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业升 外语学术科研网 2022-05-05 17:34
提要：认知翻译学仍然处于“借”的地位，且目前的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作为一门正在成长中的学科，认知翻译学研究者需要逐渐克服已有的不足，不断产出系统性的新知，才能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强的生命力，让学科之树壮大起来。本文立足翻译学的发展历史和有关学科建构的认识，重点阐述认知翻译学发展中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重要关系，具体包括：1）认知翻译学与输入学科的关系；2）翻译问题与非翻译问题的关系；3）认知翻译学与已有翻译理论或理念的关系；4）认知翻译学研究方法中的两对关系，即问题与方法的匹配，经验实证方法与人文解释方法的结合；5）认知翻译学与新型翻译实践的关系。
关键词：认知翻译学；输入学科；翻译问题；方法；新型翻译实践
1. 引言
一门新学科的形成一般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具有专业组织从事有关研究工作；二是在学科研究中使用独特的语言范畴（术语）系统；三是采取特殊的研究策略和方法；四是遵从具有潜在性、公共性、层次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基本的和特有的规则。经过30余年的发展，认知翻译学已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范畴，并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多元化的融合，条件二和三已经具备。而近年来由中国学者发起并主办的多次认知翻译学主题的国际和国内研讨会，2019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认知翻译学专业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和2021年《语言、翻译与认知》的创刊，都是认知翻译学在中国确立学科地位的标志性事件，大大促进了认知翻译学在条件一和条件四两方面的发展。认知翻译学在我国已然成为一个富有生机、充满多样可能性的研究领域。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认知翻译学仍然处于“借”的地位，是翻译学界相对边缘的学科，其研究队伍规模较小，已有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作为一门正在成长中的学科，这些都是自然的。但是，认知翻译学研究者需要在成长中逐渐克服已有的不足，不断产出系统性的新知，才能消除对它的误解，从而使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强的生命力，让学科之树壮大起来。
本文立足翻译学的发展历史和有关学科建构的认识，重点阐述认知翻译学发展中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重要关系。
2. 认知翻译学与输入学科的关系
作为研究翻译主体内在认知行为的新兴学科，认知翻译学目前可笼统地看作一门综合认知科学内若干分支学科对翻译所涉及的译者认知能力、认知资源、认知过程和策略等进行研究的边缘交叉学科。它以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为主要理论基础或输入学科，探讨译者的语言认知活动和心理行为，并结合（认知）文化语言学、认知文体学/诗学和认知叙事学等新学科探讨译者的文化认知特征和认知风格（谭业升 2016，2020）。
认知翻译学可以借用其他认知科学分支的理论、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但不等于输入学科的应用分支。如果仅仅将翻译活动作为开展认知分析的实验场景或语料来源，则不能建构真正的认知翻译学。一门学科的特征在于它不依赖于其他学科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应反映在它的研究对象、范畴体系与研究方法和规范等方面。
就其独特性而言，作为“借用者”（O’Brien 2013）的认知翻译学如果要立足于认知科学的大家庭，需要在认知翻译学和认知科学其他学科分支，尤其是核心认知科学之间进行更好的双向互动（Muñoz Martín 2017），既要引进核心认知科学（如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模型、理论和概念，也要输出/整合（Stefanowitsch 2011）。具体说来，认知翻译学可以选择性地从核心认知科学中导入模型和方法作为其研究的基础，也可以将自己的模型导入这些学科中进行实证检验和整合，或可以将翻译学本身的成果转化为认知科学的核心研究课题，努力使我们的研究对此领域以外的学术研究产生更直接的影响。在输入理论模型和方法时，需要在两代认知科学的视野下，明确认知翻译过程研究预设的认知观和认知理论框架，需要澄清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采用与所选认知理论框架相一致的结构和模型。
在与输入学科的关系中，认知翻译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有关翻译本质的认识离不开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认知语言学基于使用的语言观对我们重新认识翻译的本质和翻译学的核心概念具有指导性作用。如果把翻译学研究比作大树，那么语言学就是其根系中最粗壮的一支，如果离开了语言材料的分析，翻译学就无法从实践中汲取足量的活水。Tan（2009），谭业升（2012），文旭、肖开容（2019）和Rojo & Ibarretxe-Antuñano（2013）等专著或论文集较集中地反映了将认知语言学融入认知翻译研究的成果。
