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幻想主题分析作为研究方法的文章持续出现，其中不乏顶刊文章，只看词义，好像幻想主题很难与严谨的科学产生联系，其实幻想主题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学术概念，是话语批判分析的一种路径。这篇文章虽然发在普刊，但是对幻想主题分析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对于了解这样一种新方法起到很大帮助。
作者：原永涛 曾娅洁
来源：《今传媒》2021年第9期
摘要
幻想主题分析（Fantasy Theme Analysis,FTA）作为一种流行的修辞批评方法，近年来渐被导入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但国内对此的系统深入讨论还不多见。本文首先通过文献回顾梳理了FTA概念、命题和操作要领，再从传播学视角阐释了它的方法价值和应用逻辑，最后反思其理论思想对于群体传播研究和公众认知研究的参考意义。结论认为，FTA致力于诠释群体乃至社会公众对特定议题的想象与认知图景，在既有的传播话语分析方法之外开辟了一条群体传播研究的有益路径；同时研究者也应谨慎关注它所呈现的群体幻象与社会真实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幻想主题分析;研究方法;群体传播;社会认知;
20世纪有两种学术思潮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是哲学和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由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人确立起来的分析哲学，普遍将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分析”[1]。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后工业社会背景下的人际关系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并引发了社会学思维方式的变化[2]；其二是社会建构学派的兴起。以伯格（Peter 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的经典著作《现实的社会建构》为标志，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社会是在表达主观意义的活动中建立起来的，而且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学理论中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是知识社会学安身立命的根基之一[3]。
当代传播学研究从这两种思潮中吸收了营养，分别发展出当前被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即话语分析和框架分析。其共同的前提假设是，新闻文本中特定句法或词语的选用代表了言说者对事件的认知，也暗示了其希望受众如何认知[4]。在这样的进路中，当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点从“传-受”效果分析中跳脱了出来，转而将各种符号、意义通过遣词造句、编辑方针等方式组建成一个有机整体，考察媒介讯息生产过程本身的内在规律[5]。这一进路的研究把媒介话语或公众话语作为分析对象，考察当事群体在社会议题中的意志、意识形态与行动策略；在研究过程中注重事实性数据资料的使用，以此建立群体话语策略与行动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不过，对语言分析和建构主义的理解还要求研究者既要从媒体或公众的话语中看到“说了什么”，也要经由语言分析来探明“何以这样说”。起源于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的幻想主题分析（Fantasy Theme Analysis,FTA）便提供了这样一种分析方法。本文首先梳理幻想主题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概念命题和操作要领，再从传播学视角阐明其在相关研究中的应用逻辑，最后反思它的理论思想对于公共信息认知研究的参考价值。
幻想主题分析（FTA）的基本理论
幻想主题分析是由明尼苏达大学言语传播（Speech-Communication）学者波曼（Ernest Bormann,1925～2008年）倡导的一种修辞批评方法，旨在通过对话语修辞的解析，揭示人们在字里行间折射出的对社会现实的认知。这种认知的核心特征是“想象性”，它在群体成员间的话语复诵（Chaining out）中形成，并被作为一种群体认知图式来能动性地诠释议题或事件[6]。
