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骆世查 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 2022-04-18 14:32
经由全球媒介的中西互动：《北华捷报》的信息交换网络（1850-1866）
作者 |骆世查
内容提要
《北华捷报》是西方商人在华所办持续时间最长的英文报刊，它的出现与以英帝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海外的扩张密切相关，作为新帝国主义通信网络的一个节点，《北华捷报》不仅向殖民帝国世界提供了中国现场的信息，也为中国沿海口岸及周边中西交合的经济文化生活带来了跨国、跨界、跨领域的全球信息。论文将《北华捷报》的信息交换网络作为一个全球媒介发挥作用的个案，从这份报纸在具体历史场景中的诞生与发展切入，进而透过全球信息在不同媒介中的转引来考察这一网络的实际构成。全球媒介平台或信息渠道的相互引用奠定了多元信息基础，转引的不同方式、手法、策略推动了全球媒介的铺设，转引网络中不同媒介载体的运用亦呈现出独特的全球性。
关键词
全球媒介 中西关系
北华捷报 信息网络
正文
《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及其多次改版后的系列新闻纸是中国近代史上由西方商人在华所办持续时间最长的英文报刊，但立足于这份报纸本身生产实践的专门性研究还相当有限。《北华捷报》的出现与以英帝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新帝国主义”的总体战略下在精心挑选出来的中国城市上海布置势力节点的背景密切相关。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中西互动如何在当时创建之中的全球信息网络中得以展开遂成为最重要的问题。
但何谓全球信息网络并非不言而喻。“全球化”作为一个关键词，几乎是所有相关概念都绕不开的一个辨析比较对象。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当然也影响了全球信息网络的浮现，而全球性媒介及经由其间的中西互动也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展开。古柏(Paize Keulemans)就认为明朝的灭亡应该被看成早期近代世界的第一个全球性新闻事件，其创新之处在于利用了中国本土的信息网络，包括小道消息、私人信件、公开布道、庆祝歌曲与插图诗等方式，以论证它们如何推动了“全球新闻”的产生。他的提示非常关键：我们使用“新闻”一词可能造成目的论叙事，即把当代的概念非历史地应用于历史时期。
相应地，就本文的关切而言，我们同样需要追问，“全球”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的全球？文化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技术的？有学者就指出，当代学界往往认为20世纪90年代全球媒介系统的巩固是一个重要的新现象，但全球化和一个全球媒介系统的兴起，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他们将全球化理解为：“由少数主导国家权力所支撑的创建世界经济的代码”。这与18世纪中国《邸报》经由耶稣会士的描述进入全球公共领域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是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从此可以看到，全球化与全球媒介等概念也有自身的历史，其诞生即为一种与帝国主义挂钩的观念，19世纪全球信息网络的搭建与通过西式报纸的方式排布帝国势力（尤以自由贸易的名义）是环环相扣的。由是，理解“全球媒介”在历史中的出现不能停留在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层面，也不能仅从地理覆盖面来认识，更不宜在媒介的技术扩散、生产过程、受众建构、产品流通等不同层面反复跳跃。本文是拟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作为西式印刷媒介的《北华捷报》在中西互动的历史上所起到的中介效应。
有学者认为，作为一种视野，全球史的其中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尝试运用不同的空间概念，譬如“某个网络中的节点”。这恰恰应和了本文对《北华捷报》的认知，即作为帝国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相对公开、周期性地接入全球信息网络以沟通中西。当然，这也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论述全球统合过程的主流叙事，即“技术变革和媒体革命促成了跨界交流与互动”。当然，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也警告，许多历史学家仅凭直觉认为网络这个概念相当实用，但其理论地位还很不明确。通常来说，很少有人会系统地反思网络的实际构成是什么，它与一系列松散的联系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可以说，网络概念的分析值（analytical value）依然模糊不清。基于此，本文试图将《北华捷报》的信息交换网络作为一个全球媒介发挥作用的个案，从这份报纸在具体历史场景中的诞生与发展切入，进而透过全球信息在不同媒介中的转引来考察这一网络的实际构成，期望从中体察在华英文商业报纸在19世纪中叶的中西互动中所具有的意义。
一、帝国与通信网络：《北华捷报》的创办及其特性
19世纪中叶对全球绝大部分地区来说都意义重大。美国南北之间的矛盾迅速滑向全面内战。中国在这期间则经受了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东印度公司从1850年开始在印度推行西化过程，而印度民族大起义于1857年爆发。印度“叛乱”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直接影响的是当时全球最强大的英国及其全球观念，19世纪是英帝国主义扩张最为旺盛的时期，“叛乱”为英国媒体对被殖民国家人民的大肆诋毁提供了绝佳题材：
