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人为何重视“五经”——儒家经典与西汉统治
2022/6/17 16:51:58 阅读：679 发布者：
《三字经》关注的是当时学童的学习次序，所以先“四书”而后“五经”，但如果从历史渊源来说，则应该是“五经”在前，“四书”在后。经的本义，是织物的纵线，引申为纲纪、法规的意思。战国时代，各家各派自己觉得重要的著作，都可以称经，经并不是专属于儒家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以《诗》《书》代表儒家著作，既然是打击对象，自然并不称之为经。秦始皇巡游天下留下许多刻石，其中有“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天下承风，蒙被休经”云云，对于自己颁布的政令，他倒是坦然宣布，这就是经。汉代儒家的地位不断攀升，儒家著作陆续重见天日，最重要的被尊为经，并且从此排除掉宗教著作，基本也只有儒家的典籍可以被称为经了——当然，《三字经》这种没有人会当作正式著作的书，倒是称经也无妨。《易》《书》《诗》《礼》《春秋》这个五经排序，据说遵循着一个非常高端的原则：《周易》和八卦有关，八卦是伏羲作的，所以《易》算上古三皇时代的书。《尚书》第一篇是《尧典》，讲尧舜怎样治国，所以《尚书》算五帝时代的书。《春秋》是东周之后鲁国的国史，被孔子拿来寄托自己的理想情怀，《春秋》自然是春秋时代的书。但也有学者不相信这个说法，认为现在这个排序不过是反映了这些经典被汉朝立于学官的次序罢了。这五部经典中，《周易》确实很古老；《尚书》有些篇章很古老，但这些篇章被编在一起的年代就很不好说了；《诗经》大约是春秋中期编成的，所谓“商颂”，其实是商朝的后裔宋国在宗庙祭祀时的颂诗；《春秋》确实和孔子关系密切；而所谓《礼》，和周公恐怕没什么关系，成书年代还在孔子之后。至于那个号称失传的《乐》，很可能从未存在过——“六经”这个说法出现的时候，还是大家都相信水德将取代周朝的火德的时候，而水德对应的数字是六，所以凑成“六经”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六部经典失传了一部，带给人一种残缺的美。所谓“亢龙有悔，盈不可久”，要有长久的生命力，就不能太完整。《西游记》写到最后，孙悟空都知道说：“盖天地不全，这经原是全全的，今沾破了，乃是应不全之奥妙也，岂人力所能与耶！”汉朝人重视“五经”，不完全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赤忱，而是因为“五经”有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成为官方学术的标志性事件。后来武帝的重孙汉宣帝亲自主持学术会议，听取儒生的辩论，由他裁决谁的意见更高明——仿佛皇帝是天下儒学水平最高的人。这样，儒家思想和西汉政权仿佛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攻击儒家思想也就成了反对汉朝的统治。以后历朝历代，大致也都是如此。后来印度传入的佛教，本土产生的道教，彼此之间攻击很厉害，但对儒家，它们只想做到与之和平共处，不敢尝试取而代之。在这种社会风气里，做一个儒生，当然好处是很大的。《三字经》最后那句“人遗子，金满籝，我教子，惟一经”，就是从汉代儒风最盛的邹鲁地方的民谚演化来的。还有个类似的说法是：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汉书·夏侯胜传》）读书人最大的困境，就是不理解经典中的道理和方法。经典学通了，做公卿这样的大官（最大的官金印紫绶，次一等的银印青绶，所以叫“取青紫”），就好像弯腰从地上捡个草籽一样容易。经典学不通，不如回家种田去。汉武帝、汉宣帝其实并不靠儒生治国，形式上给儒家极大的体面，就是让他们论证国家政策的合法性、合理性。清代有学者回顾总结说，汉代的经学，特别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皮锡瑞《经学历史》）《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讲地理的，可以根据它的指导治理黄河。《洪范》也是《尚书》中的一篇，其中有些神秘性的内容，可以用它“察变”，其实也就是天人感应，拿一些神秘的现象来分析政策利弊。《春秋》不仅是历史书，而且是凌驾在国家法律之上的“根本大法”，可以用来“决狱”也就是判案，以及影响国家决策。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汉武帝征伐匈奴，理由就是：“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汉书·匈奴传》）刘邦在匈奴手里吃了亏，吕后被匈奴单于调戏过。想当年齐哀公被纪国国君陷害而被烹了，他的九世孙齐襄公灭纪国为他报仇，《春秋》对此高度评价。所以，我为了我曾祖爷爷、曾祖奶奶打匈奴，你们谁还敢说半个不字？“三百五篇”即《诗经》，《诗》并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也是“谏书”，可用来给君主提意见。也可以举个例子：汉昭帝崩了，没有儿子，昌邑王即位，但大将军霍光很快就以“行淫乱”为由，把他废了，昌邑王身边的官员也大多下狱被杀。但霍光还是要彰显宽容的，所以曾经给昌邑王写过谏书，劝他不要这么淫乱的，就可以减死一等。审问到昌邑王的老师王式时，他并没有写过谏书。但王式申辩说：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臣给昌邑王讲《诗经》，从早讲到晚，讲到忠臣孝子，就为王反复吟诵；讲到失败的君主，就哭着给他深入分析。我是拿《诗经》劝谏昌邑王，所以没有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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