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3/4 10:20:31 阅读：646 发布者：chichi77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摘 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经济理论创新的重要保障。本文回顾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和理论研究工作，提炼了人大政经教研室在初创过程中所取得的历史经验，总结了这些经验对于当前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和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创新的现实启示。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破除各种理论迷信；应积极培养后备师资力量并组建人才梯队；必须有目的地搭建政治经济学教学载体和科研阵地，特别是要保证充分的教学课时量，并争取高水平理论刊物的积极配合。
关 键 词
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历史经验；现实启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经济理论创新的重要保障。中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同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丰富实践联系起来”。本文旨在通过回顾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这一特定主体的特定历史片段，提炼其在初创过程中取得的宝贵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当前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和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创新的现实启示。
一、上世纪五十年代人大政经教研室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形态的急剧转变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破旧立新”，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此，迫切需要设立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机构，并在高校组织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育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在这一基本思路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和教育部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指导文件，要求高等学校开设政治理论课程，由此揭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序幕。在教学和研究的组织形式方面，苏联高等教育委员会规定，有三个（含三个）以上政治经济学教师的高校需成立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作为基本教学组织统一安排教学计划。作为对苏联经验的借鉴，1950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全国首个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以下简称人大政经教研室），直属学校教务部，负责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由宋涛担任主任。
相较于中共党史、哲学等其他政治理论课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当时基本属于一片空白，仅有极少数学者有所涉猎。因此，新中国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教学和研究活动是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成立作为起点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新中国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最重要的阵地，人大政经教研室为全国高等学校和实务工作部门输送了一大批政治经济学专业教师、研究人员和业务骨干。
（一）人才培养和课程建设
在教学方面，在教研室成立伊始，主要由阿尔玛佐夫等苏联专家负责，国内教员相对较少，在教学上还处于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阶段。之后，人大政经教研室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开拓性的自主探索，形成了一大批具有示范意义的课程和教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0-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三期高校教师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学制两年），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人才。1954年后，苏联专家给教员和研究生的讲授方法由系统讲授转为专题讲授、讲解经典著作和系统辅导，如苏联专家讲授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论〉二、三卷的结构》等专题，此外，苏联专家还与教研室尝试结合中国情况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进行了一些内容上的调整（见表1）。
表1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苏联专家（1950~1957年）
姓名
在校时间
基本情况
阿尔马佐夫
1950年6月至1953年5月
负责给教员、校外进修教员以及研究生讲课，编写《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讲稿》(内部)
耶里莫诺维奇
1950年7月至1951年6月
负责给研究生以及夜大学生讲课
然明
1951年3月至1954年7月
负责给教研室二年级研究生讲授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给夜大学二年级讲课，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讲义》（内部）、《经济学说史讲义》（公开发行）和《<资本论>二、三卷结构讲稿》（公开发行）
焦莫什金
1951年10月至1953年6月
负责给全校研究生、马列主义研究班政治经济学分班和夜大学讲课，1953年6月续聘后调至北京师范大学
诺沃肖洛夫
1952年10月至1953年7月
负责给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和夜大学讲课，编写《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讲稿)》（内部）和《（资本论）第一卷结构讲稿》（公开发行）
卡拉达耶夫
1955年12月至1956年6月
负责给教员、进修教员以及研究生讲课，编写《(经济学说史讲义)》上册（公开发行）
斯巴诺夫斯基
1955年8月至1957年6月
学校顾问兼任政治经济学专家，负责给研究生讲课
资料来源：吴起民、耿化敏.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的建立（1949-1957年）.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
通过几年摸索，人大政经教研室培养了一大批政治经济学人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毕业学员留校担任教师，如卫兴华、胡钧、吴树青、庄次彭等。另外，还有一部分学员是从兄弟院校抽调来参与学习的，如复旦大学蒋学模、北京大学张友仁等。正如胡钧在自述中提到的那样：“1952年7月研究生班毕业后，我留教研室从事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给了我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和场所，决定了我一生的工作轨迹”。到五十年代后期，人大政经教研室师资队伍日益壮大，形成了一支包括宋涛、徐禾、苏星、卫兴华、胡钧、吴树青、俞明仁、陈秋梅、张朝尊、庄次彭、李云等在内的强大阵容。在完成了理论储备和教学经验的积累后，教研室逐步从苏联专家手中接过了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接力棒。
在课程建设方面，人大政经教研室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教学大纲、讲义和教科书的编写方面。早在1951年，教研室就组织翻译了苏联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强诺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纲》，供高等学校和高等司法学校使用，这是现存最早的新中国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人大政经教研室编写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学教学材料，其中包括：由宋涛、胡钧、陈秋梅与四川大学周春、中山大学张志铮等联合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授课时间为136小时，见表2）、供函授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纲要》（共产主义部分）、与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联合编写的《政治经济学讲义》（社会主义部分）等。