在叛乱发生之前，英国人对帝国兴趣不大；而在叛乱发生之后，大多数民众都参与了完成用武力传播文明和宗教的天赋使命的队伍。自此之后，英国人开始采取强硬的方式来对待印度人、中国人、毛利人、非洲人和任何妨碍他们的其他民族。保卫帝国的战争变成了在全世界反抗邪恶的战争。
这些暴力动乱与全球政经局势在19世纪中叶具有真正的全球性意义。蒸汽和电在这一时期分别战胜了空间和时间，同时期巨大黄金矿藏的发现、史无前例的大移民和自由贸易，又为帝国扩张、国家现代化、媒介革命等提供了信仰动机与物质条件。这种全球互联编织了一张信息网络，不同于此前大航海时代长年累月的往返航行，此时的全球信息交换网络是一种具备有效信息回路的交流之网。这一历史过程也吸引许多学者重新审视19世纪的中国历史，例如有学者就通过晚清帝国电报的进入、网络的铺展，及其对政治传播的嵌入来阐释电报技术何以重构了社会联系之网。
范岱克（Paul A. Van Dyke)在讨论1845年以前的广州贸易时提到，正是“报刊”和“汽船”这两种重要的新事物被带到广州，成为广州体制产生变革的最后推动力。“前者教育了在华外国人群体，并将其意图统一起来；后者则有效地把权力从粤海关监督手里转移到了外国人手里”。广州体制结束之后，经贸的重心便转移到了上海。到了19世纪中叶，这种报刊的力量才真正地凸显出来。《北华捷报》在1850年的发刊词中写道：“过去六年，可以看到我们的港口已向西方国家开放通商。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认为出版一份报纸可以说是响应了某种呼求。”这里的“呼求”指的是“东方商业贸易共同体”所希望的“扩大商业贸易，并加强与这个庞大帝国的亲密政治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报纸文本为我们了解《北华捷报》创办的缘由及条件提供了线索。
首先是与全球贸易的诉求相关。18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的谷物几乎每年都有输出，而很少需要从国外输入。但是随着机器发明所推动的工业发展，以及人口的迅速增加，英国国内低廉的谷物无法和价格昂贵的肉类相比，许多耕地只有转为牧场。在18世纪中后期，英国由粮食的输出国变为输入国，英国不得不首先取消粮食输出，最后甚至要求从国外输入粮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谷物法》（Corn Laws，1815-1846）也适时推出。然而，《谷物法》导致了食品价格的提高，城市工人阶级不得不以高价购买生活必需品，由此又引发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和反抗。工商阶级也强烈反对《谷物法》，他们认为《谷物法》阻碍了英国工业品的国外销售。《北华捷报》在发刊词中就清楚写道：
大英帝国在主要出口商品上收取巨额邮政费用，我们将其作为财政失误披露出来。因为我们非常坚定地认为，现在茶叶对欧洲和美洲大部分地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若把茶叶税减到每磅一先令，这对那不朽的立法只会是一个适当的补充，也正是它使我们国家从《谷物法》的巨大梦魇中解脱出来……
这个港口的发展与未来的繁荣主要依靠茶叶，而中国供应任何所需数量的能力也是无可置疑的。
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既是英帝国内部“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又是大不列颠工商业资产阶级在谋取私利的过程中将目光转向“全球”的动机。成立于“远东”上海的一份商业报纸在发刊词中论及《谷物法》存废的历史意义当然不是偶然，“反《谷物法》运动”是工业英国与农业英国、商业势力与土地势力、工人和中产阶级与贵族的斗争，而这种工商业中产阶级的重要战略便是建立起一种“商业-信息”网络，以支撑自由化的全球贸易。如果说范岱克笔下的广州报纸所要“统一”的主要还是地方意义上的“在华外国人群体”，那么上海《北华捷报》的编辑们在一开始就意识到他们的媒体必须诉诸某种全球连结。正如威尔逊所言：“全世界都享受到了英国经济自由化的成果。”
其次，是对真实、准确、全面信息的迫切需求。西方世界第一本主要讨论中国的书籍可追溯到《马可波罗游记》（1298年），尽管此前更早的还有法国方济各会教士的《东游记》（1253年），但流通极为有限。而前者的影响直至今天，尽管已有研究证明该著含有大量编造的部分。此后的中西接触中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16世纪初期，来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商人和传教士才提供了新一波关于中国社会及政府的资讯，并流向欧洲。尽管其间充满曲折，但西方仍对中国保持总体正面的看法。到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主流态度仍是脱离现实的崇拜，当时还出现所谓的“中国风”（Chinoiserie）现象。一直到该世纪末期马戛尔尼来华后才开始转向。依照李天纲的讲法：“近代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是从‘中国礼仪之争’开始的。”无论是作为传教士的利玛窦、艾儒略或接受西方天主教文化的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等，还是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圣西门、伏尔泰、孟德斯鸠、莱布尼兹、沃尔夫、康德、赫尔德、黑格尔等人，19世纪以前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态度大体上还是以文化上的欣赏、批评讨教，乃至迎合为主，呈现出来的是相对和睦的中西文化交往。但到了19世纪，情况便截然不同。一方面是经过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国家在实力上大为增强，另一面则是西方国家侵占瓜分世界、创建殖民地和拓宽海外贸易市场的欲求也越来越强烈，而这便涉及到对“中国现场”信息的渴求。
