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术期刊为何较少刊登指名道姓的争鸣文章？

学术争鸣与学术期刊：人文学科发展的基础

作者：蔡基刚，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发于《中国编辑》2019年12月

微信来源：高校人文界

序

2020年1月30日，科技部发了《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技攻关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强调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

为什么科技部会突然发这样的通知？我们留意到国际著名SCI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2020年1月24日发表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人员《2019年中国肺炎患者的新型冠状病毒》。

我们完全同意“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但问题中国期刊有否这样的效率。

根据介绍，该文章是基于该研究小组于2019年12月30日从武汉金银谭医院收集了3份样本写成的。30日数据收集到，进行检测，进行写作，算是5天速度吧。如果2020年1月5日投稿，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月24日刊出，也就是20天不到时间。

所以有时候不要去怪我们的科技人员和教师为什么把好文章投稿给国外期刊。我们要问自己的是：为什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么有名期刊（影响因子79.0，中国科技期刊大多只有3.0）在短短时间里就能发表《新型冠状病毒》的文章？中国期刊能做到吗？为什么国外期刊大多数是以问题为导向，而中国期刊是以学术甚至纯粹一表为导向？为什么国外刊载能登和主流观点或权威理论不一致，甚至观点没有得到完全证实的文章，中国期刊能做到吗？为什么国外期刊能登载大量观点性分析性文章，而中国不少刊物则以实证研究文章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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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 年，学术期刊为我国学术发展和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人文学科尤其外语学科就学术期刊开展学术争鸣似乎还存在改进之处。这些年，学术期刊上很少见到有展开观点针锋相对的争鸣文章，这和期刊人的一些担心有关，如争鸣文章会影响引用率和影响因子、指名道姓的批评会伤感情、尊重同行审稿人的意见等。但是，学术争鸣对于学术期刊意义重大，因为学术期刊责任重大，其不仅肩负推动学科发展的使命，也承担推动一代人的思想进步和文化发展的责任。

2018 年11 月，《文汇报》发表了笔者一篇讨论关于英语专业学科危机的文章，引起了外

语界乃至社会的关注。接着《文汇报》又分别 在2018 年12 月22 日和2019 年1 月21 日发表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金雯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查明建的对英语专业理论体系发展的不同看法的文章。一时间，圈内人士惊呼：怎么《文汇报》成了外语教学改革的论坛了？还有一些同行在问：这一涉及我国外语第一大专业何去何从的大讨论本应在学术期刊上展开的，尤其是在重要的外语核心期刊上进行争鸣，但为什么都集体失声了？学术期刊的学术批评功能为什么难以实现？

这个问题的确引发了我们对学术期刊应担当的使命的思考。新中国成立70 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 年来，我国的人文期刊尤其外语期刊为我国的外语教学和外语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传播和引进西方语言文学理论及外语教学先进理念，结合中国实践指导我国在这些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从而推进了我国这些领域的发展。人文期刊已成为我国各领域教学与研究发展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我国人文期刊如何再接再厉，是期刊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本文拟从学术期刊是否可以为学术争鸣多作一些贡献展开讨论。

我们认为，学术的本质或科研的本质应该是一种自由探索的行为。学术争鸣是学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只有学术争鸣才能推进学科的发展，只有学术争鸣才有可能创新而不是简单搬运西方理论。而在这种学术争鸣中，学术期刊起到了学术共同体进行交流和交锋的平台的作用。反过来，只有学术争鸣才能提升期刊的生气和活力。但是，具体到现实，情况就不是如此了。人文期刊尤其是外语期刊的学术争鸣气氛似乎不如其他一些领域，甚至与前些年相比，这种不同观点的学术争论文章见得少了。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否和期刊人的编辑理念有关呢？

一、文章之于学术刊物的影响力分析

笔者经常遇到编辑部对退稿或拒稿这样的解释：我们这个刊物主要以实证研究文章为主，或我们这个刊物主要刊登语言文学理论性文章。也有的这样回信：您的文章属于观点性文章，不是学术性文章，建议到报纸等媒体刊登。