3. 翻译问题与非翻译问题的关系
处理好翻译问题和非翻译问题的关系，也就是决定对何种翻译问题进行研究。在处理这一关乎研究取向的关系时须注意两个大的方面：译者的心理现实性和翻译的内部与外部因素。
3.1 译者的心理现实性
区分翻译问题和非翻译问题涉及对译者心理现实性的理解，涉及生态效度的问题。虽然认知翻译学有多个输入学科，但不能直接把输入学科的问题，如认知语言学或认知心理学的问题（前者如某种英汉语言结构上的认知差异，后者如双语表征的有关问题）当作翻译问题，还要看译者的心理现实和认知状态。比如有关双语表征的问题，Muñoz Martín（2017）指出，心理学中的双语互动激活+模型或BIA+模型（van Heuven & Dijkstra 2010）可能有助于解释一对一和一对多直译的结果。但是，鉴于双语表征研究中的争议，参与两种双语词汇通达模式的辩论可能会偏离研究的方向。我们需要界定研究上的共同基础和差异，一方面参考双语心理词典架构的证据，另一方面要基于译者的心理现实来躲避心理学中的纷争，提出具有译者独特性的问题和研究框架，要关注译者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语言使用者的独特之处。这种区别和独特性在双语表征问题上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启动效应的层次。现有双语心理词典或双语表征研究主要涉及词汇层面的启动效应，而在翻译过程研究中，也存在其他层面的启动效应假设，例如跨语言结构启动的普遍性、同一语系中句法结构相似的语言之间的启动、句法结构差距大的语言之间的启动、语篇结构启动效应等。
第二，心理语言学的垂直假设认为，双语者或译者理解原文的过程不受目标语言的影响，继而进行语言转换，然后在没有原语影响的情况下产出译文。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原语的语法和词汇属性应该只有在语义相关这个意义上才能影响目标语言。如果是这样，当替代语法形式选项具有相同含义时，译者不应该在语言之间重复句法形式。相反，横向水平假设认为，原语的特征可以影响翻译，或者是因为目标语言在译者对原语的理解期间已经被激活，或者因为在目标语句的产生期间原语保持激活，因而预测译者会跨语言重复句法和语言形式的其他方面。目前的理论争议在于翻译在多大程度上是垂直的或者水平的（Ruiz et al. 2008）。
需要强调的是，从别的学科出发所发现的问题未必真的会成为翻译问题，未必是具有译者心理现实性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往的语言学路径翻译研究中已经有过较多的教训。Toury（1995）指出，在分析原文基础上假定的问题在翻译中可能并不是实际的问题，而实际的问题可能只有通过识别和参照相应的解决方案之后才能确定。此外，即使所有潜在的困难在对原文进行彻底分析之后得以确定，一些初次分析后没有表现为难点的问题却可能在重新审视之后成为新的问题，翻译中出现的修正就很能说明这一点。翻译过多部余华作品的汉学家译者Allan Barr（白亚仁）曾经敏锐地指出，语言形式给翻译带来的挑战不像一些传统语言学视角研究所假定的那样，不仅指特殊的语法结构和特殊文化俗语、谚语等，那些看起来简单的、与英文具有相同或相似句式的中文句子也会成为翻译的难点，而从语言学或其他理论视角出发却往往会忽视这种困难（白亚仁 2014）。
认知翻译学的研究不能忽视翻译认知加工作为言语认知加工这一基本点。由于实验设计的需要，以往的翻译过程研究往往局限于较低层次的语言认知加工单位，较多关注句级以下或较短语篇材料的加工，在句级以下加工的研究中强调其作为输入刺激的启动作用，对所涉及的复杂概念化和推理过程探讨较少。翻译认知研究的核心应该考虑言语认知加工的更多方面和层次，尤其是高层次和综合性的言语认知加工（谭业升 2012，2020），需要更多考察翻译所涉及的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距离，考察和谨慎对待实验环境下的心理现实性与真实工作环境下的心理现实性之间的距离，如此才能提出更有价值、更能反映翻译过程生态现实的问题。大量基于眼动和ERP技术的翻译过程研究使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实验设计，如近年来较为热门的话题有隐喻表达vs.非隐喻表达，规约隐喻表达vs.创新隐喻表达，形式为基础的加工路径vs.意义为基础的加工路径，习语表达vs.非习语表达等。这种二元对立设计有利于实验的开展，也有利于产出明晰的实验结果，但是本质上都把言语认知加工的问题作了简单化处理，能否真正反映动态复杂的翻译过程，值得怀疑。在设计实验之前，需要基于理论研究对语言现象和翻译能力的构成进行更加全面生态的描述，提出具有明确的理论旨归且真正符合译者心理现实性的问题（谭业升 2020）。
3.2 区分翻译内外的问题
处理好翻译问题与非翻译问题的关系，须正确区分和联系处于同一因果链条上的翻译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由于翻译外部因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一些学者看来，与外部因素有关的问题不是翻译问题。
Barr（2012）曾经就余华小说译本在美国的接受度发表过类似于悖论的评论：“余华小说在美国的接受度不好，原因很多，与其他中国作家英译作品在美国的接受度一样，翻译再出色，也很难说能够改变当前的整体状况。与之相关的问题中，也许影响意义最小的是翻译的问题（Problems of translation, indeed, may be the least significant of the issues that have a bearing on the reception of Yu Hua’s work.）。”这里的“翻译的问题”指翻译内部的问题。
