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3/1 10:29:54 阅读：1060 发布者：chichi77
严歌苓那时经常逃课
齐鲁晚报：您当年的弟子如今回校任教，由名作家继续培养作家。这让人不由想起1988年时，他们共同报名参加的那个文学研究生班。您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童庆炳：这个班级是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研究生院联合创办的。我当时是北师大研究生院的副院长。那时我们跟教育部说得很清楚：这些作家虽然有才华，但是文化程度限定了他们的文化视野，所以需要系统的课程教育，看看人家外国人是怎么写作的，我们的前辈是怎么写作的。
齐鲁晚报：当初是否设置了很严格的招生门槛？
童庆炳：只要是小学毕业，发表过一篇作品的，我们都要。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入学门槛很低，但是出去的门槛很高。
在当时报名的人中，有一些是很有才华的。其中两个是已经很出名的作家，刘震云和莫言。后来陆续出名的还有余华、毕淑敏、迟子建。严歌苓那时年龄比较小，没有多少印象，她还经常逃课呢，在北京利用学生的身份，忙自己的事情。还有一位辽宁的作家，没有读完就走了。
齐鲁晚报：在这些学员中，您对谁印象最深？
童庆炳：我当时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刘震云和莫言，而是毕淑敏。她当时只有一部作品，《昆仑殇》，是一部中篇小说，但我们觉得蛮不错的。余华也是高中毕业，发表过一部作品，当时并不出名。迟子建的文化程度算是比较高了，是一个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小学教师。
齐鲁晚报：当时您觉得他们将来能出名吗？
童庆炳：我觉得这还是一届幼芽，我希望将来有那么十个八个人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中国文坛的顶梁柱。现在来看，这个作家班没有白办。
他们知道作品好却不知道哪里好
齐鲁晚报：在这个研究生班中，您亲自教授了一门从来没有教过的课程，叫《创作美学》。这给您的弟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毕淑敏。
童庆炳：毕淑敏是一个好学生，一堂课也不落。她是从部队转业的，基本不了解文学是什么，急于想知道。当时她住在军事博物馆那边，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穿过整个西城、东城，来到朝阳区、接近通县的地方来听我的课。莫言对这门课的印象也很深。《创作美学》出版时，他作的序名字叫《轻轻地说》，就是引用那门课里我讲述的俄国作家普宁写的一个故事的名字。
齐鲁晚报：如今他们回忆起来，说当时简直是处于知识“贫血”的状态。您有这种感受吗？
童庆炳：有啊。我会给他们每人的作品进行点评。当时，他们往往知道作品好还是不好，却不知道哪里好。我就给他们讲哪里好，哪里可以更好。比如，莫言的《红高粱》里写道，一泡尿撒到红高粱上面去，酒就酿出来了，变成二十八里香了。我就问他，你怎么解释这样的描写细节？莫言说，童老师，这是真的，尿撒在高粱上是会发酵的。
齐鲁晚报：今天再读这些语句，仍然觉得很有乡土气息，非常有意思。
童庆炳：当时我说不完全是这样。这样传达细节，是中国人文化中的一种习性。就像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华老栓那样，他认为人血馒头可以治病。这写的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文化习俗。作家需要对一种消极的文化习俗进行艺术的描写。相反，你说这是写实的，人家拿去试验一下，没成功，就会说，你这个作家是一个骗子。因此不应该那样解释。
齐鲁晚报：那他们听《创作美学》，能听下去吗？
童庆炳：《创作美学》一共十六讲，一个学期上完。在上这门课之前，我准备得很充足，因为我与他们一样，会用我的创作体会来给他们讲解理论。
搞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要有生活
齐鲁晚报：现在北师大也在开设作家班，请莫言、严歌苓来带学生。有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作家能通过上课的方式培养出来吗？
童庆炳：这是不行的。搞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作家要有自己的生活，而且要非常熟悉、了解自己的生活。以至于一个故事要在他的心里生长几年、十几年，最终才能写出来。比如莫言，故乡给他留下非常难忘的印象，因为他的童年经验是难忘的，也是他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甚至，在报纸上刊登一个外地的事情，他也可以用来写小说，但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跟高密联系起来。