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在中西之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介入如此之深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他们对于晚清帝国的“地方层面”的直接接触，能够提供更为准确、真实、全面的中国现场认知。韩大伟将古典汉学史分为三个阶段，即“耶稣会士阶段”、“法国汉学学派时期”和“英美学派时期”。前两个阶段的特点在于文献的阅读和使用，而19世纪英美学派的特点在于出现了一批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士，尤其是“传教士-汉学家”，并催生了所谓的“侨居地汉学”，其特质在于“这些学科的绝大部分都需要类似于‘田野工作’的资料收集过程”。而《北华捷报》则为他们提供了基于“中国田野”传递资料与信息的平台，正如其所指出的：
我们将耐心并坚持履行被外界认为报纸该有的职责，即真实且准确地报道发生的事情，以充分地表现和传达在华外国居民的对公共问题的看法和感受。而由于此前郭实腊疯狂的夸张言论，蒙哥马利·马丁的拙劣报道和粗鄙行为，以及一位勋爵的恶性发明等等，我们的任务中仍然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消除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错误印象，或者说扫除通往准确了解中国和中国人道路上的障碍。
紧随《告读者书》之后，《论当前与未来的对华关系》一文也强调该报期望准确而持续地提供数据（to furnish data）：“通过一切手段搜集并带回事实真相是一个公共记者的职责所在，如果我们的读者愿意不怕麻烦与编辑分享有关扩大贸易的任何情况，本报承诺给予他们最充分的公开。”可见，至少在早期，《北华捷报》对“准确信息”的强调是显而易见的。
在1850年8月17日，该报刊登一篇署名为“A.”的评论文章，题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错误观念》，全篇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写作用语的问题，作者批评了彼时很多外国人仅拿“个案”来评说中国及中国人的某些特性，且“有意无意地使用一般性的措辞”，这种以偏概全的论调很容易传回英国并引起反响，最后又会作用到侨居中国的外国人身上，增强某种厌恶情绪。最后该作者建议：“我们应在下笔时秉持严格的真实性，并时刻记住，上海不是中国，一个人或者一千个人也不等于中国人，尤其不能以我们这些侨居外国人士所接触到的中国人来妄下定论。”
紧接着这篇评论登载出来的是一篇来自宁波的通讯稿，所讨论的又是由中国买办生造的“谣言”，著者拿出翻译过的上谕文件以正视听。此外，如果遍读《北华捷报》便会发现上面经常刊文批评郭实腊夸大失实，但在这种情况下，该报还是刊登了一些为郭氏辩护的稿件。譬如就有读者来信直言，这些批评文字本身也应受到准确性的检验。也有读者认为，诚然郭实腊对中国见识浅薄，但也不宜连篇累牍地批评，以免被认为是针对他个人，而非其文中的错误，况且他也不是唯一浅薄之人。
这一点可以说在中国早期商业报纸中并不鲜见，19世纪50年代及以前西方人在华兴办的商业报纸大多对事实信息的准确性提出要求，例如《广州纪录报》一开始的编辑方针之一就是“纪录事实”，以展示“19世纪中国的实际状况”。广州的《密妥士贸易报》也强调以“事实”说话。而且，早期商业报纸共通的特点之一便是内容上以商业信息为主，因此这也就带有准确性的要求。《北华捷报》在这里无疑体现了某种延续性，此外它还强调在商业信息以外的多元人文信息也要尽可能全面平衡。应该说，这与《广州纪录报》、《香港船头货价纸》等商业报纸突出“本地新闻”的取向又有差别。
最后，《北华捷报》的创办也与全球交通条件日臻完善有关，后者为《北华捷报》对“自由”沟通与交通的呼求提供了基础。《北华捷报》和之后的《字林西报》是中国境内极少的办报历史超过一百年的商业报纸之一，前面两点是从办报的目的和性质来说的，最后这点则关涉其外部条件，乃至一个相对抽象的愿景。所谓自由的沟通与交通（free communication）既涉及信息传播，又涉及交通条件。
显而易见的是，迄今为止人们所相信的开明的商业冒险精神将环游地球，并渗透到思想深处……我们确信，这只是了解方式有问题，以及对这一港口的资源和能力等信息掌握不足，所以这项外出搜集信息并将其传播至世界各地的任务可谓迫在眉睫。
19世纪中叶，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非常少，西方人士获取中国地方信息的主要渠道便是华人助手或中文教师。尽管原则上官方编纂物在19世纪不允许外国人士查阅，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地方志上的一些内容偶尔会出现在传教士的论述当中。所以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道光二十二年浙江巡抚刘韵珂还曾特意上奏禀报英国舰长丢乐德克“有向宁郡居民逼索浙江省十一府志书及黄河、扬子江地图情事”。由此看来，双方都很看重这一由地方官方系统生产的文书材料，但“逼索”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正因如此，至少从《北华捷报》看，《京报》的翻译和注解倒是其从始至终比较常见的内容板块。不难想见，“信息搜集的不自由”才是《北华捷报》试图攻克的难关。这是出于“自由沟通”的呼求，而与此同时“自由交通”的物质条件也在19世纪中叶大为改观，也即令这一愿景有了现实支撑。
由于蒸汽船航行设施的大量增加，这两个国家（注：指中国和美国）很快就能被连通。我们对横跨大西洋的兄弟们有足够的了解，可以断定，他们不会苦等欧洲法院软弱的外交手段和糟糕的繁文缛节，来打破这堵迄今为止将三分之一的人口，以及三分之二或更多的文明化的人类族群隔离在自由沟通之外，致使其无法与世界其他地方进行社会与政治往来的高墙。
