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 著
赵如涵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年9月
欣闻国际知名新闻传播学者芭比·泽里泽（Barbie Zelizer）教授的新著中文版即将付梓，应译者赵如涵博士盛情相邀，作为作者和译者的同道与故交，提笔作序义不容辞。泽里泽教授著述颇丰，据悉已有三本著作的中文版与国内出版社签约。但由于翻译其著作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本书是第一本正式面世的，在此谨向赵博士表示祝贺和敬意。
在当今全球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芭比·泽里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她至今已经出版了七部专著，在新闻学、传播学和媒介文化研究领域声誉卓著。她在全球顶尖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担任冠名讲席教授，该职位用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和传播理论家、文化研究奠基人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命名，这本身就代表了母校对其学术成就的高度肯定。她还在2007-08年被推举为国际传播学会（ICA）主席一职，充分印证了其在全球学界和同行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2012年12月，笔者有幸邀请泽里泽教授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学，介绍她的新书《濒临死亡：新闻图像如何感动公众》（About to Die: How News Image Moves Public）。她还应邀在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传播和新闻教育的未来”国际学术论坛上，以《新闻业的未来：兼论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的挑战与应对》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中文版收录于笔者主编的《全球传播与新闻教育的未来》一书。本书的第十二章就是在这篇演讲的基础上重新改写而成的。
在进入学界之前，她曾在路透社、《伦敦金融时报》和以色列多家媒体担任特稿记者和编辑。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闻传播学者当中，她是为数不多的具有丰富媒体从业经历的“关键少数”。另一方面，在赴美攻读博士之前，她一直在以色列成长、工作和生活，并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她在安南伯格传播学院获得博士之后，到同在费城的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传播系执教并获得了终身教职（tenure），因其在学界声誉日隆而被母校招回麾下。她的生活积淀和职业经历也影响到了其日后的学术关切，大部分著述和研究都关注新闻传播与国族身份/认同、集体记忆、死亡、战争、风险等颇为厚重甚而带有“悲情”色彩的主题。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位气质高贵优雅的“藤校”女教授始终保持了新闻记者的好奇心。笔者在六年前接待她的过程中也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虽然那是她第一次来到中国，也不会讲汉语，但却“机智”劝退了我派去陪同她的学生，坚持单枪匹马到后海的胡同里“探险”，还与三轮车夫“砍价”。由于语言不通，起初她误认为遭到了打劫，后来经过一番比划之后才消除了误会。当她事后颇为得意描述这番探险经历时，作为东道主的我倒是惊出了一番冷汗，她则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铺垫上述的背景和“八卦”也是为了激发读者对这位名满天下的新闻传播学者及其著述的好奇心。捧读此书，于字里行间感到这位可敬又可爱的“记者型学者”仿佛就坐在对面娓娓道来她在学林的“探秘历程”。这本书应当说是她二十多年来学术探索的集大成者，各个章节都是根据她在不同时期发表的论文或书章修改扩充而来，其中大多数写于2004-2013年之间——这恰好是新闻传媒业在互联网冲击下发生巨变、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由“对立”走向“竞合”的十年。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重新“想象”新闻业显得尤为必要。
书名直译是《新闻业可能会怎样》（What Journalism Could Be）。但作为一个横跨学界和业界的新闻研究者，她在书中更多着墨于回答“新闻业本应是怎样的”（what journalism could have been），试图在新闻业激变的理想愿景和现实状况之间搭建起一座“阐释之桥”。在此，作者显然借鉴了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Mills）在其经典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1959）中开辟的学术研究路径——即探究微观层面的个人体验与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赵如涵博士起初将书名译为《未来新闻业》基本上体现了书名的原义。但考虑到作者致敬前辈的意图，并且与本书第一章的标题有所区别，经笔者与在安南伯格传播学院担任讲席教授的华裔学者杨国斌博士商议，遂将中文版书名最终定为《想象未来的新闻业》。
纵观全书，作者采取的是媒介文化研究所倡导的PESTC（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文化）路径，秉持学者所独有的不偏不倚的立场——即作者所说的介于“唱反调者”与“唱赞歌者”之间，全方位多角度探讨新闻业的变革。具体而言，她刻意回避因循“技术决定论”的浪漫主义思路来热情称颂当下的变革，同时也避免沿袭“历史决定论”的怀旧情绪来极力否定当下变革的价值和意义。在她看来，学界应当把新旧媒体转换之际发生的新闻业转型视为一场“累进式的渐变”，从历史积淀中耙梳当下变革的语境和脉络，从未来愿景中发掘当下变革的动力和启迪，并以勾连和贯通不同“阐释群体”的思路化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新闻业界、学界与教育界“各说各话”的困境。
本书的头两章为奠定其立论基础的“开篇”部分。作者在第一章中按照PESTC的思路为重新想象新闻业归纳了五方面的原因：急剧变动的地缘政治格局；快速转型的世界经济；剧烈变化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媒介技术重要性的日趋凸显；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理论和实践上日益加深的鸿沟，等等。第二章梳理了在学界和业界流行的有关新闻业的12种隐喻，对其中的“镜像说”“故事说”等既有隐喻结合新媒体生态变迁进行了批判和“解构”，对“参与说”“服务说”等新兴隐喻则做了进一步阐发，在新闻学概念和理论的更新迭代上做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探索。
作为全书的主体，接下来的三个部分借鉴交响乐中“对位”结构来布局谋篇，每个部分皆由三章组成。第一部分聚焦于当下新闻业的主要矛盾及其重要议题。第三章以传统新闻业的关键词“目击”为切入点，探讨了新闻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等重大理论关切，梳理了技术变迁导致新闻业由“赋魅”（享有“第四权力”无上荣光的主流媒体）到“祛魅”（人人都是记者的自媒体）的演进脉络。