表2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1956年）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
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
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
商品生产。商品和货币
资本和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工资
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贫困化
资本的循环和周转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借贷资本和信用
地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关系
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经济危机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资本主义总危机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
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
经济核算和赢利。成本和价格
社会主义的农业体系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信用
社会主义再生产
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资料来源：编写组.《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
这一阶段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基本上是借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展开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内容覆盖了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体现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思路。二是以“生产方式”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这两部分内容。三是注重从生产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来界定“基本经济规律”，并提出了“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观点。
（二）教学研究工作
伴随着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也掀起了第一波热潮。这一时期，人大政经教研室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方面形成了不少成果，其中，由教研室集体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名词解释系列”最具代表性，对帮助学生和群众学习政治经济学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授课教师还围绕教学过程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开展教学研究，发表了一批有质量、有见地的教学研究论文。
这一时期，授课教师开展的教学研究，主要是针对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内容和结构进行的探索和思考，以及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心得体会。当时，全国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必修课，但在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空谈理论、照本宣科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宋涛强调了联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展教学的必要性，并且明确提出：“教学中结合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来说，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问题”。苏星也批判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他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三个方面提炼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发展方向，并着重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要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加强社会主义主义思想教育。此外，围绕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徐禾发表了《政治经济学讲授方法的基本要求》《怎样组织和领导政治经济学的课堂讨论》两篇文章，详细分析了讲授、自学、辅导、课堂讨论等教学形式在政治经济学课堂中的具体运用和组合搭配。
1954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1955年6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人民出版社翻译引进，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波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出于配合各级各类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需要，1955年9月，人大政经教研室组建了由徐禾牵头，卫兴华、庄次彭、李宗正等人参加的编写小组，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学术名词进行解释，并在《教学与研究》上连载。
“名词简释”系列共计26篇，在1955年至1959年间陆续刊载，但也几经中断。连载期间，编写小组以“计斋”为名，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名词简释》合计22篇，范围涵盖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章至第二十二章的主要名词。1958年11月到1959年1月，毛泽东组织读书小组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全国政治经济学学习热潮再次高涨。在此背景下，从1959年开始，“名词解释”系列又开始在《教学与研究》上刊载，卫兴华分别在1959年第8期、9期、11期和12期撰写发表4篇相关文章。此后，由于中苏两党的思想分歧逐步走向公开化，全国高校纷纷停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与之配套的“名词简释系列”不再刊发。
此外，1956-1959年间，编写小组还以“计斋”的名义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名词简释》一书，共六个分册，作为“教学与研究”从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发行量很大，据资料显示，第一分册在1956年3月第一次印刷时发行量达30余万册，５月又第二次加印了35余万册，1959年第二版又印刷了20余万册。这表明，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系列”受众十分广泛，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校政治经济学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出于配合课程教学的需要，人大政经教研室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撰写了系列学习文章。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卫兴华、胡钧等学者针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四章至二十九章撰写的“学习体会”系列，这些文章在《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8期至第12期连续刊载。此外，《前线》杂志于1959-1961年间组织刊发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学习纲要”系列论文，主要阐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在当时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人大政经教研室的俞明仁、李云等学者参与了这次学术讨论，并围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点、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等多个主题发表了文章。
（三）理论研究工作
