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经学世家及其家学考略

清代经学世家及其家学考略

兰秋阳1高会霞2陈金泉3

1. 河北北方学院法政学院 2. 安徽大学历史系3.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选编自《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引用请参考原文及出处。

父子、弟兄芝兰继芳、骚雅接响, 苦心成业并获名不朽, 家族学术兴盛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其中经学世家又占据了相当比例。近年学术界已注意到家族环境在清代经学史上的重要性, 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但现有的研究成果多为个案研究, 且集中在昆山顾炎武家族、瑞安孙诒让家族、扬州朱彬家族、宝应刘宝楠家族、仪征刘寿曾家族等少数几个代表家族方面1, 其它大量的经学世家则鲜为提及, 几乎为学术界所遗忘。这就造成了清代经学世家仅几例而已的学术错觉, 而与历史事实相悖。基于此, 本文拟对清代的经学世家这一群体作初步考略。

本文考略的对象与范围, 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世家或文化世家, 必须具备3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主要学术活动年代在明末清初或清朝范围之内;二是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了一定或较大影响;三是在经学研究的学术方法与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家族传承性的学术家族。据此三方面衡量, 如桐城方以智家族、新繁费密家族, 这类经学世家身处鼎革之际, 但其学术在清代经学史上具有较大影响, 也应当归属清代经学世家之列。而以下两类家族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第一类是出现了经学名家, 但并未有家学传承的家族。如歙县凌廷堪、歙县洪榜、休宁戴震、嘉定王鸣盛等家族, 他们都是清代经学大师, 但其学上未有所承, 下亦未有所传, 未形成家族学术传统;另一类是主要学术成就不在经学范畴的学术世家。如会稽章学诚家族, 义宁陈寅恪家族, 其家学的主要成就均在于史学, 也不能称为经学世家。唯有经学世传且具有一定或较大影响的家族, 方能名列经学世家之列。
结合《清史稿》、《清稗类钞》及其它史料, 整理出清代比较典型的经学世家共计58个。虽不免偶有疏漏, 然多种史料相互参照, 设有一处记载, 即不可放过, 因是草成下表2。