这个解释是否可以这样解读：只有实证性的研究文章，只有纯理论语言的文章才是学术文章，才可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而除此外，如观点性文章或教学改革性文章不是学术性文章。我们认为所谓学术文章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实证性的或理论性极强的文章，可以称之为纯学术文章；另一类是缺少上述明显特征的观点性甚至政策性学术文章，但依然有证据支撑（如有理论或数据的引用）和逻辑严密的论述。这两类文章都是构成学术期刊的主体。笔者调查了国际上一些著名期刊，基本上都是“两栖型”期刊，既刊登实证性或纯学术文章，也刊登观点性非严格性学术文章，而且后者比例普遍高于前者。如《自然》杂志中这两大类的比例，前者即纯学术性文本只占1/3。有些人认为《自然》和《科学》是跨学科的通用学术期刊，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专业类学术期刊不是如此。情况是这样吗？《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这两本纯医学专业期刊，它们的纯学术文本只占约1/4，大多数是所谓的“非严格学术类文本”。我国学术期刊可能主要担心刊登观点性“非纯学术文章”会影响期刊的引用率，继而导致影响因子下降。但这似乎没有根据。例如《柳叶刀》在1997—1999 年的三年里，纯学术性研究论文刊登比较多，结果影响因子并没有增加，反而大幅下滑，从1996 年的17.9 降到了1999 年的10.0。在同类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中，从第20 名下降到第56 名。但这之后，《柳叶刀》大幅度消减学术文本数量，大量刊登通用性观点性文章，影响因子随之一路回升，2000 年为15.0，2005 年升至23.8，到了2014 年高达44.0。这个情况至少表明，纯学术文本并不是提高影响因子的唯一来源，非严格学术性文章尤其是观点、见解、评论和展望性文章对提高引用率和影响因子的作用是很大的，而且还超过前者。国际顶级学科期刊越来越意识到某一领域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证性文章只能影响很小一个范围，作用非常有限，但涉及某一学科发展和改革方向甚至与之相关的国家经济科技发展的宏观性观点文章可以影响整个学科乃至整个社会。这也就是说国际期刊非常重视观点性非严格学术性文章，重视学者的社会责任或专业知识的社会化。而中国的顶级科学期刊，90% 以上的影响因子都低于3.0。原因之一恐怕是大量刊登纯粹实证性研究论文，很少刊登非严格学术性文章。

二、学术期刊避免指名道姓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

除了考虑影响因子外，人文期刊还有一种担心，即观点性学术文章往往涉及指名道姓的观点交锋，这样做是否会伤感情。如英语专业的危机与发展、外语人文性与工具性关系、通识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发展等方面，共同体内有比较主流的看法，但笔者有时会有不同的理解。一个期刊能否给予不同意见进行学术争鸣的园地或专栏呢？

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曾经为我们介绍了爱因斯坦与玻尔的“世纪论战”。这两位物理学家在1921 年和1922 年分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按理说应该是“相互尊重”，但针对量子力学完备理论问题他们却爆发了指名道姓的论战。1927 年第五届索维尔会议上，玻尔在会议上发言，点名批评爱因斯坦，认为量子力学的物理和数学假设是不容许进一步修改的，并于1929 年在《自然》发表批评论文。1930 年秋天，第六届索维尔会议上，爱因斯坦指出玻尔的实验上的漏洞。然而，玻尔没有放弃，经过反复研究，终于找出反驳爱因斯坦的方法：他们是用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则用狭义相对论来批评。1935 年，爱因斯坦和其他两位科学家联名发表文章，再从量子力学的完备性上反击玻尔。尽管这场争论最后很难分出胜负，但其意义在于推动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发展。而后，玻尔写信给爱因斯坦说：“自己能取得一些成绩，是因为爱因斯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此，爱因斯坦在他之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莫大的幸福。”爱因斯坦在前往日本的旅途中收到玻尔的信，立即复信说：“我在启程日本不久收到了您热情的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像诺贝尔奖一样，使我感到快乐。”两位大家不计较名声，用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给后世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在我国，科技界更注重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重要性。这里要提到我国著名构造物理与构造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地震地质》主编马瑾。她发现在构造地质方面，国内科学家有不同理论和声音，便在《地震地质》专门设立《学术争鸣》和《问题讨论》两个常年栏目。她不仅将意见针锋相对的稿件放入《学术争鸣》栏目中发表，而且顶住压力，将匿名审稿专家有争议的或没有通过同行专家审稿的文章，放在《问题讨论》栏目中发表。这些有争议的、有新意的文章引起了国内外相关专家的关注、讨论和争论，从而促进了地震地质学的发展，《地震地质》期刊的国内外学术影响力也大大提升。

