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已引发社会舆论和学术界关注。作者将硕士研究生的就业过程作为切入点，旨在探究他们的行动选择与意义建构，力图深化对硕士研究生就业过程的剖析，丰富学理层面微观维度的探讨，以期为改进实践提供不同视角的理论支持。
作者：郝汉 赵彬 朱志勇
来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年第2期
摘要
硕士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与就业市场的结构偏差使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备受关注。在栖居制度主义理论视角的指引下，以B大学为个案，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该校硕士研究生就业过程中的自我呈现。研究表明，硕士研究生在就业过程中的自我呈现依据不同的情境定义呈现出多重面向。进一步分析发现，“夹缝之舞”与“背水之战”两种行动逻辑同时受制于前台的脱域表演和后台神话化身引发的身份转变，二者影响硕士研究生将资本转化为象征性权力以在就业过程中取得成功的能力。因此，提升硕士研究生的就业质量需要完善就业教育，注重场域信息的传递以及关照硕士研究生就业中的心理状态。
关键词
硕士研究生就业;自我呈现;栖居制度主义;
研究背景
我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逐步迈入普及化初级阶段，研究生教育规模随之持续扩张，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与毕业人数逐年递增。以2019年为例，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为81.13万人，毕业生人数达到57.71万人，分别同比上涨6.41%和6.15%[1]。在这一背景下，不乏本科毕业生通过继续深造以规避就业风险，但硕士研究生文凭是否能够有效抵御就业风险？事实上，硕士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早已引发社会舆论关注，诸如受制于专业差异，人文社科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更易遭遇就业瓶颈[2]；劳动力市场对硕士研究生的需求数量有限，供需失衡导致硕士研究生的就业率低于专科生就业率[3]，甚至出现高学历名校人才向传统行业进军等现象[4]。
诸多学者从学理层面剖析了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主要包括“匹配性”与“资本”两种分析视角。就前者而言，硕士研究生与用人单位人才需求之间的适配性不足，导致“结构性失业”的问题[5]。一方面，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期望值偏高，但用人单位对其满意度偏低[6]，并且用人单位对待人才观念的转变，降低了硕士研究生“稀缺性”，造成硕士研究生的就业率整体低于本专科生就业率的局面[7]。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机构的培养模式与就业市场的需求脱节，使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结果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之间存在偏差[8]。同时，生源地、性别等因素也会作用于用人单位的人才选择偏好[9,10]。就后者而言，“资本”在硕士研究生的就业过程中具备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家庭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符号资本三种类型。首先，尽管家庭资本对硕士研究生就业结果的影响并不显著，却能显著影响其就业意向与预期工作的性质[11,12]。其次，研究生就业以人力资本竞争为主[13]，其中中共党员、奖学金获得者和学生干部作为身份标签，学历、技能证书、硕士阶段培养类型等作为制度化的能力象征，均能够作为人力资本的具体表征在就业过程中发挥信号作用，便于雇主对人才加以区分和选择[14,15,16]。最后，硕士研究生就业时的符号资本主要指向学校出身，即毕业于非名校的硕士研究生更多面临着机会不均等的风险和困境，极易在劳动力场域中因自身携带的符号资本价值较低而处于劣势地位[17,18]。
