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宠物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他者,其价值不仅在于玩赏或是陪伴,更在于唤起人们对于某种生存符码的联想与记忆。当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以猫为媒介的传播之道随之改变,人际间的距离也在以猫为核心的场域中粘合与离散。在探赜媒介化的猫对人际交往和人际传播影响的基础上,提出“拟情关系”的概念,指涉人们与猫虚拟的、想象的、人格化的亲密关系。对猫的移情与拟情,本质上是在大时代的洪流与小人物的焦虑中现代人丰富情感的安全投放,是中国社会结构变革下人际关系变化和社会心理变迁的一种折射。
关键词：猫; 媒介; 人际传播; 平衡理论; 拟情关系;
媒介化的猫与人际关系
曾经有人问起被称为“互联网之父”的蒂姆·伯纳斯·李,网络最出乎他意料的应用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小猫咪。1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推进,猫似乎已不再甘于现实生活中对“猫奴们”的“统治”,转而沿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渠道,在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延展属于自己的时空领地,成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
媒介化的猫拥有四重基本的内涵:第一,猫是一种具有独特性与区隔性的文化符号,象征着不同主人各不相同的身份、地位与品位;第二,猫自身作为一种媒介,可以将陌生的个体联结在一起,形成各式各样的吸猫迷群;第三,猫沿着媒介发展的方向,将自己的“地盘”从现实拓展到网络,从过去连接到未来;第四,猫能够不断催生出诸如“猫咪表情包”“猫主题咖啡”等形形色色的媒介样态和公共空间,进而丰富人类固有的传播形式。
如果从传播学视域探讨媒介化的猫对社会交往与人际传播的影响与作用,可以借由猫这一媒介洞察“猫奴们”的社交行为,一定程度上揭示转型期中国人际关系的变化及社会文化心理之症候。关注猫,本质上关注的是人本身。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
以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为主要数据收集手段,与养猫人士就养宠动机和社会交往等方面进行交谈,通过经验故事的叙述分享,可以更加细致深入地洞察人们豢养猫咪的内在心理、人际互动与社交往来。
笔者自2018年12月19日到2019年1月15日,共访谈24人,其中7人微信语音访谈,17人面对面访谈。在告知受访者访谈目的、数据用途以及匿名处理方式之后,征询调查对象的访谈意愿并互留联系方式,与其微信商定访谈时间和场所(咖啡馆、工作室、宠物医院、受访者家中等),访谈时间为20-90分钟。
围绕但不囿于访谈提纲进行提问,具体问题如“猫咪给您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养猫对您的社交有哪些影响”“您身边的人对养猫态度如何”等,受访者就其进行开放式陈述。当访谈至24人时,已无出现频率高于3次的类属产生,且类属之间也没有出现新的逻辑或因果关系,数据搜集理论上达到饱和。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受访者信息一览表
注:“数量”为受访者接受采访当时的养猫数;“猫龄”为受访者的养猫年限。
范畴提炼与模型建构
(一)开放性编码
在开放性编码阶段,研究者对访谈资料字斟句酌,反复阅读,紧贴数据建构代码。一级编码中,共获代码112个,涉及人际关系、社会交往、宠物消费、养宠缘由等多个维度。剔除出现频次少于3次的代码后,最终保留17个初始范畴,见表2。
(二)主轴性编码
第二阶段需要判断哪些初始代码最能敏锐地体现数据,随之将最重要、最高频的初始范畴归纳整合为更具指向性、选择性和概念性的主范畴。通过比对,发现一级代码初步指向“态度—行为—情感”三个维度,进一步概括和凝练后获得6个主范畴。与之对应的次要范畴及其内涵,见表3。
