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何佳鑫 香樟经济学术圈 2022-05-07 07:30
原文信息：
Eckert, Fabian; Mads Hejlesen and Conor Walsh. "The Return to Big-City Experience: Evidence from Refugees in Denmark."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22：103454
01引言
在很多国家，大城市的平均工资往往高于相对偏远的城市。在控制个人特征后仍然如此。然而，是大城市使人的生产力更高？还是生产力更高的人才会选择在大城市？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
以往的实证研究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来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人能力差异（Glaeser and Mare （2001）; D’Costa and Overman （2014）; De La Roca and Puga （2017）; Combes, Duranton, and Gobillon （2008））。然而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到迁移的内生，即哪些人会迁移到大城市。迁移的选择可能会使估计结果有偏。
相比之下，这篇文章以丹麦难民被随机分配到哥本哈根（唯一的大城市）和其他城市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大城市经验带来的回报，可以较好地解决个人选择带来的偏误。作者发现，难民最初在各个地区的小时工资相似。与分配到其他城市相比，被分配到哥本哈根的难民每年工资和收入增长速度会快35%左右。一些难民会在初次分配的几年里后迁移到其他城市，使得处理效应被低估。因此，作者估计了真实的处理效应，得出大城市经历回报的上界。估计结果表明，在大城市工作20年的个体与没有在大城市工作的个体之间，城市工资溢价约为17个百分点。
文章证实了城市工资溢价的动态因果效应，扩宽了已有文献。此外，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大城市回报的机制，指出城市工资溢价主要由个体在不同地点选择的公司类型、行业和职业产生。
02背景和数据
丹麦难民疏散政策
1986年之前，逃到丹麦的难民可以自由选择住居城市。大多数难民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使得这些城市面临较大压力。为使难民分布得更均匀，丹麦政府在1986年启动了难民疏散政策，按当地人口的比例在各城市分配难民。根据该政策，难民在获得庇护权之前先居住在红十字会，获得庇护权后可以合法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先被分配到15个郡临时居住，再由郡分配到分到各个城市。当地的政府工作人员只能获得难民的出生日期、婚姻状况、子女人数和国籍信息，根据这些信息随机分配。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关于受教育年限和家庭收入等与个人能力相关的信息，也没有见过难民，这使得在控制前述的可观测因素后，难民被分配到大城市和其他城市是随机的。难民在迁往最初指定的市镇后，才被允许请求重新分配。
文章的研究设计仅依赖于初次分配的随机性。难民在指定城市定居后，接受为期18个月的社会援助和丹麦语课程。虽然当地市镇会敦促难民留在指定城市，但没有强行限制搬迁。然而，研究大城市经历回报，初次分配的持久性非常重要，作者对此进行了讨论。如Figure 2 所示，即使在后15年，78%的样本从未离开过他们首次分配的区域。对于部分难民离开初次分配区域的情况，作者在实证部分还有进一步讨论。
以初次分配为准实验，文章实证策略分两步：首先，文章验证了初次分配到大城市对终身工资增长的处理效应；其次，作者利用初始分配的持续时间来研究该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大城市经验回报的因果效应。
2. 数据和样本选择
文章数据主要来自于丹麦统计局，主要数据集是雇主-雇员配对的面板数据，涵盖1986-2012年丹麦的全部人口，包括获得庇护权的所有难民。该数据包含工资收入、职业、行业和城市等信息，作者将其与包含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行政数据进行匹配，得到文章所需的变量。参考Damm and Dustmann（2014），作者将样本限制在19-55岁的成年男性。由于移民疏散政策不会作用于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移民，夫妻双方移民间隔的时间短时才会受到政策约束，因此文章排除了在配偶移民12个月后到达丹麦的样本。Table 1 展示了难民和本地人个人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平均而言，难民比本地人更年轻、孩子更少、已婚比例更低，最终样本包括20493名受该政策约束的男性难民。
2012年丹麦共有560万居民，首都哥本哈根都市区容纳了200万人。其余360万人生活在三个二线城市（Aarhus, Aalborg, and Odense）、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作者使用1986年丹麦271个城市之间所有工人的通勤路线和分层聚类算法，构建了23个通勤区。Figure 1 显示了由此产生的本地劳动力市场。在这篇文章的分析中，作者将区域分为两类：哥本哈根通勤区和其余通勤区。作者将哥本哈根视为大城市，将被分配到哥本哈根的处理效应视为大城市经验的回报。
