如何应对新闻传播学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提供反思。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媒介融合的兴起与发展，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交叉属性愈加显著，技术发展也在倒逼研究方法、主题、内容的革新和进步。因此，强化跨学科对话与激发青年学者活力尤为重要。跨学科对话，旨在将不同学科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整合，以发展新的思想。这意味着新闻传播学跨学科合作不仅需要政策的指引，例如鼓励教研机构调整人才招聘策略，吸纳具有多元背景的人才；设立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基金课题，鼓励学者开展跨学科合作等，更需要在研究过程中从相关学科吸取营养，对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合理借鉴与使用，这对学者自身能力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此外，各类学术组织和学术会议应以开放沟通为目标，注重破除跨学科交流的障碍，例如语言障碍、认知差异等，为跨学科对话奠定坚实基础。新闻传播学存在的社会分层体现了资源在社会行动者之间分配的不平等，再次揭示了科学就是一项社会建制，学者也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需要努力使自己在共同体中达到更高层级，在这个过程中，应进一步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平等交流与合作，给予青年学者更多的机会和话语权，警惕唯权威论；另外，倾向于承认第一作者的现行科研绩效评定方式，也会限制学者的合作，同样需要更多探索和改进。
本文的不足之处有如下几点：首先，虽然社会网络分析法能够生动、准确地呈现学者间的合作关系，但对任何行动者进行分析时都需要有明确的边界。本文选择《新闻与传播研究》和《国际新闻界》两本国内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期刊，确定了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核心学术圈层的清晰边界，但也存在涵盖面不足的问题，且这两本期刊在发文内容、学者团队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和风格，还未能代表我国此领域学者合作情况的全貌。这既是本研究的局限，也是研究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社会关系研究时不得不面临的取舍难题。其次，现有分析方法仍处于不断发展和争鸣中，特别是接近中心性指标对非连通网络的适用性和计算精度尚待提高；另外，囿于数据收集、求证中的一些阻碍以及篇幅的限制，本文通过人工编码所采集的信息有一定迟滞性和局限，且未能容纳更多的作者身份属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作者年龄、性别、博士院校等更多特征，对本文发现进行佐证和补充。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3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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