因此，部分学者针对上述问题，力图探究教育制度、就业政策等对研究生就业状况的影响，并提出可供参考的对策和建议——高等教育机构应当调整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与培养目标，使其与就业市场的需求、教育教学实际以及组织定位紧密结合；同时，硕士研究生群体应当在个人层面加强对就业能力的系统认识，在日常学习与实践过程中积极主动完善自身知识体系并提升就业所需的技能等[19,20,21]。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虽然揭示了硕士研究生就业时资本的类型与影响，但多将这一概念与具体情境和场域剥离，此种分析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个体能动性的关注不足。有鉴于此，本研究将硕士研究生的就业过程作为切入点，旨在探究他们的行动选择与意义建构，力图深化对硕士研究生就业过程的剖析，丰富学理层面微观维度的探讨，以期为改进实践提供不同视角的理论支持。
理论视角：栖居制度主义
二战后社会学过度倚重结构，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力图进行调和，但因过度强调文化而使行动者成为“文化傀儡”。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从组织面临的制度环境出发来解释组织现象，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从宏观转向微观，从将行动者视为接受事物的意义携带者转向将其视为充满能动性的制度变革者，从对理性选择的批判转向关注制度维系或变迁中的目的性行动，虽然涉及行动者文化–认知层面，但最后往往只是走到对多重制度逻辑的阐释，并没有充分体现出行动者的理解[22]。莫林·斯卡利（Maureen Scully）和道格拉斯·克里德（Douglass Creed）在研究制度扩散时首次提出了“inhabited institution”，意在批判制度扩散过程中对行动者作用的忽视，他们主张制度扩散是行动者居于其中的过程，行动者能够改变制度的目标或机制，但同时也会被其改变[23]。蒂姆·哈雷特（Tim Hallett）等人则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基础上纳入符号互动论的思想，丰富了这一概念并发展形成了栖居制度主义（Inhabited Institutionalism），该理论注重互动过程中的意义生成，主张制度能够提供行动脚本，但行动者的意义理解生成于互动过程，理解情境与社会行动的认知过程是互动得以维系和进行的前提，而认知和诠释则需借助外部的文化框架[24,25,26]。
由于栖居制度主义在分析行动者与制度互构关系方面具备优势，引发了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关注[27,28,29]。在教育领域，不乏学者将栖居制度主义作为理论视角分析行动者职业社会化的过程。朱德森·埃弗里特（Judson Everitt）的研究发现，教师在积累工作经验的同时会逐步过滤对组织目标的追求，他们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发展出个人的“教学实践库”，这一过程成为决定教师不同职业阶段特性的根源，并且形塑了教师差异化的教学实践[30]。由此可见，制度规则只能对教师的行动提供指引，但具体如何实施仍需考虑教师在其中的调适作用，建立“教学实践库”亦是意义协调与建构的过程。其后续研究表明，新教师的职业社会化过程是在教育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教学期望，并与环境中隐含的制度逻辑进行互动，使教学实践与制度要求呈现出不同的耦合关系，而意义建构作为行动者创造性来源的同时也维持和再生了制度逻辑的合法性[31]。
硕士研究生的就业过程是其从高等教育场域进入职业场域的重要经历，对于他们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两种制度情境的衔接并适应新的制度情境，则需从微观层面对其行动与意义建构加以分析。为此，将栖居制度主义作为理论视角，不仅能够审视研究生教育与其职业社会化之间的关系，还能充分将其视作栖居于职业制度中的具备能动性的行动者，聚焦他们在文化–认知层面对两种制度情境的意义理解，从而深化对硕士研究生就业这一研究范畴的认识。
