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14日是2022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以“技能：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一起看本期推荐文章
产教融合是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质和培养技能人才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产教融合在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技能人才、扩大就业创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给新时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带来一系列新机遇和新挑战。产教浅层融合已不能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决策部署的战略需求，也难以为行业企业和生产一线培养出高素质技能人才。由此看来，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势在必行，其不仅是新时代特别是“十四五”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议题，也是我国“推动教育优先发展、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贯通、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战略性举措”。立足新发展阶段，在深入学习领会党和国家产教融合相关政策精神的基础上，对新时期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多重背景、丰富意涵和可行路径等进行系统探究，对优化职业教育供给结构、健全职业教育办学格局和完善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等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彰显产教融合价值功能、促进教育与产业统筹融合发展等提供有力支撑。
新时期产教深度融合的多重背景
（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产业新职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近年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创新技术为引领的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逐渐在生产、流通和生活等领域掀起变革浪潮并催生诸多新行业、新职业、新业态，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秩序和彻底改变传统管理模式的同时，有力推动人类社会全面进入数字生产力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抓牢技术和产业两大核心要素并推动二者持续创新发展是人们主动适应和科学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我们要通过国家科技力量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和释放发展动能，要在着重发展战略产业、稳步发展支柱产业和适时淘汰滞后产业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进而建立体系完备、衔接有序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人才链。因此，产教深度融合不仅能进一步拓展职业教育发展空间、完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还有助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传播先进技术经验和促进高质量就业创业，让更多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让更多新技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调适和应用，进而为准确把握和主动应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有力的技术引领、人才支持和产业支撑。
（二）开放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逐步形成，培育更多经济发展新动能迫在眉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我国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开放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则是对我国经济循环体系的升级改造，是事关发展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势必会对经济结构、产业升级、科技革新、人才培养和资本积累等产生深刻影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要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关键支撑、以创新创造为主要动力、以高端高质高新产业体系为重要支柱，把科技、劳动力与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协同投入实体经济，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紧密度，进一步拓宽经济发展空间、挖掘经济发展潜力、激发经济发展动力，充分依托战略资源和比较优势，探寻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产教深度融合将持续推动职业教育有效融入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融入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大逻辑”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三）党和政府密集发布产教融合相关政策，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强度和力度不断加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围绕产教融合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2013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将“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作为深化办学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制度。