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语境下公共领域有什么特征？

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

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一词作过精辟的概括。他认为，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1999），这也就像《大学》所言“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1995：5）的推致次序。而西方的社会结构，费孝通则用“团体格局”予以概括，认为“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根柴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费孝通，1999：332－341）。

从这种对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和西方公共领域之间的差别。首先，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线上，中国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并没有明确的分界，而西方对于公共性和私人性有着严格的区分；其次，在公共领域内部，中国的公共领域会按照伦理关系分为不同的层次，公共性是从每一个个体的个体性、每个家庭的家庭性、每个家族的家族性升扬至整体性的高度，而西方的公共性则具有普世性；最后，由于我们很难摆脱差序格局的限制，导致在平等基础上的交往行为付之阙如，以至于“私义恩情错当良知天理，世故瞒顸以为道德修行”，误把位高权重者、年高德绍者、世故乡愿者视为具有公共性（林安梧，2003）。

忠信责任的思想资源

中国并没有经历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也没有在这样的社会下的契约型理性，但中国却有着与之相近的责任伦理概念（林安梧，2003）。在《论语》开篇较为显著的位置，就初现了“孝悌尊卑”传统和“忠信责任”传统的对比。前者有如有若所言：“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朱熹，1995：39），这里由孝悌而推至事君，而后者以曾子为代表，他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朱熹，1995：39）直接反省自身是否尽到忠信责任而独立于伦理层次上的推介。这种责任意识后来有所发展，如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顾炎武更是明确地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这种对君上和朋友的忠信上升为对天下的责任。

但总体而言，由于秦汉之后皇权专制的封闭性思考，孝悌伦理所强调的血缘性的自然联结被利用作为专制的支持工具。而责任伦理被置于孝悌伦理之下，使本来的“忠于其事”的“忠”被扭曲为“主奴式的忠君”，“信于彼此”的“信”被异化为“封闭性的老实”（林安梧，2003）。

我们知道，西方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和市民社会难舍难分的一个概念，公共领域要求参与其中的公民具有一种普遍性的责任意识，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批判性的讨论。尽管忠信责任传统在秦汉后式微，但尽一步发掘与契约理性相近的责任伦理传统这一本土思想资源，也许有助于中国公共领域的重构。

士大夫清议的政治传统

公共领域与政治合法性有关，中国皇帝的合法性来自于"天"，而不是来自于自身、家族或传统，因此其合法性需要证明。这是靠知晓"天命"、解释"天意"的知识人士来完成的，在远古是巫师，到西周以后就是士。儒家中孟子提供了一套关于民本主义的证明方式，把原始信仰中的"天命"解释为"民心"，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但人民本身是沉默的，皇帝最终是否代表"天意"或"民心"，则取决于知识人士-士大夫的社会舆论。（许纪霖，2003）

但另一方面，由于皇权有"天命"和"民心"两重来源，这种模糊的二元合法性，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不确定关系：当皇帝处于强势时，他可以自称代表了“天意”而不理睬士大夫的清议；只有当皇帝处于弱势时，才会惮于士大夫凭借"民意"的威慑，有所节制。同时，与西欧相比，士大夫并没有教皇那样替天加冕的权力。清议虽然可以对皇帝实行软制约，但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无法形成类似欧洲中世纪那样的神权/皇权二元化建制（许纪霖，2003）。

尽管如此，历代的中国士大夫，仍然总是力图在皇朝的体制内外，建立自己的舆论中心，以维护一以贯之的道统。从东汉太学宋明书院，到明末的东林书院，士大夫的清议可以说具有政治公共领域的雏形。一方面，士大夫通过清议对朝廷进行理性的批判，其批判性可以说不亚于哈贝马斯所言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但另一方面，由于士大夫本身不可能取得与皇权的平等地位，因此也难以形成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公共领域，同时也导致这种批判本身带有更多的悲壮意味。

到明末，继承这种清议传统，黄宗羲提出了“学校思想”。他认为“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提出了将“民心”即社会舆论通过“学校”这一士大夫的公共空间加以落实，而且明确指出"学校"的公议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许纪霖据此甚至称黄宗羲的确是在中国历史上提出公共领域思想的第一人（许纪霖，2003）。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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