据载，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从英国到上海需要航行“约6个星期”。在19世纪40年代，从英国到香港需要“大约三个月”，在有了蒸汽船和铁路之后，行程缩短到“一个半月”。另据称，在1847年，伟烈亚力和伦敦会另外两位牧师又花了133天从伦敦航行抵达上海。而在19世纪50年代，戴德生从英国利物浦到上海总共航行了23个星期。这都是当时英美人士在日记或通信档案中所记录的交通情况，不仅相差悬殊，而且航行时长反复不定。尽管这可能也跟路线和途中任务的差异有关，但在五口通商后侨居中国的西方商人看来，这种不稳定的交通信息显然是难以助益贸易往来的，作为定期刊物的《北华捷报》至少在这一点上为其读者提供了“自由交通”在时间上的稳定感。
事实上，不仅仅是时间信息，从19世纪50年代的《北华捷报》的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非常多关涉“自由交通”的航线、航船、航行时间、航行效率、航运类型等多元而具体的信息。上海在开埠以前就已经是重要的枢纽港，开埠之后国际商船往来更胜其他地方，在19世纪中叶上海港已是“公认的亚洲第四大港”。而《北华捷报》在1850年8月3日的第一期的头版中就指出，各类船只的航路对西方在华社群来说是重要议题，现有船只中，班扬号历时99天从上海已抵达伦敦，孔子号历时115天，巴拿马号历时125天。而呐尔不哒号和帕立号在上述三艘船之后出发，仍未抵达，但该报会每天查找相关信息。而从伦敦到上海来的三桅帆船海妖号创造了目前的最短航行记录，历时98天。“这些寻找最短路径的努力也使得我们在广东的朋友可以开始开拓英国市场。海妖号造于泰晤士，班扬号造于亚伯丁，在建造快船方面它们完全可以和全世界的任何港口竞争”。这里指的应该是上海与伦敦之间的货运航线。
同年8月24日，《北华捷报》便声称情报邮递方面，上海与伦敦之间的最短路线是通过巴拿马运河，历时41天，而通过苏伊士运河则要花费51天。所以《北华捷报》敦促英国伦敦的半岛东方轮船公司提升船行速度，如此能够保证上海与伦敦之间的通信时间稳定在50天左右。这已比十年前的情况好了不少。1841年，璞鼎查从伦敦出发，搭船入地中海，换陆路过苏伊士，再经孟买，最后抵达澳门，总共仅用了67天，而这一时长在当年已比信件邮递更快了。可以看到十年来中欧之间的交通效率委实越来越高。
美国与上海的交通时间则稍微长一些。《北华捷报》第二期头版出现一则关于美国旧金山大火的新闻，其消息来源是一个朋友从旧金山定期来带上海的《科学》，而这一则便出自1850年5月8日的一期，火灾发生在5月4日，该期于7月15日送抵上海，8月10日在《北华捷报》上刊出。如此来看，从美国到上海需要69天。有意思的是，针对同一则消息，《北华捷报》1850年8月10日的报道还汇编刊登了来自香港对此事的报道，其消息来源最新日期为5月14日，与上海获得最新消息的时间（即5月8日）相比要慢一周。从这里可以推测，香港与上海之间互通信息或许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根据当时人的记载，从上海到粤省、香港、福州、厦门、汕头的轮船甚多，无定期无码头，至少每个礼拜出船一次，“每逢礼拜六早晨开轮”。而从上海到宁波则是“除礼拜，逐日准四点开轮，次日黎明抵宁”。所以沪、港之间，乃至与全球各口岸的交通情况应该说是较为及时顺畅的。这从个别旅客的经验中也可以得到证实，曾有人从英国南安普顿港出发，经埃及亚历山大港和红海，最后抵达香港，共花49天。这位旅客还指出，50天以内可从伦敦到香港，55天以内可从伦敦到上海。
相较而言，其他中国早期商业报纸相对较少像《北华捷报》这样对本港以外的各国、各地之间的交通情况有如此具体而微的注重。对于19世纪的人来说，经由报纸定期更新的实用数据，自非此前流传在私信中的笼统估计可比。正是在编辑们活跃的信息搜集行为和广泛的社交人脉的基础之上，《北华捷报》才有可能勾画出19世纪全球信息交换网络的草图，为当时的读者提供了具体的时空线索。总体看来，《北华捷报》因应全球贸易格局的新情势而诞生，以基于中国现场的多元而尽可能准确的信息促进中西之间的商业往来，而全球交通条件的逐步完善为《北华捷报》的长年运作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份全球定位的商业报纸也透过信息的多元化与及时获取的特性塑造了一幅有益于中西“自由沟通”的愿景。
二、全球媒介的互动：《北华捷报》的信息来源与输出网络
诚然，《北华捷报》报系的沿革历史颇为缠绕。不过就本研究而言，最重要的节点无外是两个“创办日”：第一个是1850年8月3日，英国拍卖行商人奚安门在上海的英租界创办了该周报；第二个是1864年7月1日，该报扩充为独立出版的日报，由《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继承，而原《北华捷报》周报改为副刊，随《字林西报》赠送。最后，《北华捷报》于1866年12月由《北华海外捷报与市场消息报》（North-China Overland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继承，1869年12月该报便告终。至于常被误认为一直延续到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的《北华捷报》，准确讲应该是《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rte）。而《字林西报》则一直发行到1951年3月31日。因此，严格说来，真正严格以《北华捷报》为报名的阶段只存在于1850年8月至1866年12月在上海的16年半当中，共有17卷、857期。
从地理位置来讲，《北华捷报》是19世纪中叶西方人所有商业报纸中设于中国北边最靠近京城的一个，且与中国广大腹地相连通，在当时的英文报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无论从商业贸易还是信息沟通的角度来看，它的区位条件都吸引着全球媒体的关注。由是，接下来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种媒介关系，一是《北华捷报》的信息来源状况如何，二是全球其他媒体又如何引用来自《北华捷报》的信息。
（一）报刊的信息来源与日常运作