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从国家层面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写进国家政策文本之中。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强调“深化产教融合对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对着力推进成果转化等具有重要作用”。由此来看，深化产教融合不仅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也成为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议题。2016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是我国首个产教融合专项文件，也成为深化产教融合进程中的标志性文件。该文件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高度，以制度化的方式对我国深化产教融合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进行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并将产教深度融合从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有序延伸。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对“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等内容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同年9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试点布局建设50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等”。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等作出更加科学、具体的规划和指导。产教融合相关政策密集发布和组合部署陆续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推动产教深度融合的决心和力度，同时也将产教深度融合延伸到普通教育、区域经济、城市发展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等领域。
（四）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仍存在诸多短板，产教深度融合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
在党和政府的密切关注和持续推动下，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在发展格局、功能彰显、企业融入、供需对接、协同育人、质量评价和保障支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同时也存在诸多发展短板。一是相关利益主体对产教融合未能形成科学统一的认识，存在认知曲解和定位偏差。地方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研究机构等多从自身责任担负和利益获取等角度看待产教融合问题，对党和政府关于产教融合的决策部署缺乏科学认知，各方在推进产教融合进程中思想观念各异、持有态度不一、参与程度多样，未能有效形成发展合力。二是产教融合有效支持机制还不够完善。尽管中央已针对产教融合进行决策部署和统筹安排，但地方政府、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等仍未能及时出台针对性、可行性强的配套方案，用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仍然存在。同时，产教融合涉及的产业要素融入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相关政策机制仍较为缺乏，如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管理机制、财税用地激励政策等。三是产教融合“多元、开放、联动、共赢”的发展格局仍未全面形成。当前，地方政府、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在开展产教融合时仍处于“分界合作”，远未达到“跨界一体”的层次。如：各主体功能职责和资源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各扫门前雪”态势较为普遍；主体间“多向对接”时地位不平等、沟通不顺畅和配合不密切，“校热企冷”或“校冷企热”现象严重，在个别地方因“设备捆绑”出现职业院校受制于行业企业的问题；相关合作平台或载体匮乏，校企双方均表现出较高的合作意愿，但因没有合适的合作项目或平台而止步。四是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尚处于浅层合作、短期融合阶段。目前产教融合在整体上仍处于有还是没有、多还是少的“量”的“表层”阶段，对发展质量和层次水平的考量还不够深刻和充分。在推动产教深度融合方面，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质量不高、吸引力不强、社会影响力不大。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严重影响产教融合相关政策有效落实落地和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亟待科学解决。
新时期产教深度融合的丰富意蕴