现在，我们在人文学科尤其是外语学科期刊上看到的往往是一边倒的观点。有时形成一种很不公平的局面：一个主流观点和理论可以在刊物上连篇累牍，但不同的观点却无法获得机会刊出，仅仅因为“与主流观点不同”。这也就是最近几年“商榷性的文章”越来越少；有点新意或“真知灼见”的文章，尽管应该在外语期刊上发表和争鸣的，但却到了综合期刊或非核心期刊甚至到报纸上寻求发表自己声音。有时候，一些有胆识的主编接受作者稿件，但在稿件里，却要求把指名道姓的被批评者改用“有人认为”“有人说”的模糊指称来替代。这是一种不符合国际通用学术规范的做法：在引用他人观点时应指名道姓，必须给予出处。实际上，用“有人认为”这些模糊指称，所反映的根本问题是一些学术期刊不敢培养不同学派的学术争鸣。

三、编辑部如何对待来自包括审稿人的不同意见

如何对待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是期刊人遇到的棘手问题。是否完全听取审稿人的意见，尤其这个审稿人是这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或行政领导时？这里还有一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20 世纪，当转基因这一新兴技术研发出来时，无论是科学界还是整个社会都是一片赞扬和支持声。但1998 年8 月10 日，苏格兰Rowett 研究所68 岁资深研究员普斯陶伊在英国ITV 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公布了一份未在专业期刊上正式发表的研究结果，宣称转基因马铃薯会对大鼠肠胃免疫系统造成损害。这一节目播出后立刻在英国引起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极度恐慌，在学术共同体内更激起转基因研制专家和学者的强烈反对。英国皇家学会随即进行了调查，称其实验存在重要缺陷，“漏洞百出”。3 天后，Rowett 研究所被迫以发布了“错误信息”为由开除了普斯陶伊。而这时《柳叶刀》正好收到普斯陶伊的文章，为负责起见，主编理查德·霍尔顿找了6位匿名审稿专家（一般做法只需3 位评审人）对论文进行同行评议。结果这6 位专家都对其研究表示质疑。然而，惊奇的是仅有1 位审稿人建议退稿，其他5 位尽管反对，却认为可以让其发表争鸣。其中1 位审稿人这样评论：“尽管该论文的数据存在缺陷，但我愿意看到其公开发表，只有如此，同行的科学家们才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不发表这篇文章的话，那就可能有压制不利数据。”尽管匿名审稿人通过了，但主编受到皇家学会一名资深人士的威胁，该人士打电话给他，扬言如果发表了这篇文章的话，那么他的事业将岌岌可危。但《柳叶刀》逆风而上，甚至顶住了英国生物技术与科学研究委员会和时任首相布莱尔的压力，在1999 年10 月正式发表。主编认为期刊应该让反对转基因的意见也有公开发表和争鸣的机会。发表具有争议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论文，不仅可以激发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参与学术争鸣和讨论（《柳叶刀》同期还发表了荷兰3 名科学家的反对文章，批评普斯陶伊的实验的错误），促进学术繁荣，从而推动科学问题的澄清和解决，而且也推动了转基因技术安全评价研究和开展相关研究。

文章发表后的次年即2000 年，全球828 位科学家联名发表致各国政府的公开信，呼吁立即暂停转基因作物及产品，包括商业化种植的试验，至少暂停5 年。普斯陶伊的文章发表后，反对和赞成转基因论文的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根据统计，爱思唯尔所有索引期刊所刊登的关于转基因技术安全争论性文章，在1990—1998 年年均3 篇，但1999—2012 年年均达25 篇，2013—2017 年达年均30 篇。我们看到《柳叶刀》恰恰是在1999 年后，其影响因子一路飙升，从1999 年的10.0 到了2014 年的44.0，上升了450%，一举成为最著名的医学权威期刊，而普斯陶伊这篇文章成为经典引用性文章。

又如，1978 年5 月11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19 年，作为文章原稿作者的83 岁的胡福明在国庆70周年之际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再次肯定了这篇文章和真理标准大讨论对改革开放的贡献。当时的情况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在这篇社论里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面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来稿，编辑部内部也少不了轻则“误解”、重则“判断性错误”的审稿人意见。如果当时编辑部接受了审稿人意见而退稿，这样也就没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伟大文章的发表及其对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极大的推动作用。

学术期刊如果因审稿人的不同意见不敢发表有争议的文章，那拒绝的不是一篇普通的稿件，而是一种不同的声音和思想，甚至是一种学术自由的精神。作为审稿人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自己写文章进行反驳，分析“误解”在什么地方，“判断性错误”在什么地方。同行匿名审稿人利用审稿的权利“压制或封锁”与自己学术观点不同的思想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应有的胸怀。编辑部应该有独立的看法，只有不仅顶住“人情稿”的压力，也顶住“审稿人”的压力（后者有时往往更难应对），才是一个伟大的编辑部，因为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对利益的挑战，对学术精神的崇尚。