这一阶段，人大政经教研室授课教师还发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章。尽管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仍然以学习和借鉴苏联模式为主，但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人大政经教研室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苏联理论认识与我国建设实际密切结合，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学术影响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在五十年代末期，伴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授课教师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依据，迈出了突破苏联传统理论范式的重要一步。譬如，胡钧撰写的《学习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张朝尊撰写的《学习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学说》，以及吴树青撰写的《关于“资本的循环与周转”的几个问题》，都发表了很多新颖的理论观点。卫兴华、陈秋梅二人有关地租问题的探讨也比较具有代表性。卫兴华撰写的《关于资本主义地租理论中的一些问题》一文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他详细分析了级差地租Ⅰ、级差地租Ⅱ与绝对地租的形成过程和特点，着重探讨了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关地租问题的不同理解。1956-1963年间，陈秋梅也先后就社会主义地租问题和土地报酬形态问题发表4篇文章，并结合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践，对当时有关地租问题的理论争议作出了全面的说明。
此外，教研室成员还结合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实践撰写了系列理论文章。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苏星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在过渡时期的作用问题》一文，文章针对王学文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几个经济法则》中提出的“主要经济法则”概念展开了商榷。苏星明确提出，我国过渡时期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因此也不存在一个贯穿全部社会生产的经济法则。此后，二人又陆续发文重申并完善了各自的主要观点，并由此在理论界掀起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另外，就过渡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宋涛先后撰写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必然性》《试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超过富裕中农生产和收入的经济意义》两篇文章，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人大政经教研室取得的理论成果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有意识地对一些有争议性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理论上形成独立见解。二是围绕当时我国推动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实践展开理论研究，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
二、人大政经教研室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是新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标准的设计、学科体系的建立和人才培养工作中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上世纪五十年代，尽管尚处于成立初期的摸索阶段，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人大政经教研室积累了诸多宝贵的建设经验，涉及课程教学、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这对于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理论研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存在着盲目崇拜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趋向。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全国上下掀起了一波学习苏联经验的热潮，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技术等各个方面以苏为师，高等教育自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包含政治经济学在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工作百废待兴，这在客观上要求借鉴苏联的课程设置方案和教学模式。为了全面移植苏联的教学体系，人大政经教研室采用的模式是以苏联专家为“工作母机”，进而制造新的“机器”。如此一来，教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中国教员“照本宣科”地宣讲苏联专家的教学讲义，而不联系中国实际的问题。
上述问题在教学实践中暴露出来，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视。1953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关于苏联专家工作的检查报告》中，校方要求结合中国实际提升学习和教学效果，克服把苏联专家当作“活字典”的依赖心理。在此背景下，人大政经教研室进入了克服教条主义的调整阶段，迈出了突破苏联范式的重要一步。譬如，教研室组织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名词简释系列，就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把理论阐释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特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全书共三篇四十二章，分别研究了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名词简释系列”按照教科书章节顺序和各名词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编排。同时，编写者注重介绍这些名词在特定经济制度下所具有的含义，这一点在介绍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名词时体现得尤为明显。从进入社会主义部分的名词简释“续十四”开始，一直到连载中断前的最后一篇“续二一”，除了“续十八”内容为苏联“新经济政策”外，每篇文章都结合我国经济社会特点进行了词条阐释，着重联系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分析了这些政治经济学名词在我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实际情况（见表3）。
表3 体现理论阐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名词简释”
文章序号
词条（页码）
原文
期号
续十四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341）
“由此可见，与苏联当时相此，我国过渡时期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先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生产关系中的革命，后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技术的革命。”
1956年
第12期
续十五
对外贸易垄断制（348）
“在我国过渡时期，对外贸易的基本政策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的政府和人民发展通商贸易关系并实行对外贸易管制与保护贸易的政策。”
1957年
第1期
续十六
国家资本主义（349）
“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仅是用来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和生产力的重要力量，而且是通过和平手段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阶梯和道路，是消灭资本主义的过渡步骤。”
1957年
第2期
续十七
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352）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这一主要矛盾的解决，并不意味着过渡时期的结束……也正因为这样，我国过渡时期现阶段的主耍矛盾，便转化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1957年
第3期
续十九
社会主义工业化（364）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也是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解放后的中国人民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克服我国的经济落后状态，使我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
1957年
第5期