（一）产教深度融合的内涵界说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和类型特征，根植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产教结合、产教融合和产教深度融合的发展演进和改革变迁的轨迹中，是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质。“当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已成为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才开发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从词组构成来看，产教深度融合是一个意蕴专属的主题词组，产教是产业与教育两大主题或领域的缩减，此处的“教”更多指向职业教育；融合意指多个不同事物结合为一体；而深度则是属性词，主要指深浅的程度，用来表示触及事务本质的程度或事务向更高阶段发展的程度。从党和国家发布的产教融合相关政策来看，产教融合实质是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密切衔接、有机融合、相互支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集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科技服务、成果孵化等为一体的办学模式或发展体制。2011年10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首次提出“促进产教深度合作”。经过十余年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我国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共生”基础、“协同”基础、“动力”基础和“反馈”基础等逐渐夯实，产教深度融合逐渐延伸到普通教育、产业要素、区域经济、城市发展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等领域，产教深度融合的“育人效能”“经济效能”“社会效能”等也进一步得到彰显和强化。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产教深度融合在领域延伸、对接需求、搭建平台、优化模式、人才培养、制度突破、资源配置、科研引领、企业主体作用发挥和发展利益共同体建设等方面被赋予更多新的发展意涵，见图1。科学把握产教深度融合新意涵，是做好产教深度融合系列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经济结构调整、教育体系构建、技能人才培养和社会系统变革等层面进一步明晰产教深度融合的新意涵，在领会政策精神、建构协同体系、完善体制机制、搭建融合平台、加快成果转化、做好科学评价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二）产教深度融合的耦合逻辑
“‘耦合’最初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意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体系通过各种方式相互影响的现象，而良性耦合则是在系统之间形成要素、结构、功能和模式的匹配，使系统相互协调从而提升运行效率”。在新发展阶段，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以产业发展为基本面向和重要支撑，而产业转型升级则需要职业教育在人才、技术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因此，新时期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耦合逻辑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要素耦合阶段。职业教育的构成要素有师资、课程、技术和设施等，而产业涉猎的要素则有土地、技术、人才、资金以及信息、管理、金融和服务等。两个系统的要素在整合优化和跨域配置中实现良性耦合。一方面，职业教育要素要主动对接产业变革需求，主动转化为产业变革所需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产业变革收益和创新动力要积极反哺职业教育，进一步更新办学理念、完善育人方式、调整专业设置、优化课程资源，促进要素在两个系统之间双向流动、合理配置。二是结构耦合阶段。从某种角度来说，职业教育的结构是多种多样的，如层次结构、专业结构、学科结构和布局结构等，而我国的产业结构则可分为产业类型结构和产业内部结构。职业教育相关结构的设置、调整和优化要符合我国产业结构变动态势和演变规律，要契合我国某一产业根本属性和类型特征，甚至可以向上延伸到供应链或向下拓展到销售链，建立专业、智能、循环的产教深度融合价值链。三是功能耦合阶段。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肩负着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养技能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维护社会稳定和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职能，对产业功能发挥具有引导和推动作用。同时，产业功能的充分发挥也将进一步助推职业教育功能的达成。四是系统耦合阶段。从宏观视角来看，职业教育系统主要包括要素、结构、功能和模式，其中，模式有“双元制”模式、“学徒制”模式、“冠名委培”模式、“订单培养”模式、“产学研用创”模式等。产业模式则更多指向产业变革新模式，特别是在发展新格局框架下形成的产业变革新方式、产业升级新路径、产业结构新态势。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可在多主体、多领域、多环节、多要素方面实现螺旋式耦合，最终实现两大系统的良性耦合。
（三）产教深度融合的动力机制
动力是一切力量的来源，具有动态性和累加性，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推动力量。作为校企合作高级阶段的产教融合，每一次变革、每一次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强大的推动力。系统探究产教深度融合动力机制问题，实则是在教育与产业两大系统内外部动力因子推动下，相关主体或要素根据特定的运行方式和协调规则，实现收益最大化并达到动态平衡。从系统论视角来看，产教深度融合动力机制至少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动力激发阶段。在此阶段，产教深度融合复杂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给予的刺激作出相应调整和响应。二是动力合成阶段。该阶段要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与问题状况是紧密相连且完全契合的，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识，集聚最强资源、凝聚最大合力，最大限度满足相关利益主体的需求，激发这些主体参与产教深度融合的主动性和创新性。三是动力保障阶段。产教深度融合作为一个复杂开放的社会系统，需要组织领导、制度支持、市场导向、资源投入、科研引领和社会拉动等为坚实保障。动力因子作为动力机制系统中最活跃的构成要素，会对动力机制系统的结构和运行产生影响。从中微观层面来看，产教深度融合的主体动力因子主要有国家推动力、市场驱动力、职业院校内动力、行业企业支撑力、社会拉动力。聚焦到职业院校层面，产教深度融合的动力因子主要有教育理念导向力、办学条件吸引力、内涵发展驱动力、内部资源支撑力、人才培养执行力和成果转化影响力等。在对产教深度融合动力机制发展阶段和动力因子理解性解构和阐释的基础上，探明产教深度融合动力因子运行逻辑和作用轨迹，见图2。
新时期产教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思想引领，做好科学谋划，为产教深度融合定向布局