表2 开放性编码的初始范畴
表3 主轴性编码范畴
(三)选择性编码
数据分析发现“联结”和“障碍”成为以猫为介质的人际交往中的两个极端。猫的介入,一方面让人们的养宠观念、社交意愿和关系情感更加凝聚,另一方面又存在观念、行为和情感上的疏离,在联结与障碍的弹性伸缩中,人际距离至亲至疏,至近至远。据此提出“人际传播联结与障碍的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向左为关系递进,即人际联结;向右为关系疏远,即人际障碍;居中则体现人际关系的静态平稳。
图1 人际传播联结与障碍模型图
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通过对访谈数据的采集与深挖,研究建立了以人际联结和人际障碍为基本点的“态度—行为—情感”变化模型。访谈发现,媒介化的猫并非天然的连接器:一味地拉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人际距离,将散落在各地的孤立“原子”编织为关系网络;也绝非天生固有的障碍物:单纯地区别着“圈内”与“圈外”,阻隔不同人群之间的往来对话;而是在联结与分化的动态游移中,灵活地影响人际关系的张与弛,巧妙地催化人际距离的进与退。
(一)人际态度：失衡与平衡的调节恢复
当猫介入某一人际单元时,就在原本的人际关系中施加了一个新的实体,由此改变了养猫人与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之间的关系。这个重要他者通常是父母、伴侣、朋友等社会关系者。
根据海德的平衡理论,养猫开始之后的人际关系会处于平衡和不平衡两类状态。2如图2所示,倘若认知主体对猫和饲主二者的既有态度均一致(同为正或同为负),那么人际关系为平衡状态。平衡状态一(a):个体O养猫(X),认知主体P喜欢O也喜欢猫(X),P与O两人不仅彼此肯定,而且都是爱猫之人,人际状态平衡稳定;平衡状态二(b):个体O养猫(X),认知主体P既不喜欢O也不喜欢猫,P对O与X的评价方向一致,未发生认知层面的冲突与矛盾。倘若认知主体对猫或饲主二者中的一方存有先在的负面评价,就可能造成认知失调,产生两种不平衡的人际状态。不平衡状态一(c):个体O养猫(X),认知主体P喜欢O但不喜欢猫,此时认知主体P对养猫行为的态度包括拒绝、排斥、对抗等;不平衡状态二(d):个体O养猫(X),认知主体P喜欢猫但不喜欢O,两人虽然均为爱猫人士,但彼此好感度低甚至相互憎恶。在不平衡的人际单元中,关系双方或多或少都面临着一定的紧张感和压力感,成员之间无法长久地共处。因此,想要恢复关系的平衡,可以有如下几种选择。
路径一：(c)→(a),P改变对猫的认知态度,从反对、排斥转向妥协、接受乃至喜爱,从而扭转不平衡的人际状态。在所有受访者中,路径一的选择常见于亲密度较高的亲子关系和伴侣关系之间,而在普通的朋友关系和同学关系中则相对罕见。
见到猫之前我爸妈坚决不同意把“喵小爷”带回家,我当时很生气,非得把它带回去,见到猫之后他们就一句话都不说了。现在我妈还是最宠它的人。3
M01陈女士与其母亲因在养猫行为上存在认知偏差,关系曾一度紧张,造成暂时性的人际状态失衡。但随后,陈女士的母亲改变了对猫的心理预设,从反对转为认可,对女儿和猫的情感评价皆为正向,人际状态得以恢复平衡。在平衡理论的所有模型中,当人际单元内三个实体之间的关系均为正向时,如图2(a),人际状态表现为强平衡———一种最为稳定的关系状态。在这一模型中,人们对客体认知的高度一致,不仅消除了分歧带来的冲突,还能够凭借相似的观念与态度实现人际关系的强化,达到人际传播的联结。
图2 人际状态调节路径图
注：P为认知主体,O为养猫者,X为猫,“+”为肯定态度,“-”为否定态度;虚线为访谈中未发现的路径。
路径二：(c)→(b),P对O的态度从肯定转向否定,对O和猫的情感评价皆为负面,两人交往渐生嫌隙,关系朝消极端发展。受访者M03杨先生曾在宿舍豢养一只蓝猫,引起了某一舍友的不满,两人多次协商无果,最终关系破裂,处于冷战。在此过程中,杨先生的舍友(P)为消除宿舍养猫带来的不畅,选择与杨先生(O)正面对抗,双方僵持不下,其结果是友谊的结束。需要注意的是,在海德看来平衡状态是一种“无压力、无紧张”的状态,但从研究结果看,即便从失衡状态(c)转向平衡状态(b),这一单元内的主体(P与O)之间依然持有一定程度的不悦感,这种搁置矛盾的状态虽然稳定,但并非是毫无压力的,因此只能算是一种弱平衡状态。应该说平衡与否更多的是指向关系的稳定性而非愉悦性。