翻译作品的营销是否成功与翻译的内在质量有关，但是前者毕竟是外部问题，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判定并不简单。比如之前有基于Amazon评论、Kindle销量和图书馆借阅量的研究，我们不能基于此类数据判定译作质量，不能将销量等同于产品的质量，不能把作为跨文化传播行为的翻译完全等同于经济行为，也就是说，要对翻译内外问题进行区分。
比如，陶忘机翻译的Short Stories in Chinese: New Penguin Parallel Text（2013）在销量上比他的小说译作There’s Nothing I Can Do When I Think of You Late at Night高出很多。后者在北美的出版销售排名在百万之外，而前者一经推出，其销量就超过了陶忘机翻译的所有作品。但是从质量看，后者在评论界获得好评，而前者的文字印刷差错率较高。这种反差可能在于前者的读者定位是汉语学习者，双语对照本满足了功利性阅读的需求，而后者仅推出精装本，影响了销量（李涛 2015）。评判译作不能单纯看销量，因为作品的定位群体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在研究中要发展更客观的内外问题关联方法。
4. 认知翻译学与已有翻译理论或理念的关系
在认知翻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引入新的认知分析框架时，有“新瓶装旧酒”的嫌疑。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这一“新瓶”逼迫我们重新思考已有的翻译理论和理念。
认知翻译学本质上是对翻译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它要对以往研究中帮助我们认识翻译和进行翻译分析的范畴进行重新评估，展开元批判。基于认知科学有关人类认知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对翻译本身进行重新定义，对翻译学的核心或重要概念（如翻译过程、转换、对等、创造性、翻译共性、文化译介等）提出新的认识或进行澄清，使某些概念更具可操作性，从而有利于今后的研究。
有关认知翻译学的分析框架与已有翻译理论或理念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
一方面，国内外翻译学界的理论性构念不少，但少有与之配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翻译现象分析框架。如果没有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构念也就只是构念而已，行之不远。如果翻译学没有对翻译文本的系统描述和解释框架，即使不断导向新知，那也只能在构念里空转。一旦构念的轮番登场和空转成为学科的主流，那么翻译学也就会沦为炒作观念的学科。
另一方面，基于认知翻译学特有范畴的分析框架必须与已有的翻译理论和理念进行有效的嫁接或融合。之前的翻译研究也有语言学的分析框架，比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框架、功能语言学的分析框架、语用学的分析框架等。然而，由于在翻译观、可操作性、译者心理现实性和概括度等不同方面存在问题，其多少都受到传统对等理念的束缚，未能充分体现出价值和优势。认知翻译学的语言认知分析框架必须克服以往语言学研究路径的缺陷和不足，须在澄清和重新认识翻译学核心或重要概念的基础上，有效融合生态翻译学、翻译社会学和文化翻译研究的有关理论和理念，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唯有如此，才能进一步挖掘和发挥认知翻译学自身的优势。
在将认知翻译学范畴与已有翻译学理论或构念融合时，必须坚持一些原则和标准。在讲授认知翻译学课程时，一位博士生问我：“有学者分析隐喻翻译的时候用到了等价映射、配价映射、换价映射和变价映射，但是没有对‘价’进行具体的概念界定，请问这几种映射概念是认知语言学或其他学科已有的理论术语还是作者自己的理论创新，可不可以借鉴并且结合图式—例示概念分析隐喻呢？”我的回答是：“‘价’如果可以丰富例证分析的框架，当然可以接受，但需要对其作出明确的界定才可。如果换成已有的‘值’也可，换成‘意义’‘意象’也可，那这种概念就是不必要的。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须把它剃掉。有利于产生新知，尤其是系统性新知的概念可以接受，不利于产生新知的就要摒弃。”
在认知翻译学研究中，如何引入新的分析范畴或概念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需要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脱离译者的实践，全盘引入其他学科的概念，且没有在分析上导向新知；另一种是盲目扩大某一概念，使其“包打一切”，这不利于未来精确地分析现象，不利于发现新知。两种倾向都势必造成“新瓶装旧酒”的印象，对于认知翻译学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认知翻译学要在充分认识原文和译文关系、认识翻译的核心认知过程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核心理论或构念，并且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相配套，创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
5. 认知翻译学在研究方法上要处理好两对关系：问题与方法的匹配、经验实证方法与人文解释方法的结合
Wundt（1874）提出，心理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实验的内省法，只能用于感觉、知觉、注意、反应时间、联想等简单的心理过程；另一种是心理产物分析法，用于研究复杂的心理过程或社会心理。这种不同问题采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的观点在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认知翻译学领域已达成的共识是要坚持过程研究和产品研究相结合，引入具有主体间性的实证研究方法和进行多维聚合论证，促进以主体为中心的研究和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的融合，弥补各自的不足。