第四章从“新闻业与民主”这一新闻学研究的经典“母题”入手，以西方媒体的难民危机报道为例，反思了全球化和新媒体的兴起给这一“母题”所带来的挑战。作者指出，对新闻业与民主的过度关注往往会导致“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而把那些避免淮橘为枳、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的“非民主国家”排斥于新闻学的研究视野之外。这种西方中心的普世价值观显然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多元文化和复杂语境。虽然这一章的大部分内容始自于作者2013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但结合2016年以来“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的时代背景来细细品味，我们不得不叹服于作者敏锐的预见力和洞察力。
第五章则通过对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丑闻和ISIS（伊斯兰国）利用社交平台传播恐慌情绪等典型案例的分析和探讨，指出了传统的新闻伦理和道德准则与新媒体生态下日渐“脱钩”的残酷现实。作者遵循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思路富于创见性地提出，应当从分析传统新闻伦理在当下媒介生态中的“不可能性”来重新想象新闻伦理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聚焦于当下新闻学的主要矛盾和重要议题。作者2004年出版的《严肃对待新闻学：新闻与学院》（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Academy）是探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著作，但限于主题和篇幅未能与新闻业实践进行更为深入的结合，本书则弥补了这一缺憾。第六章回应的是新闻学界与业界之间存在的“鸿沟”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作者从文化研究独有的“多重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角度切入，指出这一“鸿沟”的成因主要是由于新闻学界未能秉持“多方主体、多元视角”的研究路径。具体而言，在新的媒介生态下，新闻学研究应当从记者、教授、学生、公众等多方主体入手，运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等多学科视角，才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新闻业在新媒体时代的使命、实践和功能。
第七章回应了另一个争论不休的世纪难题——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瑜亮之争”。作者以扎实的历史分析向读者展示了新闻学在传播学历史沿革中的核心地位，同时站在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高度令人信服地指出，新闻学仍将是传播学未来学科建设的“中心”。
第八章探讨的是新闻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作者将其比作“同床异梦的伴侣”。如果说前者强调的是客观性和真实性，那么后者聚焦的则是主观性、自反性和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但是，随着社交平台的普及导致UGC（用户生产内容）成为新闻生产的主体，新闻学与文化研究的殊途同归和主动“联姻”已经成为数字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必然趋势。
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之上，作者充分发挥了其“记者型学者”的独特优势，超越了长期以来横亘新闻业界与学界之间的藩篱，在本书第三部分为重新想象新闻业与新闻学绘制了完整而清晰的路线图。第九章建基于作者早在1993年提出的“新闻记者是阐释群体”的理论框架，结合新媒体生态阐明了对记者角色进行重新定位的必要性，这显然是对盛极一时的新闻专业主义中将记者视为“墙上的苍蝇”（fly-on-the-wall）般“个体观察者”的有力反拨。
第十章从重新想象新闻文化——即新闻实践中的仪式、符号和意义——切入，旨在纠正长期以来在新闻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规范取向”（normative approach）所带来的种种偏差。作者指出，从文化的视角切入可以解决新闻理想和现实考量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有助于缩小甚至填平新闻业界与学界之间貌似根深蒂固的“鸿沟”。作为重新想象新闻文化的范例，作者以自身长期深耕的新闻视觉符号研究为例，在第十一章中详细阐述了新闻图像与公众参与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为结语的第十二章明确回答了本书的题旨：如何重新想象新闻业，并在此基础上如何重新定位新闻学。作者以“反思性”（即思考我们过去怎样做新闻）、“透明性”（即思考我们现在怎样做新闻）、“主动性”（即思考我们将来可能怎样做新闻）等三种方向性和策略性的思路勾连起新闻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从而为新闻从业者、教育者和研究者之间构建一套更加全面而有效的认知框架。
正如作者在第一章开宗明义所指出的那样，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想象的产品”，新闻的本质就是“创造对公众接触不到的事件的想象性参与”。新闻除了应当及时反映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上的变化，它也是一种体现文化价值观和道德伦理考量的想象性思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泽里泽教授的这本新著超越了新闻业长期以来囿于专业主义的自我认知，也打破了长期主导新闻学研究“规范取向”所设置的条条框框，成为堪与比肩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经典之作——即被反复阅读和引用的“新闻学的想象力”。对于来自非西方国家的从业者和学者而言，这种超越专业主义和规范取向的想象力更是具有冲破“西方中心论”樊笼的激励意义。在新闻传播由“融媒”“全媒”进入“智媒”“浸媒”的新时代，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新全球化”大幕徐徐拉开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的新闻业界、学界和教育界理当成为重新想象新闻业和新闻学的重要力量，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别求新声于异邦”，相信泽里泽教授的这本新著能够为中国读者提供非同凡响的启迪和借鉴，进一步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2019年新春草于北京清华园
转自：“新传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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