思想是话语的内涵，是行动的先导，一切行动和实践都需要思想的引领。改革越深入、矛盾越复杂、利益越交织，越是需要用正确的思想引领前行、谋篇布局和指导实践。站在产教融合新的发展阶段和奋斗起点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用思想启迪智慧，用理论武装头脑，从中汲取真理力量、思想力量、实践力量和创新力量；要加强对产教融合相关政策文件和制度文本的学习和研讨，全面提高利益相关主体对产教融合政策的知晓率、熟知度和执行力，在学政策、懂政策、用政策过程中进一步创新思路、挖掘资源、拓展空间、培育动能、破解困境和提升效能。一是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形势研判，科学谋划。从全球局势新动态、国内发展新形势等战略高度对产教融合发展进行科学研判，为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产教深度融合工作指明方向、理清思路、把握节奏和勾画重点。同时，中央相关部门还应进一步加大产教深度融合宏观指导力度和科学谋划力度，从国家层面作出战略性决策部署和整体性制度安排，为地方政府、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开展产教深度融合进行政治赋权并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路径参照。二是地方政府应立足区域发展实际和地方资源特色，科学规划产教融合空间布局和发展模式，配足资源，补长短板。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统筹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主体，建立全域统一、跨域融合、多维联动的产教深度融合共建共享机制，组建专门机构对区域产教深度融合的发展规划、空间布局、设施衔接、运行模式和效能输出等问题进行系统考量，为本地产教深度融合定好向、搭好架、筑好基、赋好能、发好力。三是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应进一步发挥主体作用，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和特色资源，对产教深度融合进行长远考虑和整体设计，职业院校应把产教深度融合全面融入办学育人全过程，行业企业最大限度地把产教深度融合融入到社会责任担负和发展利益诉求之中，积极探索“产业+行业+企业+职业+专业”的产教深度融合发展理路。
（二）加大制度供给，完善体制机制，为产教深度融合保驾护航
在某种意义上，制度是社会普遍认同的复杂、系统的行为规则，是维系活动和关系的基本法则和行为模式，是在特定活动领域中较为稳定和正式的社会规范性体系，通常具有习惯性、确定性、权威性等特点。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以加大制度创新和供给为突破口，破除无效制度束缚，提高产教深度融合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有效性，为新时期产教深度融合支撑起更新的制度空间、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加大制度创新和供给，不仅要提升制度供给的有效性，更要打通制度执行的递延性。一是中央部门应进一步协调国家发改委、教育、工业和信息化、人社、财政、国资等部门，建立产教融合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打通各单位、各部门之间沟通联络和团结协作渠道，组建专班研制产教深度融合专项政策，较2017年产教融合专项文件要有更多新的实质性突破，并督促相关单位基于业务范畴和职能定位及时出台配套方案、制定任务分解清单。同时，中央相关部门还应进一步加强与立法机关的联系，积极推动“产教融合促进法”立法工作，“从政策供给到法律供给既是产教融合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发达国家开展产教融合的惯常做法，也是我国教育立法工作的宝贵经验”。二是省、市（地市级）两级政府应加快出台符合区域实际、彰显发展特色和契合自身诉求的本区域产教深度融合指导性制度和支持性机制。进一步优化政府统筹管理、行业企业积极举办、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多元办学体制，完善并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完善资产评估、产权流转、权益分配、人员管理等制度；完善并创新相关利益主体参与产教融合的组合式激励政策（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等）；建立产教深度融合利益交换机制，确保相关利益主体在产教深度融合中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完善职业院校经费支配机制，并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面给予一定比例的自主支配权；出台本地区产教深度融合发展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制度等。两级政府在科学研制上述制度政策和体制机制时，应邀请相关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实践一线代表深度参与，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三）增强统筹协同，满足多方需求，为产教深度融合赋能聚力
产教融合是一个复杂、系统、开放、动态的社会性活动，产教融合程度越深，这些表征就会越突显。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开放、共享、智能的发展阶段，相互合作、协同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基本主题和鲜明标识。产教深度融合，单纯依靠教育力量是不现实的，要在尊重并满足各方合理利益诉求的基础上，统筹各方力量、集聚各种资源、凝聚强大合力成为推动新时期产教深度融合的必然选择。这既是产教深度融合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多主体协同、多系统耦合、多要素发力、多链条推进的新时期产教深度融合协同体系就显得尤为关键和迫切。“多主体协同”意指要在两个层面建立既高度统一、紧密协作又相对分离、自成一体的多主体协同网络。以教育事业为参照镜像来说，需要跨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多领域人才和资源要实现有序流动；以政府职能为考量主体来说，需要协同发改、教育、人社、财政、工信等多个职能单位，促进各职能单位、各相关部门在认识上高度统一、政策上深度兼容、工作上无缝对接、协作上步调一致，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多系统耦合”主要是指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要实现螺旋式良性耦合。