与部分早期中国商业报纸一样，《北华捷报》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报刊等消息来源可以做到互通有无，但它也有比较特别的地方。一方面，它的地理区位更佳，创办《北华捷报》作为英帝国海外扩张的重要一步，就是要在其全球势力范围内交换有关中国商业贸易的信息，将其设立在上海也是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也正是出于英国利益的考虑，相较于其他商业报纸，《北华捷报》具有更多“官方”的背景。从1859年6月13日起，上海英国领事馆特别指定《北华捷报》作为英国驻沪领事馆及商务公署各项公告的发表机关。1860年2月20日，日本英领署致函《北华捷报》，也授其为各项公告的发表机关。在上海的外国人中，《北华捷报》又享有“英国官报”之称。1861年7月20日，英领署再度致函报刊，宣布其为各项公告的发表机关。改为《字林西报》后，1872年又与路透社远东分社签约以及时报道国际新闻。应该说，地理区位与官方背景这两方面令《北华捷报》的全球信息互联在程度和多元性质上较为出众。具体而言，在信息源上，至少可以发现《北华捷报》拥有以下五种主要来源。
第一，全球其他报刊平台。例如《北华捷报》提早一年就刊登了1851年将在伦敦举行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并提示《德臣西报》上有更多情况的介绍。这是一份同样由英国商人所办的当时在香港发行的周报。《北华捷报》也摘录并评论美国报纸上的新闻。也有用报纸发行地代称的报纸来源，例如“旧金山报纸”。当然，毫无疑问，也有来自英国的报纸和来自印度的报纸。有时《北华捷报》便像这样不指出具体报名，亦有具名的时候，如在第一期头版上就连续转载两条来自《纽约先驱报》的消息。又如第二期头版上报道美国旧金山大火的新闻，来自美国的报刊《科学》，该事件《北华捷报》还摘登了来自香港的媒体报道。再如第三期转载了来自《悉尼先驱晨报》的长篇报道。第四期摘录并评论了德国刊物《雅典姆》上的文章，还援引了英国刊物《经济学人》上的观点等。第六期刊载了爱尔兰报纸《利默里克纪事报》的消息。第八期登载了加尔各答《哈里特亨布尔报》的情报，亦摘译了法国期刊《世纪报》上的内容。第九期摘登了法国的《养蚕协会年鉴》，其中谈到的又是西班牙的丝绸贸易。第十期转载了爱尔兰的一本文学与政治刊物《都柏林大学杂志》上讨论日本外交状况的一篇文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然，更为固定的栏目则是摘录《京报》。这些来源显然未局限于“商业报刊”，毋宁说《北华捷报》正是根据以英帝国及其殖民地为中心的欧语媒体来整合资讯的，并促成某种共时的统一体。
事实上，每隔几周《北华捷报》都会刊告读者编辑部所掌握的最新英文新闻纸，例如第一期就受到来自英国的5月24日的报纸，加尔各答的6月20日，孟买的6月18日，新加坡的7月2日，悉尼的4月17日，纽约的5月7日，旧金山的5月12日，夏威夷群岛的5月25日等。两周之后，除了巴达维亚、马尼拉、宁波、纽约之外，这些国际新闻纸的最新掌握日期普遍往前推了一个月。当时的口岸文人也见证了这一盛景，有人称沪上“每月有火轮油舶二，自中土往来，克期而至，虽甚风雨不爽时日。必携其国之日报、信札，按名给派。故虽隔数万里之遥，而国中有事必知”。《北华捷报》的编辑有时也会直接公布通过船只运送所掌握的全球报刊，例如在1851年该报声称收到了同年6月24日从“伦敦”（注：亦包含英伦岛其他城市）和印度发来的邮件包裹，以及若干从“南方”（注：指香港和澳门）发来的报刊，具体情况如下。可见，至少《北华捷报》掌控住了这些地方的信源渠道。
第二，全球情报陆海邮传网络。航船信息对《北华捷报》这种商业报刊来说非常重要，通常头版和末版都会出现大量的船只行驶路线、出发抵达时间和时长、代办业务、船运销售物资、进出口数据，等等。这些信息的收集整理须依赖一个稳定的全球情报和通讯网络。如前所述，1859年《北华捷报》被英国驻沪领事馆指定为公署文告发布媒介。1872年起《字林西报》又广聘在华传教士为通讯员以收集国内新闻。但早在此之前，《北华捷报》就业已处于这样一种全球情报网络当中。在1850年第一期的头版中，若干在英国和上海之间航行的船只路线和起始时间等情报就是由最新抵达的陆路邮报所提供的。而这里的陆路指的便是横跨欧亚大陆的情报网络。因为就在船只信息下面便是号称来自欧洲的最新消息，尽管未指明究竟是什么类型的消息来源，但却注明了所获得的系列情报中的最新日期。
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是，《北华捷报》末版版面的底部清楚地注明了《北华捷报》的发行方，首先上海方面是在所有者奚安门名下印刷和出版，然后同时在伦敦和香港两地设有代理公司。借由报纸，上海与香港两地的西人侨居社群互动也是全球情报网络的一部分，例如《北华捷报》曾用几乎一整版来摘登英国外交家和汉学家威妥玛在香港的著作《论1849年中华帝国的境况与治理》，并且指明这一作品已经通过印刷有了广泛的私人流通。之后，这一论著还被《北华捷报》不定期连载。所以，与第一点不尽相同，尽管这里的邮传网络也会带来全球各地的报纸，可除此之外，至少还有政府公告、电报、私信、书籍等形式的情报。这表明《北华捷报》的信源从一开始就超出了“报刊文本”的范畴，更不止于“商业性内容”，从这里看来该报缘于“全球贸易”只是一面之辞，此外也当视之为“全球情报网络”的延展。
第三，英、美、中等政府方面的渠道。首先，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往来函件、会议纪要对《北华捷报》都是公开的。事实上，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后来基本上也就把《北华捷报》当成发布与侨居社群生活相关的公告和声明的固定平台。由于同是服务上海的英语社群，这或许不难理解。但《北华捷报》还显然具有英美政府方面的消息源，例如来自伦敦某部长的演讲，以及加州参议员的报告。又如由时任美国政府驻华公使代办的伯驾所翻译的请愿书The。再如法国驻美国加州领事的报告等。至于中国政府方面的新闻来源，指的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各类声明和公告，如上海道台的特别公告。更有意思的是，当涉及歹徒袭击等案件时，《北华捷报》还会登载法医报告，如伦敦会传教士雒魏林通过提供西医协助如何与上海地方政府各级人员打交道等。这比“英国官报”的指称更能说明问题，即《北华捷报》业已实质介入英帝国海外扩张据点的政务运作当中。
