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张力》（上下册）
刘跃进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
扬雄是怎样一个人？西晋时期的左思《咏史诗》说：“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唐代卢照邻《长安古意》说：“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在汉魏六朝乃至唐人笔下，扬雄清高淡泊，一心著书。但是，这样的人，也会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竟被追捕，他吓得从百尺高的天禄阁上跳下来，差点摔死。当时人用“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之语来讥讽他。
后来，他又作《剧秦美新》，为王莽大唱赞歌，这就引起了后人的巨大争议。朱熹作《通鉴纲目》，在天凤五年（18）条下，他愤愤不平地写道：“莽大夫扬雄死。”就是要把扬雄和王莽联系在一起。我们不禁会问：扬雄怎么又和王莽纠缠在一起呢？是他的人品有问题吗？
扬雄一辈子仰望司马相如，做人、做事、作文，都刻意模仿这位前辈乡贤，历史上有“扬马”之称。杜甫《醉时歌》也说：“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但是扬、马两个人生活的时代不同，政治环境不同，结局也大不相同。司马相如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活得从容不迫；扬雄则过于理想主义，活得有点窝囊。但不管怎么说，身处汉末乱世的扬雄，竟能写出流传千古的《法言》《太玄》和《方言》，写出气魄宏大的辞赋。这一点，司马相如也有所不及。
扬雄真是一个叫人捉摸不透的人。
扬雄字子云，成都人，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8年，总共活了七十一岁。他死后第七年，西汉正式结束。按照西历，他的生卒年跨越公元前后，是真正意义上的跨世纪的历史人物。
关于扬雄的“扬”字，历来有分歧。现在流传下来的文献，多作提手旁的“扬”。清代学者王念孙、段玉裁、朱骏声，现代学者汪荣宝、杨树达等依据世系，认为应作木字旁的“杨”。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有点关系，好在绕开不讲也无妨。我们还是约定俗成，统一作提手旁的“扬”。
扬雄的经历非常简单，在蜀中度过了四十年的青壮年时期，在当时的京城长安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蜀中的生活虽然寂寞，但是快乐。他喜欢古老的文化，对于功名利禄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尤其不喜欢当时流行的所谓章句之学。什么叫章句之学呢？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中小学语文的课文分析，分章析句，严格按照老师讲的去理解，不得越雷池半步。当时的学风就是这样，绝大多数读书人就这样皓首穷经，据说“子曰诗云”这样明白如话的字，也要用上万字来解释。这种“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的腐儒，叫扬雄很反感。
在蜀中，扬雄很幸运地遇到两位蜀地老师，一是严遵，二是林闾翁孺。这两位都是思想开放的人，视野很宽广。严遵，本名庄遵，因避汉明帝的讳，改为严遵。他字君平，也是成都人，精通《周易》《老子》《庄子》，常常在成都街头占卜，也就是靠算卦谋生。子女来占卜，他就示以孝道，对晚辈示以顺从，对官员示以忠诚。他很有节制，挣钱够维持生活，就收摊回家，招收子弟，关门授课，讲授《老子》《庄子》。
他的著作《老子指归》（又作《道德指归》，今存《道德指归说目》），至今还保留着残卷。过去，这本书一直被怀疑是伪书。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人们发现有些字句与严遵的著作很相近，由此开始相信严遵的书是真实的。青年学者樊波成专门撰写了《老子指归校笺》，有三十多万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严遵另有《座右铭》，讲得很有道理，他说：“口舌者，祸福之门，灭身之斧。言语者，天命之属，形骸之部。出失则患入，言失则亡身。是以圣人当言而怀，发言而忧，如赴水火，履危临深，有不得已，当而后言……”这种座右铭在两汉很多，都是讲的人生道理，譬如东汉的崔瑗也有一首：“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这些思想，大约在当时非常流行。扬雄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推崇严遵，把严遵视为蜀中之珍。