路径三：(d)→(a),P喜欢猫但不喜欢O,得知O养猫后,随之改变对O的情感评价,由否定改为肯定。
我本来挺烦我邻居,她经常晚上放很大声的音乐。随后有一天我在电梯里看到她拎着两个猫袋,就立马跟她搭上话。现在两家人也成了好朋友。4
在此,猫成为至关重要的联结媒介,因为共同的喜好,受访者M17与其邻居从形同陌路发展为来往频繁的朋友,从前的隔阂不但消解淡化,两人关系还获得了建设性的发展,人际距离实现联结。
路径四:(d)→(b),P喜欢猫但不喜欢O,得知O养猫后,P不再喜欢猫。在对24位养猫者的访谈中几乎无一人因与讨厌之人有共同的爱好而放弃养猫,这或许恰恰表明养猫是一种依恋性和持续性极强的行为。“一日吸猫,终身戒猫”。遗憾的是,“猫是‘戒’不掉的”,受访者黄女士(M23)说,“每隔几分钟我就得大吸一口,心里才踏实满足”。5“吸猫”能够产生一种欣快感和满足感,这种快感和满足让无数爱猫人士为之疯狂,为之生为之灭,也就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瘾”。“吸猫成瘾”是一种欲望的模式化循环,当人们享受它时,会产生一种特别的高峰体验。但当这种短暂的麻醉退去后,随之而来的是“愈得愈不足”的焦躁,人们又不得不重新进入新一轮的吸猫过程中。在习焉不察的情况下,“猫瘾”早已悄悄地镶嵌在他们的心理欲求和身体律动中,以至于“猫奴们”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地重复、再制,陷入这个循环而不能自拔。
海德虽然开创性地提出了人际状态的平衡模式,但只说明了关系的正负方向,即定性描述,而没有对这种关系的度进行定量的衡量,因而无法知道人际单元内各关系失调的程度和意愿改变的强度,以及面对不同的解决之道人们当何以抉择。心理学家卡里尔·鲁斯布尔特等人在对冲突反应行为的研究中,依照主动/被动和建设性/破坏性两个维度,将调和冲突的路径划分为四类:6(1)主动的、破坏性的脱离行为(exit behavior),如断绝关系等;(2)被动的、破坏性的忽略行为(neglect behavior),如冷战等;(3)主动的、建设性的交流行为(voice),如协商讨论等;(4)被动的、建设性的忠诚行为(loyalty),如忍让妥协等。研究发现,在失衡的人际状态当中,恢复稳定状态的路径选择依赖于认知主体对双方关系满意度的判断。满意度高的认知主体更多地选择建设性的交流行为或忠诚行为恢复平衡(如图2路径(1))。在冲突中宁可放弃自己的先在态度来配合对方的偏好,也不愿以牺牲关系为代价恢复稳定。相反,满意度低的认知双方则倾向于选择破坏性的脱离行为和忽略行为(如图2路径(2)),坚守自我的一贯认知,采取对抗性的消极行为处理或搁置冲突。应该说,这一发现是对海德平衡理论的补充与拓展。
(二)人际行为:内倾与外倾的两极游离
社会学家舒茨曾按照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互动频率将社交行为划分为低社会行为与超社会行为。7(P86-90)低社会行为指避免亲密的人际关系,不参加、不介入别人的社交活动中。与之相反,超社会行为则是希望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积极参与群体活动,具有外向型和表现型的特征。有趣的是,谈及社交行为,受访者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社交意愿的两难:一面抱怨养猫让自己丧失社交,宁愿“藏”在家中撸猫,也不愿出门逢场作乐;一面又欢呼猫咪拓展了自己的社交范围,“喝猫酒”“吃猫饭”成了猫友必不可少的聚会项目。在内倾、退缩和外倾、联结的徘徊和游离中,他们“越养猫,朋友越多;越养猫,越不想和人接触”。8
养猫者低社会行为的表现可以从“时间替代”的角度来考量。时间替代的前提在于时间有限的总量,各种行为的时间配置存在“零和”(zero-sum)特征。也就是说,某种行为的时间花费越多,其他行为的时间花费则随之减少。当个体陷入以猫为取向的世界后,用于撸猫的时间增多,就相应地减少了外出时间和与其他同伴、家人的交往时间。除了时间替代,猫同样拥有部分角色替代的功能。作为陪伴者,可以成为主人替代性或附加性的社会伴侣,提供与人际交往相类似的关系支持与情感支持;作为治愈者,可以辅助主人缓解压力,摆脱负面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撸猫能够完全取代其他一切的社会行为和社会角色,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相对挤压个体的其余时间,成为情感支持的补充性来源之一。