续二十
农业集体化（377）
“在我国过渡时期，党和政府即将对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规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任务的重耍组成部分。”
1957年
第6期
续二一
农业劳动组合章程（388）
“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具体地表现了党的合作化政策，集中地表现了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志，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有力武器。”
1957年
第12期
注：原文部分引自《教学与研究》1956-1957年刊发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名词简释》（续十四-续二一）。
此外，在理论研究方面，授课教师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展开不同于苏联政治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独立思考。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卫兴华的两篇论文：《固定资本周转的快慢对利润率有无影响？》和《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等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否应用的问题》。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固定资本的周转快慢影响利润率的认识，卫兴华指出，从本质上讲，固定资本周转快于流动资本导致利润率下降仍然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而实际上只有可变资本的周转才会对利润率产生影响。在《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等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否应用的问题》一文中，卫兴华反驳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问题。”这种理论探索虽未能取得系统性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发端，同时，也展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路径变迁过程——从全盘接受“苏联范式”到逐步破除“绝对迷信”，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前，在经济学领域，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盲目推崇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做法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内学界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绝对迷信”十分类似。从阶级属性来看，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其有关市场自由化、私有产权效率最优、供给与需求关系、经济人假设等诸多观点，都是其阶级性和辩护性的典型例证。然而，在高校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有些教师往往不加批判地接受、研究和讲授西方经济学理论，并有意识地突出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对其阶级性和庸俗性视而不见。这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和做法，与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目的严重相悖，极大地冲击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教学科研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并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因此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人大政经教研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做法和取得的经验充分表明，对待外来学说，不能盲目地全盘接纳，必须坚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倾向。中央指出：“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的内容，不能照搬照抄。” 在教学工作方面，要重点解决教学中理论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问题，明确西方经济学的二重性特征。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经济学采用的诸多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其包括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规律理论在内的诸多学说也存在合理成分。但与此同时，要注意西方经济学所代表的阶级立场和经济制度，不能淡化其意识形态色彩。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国情实际，多运用本土化教学案例，有批判、有反思地讲授西方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要阐明某种理论产生的特定背景、前提假设和适用范围。
在科研工作方面，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正如人大教研室把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建设实践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一样，当前，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也要与我国实际相结合，有选择、有取舍地吸收借鉴其合理成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积极作用。就目前而言，政治经济学界要构建起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吸收、借鉴并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当代中国经济学”范式。也就是说，当代世界和中国实践的发展，要求构建一个独立的、能够满足国家需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一个体现中国历史和现实特色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一方面，要树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理论上回答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另一方面，要积极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从而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推动中国经济学派的历史性崛起。
（二）积极培养后备师资力量并组建人才梯队
提高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关键在于打造一支人数充足、质量优秀、结构合理的学科人才队伍。上世纪五十年代，人大政经教研室形成了以老一辈经济学家为带头人、以中年教师为骨干、以青年教师为后备力量的人才梯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解决当时政治经济学师资力量短缺的问题，人大政经教研室在成立初期就开办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这几届研究生班的毕业生构成了后期全国政治经济学师资力量的基本班底。同时，在这几届研究生班中，一大批优秀青年学者涌现出来，他们当中的不少人留校任教，并迅速成长为了教研室的中流砥柱，卫兴华、胡钧、吴树青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研究生班的顺利开办，进一步充实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师资力量，这为人大政经教研室进行学术传承并持续保持学科优势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人才梯队搭建和青年教师培养方面，人大政经教研室始终坚持“一切重大原则问题都经过充分酝酿、集体讨论，做出决定，经领导批准后，分工负责，贯彻执行”的集体主义工作作风。这一作风体现在教学工作中，表现为采取集体备课的方式，教员在教学过程中严格按照集体研究成果开展教学。并且，教研室还组织集体听课，并在课后围绕该教员授课内容和所用讲义展开讨论，共同提出修改建议以完善教学。譬如，1951年3月，教研室围绕孙健教员的授课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宋涛认为其“讲授提纲写得比较简单”，鲁达则提出了理论性有余、战斗性不足的问题。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队伍和师资力量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表现在年龄结构不合理，中青年学者出现断层，在不少高校都出现了政治经济学“后继无人”的现象。