刘震云
齐鲁晚报：严歌苓女士没有亲历过南京大屠杀，如何写出《金陵十三钗》这样的作品？
童庆炳：她本来在四川当了八年的兵，全部的青春都在那里度过。她后来怎么什么都能写了呢？这是因为美国衣阿华大学创作班给予她训练。写《金陵十三钗》这个故事，严歌苓要做两样工作，第一个是案头工作，搜集和研读所有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第二项工作是采访，用三个月甚至半年时间，在南京寻找当地的老人或者见证人。采访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最后再加上想象力，作家获得了她缺少的生活。
齐鲁晚报：这就是学习对一名作家的作用？
童庆炳：是啊，一个人的生活毕竟有限，很多事情他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采访可以获得更多人的生活，而学习可以赋予他们学者的眼光，读到的东西会更富有深意。
以后会是学者型作家的天下
齐鲁晚报：王蒙有一个观点，他说中国作家需要学者化。
童庆炳：我非常同意王蒙的说法，作家要有知识，有文化，甚至还要懂外语。这一点，王蒙做到了。他不但是作家，还对《红楼梦》、李商隐、老庄有研究，也有成果。
莫言呢，他在获奖之后有一次和我聊天，他说：“我真后悔，可以说是后悔极了。我那时很年轻，还不能理解老师们的话，没听从老师们的劝告，应该好好地学理论，好好地学外语。”
齐鲁晚报：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体会？
童庆炳：现在，他不断与各国文学家交流。有一次，我们请一位叙利亚裔的法国诗人讲课，讨论文学和人性的问题、文学的阶级性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专业教师不算难，但是莫言却没法与那位文学家比肩。对方是法国某大学的教授，多年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今年又获得了提名。莫言与他对话，不占上风，有些文艺复兴的理论，他都忘了。
齐鲁晚报：我听说，那个会上，您一直在帮莫言解说？
童庆炳：那个会议上，我一直在帮莫言插话，我说莫言的意思是这样的，尽量形成理论的观点，至少是一种说法。因为莫言现在是一个国际级作家了，如果说不出所以然，只能说对对对，也是不行的。
齐鲁晚报：有人评价说，中国的一些作家能够跻身世界文坛是偶然的，是单兵作战。
童庆炳：对，是这么回事。
齐鲁晚报：说回那个80年代的创作班，如今还会给您什么启发吗？
童庆炳：我们的作家应该向着王蒙当初提出的作家学者化方向前进。作家当中，大学毕业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有理论基础、文化和知识的基础，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会更加透彻。以后是这一拨人的天下，不再是初中生、农民作家的天下了。（以上文摘自齐鲁晚报，作者张榕博。）
余华找到了文学创作的钥匙
童庆炳(北师大资深教授)
今天见到余华，我不再用在鲁院教室里讲课时的眼光看他。余华已经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我为他感到骄傲、自豪。余华在参加了北师大和鲁院合办的作家班之后，又在北师大继续研读了两三年时间。他在1993年9月到10月之间写了硕士论文《文学是怎样告诉现实的》 。我还留有这个论文原本，封面很简陋，上面是余华的字。
余华创作的成功是多方面促成的，包括他的天赋、努力、坚持不懈，以及他对生活的了解、观察等等。但是今天我又读了一遍他的硕士论文，我觉得，现在人们说余华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先锋派阶段，后来他开始写《活着》等作品，似乎转到了现实主义的写作。但是重读他的硕士论文，这种感觉淡了。我认为余华关于文学的观念、理论，对于文学真实的理解，是一贯的。
余华在他的硕士论文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文学现实。现实各种各样，早餐喝粥吃馒头是一种现实，每个人都要经历。但是余华提出了与此不同的文学现实。他说，文学的不断改变主要在于真实性概念的不断改变，他认为生活是不真实的，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的。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人的精神，只有进入广阔的精神领域，才能真正体会到世界的无边无际。文学的真实应该是连接着过去和未来，而不是一个环境、一种性格的普通故事。余华认为，文学的现实、文学的真实是一种精神的真实、内心的真实。我觉得，余华是找到了文学钥匙的一个大作家。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转自天下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