养猫者一面安守自己的一隅之地,深居简出;一面又十分向往社交生活,渴望在聚会中粉墨登场。这种内倾与外倾共存的社交意愿看似矛盾,但究其渊薮,离不开分众化交往和圈层式交往的出现和推动。“我现在交朋友都先问对方是否养猫,不养就不交”。9与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不同,圈层文化根植于共同的趣味兴致、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其主体是一群志趣相投但又有层级之别的共同体。就养猫者而言,对吸猫群体的认同一方面是鉴别排斥,将自己从非养猫的普罗大众中抽离出来,以此确认自己“猫奴”的身份与位置;另一方面是接近靠拢,使个体与“吸猫”群体更加相似。在初始阶段区别出圈内人与圈外人之后,依照猫咪品种、养宠观念、消费水平的不同,进一步在同一圈层内区分出不同的团结,形成一个内在多元的模式。这意味着,圈层交往是一个不断分裂、聚合、再分裂、再聚合,不断寻找最高关联度目标,直到个体之间最为相近相像的动态过程。
(三)人际情感:心理距离的弹性伸缩
如果说相通的性情是圈子形成的起点,那么共同的情感则是圈子维系的关键。但研究发现,猫咪在强化人们情感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际障碍,使得原本密切的关系滑向疏离。
1. 情感深化
“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出友谊是在哪一瞬间形成的。正像往盛器里一滴一滴加水,总有那么一滴使盛器里的水溢出;在表示友情的行为中,总有那么一次终于使我们感动”。10(P60)两百多年前詹姆斯·博斯维尔的一段话点明了情感的形成并非天生或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交流与互动,在时间的积淀下孕育而成的。参照社会渗透理论,受访者与他人情感的联结大致经历了定向阶段、感情交换阶段与稳定交换阶段三个阶段。
定向阶段:在欧文·阿特曼和达尔马斯·泰勒看来,定向阶段是社会渗透的第一阶段,人们只进行简单的、礼仪性的沟通。10(P71)这一阶段之于养猫人,体现于较为单一的猫系话题。猫系话题是爱猫人士之间打开话匣子、开启破冰之旅的重要利器,倘若得知对方同样养猫,便会产生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心理距离马上拉进。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也好像认识了许久,没有什么生疏感。11加了微信后,他给我发了好多他家猫咪的照片,聊起天来基本上不会冷场。12
在定向阶段,人们的交谈不涉及个人信息,只是谈论以猫为中心的相关话题,包括信息分享、经验交流、求助支援以及晒图晒视频等。
感情交换阶段:到了感情交换阶段,人们的交谈开始跳出单一的宠物话题,逐步涉及一些个人情况领域,交谈范围层层展开,“禁区”慢慢减少。在访谈中,受访者M09介绍说自己曾从58同城领养了一只狸花猫,并与其前主人成为了微信好友。
在领养猫咪时,它的前主人希望接受回访,或是给他发些猫咪的、视频。刚开始我俩只是谈些猫咪的奇闻逸事,但现在他们公司的年会,他女朋友的体重,他的车坏了都要跟我说一说。有时我出差,还会把猫咪寄养在他家。来往多了,慢慢也就成了较好的朋友。8
随着交往的深入,双方的交流范围从以猫为主体延伸至个人生活和工作学习。彼此之间自我披露得越多,情感的防备便会越少,人际关系进而从泛泛交往逐渐递进加深。
稳定交换阶段:最后关系进入稳定交换阶段,双方的契合度提高,不必顾忌话题的隐私性,甚至愿意托付人际信任。人际信任是信任广泛内涵中的一个子范畴,用以指涉对某种人际关系的信心程度。信任的养成有赖于施予者和受托人在时间之河中反复多次的往来与互动,没有相当程度的自我披露与情感积淀,信任也就很难凝结和稳固。
到现在,猫咪的前主人甚至把他家的钥匙都给我了,希望在他出差的时候我能过去帮忙照看他的美短。8
从最初的领养相识到微信的交流相知,再到线下聚餐和私人空间的展示,受访者M09与前饲主因猫结缘,彼此之间私人信息的交换越发频繁,最终两人的情感关联得到加强。