表1 清代经学世家汇总 

上述58个家族涉及10省25府38县1州, 主要集中分布于环太湖的苏南、浙北及徽东南经济发达地区, 其中江苏扬州府14个、江宁府1个、镇江府2个、常州府4个、苏州府5个;浙江嘉兴府2个、湖州府2个、杭州府1个、绍兴府3个、宁波府5个;安徽徽州府1个。共计40个, 占总数的2/3强。可见清代经学世家的分布具有极强的地域差异, 这种差异亦反映出不同地域的文化繁荣程度。
经学世家在清代不同时期的纵向分布特点也十分明显。以主要学术活动年代而言, 近1/5出现于清初, 一半以上出现于清中期, 且集中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 咸同以降, 就屈指可数了, 仅四五家而已。至清末, 典型的经学世家不复存焉。此一演变与清代经学的兴衰发展互为表里, 亦是晚清学术图景变化之反映。
经学世家的内部构成较多样。最多的是两世经学世家, 占近半数。两世经学世家中, 既有父子相传者, 如长洲管庆祺、管礼耕, 闽县陈寿祺、陈乔枞;也有父子、兄弟相传者, 如定海黄式三、黄以周、黄以恭, 瑞安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三世经学世家也为数不少, 约占1/5, 如宝应刘台拱、刘履恂、刘宝楠、刘恭冕, 桐城马宗梿、马瑞辰、马三俊。四世以上的经学世家较少, 然其声名显赫, 均为专家之学, 如甘泉焦循家族世传《易》学, 仪徵刘文淇家族世传《左传》, 元和惠栋家族世传汉《易》学, 绩溪胡培翚家族世传《礼》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家学的本质特点——学术数世相传, 尤如古董或传家宝一般, 愈古老渊源愈尊贵显赫。但数世相传并不绝对等同于学术成就也就相应增长, 如定海黄以周与瑞安孙诒让, 均二世经学, 但二人的礼学研究, 却是清代礼学研究的巅峰之作。除此之外, 还有隔代、祖孙、叔侄、夫妻等其它类型, 均一二家而已, 兹不详述。
值得注意的是, 在经学世家家学传承的谱系中, 再也无法发现大量女性的身影。惟一的一例是栖霞郝懿行、王照圆夫妻, 二人均博涉经史, 著述等身, 时人有“高邮王父子, 栖霞郝夫妇”之目[1] (列传二百六十九儒林三“郝懿行传”) 。这一现象与清代的文学世家、绘画世家中存在大量女性的事实迥异[2,3]。但是, 这并不就等于说女性完全退出了经学领域, 她们的作用主要在于幕后, 常常起着启蒙的作用。如兴化顾九苞, 母任氏乃任大椿祖姑, 任氏“通经达史。九苞之学, 母所教也”, 顾九苞子顾凤毛“亦受经於祖母, 年十一, 通五经”[1] (列传二百六十九儒林三“顾凤毛传”) 。武进刘逢禄, 母庄氏乃庄存与之女, 颇通经史, 刘逢禄幼年常随母亲学习经史大义及诗辞古文, 由此对外公庄存与的春秋公羊学尤感兴趣, 最终成为庄氏家学的最杰出代表人物。嘉兴钱仪吉, 无力延师教子, 妻余杭陈炜卿乃亲自督课, 陈炜卿“尝於讲贯之睱, 推阐经旨, 著《授经偶笔》以示子女”[4] (第八册经术类“陈炜卿授子女以经”P3819) 。
清代经学世家间的横向联系错综复杂。在中国历史上, 家学从来就不是孤立发展的, 因为维系家学长久发展的家族与社会之间都有着复杂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关系的不断加强, 使得不同的家学得以相互渗透且共同促进。清代经学世家间的横向联系大抵有师承、学友和姻亲三种, 而且不同学派之间的关联方式也略有不同。大致而言, 浙东学派、吴派和桐城派的经学世家, 主要以师承与学友为联系纽带。皖派经学世家主要以学友为联系纽带。常州学派和永嘉学派的经学世家主要以师承和姻亲为联系纽带。扬州学派的经学世家, 主要以学友与姻亲为联系纽带, 其间的关系也更交错复杂。据《清史稿》等史料记载, 汪中、阮元、朱彬、刘台拱、焦循、刘文淇和刘宝楠等人, 常相与切磋, 为学术至交。同时, 他们之间还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 汪中之妻与朱士端的父亲朱毓楷为同胞兄妹, 朱彬堂弟朱联奎是王念孙的女婿, 焦循为阮元的族姐夫, 阮元与刘台拱为亲家, 刘文淇舅父为凌曙。特别是朱彬与刘台拱家族, 则有五世的姻亲, 婚姻洽比, 关系之深不言而喻。凡此等等, 莫不反映着经学世家之间学术的交融与“资益”。
在家学内容方面, 据《清史稿·志》粗略统计, 清代《易》学著作共计246部, 其中出自经学世家者72部。《礼》学著作共计263部, 其中出自经学世家者76部。小学著作共计271部, 其中出自经学世家者73部。若以著作数量作为当时对经学中某一部分重视与否之衡量标准, 则此时代之经学世家最重《易》、《礼》和小学, 次则《书》、《诗》、《春秋》、四书, 《乐》和《孝》几乎没有涉及。