FTA的经验源头来自贝尔斯（Robert Bales）的群体互动研究。在一个被称为“戏剧化”（Dramatizes）的小群体交流研究项目中，贝尔斯捕捉到一种“群体想象事件”：在活跃、骚动、群情振奋的小群体交流中，群体成员共同塑造了某个想象中的戏剧性场景。群体成员们相信，在群体交流之外的另一个时空情境中，该场景将会由现实的或虚拟的人物再次“上演”；当这一幕发生时，共享这个想象的人们就会彼此做出心照不宣地反应，例如，互相投以会心的微笑。这些想象事件或片段在通俗意义上很像是英语表达中的“圈内笑话”（Inside joke），或者汉语中的“梗”，波曼称之为“群体幻想”（Group fantasy），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FTA这一修辞批评方法。
FTA的分析框架由三个核心概念组成，即幻想主题（Fantasy theme）、幻想类型（Fantasy type）和修辞景象（Rhetorical vision）。
幻想主题是构筑起想象事件的具体要素，包括情境（Setting）、人物（Persona）和行动（Action）三个主题片断。其外在形态表现为话语材料中的字词或单句，如“小猫”（人物）、“雨天”（场景）、“出生”（行动）。从波曼的描述来看，由这些幻想主题勾勒出来的某个群体想象实质上可以理解为一条戏剧故事线（Drama）。当人们分享一组彼此耦合的幻想主题时，就会将这些故事线勾连起来，建立起对社会现实的戏剧化认知，即在认知世界中构建出象征性现实（Symbolic reality）。
这种象征性现实被波曼称为景象（Vision）。由于话语修辞在景象构建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因此又称为修辞景象。修辞景象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图式，它折射出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判断准则，影响到人们解读某个社会现象的方式。在信息传播活动（如人际交流、阅听大众媒体）过程中，它能够被修辞线索（Rhetorical cue）所触发，从而激活当初建构这种景象时的认知状态，并通过主观诠释完成意义、情绪、动机和行动的反馈。
幻想类型是介于微观的幻想主题和宏观的修辞景象之间的一个中层概念，表示一系列具有类似故事线、情感、调性的幻想主题的集合。换言之，它是对若干个幻想主题的更抽象化、更一般性的归类。这种归类有两个意义，其一，是在一些较为复杂的幻想主题分析工作中，使从幻想主题到修辞景象的抽象和推导工作更具逻辑性；其二，是最为重要的，它为小群体景象走向公众景象的理论推演奠定了基础。在波曼看来，幻想类型的概念为更大群体之间分享修辞景象提供了证据：作为幻想主题的一般性抽象，幻想类型允许人们无须参考具体叙事就可以对幻想主题做出反应，由此持不同幻想主题的群体之间就可能分享共同的幻想类型，在更广阔的社会传播情境下，小群体的景象也就有可能扩展为公众景象[6]。
幻想主题分析（FTA）的操作方法
美国传播学者福斯（Sonja Foss）把FTA的操作要领归纳为三个步骤：1．从话语样本材料中寻找能够表明幻想主题或修辞景象的凭据（Evidence），其形式通常为字词、短语或句子；2．将这些凭据按照情境、人物和行动主题分别编码，从中提取幻想主题；3．基于这些幻想主题建构出修辞景象[7]。
在话语样本材料方面，波曼认为应包括录音录像带、手稿、回忆录以及研究者的现场观察等内容。后来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这些材料而展开的，例如，拉里克（David Rarick）等在分析1976年卡特在总统竞选中的媒体景象时，使用了新闻、评论、影像、竞选广告等多种资料[8]；凯伦·福斯（Karen Foss）和小约翰（Stephen Littlejohn）把公众的个人陈述和电影《后天》的影像画面进行对比，用以分析核战议题的修辞景象[9]；贝肖普（Ronald Bishop）使用了报纸和广播报道分析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罗杰斯（Fred Rogers）的媒体景象[10]。
幻想主题和修辞景象的提取工作，重点需要把握两个过程：一是戏剧化过程，二是话语复诵过程。研究者应呈现一个被分析人群展示或调整自身话语修辞的过程，例如，他们如何叙述自己的经历，如何戏剧化这一经历，如何运用外部环境事物来佐证个人的立场，如何通过话语修辞建构起一种总体性想象等。换言之，需要把握话语修辞之间的互文（Intertextuality）关系，即话语间的互相建构或渗透。在外在表征上，它既包括沿袭模拟、同化吸收，也包括反驳否定、批评嘲讽。研究者应在此基础上去分析抽取相应的幻想主题和修辞景象。
图1 幻想主题分析的基本概念和操作框架
作为传播研究方法的FTA
在传播学理论视野下，FTA的价值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它为传播学理解群体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了一种解释机制。群体成员因为共享的幻想主题和修辞景象而组建为修辞社群（Rhetorical community)[6]，与阐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舆论社群（O-pinion based group）一起构成了传播学理解群体的分析视角；第二，它有助于传播学从新的角度理解传播现象。例如，在宣传（Propaganda）效果问题上，塑造群体景象的过程也是持续分享情感、动机和意义的过程，宣传者只需不断向公众复述其修辞景象，就能强化群体意识，达成良好的宣传效果。又如，在谣言的形成机制问题上，FTA认为人们在信息掌握不充分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自己的修辞景象来解读议题，从而导致了谣言的产生；第三，有助于洞察群体的信息传播动机和行动。经由FTA分析，研究者能够有效地发现隐藏在话语讯息当中的动机，进而为预测其行动提供可能。对传播学来说，这为考察群体的“能动性诠释机制”奠定了基础，有助于解释群体何以对特定信息产生特定的理解，也有助于解释受众何以对传者的价值偏向产生心理认同或排拒，从而做出相应的举动。