第四，办报者的人脉网络或英国商人圈子。随便翻开一期《北华捷报》都能看到非常多公司、企业，及其代理人的落款。除了商业公司，还有一些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在上面刊登诸如土地、房屋的出租、转卖等信息。英国人公然买卖上海土地和房产本就令人咋舌了，而且一方面领事馆附近的位置说明广告主至少具有政商两界的背景，另一方面这种土地房产买卖还是通过代理人的方式进行处理，说明在19世纪中叶这种行为是有程序可循的。这种办报人社交圈的消息来源有时候会比较隐晦，例如一位消息提供者落款为“Yours, &c. SIWEL. Shanghae.”。这里的简写“&c.”经常出现在19世纪的报纸当中，并且尤其是在商务会话当中，它表示“etc.”，从语用学上看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式的说法。这里的SIWEL同样是公司的简写。所以很可能该消息来源（某商人）与《北华捷报》有较为直接的私交。可见“公司”不止是《北华捷报》的广告主和服务对象，也可以是报纸的社会眼线。当然，办报者的人脉绝不仅限于商人，值得一提的还有英美传教士，像是麦都思、雒魏林、裨治文、玛高温、伟烈亚力、艾约瑟等就在报刊上就发表了许多文字。
第五，通讯员与读者投书。《北华捷报》在一开始便开宗明义，匿名投稿可能不会被接收，凡提供作者真实姓名和地址的投书方能受到编辑的注意，但通讯员的名字将不会被公布出来。读者投书通常就只是标注一个栏目名称“通信”（Communicated.），但根据通信内容重要程度的不同，也会有具名投书人的时候，例如该报就曾因收到上海道台有可能公布针对鸦片的新发禁令的消息，而对投书人Echevin表示公开致谢。此外，与英商交好的华人买办的翻译作品也常常作为通信板块的内容出现在《北华捷报》上，他们往往在落款中自称助理。
通讯员方面相较而言更为具体，举例来说，据称《北华捷报》在宁波有一位与当地人有广泛沟通的“负责的通讯员”，并且以后将经常在该报刊登相关情报，从行文来看，主要是对发生在宁波的事件评论，较多对中国人品性或地方管理的批评。此后，的确也常常出现诸如“宁波来信”、“宁波通讯”、“我们的宁波通讯员”之类的按语或栏目名称。另外，通讯员也有间接投书的情况，例如从报纸编辑的一个侨居朋友与其加州通讯员的私信往来中所摘取的消息。有时这种来源会低调处理，例如只注明“据可靠来源”、“来自一位航海读者的消息”，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海上读者”不仅是消息提供者，他们有时候也发表关于航线通船等议题的长篇评论等。有时候甚至还会看到从海盗得来的情报。正如《北华捷报》公开向读者所宣告的那样：“我们诚挚欢迎任何有关公共政策或一般公共性议题的来稿。”
通过报纸自身的转载，我们可以看到《北华捷报》的信息来源至少遍及英国、美国、中国、爱尔兰、德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等，而这些信源本身往往也牵连出更多别的国家。此外，我们还可看到报人活动得以出入政界、军界、商界、宗教界、学术界等，官方和民间、公共与私人圈子也可以被灵活利用，读者与通讯员供稿在事实上也能极大扩充报纸的采编团队。所以，办报过程中形成的转引网络反映出来的是办报活动的活跃性、广泛性、深入性。但跟该报“告读者”的内容两相比对，又能体察到多重信源背后的复杂动机与帝国身影，如渗透了英国殖民政治因素的“商业-信息”网络的浮现，又如该报作为政务沟通工具反过来介入海外据点的建设，乃至代表帝国势力的商人与传教士的社会交往进一步稳固了报刊的日常运作等。接下来调转方向，考察的是报纸影响力的辐射与扩张。
（二）报刊的信息输出与流通方式
若说通过检阅该报所有内容以绘出完整的消息来源体系已属庞大工程，那么要通过检阅同时代其他媒介的转引情况则更是成倍的工作量。况且，追踪引用各种消息的来源至少可以确定所引的文本范围，但是考察自身文本如何“被引用”则无法确定文本范围，毕竟被引的方式和时间段都难以确定。接下来主要根据人工判读，以期给出若干方向性的结论。
首先是来自全世界的报刊的转载。这些报刊有的只是简略提及《北华捷报》的出版讯息，或者是用简讯的方式引述《北华捷报》上的某条消息。例如伦敦报纸《检查报》1850年在其“国外简讯”的栏目下发布了《北华捷报》在上海出版的信息，其中尤其提到“这份在华英文报刊更具价值”，随着它的出版，“加利福利亚与北中国的直接贸易正在兴起”。同为伦敦的报纸《守望者》在广告栏目中刊登了《北华捷报》在上海出版的消息。《杜姆弗里斯和加洛韦标准报》则在新闻简讯的栏目中刊登了《北华捷报》在上海出版的消息，其内容表述与《检查报》如出一辙。
1851年3月17日，还可以看到在伦敦发行的《每日新闻》和《英人报》转述了《北华捷报》上所报道的伦敦会在开封发现犹太裔社群的消息。一天后，爱尔兰都柏林的《自由人报》随之跟进。两天后，苏格兰的《标准报》和《敦提信使报》也跟进了这则消息，同天跟进的还有英国的《布莱克本标准报》、《伯里和诺维奇邮报》、《赫里福德杂志》、《守望者》、《伍斯特郡纪事报》，等等。这些报纸所转载的均是统一的内容，仅就笔者所看到的英文报刊，这一内容至少持续登载到当年的5月2日。历时两个半月仅对一则《北华捷报》的短篇稿件反复刊布，可以看到全球媒体在转载涉及中国现场的信息时相当倚重该报。直到一年后，在伦敦、纽约等地发行的《教会评论》都还在谈论《北华捷报》所报道的这件事情。此时的转载内容所涉及的事件有了更多进展，了解渠道也逐渐多元，但当时世界各地的许多英文报纸仍主要以《北华捷报》上的报道为信源。当然，《北华捷报》在1851年1月和8月对在中国发现犹太社群一事共有三期专题报道，当事人的行程日记也由上海墨海书馆同年出版了。这些内容都被吸收到后续全球媒体的转载和评论当中。但值得一提的是，前述这种以《北华捷报》上的报道为准的转载情形确实是比较常见，例如英国的《标准报》和《赫尔报》等报刊就曾在相邻的时间原文照转了《北华捷报》上一则关于轮船失事的中篇报道。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开封犹太社群一事本身的背景。完成探访工作并从开封带回希伯来文经卷与犹太后裔的是两名华人基督徒：邱天生与江永哲。他们都是经由英国新教传教士麦都思带领受洗的，前者还是麦都思从巴达维亚带到上海来的孤儿，他们都在英帝国在上海的一个更为显著的据点墨海书馆任职。这一轨迹本就暗合帝国扩张的不同阶段。而且从某个角度看，这一被全球媒体广泛报道的“新闻事件”也正是帝国商人与传教士联合促成的。