由于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在教学中，集体备课、集体学习等合作方式流于形式，科研工作“闭门造车”的现象也比较普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领先地位，这与早期积累的人才队伍建设经验不无关系。反过来说，如果无法培养并留住一批优秀青年人才，学科就将持续陷入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高校必须高度重视中青年学者特别是80后、90后政治经济学青年学者的培养工作，加快形成以老一辈经济学家为引领，中年领军人才为砥柱，优秀青年学者不断涌现的学术梯队。具体来说，要抓两方面工作。第一，要加强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组织性和计划性，贯彻“传帮带”。通过举行集体备课、教学研讨会、师生座谈会的方式，共同商定教学计划，对教学工作进行统一部署，集思广益设计教学环节，共享教学资源。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们要尊重教学计划的权威性，遵守统一规范的教学流程，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备课。此外，要贯彻“传帮带”，指定资深教师指导青年教师，采用课程试讲、集体听课、个别指导等形式，指出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教学水平。第二，坚持科研协同攻关。应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本单位科研人员围绕特定研究主题开展协同研究，同时以老带新的方式，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术流派，引领新的研究热点，丰富新的研究视角，扩大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学术影响力。
（三）搭建政治经济学教学载体和科研阵地
第一，以充足的课时量作为教学载体。充足的课时量对于保障课程教学的效果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宋涛、胡钧、陈秋梅与四川大学周春、中山大学张志铮等联合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一书显示，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课时安排为：授课时数108小时，讨论时数28小时，共计136小时。在充足课时的支撑下，这门课程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覆盖了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体现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思路。
就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专业教学而言，提高课时量、设定合理学分已迫在眉睫。第一，作为专业基础课的“政治经济学”课时量不足。目前，大部分高校的经济学类专业只开设一个学期的政治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开设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甚至还增设了高级微观、宏观经济学等选修课。这导致目前高校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课程体系中课时和学分比例为1：3左右。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大类专业的“政治经济学”课时量不足。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大类专业（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政治经济学课时量普遍不足，一般只限于一个学期，少有专业开设高级政治经济学、《资本论》选读等课程。第三，思想政治公共课中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不足。2005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组成部分。在课时设置上，由原来126-130课时压缩至48课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政治经济学原理仅占两章内容（全书共七章），由此可以推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政治经济学部分的授课时长不会超过16课时。
为此，要尽快扭转政治经济学课时量不足、学分过低的局面，在专业基础课、大类平台课和思想政治课等不同类型的课程设置上，加大政治经济学课时比重，保证教师有充分的课时量进行理论讲解。同时，还要尽快设计中级政治经济学、高级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各专题的课程方案和学时计划，以满足经济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研究生培养的需要。
第二，以理论刊物作为科研阵地。学术刊物是刊登研究成果、表达学术观点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上世纪五十年代，尽管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但当时的主要理论刊物如《教学与研究》《经济研究》《学习》《学术月刊》《新建设》《计划经济》等都发表了大量政治经济学论文。特别是《教学与研究》刊发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和理论研究成果，成为人大政经教研室重要的学术阵地，促进了学术研究与科研载体的良性互动。
反观当前，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学科刊物数量少，大部分经济学刊物发表政治经济学论文数量也比较少，这已成为制约学科发展、抑制理论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以《经济研究》为例，从1992年到2015年，该刊物刊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基本上每年只有1篇，发文比重长期处于2%以下。近年来，科研载体缺失的问题有所改观，但总体来说，学术刊物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支持力度仍需进一步提高。目前，刊名中含有“政治经济学”字样的仅有《政治经济学评论》《政治经济学报》《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季刊》四家。在经济类刊物中，政治经济学论文占比较大的有《当代经济研究》《经济纵横》《财经科学》《经济学家》《改革》《中国经济问题》《改革与战略》《海派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研究》等刊物。在综合类社科理论期刊中，政经论文占有一定比例的有《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学习与探索》《理论月刊》《社会科学辑刊》《兰州学刊》《内蒙古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湖北社会科学》等。在高校学报中，政经论文占有一定比例的有《河北经贸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刊物中，政治经济学发文比重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学科门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专栏也相对较少。
因此，必须致力于建设政治经济学学科期刊体系，搭建科研载体，打造理论阵地。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创办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刊物，鼓励经济类刊物加大对政治经济学学术成果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鼓励社科综合类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综合刊物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栏，为理论创新成果提供发声机会。
结 语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界所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创新的重大课题。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经济学掀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学习和研究高潮。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在这次理论高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包括：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破除各种理论迷信；应积极培养后备师资力量并组建人才梯队；必须有目的性地搭建政治经济学教学载体和科研阵地，特别是要保证充分的教学课时量，并争取高水平理论刊物的积极配合。从这些历史经验中提炼现实启示，以史为鉴地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更好地发挥其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作用，将是很长一个时期内的重要理论任务。
（本文是一篇未正式发表的工作论文，版权归“武大政经”所有。如内容有讹误，或有二次转载等事宜，请联系本公众号管理员（jjsxsbjb2018@163.com）。本文同时也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创新的百年道路与经验总结研究”（21JZD00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团队
