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写作既要对真理负责，确保准确性；又要与对手交锋，提升针对性；还要为读者服务，考虑可读性。
1、法学论文写作要尽量使用第一手材料
论文是与学者对话，论者自然会引用同行著述。在相当程度上，能否准确全面地收集和引用学者观点，是衡量一篇论文成败的标尺。然而，学者的作品基本是对于法律相关的文献材料加以研究的产物，换言之，它们相对于所研究的材料而言，均属于第二手材料。美国的Westlaw数据库将学术期刊之类都归入所谓“二手信源”（secondary sources），置于司法判例、立法过程文献等一手信源之后，就反映了这一判断。根据一手信源所做的研究，不但不容易被二手信源所误导，而且更可能有原始创新。
比如，在研究罗案的虚拟判词时，判词本身是最重要的一手信源，而判词作者的其他作品、其他学者对判词作者的评论之类，均属于二手信源。利用二手信源“扫盲”或者“探路”无可厚非，甚至必要，但是一旦初步上道，就得努力把手里的拐杖扔掉，用双脚去丈量大地，从一手信源里挖掘。同学们来自不同的部门法专业，分析判决的习惯和进路都很不一致，但是好的分析无不是立足判决本身加以深挖的结果。
2、法学论文写作要区分说理和修辞
法学论文推崇说理，排斥情绪化的表述，但是修辞并非毫无地位。有时，修辞起到增强语势、加强语意的“锦上添花”效果；有时，修辞将不便明言的推理遮掩起来，发挥“尽在不言中”的微妙效果；还有的时候，修辞可以掩饰推理的漏洞，尽管这对于论证并非好事。研究者一旦读到修辞，就要警惕修辞的作用，特别是要善于通过修辞发现“弦外之音”或者“难言之隐”，这往往是加大论证深度的捷径。
比如，在沃伦的判决中，社会科学的论述究竟是说理还是修辞？如果是说理的话，那么学者已经反复论证了其不周不当之处；而如果是修辞的话，沃伦想要掩盖的是什么？去掉修辞会对他的论证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3、法学论文写作要区分生活概念和法律概念
生活概念与法律概念经常共用同一表述而含义不同。生活概念的好处在于贴近生活，易于理解，方便交流；法律概念的好处则在于准确界定所讨论事物的法律含义，有助于增强写作的严谨性。如果仅作一般叙述，或者生活概念与法律概念的含义差别不大，那么应当首选运用生活概念；反之，在关键叙述点位，或者在生活概念与法律概念的含义存在明显差距时，就要准确运用法律概念。
比如，美国法上在判断某一特征是否构成歧视的理由时，英文identifiable是一项重要的标准。这个单词在生活中的含义很简单，就是“认得出、可识别”的意思，但是在法律上就要追问：怎样才算“可识别”？如果需要通过一定的检验步骤（例如验血）才可查知，是否仍属于“可识别”？如果写论文探讨美国的反歧视法，就不能把这个概念混同于生活概念而轻轻放过，而是要准确界定它的法律含义。许多研究都从新闻或翻译之类文本中寻找素材，研究者要对其中所包含的法律概念保持足够的敏感。
4、法学论文写作要区分教义视角的论证和政策视角的论证
大致而言，法学上常用的论证或从教义立场入手，或从政策视角出发，二者必居其一。教义立场即所谓“就法论法”，这种立场假设法律体系内部是一致的——不仅可能一致，而且应该一致。所做的工作类似修剪灌木和清除杂草，目标则是开辟严整、丰产的园地。政策立场即所谓“法外说法”，这种立场假设法律内部是不一致的——或者不可能一致，或者不应该一致。灌木虽乱，却是生长的天性使然，无论怎样修剪都会再乱起来；杂草虽多，却是珍贵的基因库，如果遭遇大的天灾，就可从中寻得抗灾的基因，而常规的种籽反倒发不出芽来。显然，教义与政策的论证缺一不可，但不能混淆，正如不能把一位严谨的园丁与一位浪漫的园艺家安排到同一岗位上。
例如，在为布朗案撰写虚拟判词时，大部分虚拟法官都选择了政策视角，这也是原判中沃伦大法官的选择。但是也有法官顾虑政策视角所固有的困难，采取了教义视角，试图证明即使不引入宏大复杂的政策叙事也足以推翻种族隔离。对于这种论述的批评，或者指出其教义上即“遵循先例”的不足，或者揭开其用教义话语所欲掩饰的政策实质，但是不可混为一谈。
5、法学论文写作要区分有权解释和无权解释
大部分法学论证都涉及规范的解释，比如解释宪法、法律和法规等。学者通常区分解释的立场、方法和材料，立场决定方法的顺位，方法决定材料的选取。但是，在这些因素之外，解释还有一个根本的区分，那就是有权解释和无权解释。学者观点即使获得权力部门倾听，也仍然属于无权解释；权力部门即使势力强大，如果没有获得授权，所做的解释也是无权解释。世间已无“五大罗马法学家”，千百年来建设“新罗马”的尝试也均告崩坏；至于所谓有权者与无权者竞逐说理、“谁行谁上”的构想，也不过是“肉食者鄙”的千年一叹罢了。它至少暂时还不是生活的真相。
例如，我们所读到的布朗案的虚拟判词，大抵是将学者对于案件的观察套入判决的形式，而非“私设公堂”重审旧案。学者或许认为“按我这样判更好”，但也深知自己不是上诉法院，更不能误认为只有自己才掌握了真理，沃伦之类“肉食者”都不如自己。真实的判词是有权解释，所以是研究的对象；而虚拟的判词时无权解释，所以是研究本身。研究者不能蜕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正如看拳赛的观众不能赤膊上阵，挥拳就打。
6、法学论文写作要注重完善细节
细节之处见品质。一篇论文所留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往往并非来自立意、架构、论证之类大的方面，而是来自格式、脚注、翻译之类小的细节。格式紊乱暗示着文章未经统稿，读者会因此怀疑文章写得支离破碎；脚注不规范意味着存在“转引改直引”的情况，读者会因此怀疑作者没有充分阅读一手材料；翻译不准确表明作者的语言能力不足，读者会进而怀疑作者缺乏其他方面的研究能力。类似的瑕疵累积起来，就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读者的信心，文章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比如，一些同学在报告对于虚拟判词的研读心得时，会抄错判词本身，这无疑令他的后续分析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还有一些同学在引用外部文献时，虽然读书不少，但是写错作者和标题，这也会让听众生出“你到底读没读过”的疑窦。写作和报告都是交流，交流的前提是信任，信任的产生靠积累，积累的反面是消耗。“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教训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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