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与文化遗产述论稿》
杨志刚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11月
作者简介
杨志刚，1962年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7年留校任教，曾任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兼管校博物馆）、文科科研处处长、文史研究院院长，教授并担任“文化遗产理论与管理”和“亚洲历史、艺术与宗教”两个学科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馆藏文物保存环境重点科研基地主任，《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主编。兼任第六届、第七届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第六届上海市博物馆协会会长，第五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亚欧基金会博物馆联盟（ASEMUS）执委，世界博物馆馆长Bizot Group 成员等。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和博物馆、文化遗产等领域的研究，著有《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中国古代礼学论集》等，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内容简介
本书选编作者多年来在博物馆、文化遗产及相关方向的61篇文章，主要侧重于观念和方法的讨论。博物馆方面，记录了作者在基础研究、学科建设和实际管理工作中的思考，涉及博物馆文化、机构特点、功能拓展、管理与能力提升、文明互鉴、中国博物馆早期历史、新时代新使命及新馆建设等。文化遗产方面，讨论了遗产概念及观念的变化、遗产保护新思维、遗产管理与伦理、社会教育与民众参与以及如何构建文化遗产学诸问题。作者关注博物馆和文化遗产背后的“现代性”，致力于现代新文化建设。
序言：追索另一重现代性
一
中国的博物馆现象与博物馆观念均滥觞于上海。19世纪下半叶，一些西方人士在上海创办了两所博物馆，最先舶来博物馆这种非营利、公共的文化机构的雏形。1886年，其中的一个博物馆所坐落在的马路，改名为博物院路，直到1943年再改为虎丘路。1895年，上海强学会成立，在其发布的章程中，提出变法自强的四项要事：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上海强学会宣示了博物馆与现代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呼吁通过创建博物馆等方式“讲求西学之法”，改变中国、发奋图强。后来创办南通博物苑的张謇，名列上海强学会，是前揭政治主张的拥护者。
博物院路路名“消失”半个多世纪后，2018年，上海科技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历史博物馆联合推出“世纪典藏——上海博物溯源”特展，展出了当年位于博物院路的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旧藏，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学、考古学、艺术类藏品及相关展品共151件。这个展览钩沉史实，接续文脉，扩展视野。与展览配套，上海博物馆又联合上海科技馆同步举行了“都会里的博物精神”学术研讨会，围绕“中国博物馆的早期历史”“博物学家与博物馆收藏”“博物精神与城市文化”三个角度，唤起中国早期博物馆历史的诸多记忆，追溯博物馆在中国萌发诞生、蹒跚起步的那段历程，讨论博物馆的收藏、学术与城市精神之间的关系，审视都市文化中博物馆的地位与作用。
2004年8月，作者探访宁波乡村遗产
上海百多年的博物馆往事，在我敲击键盘写作这篇序言时，再次兜上心头。我忽然有种“幡然醒悟”之感：作为生于上海、工作于上海的一名学人并且最终又成为了博物馆工作者，是怎样的被置身于这座城市的土壤中，去选择应该面对的问题，从而展开思考和探究。
二
上海设县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此后上海县城有260多年未筑城墙，明显有异于中国古代城池的一般形态。这固然与“上海以镇升县，故无旧城。后之作令者尝欲建请，然无遗址可因，其势颇难”有关，也和当时“库藏空虚”，又“无从筹措经费”不可分。另外可能也有民风方面的原因，即“邑人多以海营生，素习武艺，并不惧海寇来犯，认为无筑城必要”。此间可略察傍海城市的个性特点。
时至明代中叶，倭寇频繁来犯，骚扰日甚，遂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兴修城墙。可是，上海城墙兴建颇晚，拆毁却极早。辛亥革命前，一些士绅商贾认为上海城墙妨碍经济交通及与租界的联动发展，倡议拆除。民国元年（1912年）1月，在苏沪地方当局准许下，首先拆掉了东城一段城墙，填没城壕，埋设下水管道。到民国三年冬，整个城墙基本拆尽，填壕筑路，即今人民路、中华路。此距梁思成等人保护京城文物史迹的陈情无效，北京大规模拆除城墙，早了整整四十年。此距耿彦波市长主政大同市、太原市（约2008—2019年），力排众议，大刀阔斧重建城墙、修复古城，相隔一个世纪。百年后，中国尚有古城墙保留的城市，已寥若晨星；而沧桑巨变后重建的城墙，又价值几何？回首过往，上海史研究专家、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曾感喟：上海人带头把城墙拆了，以为这样才能搞现代化。
