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一种职业有种很古怪的叫法，叫做“临时工”，相对于正式在编人员，这种职业很自然地被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临时工可以不算做本单位人员，连一些执法单位出了问题也可以归咎于临时工的问题，开除了事。在一些精英之流眼里，临时工根本不能算是一种职业，所从事的往往是本单位人员所不愿意从事的或者说不屑去做的工作。脏累苦险，干最多的工作量，却拿极少的报酬，劳动所得往往是正式职员的几分之一甚至于更少，社会地位角色也等同于农民工群体（工人不能算做工人，而在前头加个农民二字以示区别，真是一种匪益所思的事情）。在国营公共企事业单位、垄断型企业之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各种升迁福利节候日论资排辈基本上与他们无缘。
临时工这个群体之中，农民工占了很大的比例成份，不过随着社会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的城镇居民下岗失业人员也加入了这个群体。当年的一国营二集体，不三不四做个体的优越感在现实之中已经荡然无存，人嘛，先是生存要紧，没心情讲那个了。“临时工”这个词汇的属性，有一种暂时性、针对性的性质，追根朔源，农民工群体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单位”，应该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大队”、“第X生产队”，在这里社员同志们才算得上一种正式的职业。很可惜这种职业并没有给农民带来丝毫的荣誉感和自豪感，那种剪刀差式的低消费高积累模式对农民而言，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出身即决定了命运。不要说铁工资铁交椅铁饭碗，一个城里最普通不过的职工在这里也能找到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许多农民生活命运的改变，也就是进入城市打工做“临时工”开始的。
做临时工的感觉，真有点受气小媳妇的感觉，生产一线的脏累苦险让大小头目呼来喝去供人驱策不说，随时就存在着被开除解雇的危险（没有丝毫的权利对等性可言），一切取决于当官的心情好与坏。冯巩在相声里说：“合同工保证都勤快，”可惜临时工没有一个不勤快的，连个合同保护也没有，几十年如一日也就是个临时性的，又岂能无戒惧哉？如果说思维落后文化素质低下你只能从事这种行当当然也无话可说，可是那种大头头小头目在那里呦五喝六冒充行家里手的水平，也未必赶得上田间的一个老农，勤劳汗水智慧的结晶却永远归功于政绩和头头脑脑英明伟岸领导的时候，人的心情又怎么能够爽得起来呢？螺丝钉永远只是个螺丝钉，有哪位老总肯亲身试试做做呢？人家并没有拿临时工当做自家人，你又如何能够视自己为主人翁，自作多情地做人家其中的一份子呢？
建设工程造价体系之中有一项措施项目费用，叫做临时设施费。这种临时性的生活生产设施属于一次性摊销费用，工程项目完成后要拆除清场的，从这种角度来看临时性设施也好，永久性建筑也罢，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职业场里也玩不得忠贞不渝生死相依不离不弃三贞九烈的爱情剧目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合则留不合则去，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晋国的人材楚国人用了又何妨？又何苦耿耿于怀领导的有眼无珠无知人善用的贤明开通品质呢？
说一个历史故事，也是和“临时”这个话题有关。北宋末年雄起于北方的大金国灭掉北宋以后，宋室皇族康王赵构逃到了南方在杭州市建立了小朝庭，史称“南宋”。他在继承皇帝位子的时候向北方遥望跪拜痛哭，给首都取的名子叫做“临安”，也就是说在这里也只是暂时性歇歇脚，决不敢忘了北方故土大好河山的沦陷与父兄被掳的亡国之恨。很可惜这个开国皇帝并没有恢复中原一洗君父之耻的锐气勇气，最后绍兴和议时还接受了大金国的册封，偏安江南做起了儿皇帝，结果这个临时安顿的首都都“转正”了，成了永远性的偏安。当时有人就写诗叹曰：“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洲。“
在今天这个可以自由流动自由择业相对比较自由的时代，临时工正式工的纠缠并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更何况随着时代的进步，公务员公职人员群体也并非一蹶而就一劳永逸。这个社会对少数群体过高的福利其实上是对大多数群体的不公正不合理，对纳税人的不负丽任。在其位则谋其政，责任权力和义务永远是一种一脉相承的对等关系，多元化社会的人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自主创业，条条大路都能通向梦中的坦途，所庆幸的是现实毕竟已经进入了一个以人为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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