认知翻译学研究要坚持经验实证方法和人文解释方法的融合。谭业升（2020）将翻译过程研究方法按照数据来源和测量指标大致划分为五类：言语报告法、行为测量法、生理测量法、文本语料分析法和补充方法（如民族志和社会学的情境调查法、问卷调查、访谈和小组焦点座谈、互联网介导调查法、广义思维报告法等）。将广义思维报告法也作为一种补充方法，把译者的典型副文本、访谈和评论翻译的著述等都作为研究某方面翻译问题的材料，其背后的理念就是出于对上述关系的考虑。
将多维度的产品和过程研究有机结合，基于译者的广义思维报告考察文本翻译中复杂的制约因素，包括赞助人、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可更好地揭示译者的认知状态、认知能力的构成和认知加工机制。
在选择某种研究方法进行翻译问题研究时，需要考虑选择最好、最适合的方法，努力尝试用不同方法去探讨某一个问题，而不是偏好或推崇某类方法。比如，键盘追踪和眼动跟踪等实验方法可以很好地呈现译文修改过程和翻译的具体认知路径，但是用它们来评判翻译的质量就不是好的或可以匹配的方法。什么问题可以在实验环境下探讨须作出明确的区分，警惕精致的平庸主义，警惕技术崇拜。
Hansen（2010）指出，翻译的实证研究正不断努力达到科学研究范式所要求的严格标准，但是翻译过程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高度定性的研究资料，其中包括非常复杂的心理—社会事件的主观观察。如果仅仅在实证科学范式的框架内来考察翻译过程，或许是将如此复杂的人类翻译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在探讨人类翻译的整体特性时，不应该忽视人文学科（如文学）范式下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应该找到经验实证科学和人文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和路径。
6. 认知翻译学要处理好与新型翻译实践的关系
这里的实践是一个广义概念，既指传统的个体译者的文本翻译实践，也包括国家机构或政策主导的翻译实践，同时还包括新技术条件下的新型翻译活动实践，以及在翻译技术冲击下的翻译教学实践，等等。一门新的学科只有能够反映和促进新形态的实践才会具有生命力。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要处理好与新型翻译实践的关系。
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些处于边缘的翻译类型成员，包括不同的变译类型、不同技术组合条件下的翻译以及不同媒介、语码、模态融合的翻译，逐渐凸显并向核心靠拢，大大影响和改变了翻译范畴的构成，而认知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也应随着新型的翻译实践不断扩展。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器翻译成为全球语言服务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机器翻译+ 译后编辑（MT+PE）模式成为翻译服务业普遍采用的工作流程时，亟须发展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全面系统地描述、解释和评估人机互动工作模式下译者的认知状态和认知加工过程。在机器翻译的影响下，翻译职业的重新组织和定位更加侧重跨文化干扰等因素形成的人类翻译的附加值（the added value of human translation）（Massey 2019）。这将是文化翻译认知研究的新课题。
在信息技术推动的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日益深入民间，国家形象与民间形象息息相关，文化外译实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亟须突破以往的文化观念和离散的研究模式，引入新的认知翻译学理论概念、分析框架和实证方法。参照Muñoz Martín（2010）针对一般翻译的认识，认知翻译学的文化翻译研究若聚焦具有统合性的认知维度，可以减少文化译写实践变异性和多样性的困扰，产生更具适应性的知识体系，促进国际传播和交流。在传播媒体，特别是自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不应仅停留在抽象的群体性差异预设上，认知翻译学的文化翻译研究将更加强调个体内在文化认知表征的重要性。
7. 结语
认知翻译学与认知科学互动互促，其研究成果数量不断增加，研究队伍稳步扩大，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但如果能够处理好涉及理论、方法和实践等多个方面的重要关系，相信会有更大的发展，也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注：本文选自《语言、翻译与认知》（第一辑）第69—77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作者简介
谭业升，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外国语》编审。主要研究领域：认知翻译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翻译学、汉学家小说翻译与中国民俗文化外译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