除简讯转载外，也有全球报刊对转载内容进行了主动选择与汇编，这部分应该说更为直观地展示了《北华捷报》的外向信息输出网络。例如美国费城的《北美新闻报》在头版上转载了《北华捷报》在上海出版的“最新一期”上的京报内容，并加上“中国对外政策”的小标题。在不短的篇幅中，该报先是转载了《北华捷报》上所刊登的京报内容中的奏折部分，主要是对晚清政治形势的分析。此外，该评论还分析了《京报》作为情报的价值。最后，该报又援引另一期《北华捷报》上京报内容中的谕旨部分，并说明这是回应奏折之内容。应该说，这是一例非常具有主动编排意识的转载，而非原稿照贴。1850年11月30日，英国的《曼彻斯特检查时报》转载了《北华捷报》同年8月17日的一篇文章，该文评述了中国的棉花及丝织品的生产状况与市场。这无疑也是一次经过挑选的商业报道转载，毕竟原文是一篇缺乏必要文字标识的报道，因此需要从连段的大片文字中摘选出来。
全球其他报纸的主动编选还体现在将《北华捷报》上的内容作为“参考资料”融入自己所关注的议题当中。1850年12月11日的《杜姆弗里斯和加洛韦标准报》在撰写关于中国农业机械装置的报道时就援引了《北华捷报》上的素材，作者先是提到了郭实腊的发表文章，其中指出，“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从来没有应用过机械装置”，然后又转引报纸编辑对郭文的反驳：“仅就农业方面，在丰收时节你不可能路过一个没有风扬机正在工作的乡村，而这种机器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很早。”这在《北华捷报》上也引发了多期数封读者来信的讨论。由此可见，《标准报》的确是在持续关注《北华捷报》的报道。英国报纸《切斯特纪事报》在1850年12月14日转载的是一篇刻画中国地方官在办公时的种种不良做派的文章，如讲求排场等。1853年，美国波士顿的《格利森画报》也曾长篇编载过《北华捷报》上关于太平天国的长篇报道。《中日丛报》在1865年12月1日转载了《北华捷报》同年9月14日的文章，谈的主要是苏州、杭州和宁波三个城市的风貌。这是一份由英国人主编，在伦敦出版的月刊，其报刊内容主要就是“介绍中国、日本及东亚其他地区的历史、艺术、科学等情况”。这份创办于1863年的英文报纸，意图继承已于1851年停刊的《中国丛报》的办刊宗旨，因此，上海与广州的某些报端文章不时会在这份报纸上被重印。引人注意的是，从墨海书馆出来的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传教士-汉学家”也都是该报的作者。凡此种种亦折射出《北华捷报》在英语世界的意见流通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全球各家报刊编辑部的寻章摘句，这种经过改编的转载引述也融入了不同身份读者乃至研究者的评论、分析与解读。而这些“意见”非常直观地呈现出了英帝国“远东”事务的政策走向。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北华捷报》及其相关文本被其他媒体重新加以整理并作为信源或参考资料刊布出来。例如苏格兰报纸《因弗内斯信使报》在1851年1月2日的一篇报道中就提到伦敦的日报在《北华捷报》还没有送抵英国北部地区时就已从该报过去三个月的内容中挑选了部分予以登载，而《信使报》正是从这些摘登中发现了一篇他们认为重要的书评，遂据此再度撰写报道。最倚重《北华捷报》作为信源的大概要算英文书刊《中国传教志》了，它是19世纪中叶英国新教系统的中国传教会机关报，主要在伦敦出版，不仅关注《北华捷报》上大量的宗教活动新闻，也转载报上的官方公告，有时候还会引用该报编辑的一些公开或私下的撰述。1853年，在纽约有一部英文译著《中国叛乱史》出版了，原著是法语，译者为英国人，并附上一篇9页的内容，谈到厦门、南京等地叛乱的最新情况，其中《北华捷报》的报道是这篇附文介绍中国军力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1858年，美国商会的年度报告中亦参考了《北华捷报》上载关于中国通商口岸的最新规定。这又进一步透露了《北华捷报》在信息输出时的场景，超出了“报刊转载”的范畴，而更像是英帝国外交人员与传教士的案头工具书。
《北华捷报》上个别极具价值的报道往往还会被编译为多国语言再版。最令人瞩目的如伟烈亚力1852年在《北华捷报》上连载的至少9期的论文《中国科学札记：数学》，该文的流传之广令人惊叹。1853年，《北华捷报》主编奚安门又将其重刊于《上海历书》，同年德国学者毕尔那茨基在柏林获得一本《上海历书》，看到了伟烈亚力的论文，于是将其删改之后译成德文于1856年以《中国之算术》为题发表出来，此后不久，法国数学家特凯又译出了法文版于1862年以《中国的算术与代数》为名发表出来。1864年，《中日丛报》再分5期重刊英文全文。法国科学院的数学家贝特朗在毕氏的德文版基础上再予删节译成法文分两次于1869年发表。1873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俄国学者柴林斯基在发言中也引用了《札记》一文，同年，艾约瑟在《中西闻见录》上也两度撰文提到伟氏的这一作品。1882年，都柏林和哥廷根的《国际天文学杂志》又重刊全文。此外，《札记》还受到德国学者康托、汉克尔，美国学者史密斯、斯特罗伊克，英国学者李约瑟等人的关注与赞赏。由此可见，全球报刊对《北华捷报》转载内容的主动选择背后，也有学术共同体对其内容质量的认可。当然这种认可的背后是强权帝国对“他者”学术成就的惊异。伟烈亚力对中国古代算筹的研究有两个背景可注意：其一是他要纠正德庇时、卫三畏等早期英美传教士、外交官，乃至19上半叶西方出版物中对中国科学的错误认识；其二是这些成果也直接得益于他与中国数学家李善兰，乃至以墨海书馆为中心的中国文人群体的交往。或可说，《北华捷报》作为一个全球媒体的中介，将中西科学，尤其是西学、西方汉学，乃至西方汉学家与中国文人的比较互动摆到了前台，亦即，新帝国主义战略在学术交流的层面也取得了切实进展。