在人文社科领域，期刊上的学术观点性文章非常普遍也非常重要，同行审稿人需要审什么内容值得讨论。从和经常在国际期刊投稿的同事谈话中发现，国际同行审稿人更多是以如何提高论文质量为评审目的提出修改意见，而国内同行审稿人更多是从观点和思想是否正确来提出意见，不符合自己观点的文章往往拒稿。以学术观点的正确与否进行审稿等于是扼杀学术争鸣，扼杀创新思想。因此，有些国际期刊是非常明智的。如《自然》就是一个“既不实行同行的匿名审稿制度，也没有编委会”的期刊，“审稿人无权最终决定文章刊用与否”，这个体系值得我们深思。

四、讨论与启示

中国学术期刊之所以较少刊登观点性强的文章尤其是指名道姓的争鸣文章和期刊人办刊理念有关系，也和社会文化强调中庸和尊上有关系。研究发现：争鸣文章在国际期刊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板块，学术批评是学术期刊的重要功能之一，没有学术争鸣，学术期刊就空有虚名；国际期刊非常重视期刊的社会责任，非严格学术性的观点文章占期刊大部分，它们对学术期刊影响力起着比纯学术理论或实证文章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外语期刊似乎迷恋于实证性文章和理论性文章，对观点性文章重视不够；担心期刊上指名道姓的学术争鸣会影响学者感情或期刊的影响力是没有根据的，真正的学者都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受到关注、议论甚至挑战，因为他们知道没有批评就没有自己理论的创新，也没有学科的发展；合格的审稿人应该在技术上把关，而在学术观点上要敢于接受与自己学术观点不同甚至挑战自己观点的文章。编辑部不是中间人的角色，而是应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乐于接受与主流、与权威不同的观点，站在真理一边，不屈服权威、不屈服压力、不屈服利益。

李约瑟是研究中国科技发展史的西方学者。他在发表的著名巨著《科学与文化史》（中文翻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刘道玉认为这与近代中国缺少学派之争，缺乏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有很重要关系。而在这当中，培育和鼓励学术争鸣的学术期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黄锦华等对2007—2016 年我国的科技类核心期刊争鸣论文发表及被引情况与同期相应的国外期刊进行对比，发现我国科技类中文核心期刊的争鸣论文数量明显较少，学术争鸣气氛不活跃。争鸣论文数量仅占同期发表论文的0.012%~0.037%，占比由高到低排序为基础科学、医药卫生科技、工程科技、农业科技，其中农业科技类占比仅0.012%，远低于同期国外农业科技期刊。他们分析原因包括中庸的学术作风、趋同跟风的研究众多、视学术争鸣为人身攻击等认识误区。

人文期刊的学术争鸣情况可能更差一些。从知识建构和知识者形成特点看，人文学科比自然学科更注重社会关系、学派关系和权威观点。自然学科崇尚实证，知识和理论的建构基础是实验，而实验的关键是方法、材料和被试，这些因素的日新月异使得不断进行的实验在不断地推出新的数据和新的结论，同时也在不断推翻先前的实验结论，因此学术界很难形成能保持很长时间的权威和权威观点，普通作者甚至大学生在顶级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情况并不罕见。

我们可以想象，当学术刊物只刊登学术权威的文章，而不刊登与学术权威观点不同或相反的文章；当普通作者为了发表文章而放弃自己的独立看法，甚至设法牵强附会地去套用某个学术权威的理论，或选择自己的研究数据去证明某个学术权威的观点和结论；当普通作者为了发表文章，不得不修正自己不同于主流的看法和观点，或设法修改到可被权威容易接受时，一个学科还能健康发展吗？如果说自然学科靠的是不断地实验和发现，从而推进本学科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人文学科则应通过各种不同学派和思想的交锋才能创新从而推进学科的发展。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只能加剧，因为只在一个理论上反复验证和不断加固，这个学科似乎已走到了底。

有什么样的学术期刊风格，就有什么样的学科发展，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期刊人的工作不仅仅是审读一篇稿件，决定一篇稿件的录用与否，而是肩负着推动一个学科能否健康发展的使命，肩负着培养一代人的思维能力和一代学术文化精神的责任。限制学术思想、限制自由争鸣的期刊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不能促进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展；只刊登一种声音，尤其是学术权威声音的期刊无法培育一代有自己思想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