林闾翁孺，临邛人，善古学。他与严遵一样，还擅长文字学。扬雄就拜他们为师，潜心研究文字之学，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基础。
青年时期的扬雄，还有两位他最为推崇的前代作家，一是屈原，二是司马相如。自从西汉初年贾谊写了《吊屈原赋》以后，两汉作家都深受屈原影响。有的人赞扬屈原，有的人为他抱不平，也有的人认为屈原投江的选择不一定妥当。扬雄就持最后一种观点。他从《老》《庄》得到一种深刻的处世启迪，认为人应该珍惜生命，这是探索人生、探索宇宙、实现人生价值的必要条件。
孔子曾经批评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数子的执着，声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扬雄也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顺其自然，无可无不可，不必与命运抗争。龙蛇，用的是《周易》的典故，“龙蛇之蜇，以存身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韬光养晦，静以求动。为此，扬雄还创作了《反离骚》，从岷山上投诸江流以吊屈原。他还模仿屈原《离骚》而作《广骚》，模仿《惜诵》以下至《怀沙》，创作了一卷书，叫《畔牢愁》。现存最早的《楚辞》注的作者王逸还提到，扬雄曾援引传记，作《天问解》，就像柳宗元作《天对》一样，他们对天命充满困惑与不解。
在扬雄的文学道路上，前辈乡贤司马相如对他的影响最大。在扬雄看来，司马相如的赋弘丽温雅，气势恢宏。他常常把这些作品作为典范来模拟。从事文学创作，多少都要从前辈的成功经验中获取艺术启迪。也就是说，他总要选择一家或者多家作为模仿的对象，然后再走出自己的创作路子，中国古代作家通常会采用这种学习方法。扬雄的好朋友桓谭在《新论》中转述扬雄的话说：“能读千首赋，则善为之矣。”今天我们还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年，汉武帝读司马相如《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感叹生不同时。蜀人杨得意赶紧借机推荐，说是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就这样，刚过不惑之年的司马相如由成都到长安，献上《子虚》《上林赋》，顿时名满京城。扬雄也走着与司马相如相似的道路，四十岁出头的时候，蜀人杨庄向汉成帝推荐说扬雄的文章近于司马相如，成帝一看果然如此，就把他招进京城。扬雄也不负所望，相继创作了《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等大赋，颂扬汉帝国的声威和皇帝的功德，传诵一时，从此步入官场。可惜他的官运远不及司马相如。最初为郎，给事黄门，历成帝、哀帝、平帝三朝，不得升擢，一待就是十八年。
这个时期王莽当政，后来，王莽接受了心腹刘歆、甄丰、王舜等人的建议，不断地以符命图谶介入政事。王莽上奏皇太后，说宗室刘京曾得到天公的托命，告知某新井中有石牛，上面刻有文字：“承天命，用神令。”也就是说，汉代运数已尽。王莽又引用孔子的话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于是改元，以应天命，从摄政王变为新皇帝。王莽还派遣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当时称之为谶纬，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造谣。一时间，各种谣言四起。
刘歆、甄丰等人觉得谶纬的气氛还不够，又不断地翻出新的花样，为自己谋利益。王莽篡位本来就心虚，知道大臣怨谤，便借机杀掉刘棻等人，以威慑天下。当时，扬雄正在天禄阁校书，因为刘棻事所牵连，听说狱吏前来逮捕他，就从天禄阁上跳下来，几乎丧命。后来，王莽了解到，刘棻只是随从扬雄学习奇字，至于符命之事，扬雄实际并不知晓，就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复召为大夫，官位略比郎官高点。