经学世家的家学内容并非固定不变的, 往往因时更易, 这是时代学术变迁的反映。嘉兴钱仪吉家族颇具代表性。钱仪吉高祖钱纶光, 善诗, 高祖母陈书, 亦为诗, 画尤工山水、人物, “钱氏子孙及闺秀传其法者众”[1] (列传291艺术三) 。钱纶光子钱陈群, 工诗。钱陈群子钱汝诚, 乾隆十三年 (1748年) 进士, 历兵、刑、户诸部侍郎。钱汝诚子钱臻, 历江西巡抚、湖南布政使等职。钱陈群曾孙钱仪吉, 博通经史。从弟钱泰吉, 亦兼治经史, “与仪吉以学行相磨”, 二人皆著作等身, 时称“嘉兴二石”。“仪吉子宝惠, 泰吉子炳森, 皆能世其学”[1] (列传273文苑三之“钱吉仪传”) 。可见, 钱氏家族以画、诗起家, 第一代钱纶光、陈书与第二代钱陈群, 以画诗为主;第三代钱汝诚与第四代钱臻, 致力于仕, 诗画渐衰;第五代钱仪吉、钱泰吉与第六代钱宝惠、钱炳森, 他们主要生活于嘉庆、道光年间, 其学术以经史为主, 已不再传承诗画。钱氏家学内容的变迁, 是清中叶经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它说明家学的传承并非一个封闭的体系, 而是与时代的变化息息相关。能够顺应学术潮流的变化而变化, 这是清代经学世家能够持久发展的内在动力。
经学世家与清代学术流派存在复杂的关系。中国古代学术史上, 任何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 都有着复杂的学术渊源和社会背景, 家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追溯自汉至清各学派的发展历程, 或多或少均与家学密不可分。陈寅恪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曾有过精辟的论断:“东汉以后……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 只有家学之可言, 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5] (P131) 这种“家族化”的学术特征在六朝时期如此, 在清代也显得颇为突出。
深厚的家学渊源是清代学术流派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同一地域的学术世家, 常常成为一方学派之滥觞, 学派的兴起往往依托于学术家族的家学传承, 家族、家学与学派、学术相辅相成, 密切交融。在清代学术史上, 无论是文学领域的“秀水派”、“桐城文派”, 还是绘画领域的“娄东派”、“虞山派”、“四王画派”, 都具有鲜明的“家族化”的学术特征[2,3], 经学领域尤其如此, 如浙东学派就是一个“家族化”特征极其鲜明的学术群体, 其代表人物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黄以周、黄式三等, 均渊源自有家学。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刘台拱、刘宝楠、任大椿、王念孙、王引之、焦循、刘文淇、刘毓崧和刘寿曾诸人, 也都出自经学世家。揆诸吴派、皖派、桐城学派、常州学派与永嘉学派, 也莫不如此。但是, 我们所说的“家族化”特征, 并不等同于学派成员全都有家学渊源, 毕竟应该看到, 在各个学派中, 仍有部分学者自幼贫苦, 几无家学可承, 他们是凭藉自己艰苦的努力和坚韧的意志, 才终而取得不凡的学术成就。这就是说, 在这些学派的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之中, 家学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但却不能视作唯一的因素。
经学世家与清代学术的发展也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 学术家族的出现与学派的兴起以及主流学术的发展互为表里, 相互促进。特别是吴县惠氏、常州庄氏、桐城姚氏, 均是以一家之学, 而开一方学派, 影响尤为深刻。家学的繁荣延续了学派的生命力, 也推动了清代汉学的发展。学术成就的高度有赖于学术的积累, 大量汉学世家的出现, 不能不是推动乾嘉汉学达到辉煌的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文化动因。关于乾嘉汉学及乾嘉学派兴盛的原因, 多年以来, 研究者多从社会背景和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两方面加以讨论, 家学这一方面的影响往往被人忽略了。而上述讨论却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 也是今后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需进一步加强之所在。
另一方面, 家学对主流学术也具有悖离性, 在强势的主流学术掌控话语权的时代, 家族学术往往成为孕育异端学术的滥觞, 并引发下一个学术思潮。清初惠栋《易》汉学、常州庄氏今经经学, 便是典例。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清代家学时, 必须动态地把握家学与学术演变的关系问题。
不过, 家学具有敝帚自珍、因循守旧的思维定势, 从本质上排斥学术的独立与创新, 往往会将学术引入保守知足、抱残守缺的狭隘空间。综观有清一代学术, 虽学派林立、学风几变, 但终归未能跳出经学的框框, 概与此间家学的强盛有莫大关系。

（来源：学衡）

转自：“初见好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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