03 大城市经验带来的回报
1. 初始分配的处理效应
在简单的对数-线性模型中，初始分配可能会使工资-经验曲线在截距和斜率两方面存在差异。难民在某个地方可能会有更高的工资，也可能会有更快的工资增长速度。文中将截距的差异称为静态处理效果，将斜率的差异称为动态处理效果。这些影响只取决于难民初始分配的位置，而不是难民当前所在城市。在之后的章节中将它们作为大城市经验的回报(return to big-city experience）。
文章的识别要求在控制相关变量（assignment controls）后，初次分配是随机的。处理效应的回归模型如下：
图片为小时工资对数或年收入对数（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图片为t年时工人i在丹麦的工作总年数，图片为初始分配是否在大城市（哥本哈根），在大城市时取1，图片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群体固定效应、国籍固定效应以及与难民分配相关的变量（assignment controls）。Table 2 为主要回归结果，被分配到大城市对初始小时工资没有显著的影响。然而，第（1）列结果表明，每增加一年的经验，被派往哥本哈根的难民工资就会比被派往其他地方的难民经验回报增加0.81个百分点。第（2）列和第（3）列分别为高学历（高中及以上学历）和低学历（高中以下学历）或学历信息缺失的样本结果。Table 2的右侧将年收入的对数作为因变量，初始分配到大城市的难民年收入相对更低。然而，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意味着被分配到大城市的难民将在大约3.5年后赶上并逐渐超过被分到其他地区的难民。
为证明经验回报的差异并不是大城市和其他城市总体上存在不同工资趋的结果，在Figure A.1中，作者展示了1986-2010年哥本哈根和其他地方所有在职丹麦人的平均小时工资变化趋势。样本期间两个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的变化没有系统差异。
由于只能观察到有工作的个体工资和收入，被分配到大城市的处理效应可能源自于是否工作的个人选择。Table 3是处理效应的广延边际（extensive margin），即分配到不同城市对难民劳动参与的影响。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是否参与劳动（从不工作的人取1），控制变量与方程（1）相同，样本被分为高学历和低学历人群。分配到一个城市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群体中存在差异。分配到哥本哈根对高学历人群的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但会使低学历人群不参与工作的概率提高大约4%。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在大城市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具挑战性，这说明在大城市参与劳动的低学历群体能力更强。在文章的其余部分，为防止动态处理效应是来自劳动参与的个人选择偏误，作者重点关注高学历群体（大约占基线样本的55%）。
Table 4 剔除了被分配到哥本哈根的样本，比较二线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工资溢价。动态溢价较小，但符号为正。同样地，作者还从样本中剔除分配到二线城市的难民，将分配到哥本哈根的工人与分配到更小城市的工人进行比较，发现更强的动态效应。总体而言，动态处理效应会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而上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在附录中，作者还通过重新定义通勤区、非参估计、加入工作经验与人口规模交乘、替换解释变量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作者参考 De La Roca and Puga（2017），发现城市规模溢价在本地居民中也存在。
2. 大城市经验回报与处理效应
上一小节证明了被分配在大城市的难民工资增长更快。然后，在初始分配后迁移到别处会使动态处理效应的估计变得复杂。在这一小节，作者允许部分难民在初次分配后会迁移到其他区域，讨论动态因果效应和大城市经验的真实回报的关系。
假设有两种类型的城市（用c表示）：大城市（c = b）和小城市（c = s）。取均值后工资和经验的关系如式（2）：
其中，图片表示不可观测的个人能力，图片是在城市c中积累的工作经验，图片是工作经验回报的因果效应（causal return），图片是结构残差，包含其他决定工资的因素影响（例如好的工作匹配或工作转换）。图片和图片并不必然为0。
文章假设图片，即大城市的经验回报高于小城市。方程（2）允许大城市产生个人能力的工资溢价，这使得个人能力在大城市更能获得价值。由此可能会引出文章的核心问题——选择偏误。如果更有能力的工人因为在某个城市受益更多而更可能搬到那里，那么观测出的工资差异只能反映不同地点平均能力的差异，而不是城市本身的生产力优势。特别地，作者定义大城市经验的因果回报（causal return，记为γ）为：大城市相对于小城市一年工作经验的额外回报，即图片。作者将难民分为两个子集：B表示被分配到大城市的难民，S表示被分到其他城市的难民。自然实验保证被分往不同城市的难民能力没有显著差异，即图片。难民在被分配后可能会重新发生迁移，使得因果估计变得复杂。作为基准，将分配后没有迁移设置为“理想”状态，假设以下情况：