此外，不少媒体在转载《北华捷报》时还会对这一媒介本身的价值和特色作出评价，这同样有助于我们了解《北华捷报》的信息输出。如加尔各答的报纸《印度之友》在1851年2月6日评价《北华捷报》“提供了一个具有英国特色的奇特示范”，因为在报道中侨居上海的英国人在不同事情上似乎可以表现出前后矛盾的反应。有学者指出在19世纪上半叶显赫一时的《印度之友》凭借丰富的地方知识与情报令殖民统治变得脆弱，因为母国难以控制这些信息网络。相较于印度，在文化普及程度更高、地方信息网络更复杂的中国，《北华捷报》衍生出一定独立性并不意外，这恰恰是新帝国主义区别于武力征服的地方。这份报纸在1850年12月12日又曾评价并转引了《北华捷报》上的内容，文章认为该报的出版是近一年里最了不起的成就，完全比得上此前任何一份印度新闻纸在信息上的多样性“。该文尤其指出，《北华捷报》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包含了在华英租界的所有事实和相关文件，乃至整个中华帝国，及其与我们贸易状况的报道”，而且还“再版了来自太平洋新帝国的最新消息”，也即处于19世纪淘金热中心的美国加州，“两年前”这个地方还只有1500人左右，也缺乏资源和住宿条件，而经过媒体的宣传作用，加州“如今”变成了一座有40多万人的城市。作为英国架设在其殖民地的重要媒体，《印度之友》对《北华捷报》的价值评断落在“加州与中国”之关系上，这无异于是强调了这份报纸作为其新帝国主义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支撑，不仅连接了英国及其殖民地区，亦打通了欧美之间的信息屏障。
最后，《北华捷报》本身还会作为“实物材料”以非公开的方式进入、或再度进入全球范围的流通之中。例如美国驻上海领事曾在信件中夹附了1860年《北华捷报》的一份增刊，一年后又附过另一期增刊。美国的一些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外事官员在寄往中国的信中还曾夹附过香港的《德臣西报》，《广州纪录报》在香港的附刊，以及当时在香港出版的《中国之友与香港钞报》等。而这些英文刊物上恰好有多处转载了《北华捷报》的报道。英国外交部的信札中也出现日本英领署来信表明其领事的公告可参见《北华捷报》的情况。日本英领署还在信函中夹附过在香港出版的月刊《中国纪录》，这是一份包含了《北华捷报》、《京报》等各类报刊上与中日相关的新闻汇编期刊。这份期刊是由英资《孖剌西报》出版的，而这份香港英文日报本身也非常注重《北华捷报》，例如1858年它就曾长篇编载了宁波传教士玛高温发表在《北华捷报》上的评论文章，美国驻港领事也在寄回母国的信函中夹附这期英人办的《孖剌西报》。另外，这位美国领事也夹附过同年6月的一期《北华捷报》增刊等。而以《北华捷报》为信息来源的一篇新闻也曾被剪贴到另一位美国驻港领事的信函中。顺带值得一提的是，其他西方人士在提到玛高温的时候，也变得多是指涉他在《北华捷报》上所发表的言论，毕竟他在印度农业与园艺学会内部的报告也被该报登载出来。可见，无论是美国浸礼会的教士身份，还是印度某学会的通讯员身份，乃至他作为一个医生的身份，通过他与《北华捷报》的连接，三种渠道信息都化成有关宁波的种种情事。应该说，经由报纸中介的个人形象在19世纪中叶也是较为独特的。这种剪贴“实物”报刊的做法也透露了新帝国主义战略的另一核心问题——作为物质基础的全球交通。19世纪以前，中西“文本”的旅行并不稀奇，单个商旅人的传抄就可以做到，但具有稳定出版周期的报“纸”能够通过媒体、外交、商务、宗教等不同渠道进入全球流通，这本身就是新帝国主义所寻求的效果。
三、结语：全球信息交换与中西互动
贝利曾在《帝国与信息》一书中提出“信息秩序”（information order）这一探索领域。通过对19世纪前后英国在印度的情报搜集与社会传播状况的研究，贝利不仅指出了殖民前印度基于自身统治的需求，为调动人力和物力，业已建立起一套搜集、储存、传递信息的网络。殖民政权包括东印度公司的成功均得益于对这些资源的调动。亦有学者写出专著《医疗与帝国》，意图通过“理解帝国实际上是如何打造与经营”来研究殖民医学与帝国主义互相构成的历史。这些研究的共通之处在于指出新帝国主义的扩张不在于某种基础设施本身的存在，而重在其得以成型的过程与途径。具体到本研究中则是全球不同的地方、领域、人物关系、印刷载体，乃至文本的呈现手法在帝国通信网络的来往流通中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诚然，以上所绘《北华捷报》的转引网络难免挂一漏万，但这样的举证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通过不同媒介平台或信息渠道之间的互相引用，英语世界的读者在了解中国方面有了较为多元的信息基础。而且《北华捷报》作为“实物材料”的全球旅行背后还包含了真实的人物流动和物质流通，譬如被剪贴的文本随着信札穿越大洋，又如报刊编辑的邮包被远在千里的报人重新整编，再如全球各地的政、商、医、教人士通过报端文章相互交谊，及其身份的转换等，这些面向也显示这份报纸本身在中西交往过程中发挥了切实的功能。尤其是参与报刊撰稿的身兼数职的各国传教士，正是他们起到了多伊奇所说的“社会传播”的作用，连结了报纸与中国文人、方志等本土信息资源。
再者，转引的方式、手法、策略也值得重视，不局限于单一内容，定位超越“地方”，并呈现出多层级的信息。站在《北华捷报》的角度，全球信息网络是它构筑侨居英语社群与世界之间沟通平台的基础，所以该报从文本结构上看呈现出一定的混杂性，如文学、宗教活动、政治评论、战事消息等，远不止商业信息。站在全球其他媒体的角度，《北华捷报》是它们了解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重要中介，仅是该报创办这一消息即受到全球瞩目，嗣后报上所载新闻、评论、京报翻译等内容都成为其他媒体“连接全球”的重要凭借。站在英国人的角度，《北华捷报》更是其新帝国主义战略的信息网络支撑，这种网络且涵盖多层级的信息，上至各国官方公告，中至各界百家文字，下至草野人士投书。上述这些面向都在转引的过程中呈现出来，既拉抬了全球各地媒体的声量，也提升了信息交换网络的丰富性，更在不同程度上促成了全球媒体的铺设。
最后，转引网络中的不同媒介载体也至关重要，纸本流通与人物交往等都加入网络运行。诚然，不同媒介之间互相转引并非新鲜事，早在1830年代，《中国信使报》就曾自白道：“在外国政界，广州的定期出版物几乎总是经由众多的私人渠道而被预先得到，或是出现在印度报纸的栏目中。”但我们不知道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现在通过《北华捷报》这一个案，我们能够更真切地看到19世纪中叶报刊、书籍、信函、政府、人际等诸多性质的中介如何共同创造了这片信息森林，《北华捷报》只是穿梭其间的一种声音，但是经过不同媒介的改装，这一份报纸可以出入不同阶层的读者圈，可以适应不同情境下的信息利用，最重要的是它造成了源源不断的各式回响，最终形成一个带有新帝国主义印记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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