是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上海在诸多方面都发挥了“带头”作用！其变动也速，其经验与教训也深，其建设、发展之成果也广。大约1982年冬，我曾陪同在复旦大学校内陪住的一位美国博士进修生，在人民路大境路口一个嘈杂拥挤、光线灰暗的街道工厂内，找到了想要探访的一段幸存的上海旧城墙——其实它早在1959年已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当地区政府成立上海市保护老城厢文物古迹基金管理委员会，集资修复了这段老城墙及大境阁，并于1995年竣工开放。此后，这里慢慢成为了解申城历史的一个重要打卡点。古城墙的拆与留，饶是形象地展现了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化遗产保护的曲折和不易。国人对文化遗产的认知不断地呈“螺旋式”上升，同时逐渐地积淀，生成出现代社会一种可贵的理性。
2010年9月，作者参加英国伯明翰大学遗产保护研讨会期间，考察英国铁桥峡谷
近代以来，博物馆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所带来的现代意识的觉醒，其如何关乎并助力传统中国逐步走向“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如何接轨现代社会治理，正需要进一步追索，并在此基础上开拓前路。
继编选《中国古代礼学论集》，从一个特定角度省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之后，我又转入这个专业领域，回望本人于这方面研学的来路、走向，辑录参与讨论或致力于“转化”“发展”“治理”的部分旧文。一些具体的文字内容可能已时过境迁，或事过景迁，留存于此，在于它们具有树木“年轮”的意味，刻录着不断成长的印迹；也无非想表明接近真理、奔向理想，绝非易事，需要久久为功，更须不断提高站位。
三
本文集分三个部分：第一，博物馆专辑。第二，文化遗产专辑，含笔谈、编后记等相关文字。第三，近年所写的各类序文。收入的文章风格差异较大，论述对象有点庞杂，但基本都在博物馆与文化遗产这个领域。少数论涉人类学、艺术史及相关学科建设和教育教学等问题，也在同一个大的旨趣、范围之内。题名“述论稿”，非敢续貂于前贤大师，只是点明这里的有些文章迹近于讲稿，或者就是讲座、发言的整理稿。
另外有附录五则。第一篇写于1984—1985学年的寒假，是译介当时离世不久的法国思想家福柯。书籍、资料由后来出版了《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的作者顾德曼（Bryna Goodman）提供。她当时以博士候选人身份在复旦大学做高级进修生，与我前面提到的那位进修生常相往来，都来自美国名校。我曾介绍顾德曼到小东门枫泾路一带——那里现在已变身为名声大震的“BFC外滩枫泾”集市，也是外滩金融中心所在地——一起找寻当事人搜集同乡会馆的研究资料。彼时的我，是在攻读中国思想文化史方向的研究生，同时也热衷于西方哲学，包括现当代这段。对于西学，固然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为多，然也打开了眼界，有了比较对照。这篇很可能是国内最先引介福柯的文章，初为一本《青年史学》所约，完稿后被导师朱维铮先生获知，不由分说径直拿去。两年多后我在《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上方知“下落”，看到拙稿已变成了铅字。也更加明白，中国文化的研究，与西学之间实无太刚性的畛域。撰写这篇练笔的小文，对于福柯的理解，自难免肤浅，存在偏差，却确确实实提醒了我，有一些看问题的“眼光”至为重要，无论研究对象是什么。这是从思想方法着眼的。
第二篇是我接任教育部“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时的致辞。承蒙杨玉良校长和葛兆光教授的力邀，我加盟文史研究院。本想借此避开繁琐的行政事务，得以稍稍安心治学，然而一年多后我即奉调上海博物馆。这次发言中的一些想法，在我转行以后，仍然秉持、奉行，这是可以稍稍宽慰旧雨新知、新老同事的。
2020年2月，受新冠疫情影响上海博物馆临时闭馆期间，馆领导与部分干部值守
第三篇系《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顾村言主编的采访稿，我谈论了上海博物馆东馆建设的一些思路与方案。此后，东馆的有些计划进行了调整，这里未予改易，照旧移录，留存一个“阶段性”的思考样本。
最后两篇是接受《解放日报》首席记者郭泉真的访谈。在我到上海博物馆工作快三年的时候，他联系我对谈了一次，有了《上博这三年》；快6年时，他再约“跟踪”采访，成文为“上博又三年”，即《上海博物馆东馆钢结构封顶之际，听上博馆长谈“东馆”与“名山”》。将它们收入在此，记录一段历程，也多一个媒体观察的角度，便于自省。
这六七年里，感谢《解放日报》、澎湃新闻（原《东方早报》）等诸多媒体的一路相伴。博物馆是属于人民的事业，媒体的关注和提问，帮助我们进一步感知并努力贴近“人民性”的真义。
最后特别申明，集内个别文章当初发表时署笔名“闻泽”“潇扬”。
起笔于2020年4月“禁足”扫墓的清明小长假
完稿于2021年5月29日初夏的习习凉风中
来源：未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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