此时的教育和产业两大系统，既是供给的提供者，也是需求的创造者，双方均需要通过创新供给来挖掘潜在的新需求，进而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层面实现教育和产业两大系统的动态平衡。因此，两大系统均需充分发挥各自在类型、资源、结构等方面的优势，精准对接需求，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多要素发力”是指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涉猎的所有要素要精准、持续发力，实现多点驱动、同向聚力，进而为产教深度融合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还要促进教育和产业两大系统要素在不同领域、不同层维、不同环节实现多向融合和优化组合，力求实现“1+1>2”。“多链条推进”意在回归产教融合目标主旨，着力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这需要从更高的站位和更宽的视野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在多链条中实现流动和转换，接续扩大各链条共同利益而形成的融合状态，并积极探寻进一步融合的条件、动因和空间等。
（四）坚持内涵发展，突显特色优势，为产教深度融合强基固本
产教深度融合作为教育和产业双向深度互动的理想状态，指向两种发展规律和行动逻辑。职业教育遵循教育的规律和逻辑，产业则遵循市场乃至经济的规律和逻辑。实现教育和产业的深度融合，意味着二者在坚守自身发展规律和行动逻辑的同时，还要去学习、适应对方的规律和逻辑。基于此，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则需要在两种发展规律和行动逻辑的框架下进行，并在保持各自发展内涵和特色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资源整合和利益统筹。从更加综合的视角来看，促进产教深度融合，需要抓好三个环节：一是夯实保障。政府、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应进一步加大推动产教深度融合的有效性投入，做到新兴或重点专业优先投入、基础或长线专业持续投入、低效或淘汰专业及时调停；应进一步配足配优专业人才，做到人岗相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事尽其功”；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全面建立“政府统筹、因需设岗、合理定责、结构优化、动态管理”的网格化管理体系，突出适用性和实效性；进一步加大对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成果的宣传和推广，引导广大民众了解和认识产教深度融合，引导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产教深度融合。二是抓牢支点。在政府的统筹指导下，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应进一步围绕专业设置、课程开设、教材编制、师资建设、基地建设、社会培训、技能服务等发展支点，做优特色、做强品牌、做大成效，分批次、分领域打造引领产教深度融合的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三是科学评价。“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价值具有主体性，其大小由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来决定。产教深度融合需要多主体协同，其成效如何也理应由这些主体从自身发展规律、行动逻辑、领域特质和效益输出等方面进行科学评价，而不是由某一主体单独决定的。相关单位和部门在坚持“破立并举”的原则下，应进一步加强产教深度融合诊断类、激励类和增值类的过程性、综合性评价，更新评价技术和手段，提高评价的专业性、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建立主体协同、指标完整、结构合理、权重科学、诊断精准、激励长效的产教深度融合评价体系就成为重中之重。
（五）加强科学研究，加快成果转化，为产教深度融合增智添力
在某种意义上，科学研究是人们在一定技术、手段和设备支撑下认识客观事物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的主观性实践活动。其通常起源于经验类问题和概念类问题，在揭示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发展规律、指导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由此来看，科学研究将在理论引领、技术支持、实践指导和成果孵化等层面为产教深度融合提供有力支持。教育科研机构作为专业型智库，应充分发挥服务决策、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引领舆论和协同战线等职能作用，为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增智添力。一是瞄准国家战略部署和发展需求，加强产教深度融合理论与实践研究，特别是基础性、前瞻性和储备性政策研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产教深度融合的内在规律、行动逻辑和发展模式，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产教深度融合模式。二是科学把握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社会变革和转型等新形势和新趋势，创新服务产教深度融合的方式和手段，发挥好大数据在产教深度融合中的状态监测、成效追踪、问题预警和态势预判等重要作用。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加大调查研究。聚焦产教深度融合难点堵点问题，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寻求破解产教深度融合难题的有效策略和方法。四是积极开展产教融合政策宣讲解读，主动用权威观点和专业知识回应民众关切问题，提高政策知晓率和民众支持度，推动政策落实落地。同时，还应密切关注产教深度融合热点问题和舆情动态，加强预研预判，做到早发现、早应对。五是增强成果生产和转化意识，加快成果转化市场化进程。协同政府、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建立健全成果生成、发布和转化机制，进一步拓宽转化渠道、搭建转化载体、创新转化形式、缩短转化周期，进而加快产教深度融合成果转化的市场化进程。
来源|《职业技术教育》2022年第10期
作者|王敬杰、杜云英（中国教科院助理研究员）
转自：中国教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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