2. 情感淡化
猫对人际关系所造成的情感间离,首先体现在以是否养猫为标准划分出的“圈内人”与“圈外人”之间。双方冲突的等级越高,对关系的满意度越低,情感分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在亲子关系中,由于放弃关系的代价通常大于获得事物的补偿,因此,情感的裂隙往往只是暂时性的,在后期易于修复。然而,与亲子关系不同,普通的人际关系之间因猫产生的情感裂痕较难愈合,一旦关系破裂,就可能是长期的隔阂。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受访者M03因与舍友对宿舍养猫行为有不同意见,长期僵持不下,最终导致友谊的结束。
我和那个同学已经吵过好多次了,现在是谁也看不惯谁。估计下学期不是我搬出去,就是他搬出去。13
情感的淡化不仅发生在“圈内人”与“圈外人”之间,也发生在同是“猫奴”的“圈内人”之间。受访者M05苏先生与其夫人虽然都爱猫,但在宠物疾病的治疗观上两人经常发生争执,严重时甚至“冷战”多日。如苏先生的猫咪“朵子”曾感染猫瘟。在苏先生看来,动物都有自身的生存之道,无须人类过多干涉。但苏先生的夫人则认为应该及时治疗。在与丈夫争执无果的情况下,苏夫人只好独自将猫咪送至医院,陪伴猫咪进行了8天的治疗。14
当然,情感的深化与分化、信任的增强与削减并非跳跃式地从一极到另一极,两极之间存有一条“液态的过渡地带”。也就是说,首先,媒介化的猫未必绝对造成情感的变化,在两极之间,仍存有情感维系和保持不变的中介状态。当人际关系中的一方认为猫的存在无关紧要,那么,猫对人际情感的调节几乎微乎其微。只有当猫的介入干涉或影响到双方的正常交往时,情感的天平才会发生倾斜。其次,无论是深化还是淡化,猫对人际情感的影响程度有强有弱,可以是强深化也可以是弱深化,可以是强淡化也可以是弱淡化。最后,情感影响的结果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双方斡旋与时间的调适下游离于凝聚与分化两端。
结论与讨论
(一)猫时代:大时代的致郁与治愈
转型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大时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轰轰烈烈的剧变。对于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站在哲学的高度曾经作出过精辟的概括:“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5(P82)这一观点启示我们,社会时代对个人行为具有先在的制约性和控制性,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其行动无可避免地受制于外在的社会大环境。时代越大,个体的存在感将会越小,对自我、对生活、对命运的把控实际上将更加困难。个体小时代与社会大时代的跨度和落差,使现代青年在享受更加完备的物质满足的同时,不得不承受比先辈更多、更大、更难以抗拒的压力和焦虑:求职、工作、购房、育儿、婚变……形形色色的负重交错相逼,使不少现代青年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全球有超过3亿名抑郁症患者,其中中国抑郁症患者将近1亿人,抑郁症已成为中国15-29岁年龄组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16目前,中国养猫人群的主力军集中于20-35岁的城市青年,38%是1988-1993年出生的年轻人,26%是1983-1987年出生的上班族。可见,猫族人群与抑郁症高发群体在年龄上十分接近。虽然我们无法确认抑郁症与养猫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猫愈来愈成为都市青年情绪释放和情感慰藉的新出口。