当然，作为一种话语研究方法，FTA在实操过程中，必须面对与内容分析、批判话语分析和框架分析的比较。第一是FTA与内容分析以及批判话语分析之间的关系。三者在分析材料、操作方法方面都有一定的相似性，而根本的差异在于研究范式的取向。贝雷森（Bernard Berelson）指出，内容分析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客观、系统和定量[11]，鼓励使用统计学和计算机辅助分析工具。但是，这种分析范式往往导致研究者忽略了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意义[12]。批判话语分析的核心特征是意识形态批判性，它试图揭示话语如何参与意识形态建构、如何影响阅听者看待世界的方式[13]。而FTA秉持的是人文研究取向，它不但支持和肯定研究者的主观性，更将其作为精神基础来提供多元观点的诠释力量[14]。
第二是FTA与框架分析的关系。由戈夫曼（Erving Goffman）定义的框架理论，探讨人们对社会经验的组织管理和心理认知机制，目标是解答社会现实如何被建构的问题[15]。当代传播学研究引入框架分析方法，也是注意到媒介话语在现实认知中的建构作用，认为传播框架能够决定人们对某个议题是否注意、如何理解和记忆、如何评估以及做出何种反应[16]。从这一角度来看，FTA与框架理论的基本原理确有一定的相通性。区别在于，传播学框架研究主要关注议题的呈现方式，强调新闻生产中话语框架的人为操纵特性；而FTA虽然也采用了相似的方法和过程，但考察重心却偏向于最终结果，即群体的修辞景象，它既没有能力，也从未试图去建构景象或干涉景象的形成过程。
互联网环境下的FTA
互联网媒介环境为FTA的运用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网民在网络互动平台（如虚拟社区）的聚集构成了虚拟网络群体，他们通过发帖、留言、评论等形式展开网络传播活动，既模拟了线下群体互动，又保留了确切的文本数据。这一特性允许研究者在不介入或未亲历网络传播过程的前提下，能够对网络群体话语进行忠实、有效地抓取，更好地满足FTA的方法要求。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沿着这一路径展开，例如，陈宏对台湾“两岸家庭论坛”网站的研究[17]、达菲（Margaret Duffy）对4个仇恨群体网站的研究[18]、希利尔（Josh Hillyer）对SDN网络社区的研究[19]等。
除了帮助获取话语分析材料之外，互联网媒体本身也成为群体景象的缔造者。佩里（Stephen Perry）分析了美国电视儿童节目《罗杰斯先生的邻居》的观众对主持人罗杰斯的悼念网站PBSkids，结果发现，参与网上悼念的粉丝们来自全国各地、彼此互不相识，是《罗杰斯先生的邻居》让他们聚集到网站上来；但《罗杰斯先生的邻居》本身并没有成为他们的幻想主题，推动他们制造出完整修辞景象的其实是网络互动过程[20]。这一研究发现实际上呼应了“媒介即讯息”“媒介即隐喻”的论断，凸显出FTA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价值。
结论与讨论
总的来看，FTA的核心功能是发现和抽取人们通过主观意义表达而建构出的“象征性现实”（Symbolic reality）。这种象征性现实一方面以群体成员所捕获的经验材料、事实片断为依据，另一方面也承载了群体的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由此，FTA从群体话语分析入手，展示一个零历史背景的群体如何通过信息互动而发展出共有文化，力图诠释群体对特定议题的想象与认知图景。
作为一种传播研究方法，它遵循人文科学的定性研究范式，与定量研究互补长短，筑构出一条修辞批评与传播话语分析相融合有益路径。特别是在互联网环境下，网络群体具有明显的社会学的“集群行为”特征[21]，因此，FTA作为一种群体话语的修辞批评方法，有助于研究者更深入地理解网络群体间的认知割裂与意义争夺。
需要注意的是，在理论先驱波曼看来，群体幻想（Group fantasy）存在由小群体向社会公众扩散进而形成公共幻想（Public fantasy）的可能。由于这一扩散过程是通过群体间修辞幻象的分享和互动而实现的，因此，社会化媒体的广泛使用无疑将发挥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波曼的预言是正确的，FTA在当前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就具备了更深刻的应用价值。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FTA的关键概念“修辞景象”本质上是一种符号真实，不应被毫无保留地等同于社会真实；研究操作人员对分析对象（文本）的理解也会存在程度差异，进而影响其效度[22]。研究者对此应保持必要的谨慎，这也使得作为传播研究方法的FTA具备了更深远的应用价值和意义。
转自：质化研究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