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是以案例为主要分析单位的研究方法，旨在深入理解真实世界中的某一或某组案例，假定与被研究案例相关的情境及其他复杂条件是理解案例的重要组成部分，适用于描述性和探索性的研究问题，倾向于在自然情境中收集数据[32]。使用案例研究方法不仅能够对硕士研究生的就业过程进行丰富翔实的描述，而且可以由此揭示分析行动选择与意义建构的深层原因。
（一）研究对象的选取
本研究以B大学为个案展开研究。B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等教育机构，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办学特色，该校硕士研究生培养历时较长，具备深厚的理论积淀和丰富的培养经验，因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33]。本研究遵循目的性抽样与理论抽样的原则，借助“滚雪球”的策略确定了13名主要参与者，涵盖2019年、2020年、2021年三个毕业年份（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二）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资料的收集以访谈法为主，辅以观察法和实物收集法，各资料间形成数据三角互证以确保可信度[34]。在征得研究参与者同意的前提下，对13名研究参与者各进行了一次半结构化的正式访谈并录音，访谈内容主要涉及就业准备、简历投递、笔试面试、录用入职四个方面，每人访谈时长均为1小时左右。对部分研究参与者在招聘会中的具体表现进行观察，并整理为观察笔记用于进一步分析。实物资料通常分为官方和个人两类[35]，本研究收集的官方类实物资料主要包括用人单位、招聘平台发布的招聘通知、海报等，个人类实物资料包括研究参与者在就业过程中投递的简历以及奖状证书等材料。
资料分析借助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的具体方法展开。初期阶段主要对资料进行内容分类，研究者尽量悬置自身观点，基于研究参与者对现象的描述对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接着，一方面寻找反复出现的现象及能够对其加以解释的概念，同时将研究资料放置于所处情境中，按照故事发生的时序对有关事件和人物进行描述性分析，从而对硕士研究生在就业过程中的行动逻辑加以剖析。最后，在理论分类阶段将已完成编码的资料置于更为抽象的分析框架中，尝试建构硕士研究生就业过程中行动的理想类型，通过在资料与理论视角之间的递归往复归纳得出硕士研究生就业过程中三种自我呈现的角色模式。
研究发现：三重面向的自我呈现
硕士研究生在就业过程中需要为用人单位呈现一场多元表演，包括在简历、面试以及实习中通过印象管理技术，呈现出适恰的前台表现。
（一）简历：面向想象他人的滤镜呈现
简历是硕士研究生给用人单位的第一印象，因而受到特别的重视。简历内容通常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学业经历、实习经历、科研经历和专业证书等主要内容，部分硕士研究生还会附上个人的其他技能或兴趣爱好作为补充。硕士研究生的求职过程包括多次修改简历的经历，他们需要不断调整简历的格式和内容以增加通过筛选的概率，他人意见、用人单位的用人需求等内容均为修改的重要依据。
“九月份的时候做了一个简历，投着投着就发现不太行……对简历做了很大的调整。”（杨青枫访谈–20190322)
“首先会考虑用人单位想看到什么样的简历，会通过各种论坛以及师兄师姐打探内部消息，看看公司可能比较看重什么……有的岗位可能比较看重社团经历，就把社团经历详细写一些，有的可能看重科研……。”（孔雨墨访谈–20190416)
事实上，用人单位简历的筛选标准与反馈信息往往并不透明，因此硕士研究生在这一过程中也只能依靠不断收集相关信息来对用人单位的简历偏好进行摸索和猜测。含金量高的学历、经历更能打动想象中的观众，其中名校经历、专业与岗位的贴合程度、具备与岗位相关的实习经历，以及过硬的奖项和社团经历等都能提升简历的含金量。“含水量”则与之相对。个人基本信息与学业经历被视为难以包装的硬件，而其他信息可供调整的灵活性较高，易于进行适度的美化和包装，也成为众人皆知的策略。不仅如此，硕士研究生还需要维持“简历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一致性。
