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皮亚热
有些非常能干的人已经就传播的功能写了文章。瑞士的儿童成长心理学家让·皮亚热把儿童的谈话分为社交性的和自我中心性的。皮亚热说，当一个孩子进行社交性谈话时，"这个孩子是在对听者讲话，注意自己谈话的观点，试图影响对方或者实际上是同对方交换看法...."在另一种谈话时，"孩子并不想知道是对谁讲话，也不想知道是不是有人在听他讲。他或则是对他自己讲话．或者是为了同刚好在那里的任何人发生联系而感到高兴。"但是后来进行的研究表明，孩子讲话明显出于社交性的要比皮亚热所认为的多得多--可能有百分之九十。而且，尽管儿童们象运用他们身体的其它部分一样运用自己的发声机制，但是并没有多少人同意皮亚热认为社交传播通常在七岁左右产生这一结论。社交传播的产生实际上要早得多。儿童们非常早就发现自己的发声行为可以作为工具利用。他们懂得什么样的发声行为得到奖励，因此很快就学会区别各种各样行为和各种各样奖励。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分析我们自己的想象的成年人的传播行为，我们发现数量相当惊人的传播行为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我们用锒头时不小心打了自己的手指头，直到疼痛消失之前说了一些发火的话。我们在淋浴时唱歌，尽情表现自己的心情，但是并非希望有人听见。我们回忆一次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向其他任何人原原本本传播的事件，从中得到欢乐。所有这一切行为都是在利用传播作为满足我们自己的工具，并没有故意牵连其他任何人。
爱德华·托尔曼
有一些心理学家承认，有很多传播是工具行为。学识渊博的心理学家爱德华·托尔曼曾经称人类讲话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本质上与绳子、棍子、盒子等等其它工具没有什么不同"。他写道。例如，"就指挥命令而言，这是十分明显的。指挥命令的后果是....讲话的人通过指挥命令让他的下属做某件事。前者不需要卡住后者的脖子、真的推着他去完成要他做的事，讲话的人通过指挥命令取得同样的结果。"儿童毫无困难地学会这点。他们哭, 很可能就有人来抱，抚弄他们，如果他们不哭，就不那么利用那种特定的传播行为。他们笑，得到的也是笑。某种声音使他们得到食物或者一件玩耍的玩具。他们学名称，发现这不仅带来社会赞同，还可以代替较辛苦的体力劳动。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即使大声自言自语也往往具有工具的作用。人们在锒头打了手指头之后所说的咒骂话，是有功能作用的，不仅是为了解除紧张心情，而且也是为了避免其它不那么可接受的表达感情形式，如哭泣。我们大家都知道，内心的讨论，内心的谈话，在作出许多困难的决定时是起作用的。洛里默在文章中写了他所观察的一个一岁半的婴儿，在不准触摸胸部的一些物品的指挥命令与可以理解的想知道胸部有什么东西的好奇心之间的一场言语战。他说，"整整十分钟，我入迷地观察这场冲动与抑制之间的斗争，孩子的小手向胸部的物品伸去，又在孩子自己发出的语言'不！不！不！'的声中缩回。后来，这场斗争渐渐消退，最后由于被其它兴趣所分心而结束"。因此，即使是最明显的自我意识的传播也往往具有作为工具使用的目的。
威廉·斯蒂芬森
与这种看法某种程度上形成对照的是威廉·斯蒂芬森在《传播的游戏理论》中的探讨。他集中谈的不是传播的旨在实现改变的工具行为，而是有关传播的目的不是完成任何事情而只是一种满足感和快乐感的部分。斯蒂芬森仿效荷兰学者黑伊津哈（在其著作《人类游戏》）和匈牙利精神病学者索斯的满足理论，他的见解以游戏和工作之间的鲜明区别为基础："工作是对付现实，是谋生，是有产品的。相反，游戏基本上是没有产品的，除非是为了提供自我满足。"与此相应的是两种传播行为。一种行为由两人之间的似乎没有明显目的的谈话听说明：两人谁都不想说服或压制另一人，也不想从另一人嘴里套出什么东西；他们除了谈话，彼此并不希望得到什么东四。但是，他们对这种经历感到高兴。用斯蒂芬森的话说，其结果是传播--愉快。完全不同的是目的要导致某些行动的传播--一句命令，喊人帮忙，说服和要求。斯蒂芬森称这种传播为传播--不愉快，传播--痛苦。要完成某件事就需要工作，游戏只是开心--在传播中同在其它行为中一样。社会控制（一个例子可能是舆论的形成）是工作。他说，工作是所有社会机构的职能，但是大众媒介的关注中心不是工作，而是传播--愉快：使人们能把自已从社会控制中解放出来回到玩耍的土地上去。他说：
"游戏是假托，是为了让自己跳出义务和责任的世界。游戏是一天中的插曲。它不是平凡的，也不是现实的。它是自愿的，不是一种任务或一种道义职责。从某种意义说，没有个人利害关系，只提供暂时的满足....游戏是逃避是归隐，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在时间或空间的特定地点进行的。孩子走到角落里去玩娃娃家。游戏是自由的活动，但却可以使游戏者沉醉于其中．