这一年，扬雄已经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后来，他再也不问政事，只是埋头著书，七十一岁时终老此任。扬雄的这种生存方式，晋人范望称为“朝隐”，即处在政治中心，却不过问政治。这与梁朝陶弘景的山中宰相、唐代卢藏用的终南捷径有所不同。
读过扬雄的著作，我觉得这个人特立独行，很有特点。在现实生活中，他内敛、自傲，又怕事避祸，时时谨小慎微，是一个世俗的形象。在理想生活中，他又醉心于名山事业，有着明确的人生目标，刻苦坚毅，是一个君子的形象。
扬雄的第一个特点，是深沉的圣人情结。
他没有说自己是圣人，但他“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法言》借此发挥，认为圣人可能五百年一出，也可能千年一出，当然，一年同时出现，也不是不可能。怎样才能成为圣人呢？这是汉唐很多知识分子念念不忘的话题。韩愈也想当圣人，但朱熹说，他不过是想写好文章而已。朱熹也想当圣人，他和陆九渊在鹅湖书院还展开过辩论，朱熹主张要熟读圣人书，陆九渊主张要深思熟虑，倡导心性之学。
其实，朱熹和陆九渊的主张各有偏颇。扬雄的主张包括了他们二人的见解，一是要读圣人书，二是更强调心解。
孔子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整理了五经，留下了《论语》。扬雄读圣人书，也学习圣人写书。他模仿《论语》作《法言》，模仿《周易》作《太玄》。《法言》有十三篇，分别为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问明、寡见、五百、先知、重黎、渊骞、君子、孝至等。跟《论语》一样，《法言》各篇用开头两个字作标题，也有点题的意思。
《周易》以八卦相乘为六十四卦，还有卦爻辞，《太玄》则分为方、州、部、家四重，共为八十一首。据考证，《太玄经》中包含了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是一个讲述日月星辰运行、四时变化、万物盛衰的有机结合体，内容复杂，文字艰涩。扬雄知道别人读不懂，就自己先做注解，但还是“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就连大儒司马光最初也读不进去。后来，他潜心研读数十年，终于明白其深奥的道理。司马光比喻说，如果《周易》是天，《太玄》就是升天的阶梯。为此，他亲自为《法言》《太玄》作集注，传播扬雄的思想主张。
读圣人书只是成为圣人的前提，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心解。孔子谦虚地说自己是述而不作。扬雄明确说《太玄》就是“作”，自视甚高。圣人通常要拈出自己的核心观念，譬如孔子讲“仁”，老子讲“道”，扬雄就讲“玄”字，反反复复，不厌其烦。死后，他的坟头也被称作“玄冢”，可见，“玄”是扬雄的标签。
“玄”的核心是“损益”二字。《太玄赋》说：“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周易》有损、益二卦。《杂卦》说：“损益，盛衰之始也。”所谓极损则益，极益则损。《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里其实有着深刻的辩证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大名人，像屈原、李斯、晁错、伯夷、叔齐、伍子胥等，都很有智慧，却最终不免于死，扬雄却说“我异于此，执太玄兮”，和光同尘，与世俯仰。
《老》《庄》《周易》的这些思想，看似平和，实际最为异端。他们强调的是一种收敛之术，暗含着权谋变诈。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能力，让对手不知不觉地进入你的牢笼，然后再突然发力，置对手于死地。扬雄对此体会最深。他生逢末世，知道什么时候该收敛，什么时候该出手。他后来介入汉末政治，不能说与此无关。
第二个特点，是浓厚的学者特质。
扬雄博览群书，无所不见，是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通晓天文学，著有《难盖天八事》，精通地理学，著有《十二州箴》。扬雄在语言学方面的贡献，更是彪炳史册，他年轻的时候，便模仿司马相如《凡将篇》作《训纂篇》八十九章。