大时代中,芸芸众生在社会的“苛求”与“责难”下艰难生存,在无力改变自己与他人生活的窘境之下,猫是相对能够掌控和抓得住的。人类可以按照自身的愿景将自我的喜好投射于猫,使其过上自己所期许的生活,弥补内心深处某些遗憾。猫时代,与其对应的不是催人奋进的“小确幸”,而是得过且过的“丧文化”和“宅文化”,种种类似的亚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新缩影。在学者杜骏飞看来,丧文化是青年人的一种习得性无助与自我反讽,17无论是亲身经历过的挫败,还是来自上司和朋友的负面评价,抑或是源于社会环境中耳濡目染的负能量,均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当代青年,使之形成无助、颓丧的消极心理模式。表现在心态上,是对自己的低落、颓败,对他人的淡漠、拒绝,对社会的无力、无望,对命运的聊以卒岁;表现在行为上,是漫无目的的拖延、无病呻吟的叹息和逃避现实的御宅;表现在语言上,则是出现了诸如“贫穷限制了我的生育能力”,“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等自我嘲讽、自我安慰的话语风格。猫,正是在这样一种难以找到自我位置和意义的时代背景下,给予了一批青年一种能够容纳自我、发挥价值的主宰感和成就感。
(二)猫的品性与精致的现代都市人
猫的品性带有与生俱来的孤傲、高贵和慵懒,它们在自己圈定的势力范围内内卷封闭,以最安全的方式、最柔韧的身段将自己蜷缩隐匿起来,不合群也不愿被打扰。这种特质与现代都市人精致的气质轴线十分契合,猫之于他们,就像一面镜子,从中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和精神向往,即一种基于物质满足基础上的随性和自由。
在现代都市人的世界中,精致与颓丧并不矛盾,都是他们生活心态的一体两面。这种精致不耽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修饰,还包括精神、思想和情感上的精益求精。一些画家在创作作品时,可能满身颜料,不修边幅,但他们依旧对艺术一丝不苟;一些白领在项目策划时,可以手拿汉堡,熬夜通宵,但依旧追求小资格调;一些通勤即便在地铁中挤得丢盔卸甲,但他们依旧向往诗与远方。那些一边“示弱卖丧”,一边触底反弹的都市人虽然自我呈现消极颓丧,但内心尚且乐观,甚至因“丧”而“燃”。他们或许遇事便感叹生不逢时,或许频繁在朋友圈中无病呻吟,或许作息黑白颠倒,永无规律,但是在看似粗糙逼仄的生活表皮之下,仍然葆有内心的高贵与精致。应该承认,所谓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是大多数人的理想生活,但也往往是芸芸众生的一个美丽的乌托邦。面对国内普遍存在的文化断层、功利主义以及生活压力,都市中的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这种生活状态的可能性其实很低,而猫正好填补了这份空缺,它安静、独立、随性、慵懒的品性正是都市中人们精神与情感细腻的表达。拥有一只猫,似乎便拥有了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的诗意生活,成为大时代与快时代里的一股清流,尤其为众多城市居民所热慕。
(三)拟情关系:人类丰富情感的安全投放
以上论述将人类对猫的拟人化情感定义为拟情关系。拟情关系是个体对某一人或物虚拟的、想象的、人格化的亲密关系,可以是双方的两情相悦,但更多情况下,只是单方的一厢情愿。比如,一些“猫奴”因担心猫咪在冬日受寒,常常主动给它添衣保暖,但猫的体感未必真冷,只是主人单方推己及人的一种主观臆想而已。从人际传播学来看,亲密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亲密关系强调高依赖性、高承诺性和不可替代性;狭义的亲密关系往往局限在亲子、夫妻和恋人之间。但无论广义还是狭义,亲密关系归根结底是情感交流的问题,是在人际间平等的语境中与他者、与自己交流情感。拟情关系正是把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和依赖迁移至宠物等他者身上,将它们视为自己的“儿子”“宝贝”或“家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总体观之,拟情关系的萌发与生长,离不开以下两点原因。
1. 理性型人际关系下的情感缺位