“学历和成绩这种很难作假，因为入职可能被要求提交毕业证和成绩单，而且这种东西一旦作假，将来被查出来会很麻烦……但是比如说社团或者科研经历这种，用人单位就几乎不会去学校调查，最多在面试的时候问一句……比如有一段创业经历其实很水，我就特意去问了真正创过业的同学当时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收获，然后把这些变成自己的话说给面试官。”（李庄周访谈–20210423)
“一些地方肯定有夸张的成分，比如说有的科研项目我只是简单参与了一下，就写成‘主要参与人’，还有的社团我可能只去了几次，就把有些活动说成是我主办的。”（梁心怡访谈–20190207)
综上，对于简历预期观众的想象推动着硕士研究生不断调整基于简历的自我呈现，试图满足对方符号化的期待。
（二）面试：面向前台情境的脚本呈现
与投递简历时情境剥离的自我呈现不同，面试的前台情境双方“在场”且高度仪式化，硕士研究生则会依据面试的仪式化程度来判断公司的正规程度，仪式化程度高指向流程化的精密安排，包括一系列被事先安排的有序且紧张的活动。
硕士研究生通常会确立框架性质的行动脚本，即通过准备、模拟演练等方式来预演自己在面试中的表演，而“外表”和“举止”是面试中硕士研究生自我呈现的核心。就前者而言，硕士研究生需要依据自身专业技能与面试情境的需求加以准备，如经管专业对正装以及体育专业对运动服的重视，服装作为一种暗喻符号与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能力相联系。后者则较难准备，好的“举止”标准也因其模糊的特性而难以把握。大多数硕士研究生因缺乏工作经验，呈现所属学科的相关专业能力是最为重要的依靠，也成为他们试图捍卫的核心符号。
“是我们专业的一种默契吧，大家就都是穿正装去面试的，谁不穿正装就会变成‘面试现场最靓的仔’……所以一提到找工作，我第一反应就是穿上正装要出发了。”（白雨婷访谈–20190523)
“因为面试的时候可能会考专业技能，你学跑步的就测个跑步，学篮球的就测个篮球，所以大家一般都是穿运动服去面试的。”（赵守若访谈–20190324)
“我面试的是那种教育研究岗，但是我觉得我在二面的时候就没有呈现出这方面的能力，就感觉他们问我的很多东西我都不是很清楚。”（梁心怡访谈–20190207)
“这个理念是我们专业课上重点讲过的，他们再不尊重人也不至于上来就说这些都是垃圾吧，就让人觉得这个公司和面试官很不靠谱……你可以质疑其他，但是你不能质疑我的专业。”（杨青枫访谈–20190322)
学科专业之所以为硕士研究生提供了“帮助”，是因为其在协商过程中转化为资本，有助于硕士研究生在与用人单位协商和博弈时占据有利地位。尽管受访者在各自专业领域的学业表现好坏各异，但他们非常注重在面试过程中呈现出的专业水平，并将自身专业性的展示程度作为衡量面试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专业领域和专业知识受到质疑时，他们也会坚持捍卫自身的专业性。
当面试主要以群体性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时，留给硕士研究生展现自己在专业领域学术水平和造诣的机会并不多，不仅如此，面试过程中还存在意外情况的挑战，因而根据情境中他人的反馈及时调整自身的表演就显得十分重要，换言之，他们需要审慎地平衡个性与情境定义之间的张力。群面讲求的是在合作中竞争，共同协作的参与者是队友，也是对手。因此，硕士研究生不仅需要着意适应情境，积极融入团队，在团体中扮演适宜的角色，突出自身团队协作的能力，又要努力突出个性，以便给面试官塑造独特印象，从而获得注意和赏识并脱颖而出。
“（面试就是要）有个性而不张扬。”（王冬冬访谈–20190518)
“群面的时候坐在一起，大家都差不多是类似专业的，通过群面那几十分钟时间其实展示不出什么专业水平……我虽然不是特别能说，但有时候我也能进行总结啊什么的，就看你怎么去平衡这些东西。”（白雨婷访谈–20190523)
（三）实习：面向职场环境的反思呈现
面试集中体现出较强的前台表演性质与短暂接触的特点，不同于此，实习使硕士研究生有机会与用人单位的团队共处，甚至参与组织内部的多重协商过程，他们不仅可以由此获得对组织环境的具身化感知，也使职业制度从一种模糊的、抽象的符号的集合变为一种真实的组织生活。