入选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近日，教育部正式公布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认定结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团队成功入选。
此次入选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团队
究竟是怎样一支队伍？
又有怎样的突出成果？
一起揭秘！
一
团队成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团队，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悠久传统的基础上，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
二
团队主要事迹
01
师德师风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争做“四有”好老师。定期组织教师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一丝不苟落实师德师风建设要求。团队教师牢记立德树人崇高使命，不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更做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获得“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与“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的卫兴华教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主要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他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一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而奋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多位教师师德师风表现突出，荣获表彰奖励：刘伟获评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陈享光获评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师德标兵；周文、李琼等获评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团队获评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师德先进集体。
02
教育教学
推进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团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出了一批示范性课程和引领性教材。2018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创新”项目获得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21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第四版）》获得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一等奖；《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十二版）》获得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一等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三版）》获得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二等奖；林岗获评教育部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
团队建立了完整的课程体系，在全国高校中最早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系列讲座”，引领全国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建设。团队还设立了全国首家中国特色经济学本硕博实验班，为全国高校、研究机构及党政机关培养中国特色经济学师资力量和研究人员。
团队及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理论和实践成果反映到教材中，在教材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全国性影响力。编写出版了两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主编了一批全国性教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材系列。目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依托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全力以赴编写“中国经济学”系列教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该教材已成功入选教育部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编写名单，计划于在年内出版，将为中国经济学人才培养奠定重要基础。
03
科研创新
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巩固科研领军地位。团队成员致力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学术化和学理化研究，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客观经济规律为己任，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批标志性、原创性成果获得国家级重大表彰和奖项。
2012年以来，团队教师共有16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其中7项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立项近50个；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8篇，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团队科研国际化也取得突出进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领域公认的知名国际期刊发文25篇，在国内遥遥领先。同时，团队依托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于2020年举办了首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04
社会服务
聚焦重大前沿问题，发挥咨政建言作用。2012年以来，团队连续多年撰写“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报告”，向党和国家报送多份咨询报告和咨政建议。团队先后举办了八期“政治经济学大讲堂”，约1500余人次参加学习。团队教师积极参与国家重要会议和决策咨询，刘伟参与了十九大报告前期讨论；刘元春担任“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杨瑞龙受聘北京市决策咨询顾问；林岗担任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刘伟、杨瑞龙、邱海平分别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
团队教师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组织疫情应对专门小组为战疫建言献策。
在广东南海、江苏睢宁等地建立 10 余个地方实践与实验基地，进行中国特色经济学实践教学与研究，为政策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05
团队建设
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加强后备人才储备。近年来，团队人才国际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引进了多名海归青年教师，极大改善了团队的年龄结构和学缘结构。团队积极探索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举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青年论坛”，引导青年学生关注中国现实问题，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06
就业创业
注重就业创业指导，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2012年至今，团队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近300人，指导在校学生积极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获得多个科研立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
三
学生感言
在团队开设的研究生必修课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系列讲座》上，同学们这样说：
“系列讲座里的每堂课都由不同的老师讲授，既有对时代发展全局的引领，又涵盖政治经济研究的前沿，对学术很有启发，我对之后的课程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