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一个终结西汉政权、建立新朝的特殊历史人物。
曾“师友归仁”的他却身裂而亡，既无帝号，也无帝陵。
历史书写下的他，迷雾重重，萦绕千年，至今未曾褪散。
《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
[日]东晋次著 李天蛟臧鲁宁译
壹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元后（王政君）掌管传国玉玺，任王莽为大司马。随之不久，王莽通过一系列政治运作后便以“禅让”之名终结西汉政权、建立新莽政权。称帝后的王莽忠诚地践行自己的儒家圣世理想，大范围改革却又旋即失败，最终兵围长安、身裂而亡。
一心想要“革汉立新”的王莽，何以未能获得时人的支持？王莽建立新朝，究竟意在“革汉”还是“篡汉”？
日本家喻户晓的《平家物语》开篇诗《祇园精舍》有云：“祇园精舍的钟声，有诸行无常的声响，沙罗双树的花色，显盛者必衰的道理。骄奢者不久长，只如春夜的一梦，强梁者终败亡，恰似风前的尘土。远征外国的事， 有如秦之赵高，汉之王莽，梁之朱异，唐之安禄山，这些人都因为不遵旧主先皇的政治，穷极奢华，不听谏言，不悟天下将乱的征兆，不恤民间的愁苦，所以不久就灭亡了。”
在这首诗中， 本书的主人公王莽被贴上了“骄奢”的标签。毫不夸张地说，在日本，自《平家物语》问世起，王莽就一直背负着篡权者的骂名。当然，王莽一度断绝西汉刘氏一族帝位的一脉相传，建立新莽， 这在历史上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从结果来看，也正如《平家物语》所描述的那样，他“不听谏言，不悟天下将乱的征兆，不恤民间的愁苦”。然而，在中国历史上，篡夺前朝政权，自立为王者大有人在。为何唯独王莽一人要遭受如此责难？想必其中自有原因。
在王莽政权覆灭后，汉室刘氏一族的刘秀一统天下，是为东汉光武帝，被誉为中兴汉室的一代英主。而为了主张东汉政权的正统性，就必须对王莽政权进行负面评价。在东汉时期，对王莽或其政权稍加偏袒的言论都被视为禁忌。在东汉前期的王充所著《论衡》中，其对王莽的批判随处可见。甚至曾为王莽效力的桓谭也在其著作《新论》中对王莽的政治家资质进行了非常苛刻的评价。桓谭为光武帝所厌恶，遭受冷遇。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批判谶纬之说，另一方面想必也是因为他与王莽的关系。此后，东汉学者也习以为常地对王莽进行丑化。即使到了后世，也几乎看不到对王莽的正面评价，就连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也毫不意外地将王莽视为篡权者。显而易见，《平家物语》中对王莽的评价也继承了上述立场。
将王莽痛批为篡权者的关键依据应该是毒杀平帝一事。根据《汉书》记载，翟义在讨伐王莽的檄文中提到了这一“事实”。另外，根据《后汉书》记载，隗嚣在起兵伐莽檄文中历数王莽罪状，其中也包括这件事。宋代的《资治通鉴》继承上述观点，从正统论的角度出发，明确地记载了鸩杀平帝这一“事实”，这给近代以前的王莽批判提供了不可动摇的合法性。清代考证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王莽之败》中，引用《论语》“今之愚也诈”一语，指出王莽正符合这一点。另外，在《王莽自杀子孙》一节中，他认为王莽之所以迫使自己的子孙和兄长的儿子自杀，是因为“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无骨肉之爱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赵翼并未明言王莽毒杀平帝一事。
近代以降， 学界针对王莽的评价发生了转变。其中，胡适的《王莽》一文应该是近代中国人所著王莽论的开山之作。正如这篇文章的副标题“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所示，胡适认为王莽制定的诸多政策具有近似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他甚至认为，从有关六筦的诏书中，可以看出王莽深谙国家社会主义之精髓。德国学者奥托·弗兰克的观点与胡适相似。不过他没有像胡适那样给予王莽高度评价，而是将王莽的诸多政策视为国家社会主义实验。
然而，胡适或弗兰克认为王莽的改革具有近代国家社会主义改革性质，其实是将自身对于现代问题的关注过于直接地投射于历史事件而得出的结论，从这种意义上讲，不得不说这种理解仅浮于表面。走进历史世界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有必要的，但在方法上必须首先对历史世界中的“情况”进行一次过滤。王莽在其所处的政治环境中，如何理解当时的社会课题？在宦海浮沉中寻求自保的同时，又如何尝试解决这些社会课题？要理解王莽，不正需要以此为立足点吗？
早在1920年，日本的吉田虎雄便在《王莽的社会政策》一文中肯定了王莽卓越政治家的身份，而河地重造于1970年发表的《王莽政权的出现》则是一篇剖析内在本质的“王莽论”。河地重造认为，“他（王莽）并非只是一个梦想家，也并非偏执的权力欲望集合体，他以自己的方式审视社会，并立志对社会进行改革”。这种解读王莽的视角是值得重视的。河地先生还指出，从历史学角度弄清王莽政权，“不仅能够明确以武帝在位时期为顶点的西汉政治体制向东汉体制过渡的过程，还可以尝试对古代中国的特质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他立足于这种立场，试图将诸多与王莽政权相关的历史事件还原到历史发展的脉络当中，并进行评价。河地先生对王莽其人及其政权进行了客观的解读，其研究开创先河，已经成为近年来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普遍共识。
这一研究方向性值得赞同，不过讨论却仅仅局限在王莽政策的层面上。然而，日本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王莽传记，因此解读王莽施政心理所必需的，自青年时期起的人格形成过程、各种政治经历、思维特征等都不甚明了。在对那些视王莽为与时代格格不入、大逆不道的篡权者的立场进行反思时，这一现状给构建批判理论带来了困难。
因此，本书将参考近年来王莽及其政权的相关研究，围绕王莽的时代理解及由此产生的问题意识、政治决断和形成与开展的行动，对其一生进行考察。相信这本书会帮助读者判断这样一个问题：“王莽究竟是不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伪善篡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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