首先，对职业场域中微观协商秩序的具象化“锚点”。试探与融入是硕士研究生在实习过程中进行自我呈现的主旋律，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对职业场域的初步印象，作为“锚点”用于理解职业场域中的制度环境。由于初入职业场域，实习的工作内容相对基础，所以硕士研究生较少关注工作内容本身引发的感受，而是将关注的焦点置于组织的氛围、管理制度以及上下级的相处方式上，这类锚点体现了硕士研究生基于组织中的微观协商秩序对职业场域的整体描述。
“之前毕竟从小学到大学，在学校里待了接近二十年了。虽然学校的环境也一直在变，但是从学校到职场，还是能感觉到很大的不同！”（李庄周访谈–20210423)
“实习的阶段基本就是整理整理信息和文档，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领导知道你是实习生，一般也不太会把那种系统性的、需要长期投入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工作交给你。”（霍小菲访谈–20190411)
“感觉互联网公司会比较自由……我去某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时候就感觉大家都很放松，然后两三点钟还有人在睡觉，虽然可能会工作到比较晚，但是感觉氛围上比较轻松一点。”（刘京京访谈–20190417)
其次，双重角色下的制度类比。“实习生”指向硕士研究生的双重角色，此时他们尚未完全脱离学校，仍是高等教育制度中的学生，却也在为正式成为职业场域的一员做准备。他们需要快速掌握职业场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如学习和分析新信息，使自己尽快进入工作状态，或力图保持工作场域人际关系的融洽，这体现了对职业场域中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的融入。在实习过程中，硕士研究生基于以往在教育组织中的经历，与在职业场域获得的感知加以对比，逐步加深对职业制度的理解，并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和角色，框定自身的自我呈现方式——与学校相比，职业场域中的上下级关系更加明确，交流沟通的效率更高，更强调目标导向，需要随时和领导沟通工作进度，确保高效且高质量完成职责内的工作，有较强的自我驱动才能获得领导和同事的认可。此外，处理好职业场域内的人际关系也对硕士研究生实习过程中的自我呈现提出了挑战。
“大家感觉都有很多秘密，在同一个部门，又有潜在的竞争关系……（工作还是）要靠自己自觉的成长和学习。”（霍小菲访谈–20190411)
“初高中的同学关系是最纯粹的，在大学中就淡了一点，更多的是表面嘻嘻哈哈吧，到了职场就更是如此，只能说越长大越孤单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东西限制、束缚着你。”（白雨婷访谈–20190523)
硕士研究生借助与高等教育制度的对比，不断建构当下与过去的制度性关联。职业制度情境犹如一面“制度之镜”，促使硕士研究生重新审视曾栖居于其中的高等教育制度，并基于反思建构职业场域中自我呈现的行动脚本。
结论与建议
（一）讨论
在自我呈现的前台，硕士研究生面向用人单位进行以融入职业组织协商秩序为目的的表演；同时，他们在后台不断调整身份认同，完成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身份转化。事实上，基于三重面向的自我呈现，“夹缝之舞”和“背水之战”是关联硕士研究生就业过程与制度的深层逻辑。
1.“夹缝之舞”：前台的脱域表演
自我呈现的实质并非表象的狂欢，而是背后的行为逻辑与制约条件[36]，前台表演中的角色呈现与对制度秩序的认知紧密相关。就业过程中，表演角色同时受制于高等教育制度和职业制度，硕士研究生必须借助印象管理的策略满足自我呈现的恰适性需求——一方面，捍卫核心符号资本，通过印象管理将自身在高等教育制度中获得的核心符号转化为面向职业场域的资本和象征性权力，并以此捍卫自身研究生身份的合法性。同时，研究生在就业过程中力图呈现合适的外表和举止，调整自我呈现方式以迎合对方，从而展现出合适的符号资本和文化资本，满足“观众”的期待。
脱域机制使得现代社会成为一个由抽象系统主宰的社会，因此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成为现代性扩展的前提[37]。高等教育制度与职业制度的分野使职业制度成为抽象的符号系统，而非具象的地方性场景。恰适性逻辑体现了硕士研究生对职业场域中制度秩序的高度依赖性，然而脱域机制则导致了制度秩序的模糊性，硕士研究生将片段性信息作为自我呈现的主要依据增加了表演崩溃的风险。此外，符号资本的转换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使得高等教育制度与职业制度之间的结构差异性具象化为就业过程中的多种冲突与不适。
