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逝世于1921年10月27日，前两天是他逝世101周年的日子。
引介西学第一人，翻译、评点、著书，建构了一整套体系完整的启蒙方案，希望为后代开启太平之世。这是严复。
留学返国后不受重用、任职时与下属相处不佳、与妾室之间情感不甚融洽、四考科举均名落孙山、深陷烟霞癖而不能自拔……这也是严复。
他的一生，是学贯中西、声名显赫的一生，也是充满了矛盾、失败和挫折，饱受争议的一生。
今天的文字，选自黄克武《笔醒山河》一书，讲述了严复的历史意义。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了这位近代启蒙人诸多面向，还原一个丰满的严复形象。
严复的历史意义
严复为清末民初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而培育出来的新“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家、思想家与教育家。
他的重要性不在政治场域或他所长期从事的海军教育，而在于他对19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思想与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
他所引介的西学，以及他对中西文化的思考，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源头。
诚如美国哈佛大学史华慈教授所说，“严复的关怀……是有意义的关怀，他因应这些关怀所做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努力”。
他的好友陈宝琛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曾说：“君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弥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
文中的“会通”二字，正是严复一生思想的核心。
他本身即结合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以及科学、宗教与伦理等。
他一生均以典雅的桐城古文翻译西方新知，讨论古今学问，此举形象地展现其会通中西的思想特征。
这种对中西学的态度，亦即一方面认为中西文化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两者却是部分相合而可以会通为一更圆融之思想体系，则是严复毕生追求的目标。
严复有关“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互相关系”的看法在清末民初具有独特的意义。
在 1890年代末期严复集中火力攻击“西学中源论”；到了 1900年代，他又把焦点放在攻击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在这方面 1902年所撰写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一文最具代表性；而民国成立之后他再将矛头对准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五四”健将的“全盘西化论”。
严复与清末民初三种最具影响力之文化理论之对垒，足以映现他本身“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或所谓“绎新籀古折以中”的理想。
在清末民初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过程之中，严复思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清末时，严复是引介西学的启蒙先驱，他的作品一方面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了批判传统、追求民主、科学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也展开对此一启蒙论述（以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新青年》作者为中心论述）的反思，探索科学、民主、爱国、反传统等观念的局限或缺失。
严复思想与“五四”启蒙论述的分歧在于严复毕生均肯定儒家传统，尤其是孝道，“五四”启蒙论述则批孔、非孝；再者，严复虽接受了赫胥黎、斯宾塞的“不可知论”，并以佛经词语“不可思议”来翻译此一概念，但他却比赫、斯二人更肯定人类对“超名言之域”的掌握，也因而认识到科学与宗教不相矛盾、科学有其限制、宗教有其价值。
严复思想中启蒙的一面对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人均有所启发，而反思启蒙的一面，则与“学衡派”、1950年代以后的港台新儒家思想有连续性的关系，而构成另一条思想发展之脉络。
整体观之，严复所代表中国现代性的方案显示出内在的强烈张力，也蕴含了融通中西、创造新文化的诸多可能。
然而严复的启蒙思想不但有学术意义，也具有政治意涵，因而表现出学术与政治一以贯之的精神。
他所引介的理论环绕着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演化论与逻辑学，此四者是一套具有整合观点的国家构想，并与 20世纪末至 21世纪海峡两岸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十分契合。
此一学术政治一以贯之的精神充分表现在他家中悬挂的两副对联上：一是“随时纵论古今事，尽日放怀天地间”；一是“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
前者显示出“纵论古今、放怀天地”的恢弘气魄；后者则凸显了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的一贯目标，以及对自身理念的高度自信。
严复结合中西的努力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幼年时代研读中国典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与赴英留学期间，开始接触西学，致力吸收西方知识，同时，却未抛下对中国传统古典价值的信念。
返国后，严复师事吴汝纶，学习桐城古文，又研习八股制艺，继而系统地阅读西书，奠定中西学问的基础。
他不但用这种态度培养他的子女，后来在主持几个教育机构时，更将中西合璧的构想付诸实际，来教育学生。
他一生秉持的理念是“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
然而身处中西文化接轨之关键时刻，也让严复一生充满了冲突与挫折，使他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冲撞、拉扯。
严复深深感受到悲伤与苦痛是人生所难以避免的经历，在遗嘱之中他说：“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人生的智慧不在于达到完美的境地，而是在体认人生的不圆满之中，超越现实的痛苦。
他幼年丧父；留学期间即表现出狂傲的个性；返国之后不受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重用；任职北洋期间与同僚、下属相处不佳；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他任职安庆高等学堂、北京大学等的时间很短而少有建树；他与妾室之间的情感不甚融洽；他深知烟瘾害人，自身又无法戒除；更重要的是，他虽能“坐而言”，却无法像日本的伊藤博文那样返国之后“得君行道”而有益于时。
他曾自我反省：间尝自数生平得天不为不厚，而终至无补于时者，正缘少壮之时太主难进易退主义，不肯努力进取，虽浮名满世，而资力浅薄，终无以为左右时世之资，袖手穷居，坐观沉陆，是可叹也！
在文化方面，他的调适、稳健的“继往开来”的主张，在“五四”以后“激进化”的反传统时代中被国人讥为保守、落后。
在人们礼赞他为“引介西学的第一人”之时，很多人忽略了严复一生其实充满了矛盾、失败与挫折。
他的好友林纾感叹地说：“君著述满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此可哀也。”
林氏并说，严复有如《庄子》书中所说的大鹏鸟，它无法展翅高飞，不是因为翅膀太小、能力不足，而是因为没有时代的支持，缺乏“厚风之积”，使之扶摇而上。
不过严复个性上的缺失也不容忽略，他恃才傲物的性格，在某些关键时刻却又无法坚持原则，反因软弱与摇摆而蒙受他人要挟利用，进而成为众人不满与批评的焦点，使其始终无法得意于政界。
然而，就是因为官场上的不得意，才促使严复转而投身翻译事业，系统地引进西方学术，替近代中国学术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他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仍深具意义。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的“新权威主义”“国学热”“文化热”等观点，与百年前严复所提倡的开明专制、强人政治与肯定传统、会通中西的主张若合符节，严复再次受人注意，变成超越时代的先知先觉。
曾任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会长的郑重（1924—2003，曾任福州市副市长）在1997年“严复与中国近代化研讨会”（笔者躬逢其盛）上的开幕词，多多少少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新视角：
严复经济理论的核心是经济自由主义……严复的经济学思想，不仅为落后国家发展经济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许多具体的经济政策策略上，诸如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中外合资，农工商并重，发展近代化规模农业生产，联营，控股等等一系列近代化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都有精辟的见解。
严复揭示了近代经济建设的共同规律……当我们为发展现代化社会主义经济重新认真研究经济学时，一向被认为“不合时宜”的严复，他的许多理论是那样适合百年后的今天的时宜，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叹和高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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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
黄克武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3月
《笔醒山河》是一部建立在扎实学术基础上的通俗化、大众化的严复传记。严复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本书以“笔醒山河”为名正是要凸显严复在启蒙方面的重要性。
书中围绕两条轴线展开：条轴线是严复的历史处境与人际关系，从他生长环境、个性特质、婚姻家庭、师友关系等来看他的生命历程，并反映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动荡时代；第二条轴线则是关注严复的思想内涵，尤其透过严复翻译作品的分析，展现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特点。作者试图从学术普及的角度，简明扼要地向读者描述严复“走向世界”所遇挑战、所经挫折与所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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