这种描述与其他人关于观着电视行为的描写非常相似。但是。斯蒂芬森井不赞扬工作传播和贬低游戏传播。完全相反，他认为传播--愉快在心理学上是有益的。这是"一个对自我个性各个方面的丰富"，是"自我发展和自我提高"。这提供了"为我们自己生存，满足我们自已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社会控制的机会"。当大众传播被用于社会控制时，它必须坚定地面对根深蒂固的非常难以改变的信仰和态度；当它被用于游戏时，它可以"向广大群众暗示某些行为标准......为这样一些人提供消遣....使他们生活得轻松些"。他认为，其他理论家在探讨大众传播媒介时曾带着"很重的良心负担，希望（大众媒介）书照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做得好一些"，因此，往往大惊小怪地看待娱乐媒介提供的琐事、暴力情节和"逃避"现实问题的引诱。他强调说，他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他觉得，大众媒介的游戏行为是有益的，如果本要是从说教和社会效果的角度来研究大众传播，那是错误的，应该从它的游戏和愉快因素的角度来研究。出于这个原因，他决意发展"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而不是信息理论"。
如果斯蒂芬森的著作读起来比较容易，而且如果他象麦克卢汉那样是一位新词的创造者，商业娱乐媒介本来可能选择他而不是选择麦克卢汉播为名流。他的游戏理论比麦克卢汉的世界村（全球村）的说法为盛行的媒介内容提出了更好的解释。人们一旦接触了这种构想高超的理论之后，就再也不可能忽视传播的玩耍--愉快因素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个理论作为传播功能的全面解释，还是有缺陷的。
毫无疑问，传播行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可以被称作是游戏，正如另外相当大一部分可以被称作是工具行为以及还有一些部分可以被称作是自我中心行为一样。它们之间的差别井不是多么明显。有许多自我中心的传播是游戏，因此也不难设想某种游戏是工具行为。
单因素理论马克·吐温的传记中有一小段情节把上述各种特点结合到一起。马克·吐温以大量丰富多采的亵渎语言著称，在这种语言中，他渗进了读者在著作中发现的同样富于想象力的特性。他的身材矮小的娴静的妻子曾试图重复他的一些语言使他感到不好意思。马克·吐温听了之后感到有点惊讶，接着又意识到其中少了点东西。她说这些话时既没有解除紧张心情，也不是在自言自语；她不是象任何作家那样在欣赏他可以用仅仅几句贴切而动人心魄的语句来代替的大量言语和形象。马克·吐温笑了起来，他对妻子说，她学到了他的话，但没有掌握他的语调。
这些是单因素探讨方法。每个因素帮助说明传播行为的一个部分。斯蒂芬森决意要把注意力从信息功能引开，不理会把传播与其它行为区别开来的主要特性。他的主要兴趣是在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方面，因此，他不象我们所希望那样去注意个人间的传播，也不那么注意媒介用于教育的工具作用。他对娱乐媒介采取的存在主义立场，毫无疑问同媒介是非常相宜的，因为这有助于避开那些有"沉重良心负担的"批评者，但是，这也遗漏掉传播系统功能的想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换句话说，这是有用的但却是不完全的理论，理论本应为未来对传播效果的研究提出重要的主张。
大多数这一类单因素理论的缺点是，它们可能不厌其烦地解释，但什么都没有说清楚。从工作和游戏的角度来解释传播的功能会遇到这样的事实，即，这样的划分范畴造成彼此界线模糊。例如，人们在说"早上好"时，既能作为享受，同时也是履行自己的社交义务。创作这项非常辛苦的工作也有重要的游戏成份。真正有意思的区别也许是在这种非常笼统的范畴之内，而不是在两种范畴之间。譬如说，同一位朋友在一起消磨时间，逃避到沃尔特·米蒂的幻想生活中去；让自己听凭一位雄辩家的摆布；体验业里斯多德所认为的在观赏希腊悲剧时产生的感情净化；看足球比赛时感到痛苦或哭泣；享受莫斯科大芭蕾舞团的艺术美；或者随着自己书写的诗中的声音或形象游戏，从这些事情中难道不可能得到这种游戏与愉快之间的重要差异吗？拿媒介-一读、讲、看、听，仅仅是打发时间或诸如此类目的--来游戏所得到的愉快，以及拿讯息---例如享受一篇著作中特定的几句，变动一个特定的词组或捕获一个特定的想法--来玩要所得到的愉快，两者之间难道不可能产生有益的区别吗？斯蒂芬森得出结论认为，"阅读新闻是一种没有报偿的传播一愉快。"但是，如果把诸如阅读杂货店广告、阅读自己的游泳场所遭到污染的消息、阅读关于一位选任官员在公开场合犯了愚笨可笑的错误的消息、阅读一则幽默故事、阅读五角大楼文件、阅读一位领袖遭到刺杀的消息、阅读一位朋友死亡的讣告、阅读对最高法院某项裁决的解释、这些各不相同的行为，都不加区别地归于他那种把阅读新闻列为游戏行为的范畴中去，而且把那样的游戏看作是一把很大的伞，足以覆盖住它们所有不同的功能和后果，这样做究竟有没有好处呢？
来源：《传播学概论》作者：施拉姆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