“夹缝之舞”的行动逻辑反映了在双重制度的作用下，硕士研究生就业过程中自我呈现的角色复杂性和“场域知识”建构的过程性。具体而言，面对就业过程中丰富且陌生的多样化情境，硕士研究生需要积极依据协商场域的需求不断调适具体的行为方式，基于逐步完善的场域知识和自我呈现技术，力求资本符号的呈现及象征性权力的获得。
2.“背水之战”：后台的化身调适
值得注意的是，硕士研究生面向职业场域的前台表演，其实质是连续的互动仪式。兰德尔·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链中的个体通过情感上的共鸣，能够形成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38]。随着就业过程的推进以及“观众”形象的逐步明晰，前台的互动仪式推动了硕士研究生身份认同的转变，使其完成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身份认同过渡，此种过渡因硕士研究生即将与高等教育制度脱耦且不可逆转，亦如“背水之战”。
同时，硕士研究生身份认同转变的实质是神话的化身。诸多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已然成为一种制度神话[39,40,41,42]，无法忽视的是，硕士研究生在进入就业过程前，职业制度是与高等教育并行的另一制度神话，而就业过程使他们逐渐与高等教育制度脱耦，并与职业制度建立起从松散到紧密的耦合关系，将抽象的职业制度这一制度神话变得具体可感。因此，硕士研究生接纳职场人新身份是职业制度这一制度神话的具身化过程。与此同时，神话化身的过程伴随着后台的心理调适。蒂姆·哈雷特关注到神话化身过程对于组织中行动者个体心理的影响，发现耦合的过程中制度神话会使行动者个体的心理产生“动荡”（Turmoil)[43,44]，硕士研究生在就业过程中同样出现了心理的动荡，表现为就业过程中多样的情绪体验。
“背水之战”反映了就业过程中硕士研究生以身份转换为中介经历的微观的、栖居于个体的制度过程。硕士研究生走出内心动荡并接受新的身份，完成身份认同的转换需要从高等教育制度出发，借助类比和锚定来理解职业制度并不断为其赋予合法性。
（二）建议
研究发现，在就业过程中硕士研究生在简历中进行了面向想象他人的滤镜呈现，在面试中进行了面向前台情境的脚本呈现，在实习过程中进行了面向职场环境的反思呈现。前台的脱域表演和后台的化身调适形塑了其“夹缝之舞”和“背水之战”的自我呈现逻辑。基于此，本研究从以下角度尝试提供建议，以提升硕士研究生的就业体验。
首先，深刻认识场域知识在就业教育中的地位，增强就业教育课程的体验性和实践性。作为“资本转化桥梁”的就业教育，应关注和强调硕士研究生的资本转化过程和资本转化技术，丰富硕士研究的实践体验，如增加简历修改和模拟面试等实践部分在就业教育课程中的比重，引进来自不同类型用人单位的实践导师对学生的简历、面试、实习表现给予观众视角的意见和建议；消除硕士研究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硕士研究生建立明晰的观众印象，在就业季快速建立观众预期并有技巧地调整自我呈现方式。
其次，重视就业教育对于硕士研究生的心理调适作用。新旧制度的共时性交替导致了硕士研究生就业过程中身份认同的矛盾和身份转换的焦虑。高校应当注意硕士研究生在就业过程中的心理调适问题，将心理辅导作为就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硕士研究生应对制度穿越带来的心理波动，特别是帮助其度过就业初期场域知识习得阶段的迷茫和自我怀疑，树立就业信心。
第三，紧跟就业形势变化，有效利用外部资源。促进硕士研究生就业不应仅是高校组织内部的工作，而应是一种多组织和跨组织场域的协同联动。作为开放系统，高校在就业工作中应充分认识到环境复杂度对硕士研究生就业教育的影响，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充分合理地引入、利用组织外部资源，并紧跟时代变化改革就业教育课程，将就业教育的根基建立在丰富的体验性实践中。
转自：质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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