无论是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抑或美国学者克雷顿·奥尔德弗提出的“生存”“关系”“成长”ERG(Existence,Relatedness,Growth)需求理论,人类需求不外乎情感型与理性型两种。需求的二分法决定了人际关系建构拥有两个维度:情感维度和理性维度。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居的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土地为生存依托,土地的不可迁移性将人们长期固定在彼此熟悉的乡土社会中。闭塞狭小的地理特质、团结协作的农业生产以及强烈的乡党意识促使人们经常性地面对面互动。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人际关系的构建往往以人缘、人情和人伦三者为核心,18言谈行事不仅需要合乎逻辑,更需要合乎人情。而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时空、人与信息的关系都朝着短暂性和瞬时性发展。社会的快速变迁使得人际关系的构建也由以情感为核心向以理性为轴心倾斜。然而,理性维度的人际关系通常建立在诸如财富、权势和地位等资源之上,可量化也可计算。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情感因素的完全抹杀,但是,当这类强调目的性与工具性的交往日渐成为人际传播的常态时,就容易滋长冷漠、市侩、麻木的社交心态,导致人们一面渴望真情实意的交往,一面又对人际接触望而却步。情感需求的无处安放,致使人们只能将亲密关系的想象移情至宠物身上,把宠物视为自己最为真诚、亲昵的陪伴者。
2. 人类丰富情感的安全投放
毋庸置疑,人是情感最为丰富的动物,需要感知爱与被爱、保护与被保护、尊重与被尊重、接纳与关心的生命体验。学者们将这些来自于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能量传递称之为社会支持。一般分为情感支持、信息支持、物质支持以及陪伴支持四类。遗憾的是,表面上看,以互联网和物联网为标志的智慧型城市让人类的交际无远弗届,朋友圈的点头之交成百上千,微博上的粉丝不计其数。人们每日与越来越多、越来越广的陌生人发生联系: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但这些社交平台上的“好友”关系已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真朋友”,相反,仅仅是一些临时性和浅表化的“伪关系”,与真正的人际交往相距甚远。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63.1万对,较2016年下降7%;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437.4万对,比上年增长5.2%。离婚率的增加和结婚率的走低自然而然带来出生率的萎缩。19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全国出生人口1523万,出生率为10.94‰,创1949年以来历史最低值。20这意味着,即便是人类最亲密的关系也在面临着相当的窘境。逐步走向独子化、少子化、单身化和老龄化的社会趋势加速了猫型社会的生成。朋友间的淡薄、情侣间的争吵、夫妻间的猜忌与亲子间的隔阂,使现代人在难以把控的人际关系中颠沛流离甚至心若死灰,对亲密关系只能敬而远之。较之于人际关系的多变性和风险性,拟情关系是相对可控和稳定的。将猫作为一种拟人化的亲友,避免了现实中关系的冲突与断裂。猫一生的“契约”伙伴只有主人,纯粹而简单的信任、承诺、陪伴与关怀,恰恰满足了现代人对情感较为强烈的占有、控制和支配欲,成为人类丰富情感的栖息地。
经过几千年漫长的演化,猫从捕鼠家畜到全民萌宠,再衍变为一种传播媒介,折射出当代人尤其是都市青年人群的生存境况和精神变迁。加速变革的时代语境下,猫也许还是那些猫,但人已经不再是那些人。在人与猫的互动中,社会在艰难前行。因此,关注猫,实际上是在关爱人。
本文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作者：许孝媛
转自：学术资源大全 2022-05-15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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