（A.1.） 工人不会在不同的分配区域之间移动。
该假设保证了工人所积累得工作经验都是在初始分配区域完成的。因此，以初始分配为条件的处理效应即为大城市的工资回报。对两个子集，分别将工作经验对工资回归，所得系数估计值的差异图片满足：
其中，图片表示图片的方差。β被定义为大城市经验的回报（return to big-city experience），是这篇论文的主要关注对象，既包含大城市经验的因果回报（图片），还包含与工作经验相关的其他工资决定因素。例如，大量文献表明，随着工人获得经验，他们为生产力更高的公司工作，也就是说，他们爬上了工作阶梯（如Baum-Snow and Pavan （2012））。如果工人在大城市更快地爬上这样的阶梯，这会通过图片改变大城市的经验回β。
然而，前文的Figure 2表示并不是所有的难民都留在初次分配区域，假设A.1.存在局限性，初次分配后的迁移会改变文章所估计出的动态处理效应的含义。为了解难民再次迁移的具体影响，作者进一步放松假设：
（A.2）难民在初次分配后立即离开分配区域然后不再移动的比例为ϰ。
将集合S中从小城市移动到大城市的难民记为图片，图片的定义刚好相反，分样本回归后的估计系数满足：
这个方程展示了再次迁移选址对估计值产生的两种偏误：当存在难民在被分配后迁移时，ϰ>0，产生迁移偏差，动态处理效应会低估大城市经验的回报β；当迁移的人与没有迁移的人存在能力差异（即图片或图片非零）时，会产生选择偏误，低估大城市经验的回报β。
在图片图片的假设下，我们可以得到大城市经验回报的上限。为此，作者仅对从不跨分配区域移动的个人重新估计基准方程（1）。首先，由于工人不会移动，估计值不会受到上文所推导出的迁移偏差的影响。其次，这样去除了高于平均能力来到哥本哈根却被计算为非哥本哈根的样本。同样的，也去除了能力更低迁移到非哥本哈根却被视为哥本哈根的样本。这样估计出的处理效应会产生向上的偏误。
Table 5为重新估计的结果。支持了前文的论述，仅保留从未迁移的样本所得的经验回报差异值高于全样本（Table 2）。对比两表的结果，可以发现高学历人群的经验回报在0.74%−1.05%。对于文章的其余部分，作者交替参考了动态处理效应和大城市经验回报。
04 大城市经验回报与可观测特征
作者在这一部分从一些可观测特征解释了大城市经验回报的来源。
首先，作者研究了不同地区可观测到的职业特征对大城市经验回报的解释程度。例如，动态处理效应反映出难民开始在劳动力市场上从事相似的入门工作，但几年后，被分配到哥本哈根的难民会选择更高薪工作。作者将20个行业分为三组：低技能服务（如住宿和餐饮服务）、高技能服务（如专业服务和科技活动）和体力劳动（如制造业或建筑业）。同样地，作者将10个职业分为三组：高技能职业（如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低技能职业（如服务和销售人员）和体力劳动者（如设备和机器操作员）。企业或机构类型主要按小时工资的分位数排序分类。
被分配到各个地区后，多数难民最初从事低技能服务工作。然而，随着经验的增加，被分配到哥本哈根以外的难民主要转为体力劳动，而那些被分配在哥本哈根的难民则进行高技能工作。为了估计职业和行业特征对大城市工资溢价的解释力度，作者重新估计方程（1）。如Table 6所示，依次加入职业、行业和公司类型固定效应后，交互项的系数逐渐减小，说明逐渐选择生产力更高的工作是大城市经验回报的主要渠道。
其次，作者研究了其他可观测特征，教育、种族和工作时间的影响，但并未发现这些特征可以解释大城市经验回报。具体可以看原文。
05
结论
这篇文章用自然实验为大城市更高的经验回报提供了因果证据。逐渐选择大城市中常见的行业、职业和公司可以解释大城市经验回报的很大一部分。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城市可观察的工业结构对理解空间工资差异的决定因素至关重要。
文章的研究结果也对评估20世纪90年代欧洲国家实施的难民疏散计划具有重要意义。就工资前景而言，文章的结果表明，被安置在大城市有利于难民。由于在疏散政策之前，难民更倾向于在哥本哈根，该政策会损害他们在政策实施期间抵达丹麦的平均工资增长。目前已有文献也广泛支持这一结论。
Abstract
We offer causal evidence of higher returns to experience in big cities. Exploiting a natural experiment that settled refugees across labor markets in Denmark between 1986 and 1998, we find that refugees initially earned similar wages across locations. However, those placed in Copenhagen exhibited 35% faster wage growth with each additional year of experience. Faster sorting of workers toward the type of establishments, occupations, and industries typically found in cities accounts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is urban wage-growth 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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