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三次分配，共享生产率成果意味着什么？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蔡昉去年11月25日出席长安论坛的讲演《共享生产率成果的中国方案》，被收入新出版的《中国经济新发展》一书。该文被编为《中国经济新发展》最后一篇，但其重要性很可能是排在最前列的。

我国在2025年前后将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的行列。依照十四五规划，我国还将在2035年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有基础水平上，不可避免地转向对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等价值维度的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伦理、价值使命取向决定了，需要将共同富裕概念转化为生产率提高的成果分享，通过三次分配来解决基于市场、技术等导向不可避免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

去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专门强调了三次分配领域，要构建相关的制度安排。这引起了一些讨论和担忧。一些人担心会否出现过多分配，会否伤害激励机制，以及相关的损害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利益。

蔡昉指出，三次分配中的初次分配应当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由此更好地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更好地发挥市场化作用。所以这也将继续强调激励和效率。

更好地配置资源，在当下的中国，就是原有人口红利渐渐消失、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状态下，通过激励创造性破坏，来挖掘生产率潜力，所以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鼓励和推动科技创新。

当然，在初次分配环节，要体现必要的公平，也需要相应的政策导向，鼓励企业创造更高质量、更多的就业岗位，真正做到就业优先。政府应该更好地发挥劳动力培训的职能，从而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并通过新产业、新产能的释放来尽可能减少自然失业。

另外，如蔡昉所说，现行户籍制度约束以及相关的公共福利政策，仍在限制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外地人员落户。从初次分配共享生产率、发展成果的角度，当前应当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公共福利更为均衡地实现共享，消除对社会纵向流动所搭设的机制限制。

在再分配环节，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体系。蔡昉指出，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降低基尼悉数水平，再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创造均等的机会，促进社会流动性，也能够切实缩小差距。

当前在再分配环节，要兼顾对劳动就业的保护，与推动提高生产率提高的平衡。也就是说，本应该退出的、应该倒闭的企业、产业，应当祛除对其的政策保护，但应当创设针对劳动者的保护机制，避免由劳动者承担主要的震荡、损失成本。

第三次分配并不意味着简单意义上的由企业出钱开展社会捐赠、慈善事业，而是根据企业在市场中的活动的外部性，科学界定其社会责任。蔡昉说，一种数字经济应用，其算法中可能包含导致老年人面临数字鸿沟的倾向，会存在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的歧视，这就是其外部性，企业应当承担予以相关对冲的社会责任。

《中国经济新发展》这本书讨论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包括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减税降费政策如何更好地增强企业的获得感，金融监管怎样从形式走向实质，如何解决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重点问题，等等，对于读者厘清政策导向，读懂中国经济走向，具有重要的指引参照意义。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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