应劭《风俗通义序》记载说，周、秦时期，每年八月会派遣轩之使，到各地采集异代方言，收集整理之后，收藏起来，便于考察天下风俗。秦朝灭亡后，这些资料散落殆尽。像刘向这样的大儒，也只是闻其名而已。史载，严遵记诵千言，林闾翁孺略知梗概。扬雄从学，并以此为基础，积三十年之功，编纂而成划时代的学术巨著《方言》，为中国方言学与方言地理学奠定了基础，当时人就称这部著作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清代大学问家戴震著有《方言疏证》，今人华学诚著有《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已由中华书局于2006年出版。学诚教授在前言中将扬雄《方言》的成就概括为三点：一是依靠个人毕生精力，研究全国方言，这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二是《方言》的基本材料都是扬雄运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方言调查方法获取的鲜活语料；三是《方言》不仅保存了汉代方言资料，而且在语言发展规律和方言性质上给后人极大启发。
第三个特点，是率性的诗人本色。
扬雄想当圣人，又想当学者，还有更不能让他忘情的，是文学。《汉书》本传就说他实“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扬雄的著述，《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其中大赋最为著名，后人把他和司马相如并称“扬马”。李白说：“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东武吟》）杜甫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有关扬雄文集的整理，就有张震泽《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郑文《扬雄文集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林贞爱《扬雄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多种。
第四个特点，是难得的安贫乐道。
司马相如到了长安，奋发扬厉，在各个方面崭露头角，赢得了世人的喝彩。而扬雄在官场就做过郎和大夫。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郎为郎中令的下属，俸禄从三百石到六百石不等。扬雄后来略升为太中大夫，还不是专任职务，故称中散大夫。类似于现在的民间组织，领导有驻会与非驻会之别。扬雄的薪水本来就不高，加之两个孩子先后在长安死去，他动用了积蓄，把他们送回老家安葬，因此致贫。对此，桓谭也表示不理解。
当然，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挣钱。相传，他撰写《法言》时，蜀中有富人愿出十万钱，就希望在书中留下自己的名字。扬雄断然拒绝，说富人无义，正如圈中的鹿，栏中的牛，怎么能随意记载呢？但是，这位大儒，被人视为西道孔子，却贫贱如此，也真是不可思议。
他为了回应这些质疑，写了一篇滑稽的《逐贫赋》，从“扬子遁世，离俗独处”写起，假托自己和“贫”的对话，最初他责难“贫”来找他麻烦。“贫”为此辩解，他最后居然被“贫”说服，认为贫困是好事，决心“长与汝居，终无厌极，贫逐不去，与我游息”。此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颇有魏晋风度。晋代左思《白发赋》、张敏《头责子羽文》所用的艺术手法，也都与此赋有某些渊源关系。至于唐代韩愈的《送穷文》，更是通篇模仿此赋。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智者早就认识到，真正的贫穷是没有才华，没有智慧；真正的低贱是没有道德，没有创造。
第五个特点，是含泪中的欣慰。
扬雄的朋友圈很小。可能是因为口吃的缘故，他不善与人交往，不善高谈阔论。他看起来真有点寂寞，但寂寞中又有欣慰。他有聪明伶俐的孩子，有忠心耿耿的弟子，还有终身不渝的知己。
《法言·问神》特别记载了扬雄与九岁儿子一起讨论《太玄》的情形。最早为《法言》作注的李轨说，当年颜渊与孔子讨论《周易》，已经二十岁了，而扬雄的儿子才九岁，就可以和父亲一起讨论《太玄》，当然是神童。这个孩子，《太平御览》引《刘向别传》，还有《华阳国志》等，都记述说是扬雄第二子，叫扬信，字子乌，非常聪明，甚至还帮助扬雄解决一些难题，可惜九岁就死掉了。 扬雄为给孩子送葬，导致贫困，落寞而终。弟子巨鹿侯芭（《隋书》作侯苞）为之起坟，还守丧三年。这位弟子也曾在历史上留下名声。《隋书·经籍志》著录侯苞《韩诗翼要》十卷，《法言注》六卷。这些书，唐代大儒韩愈也没有见到，大概早就失传了。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有《韩诗翼要》一卷，可谓吉光片羽。扬雄应该为有这样的弟子感到欣慰。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话用在扬雄身上很合适。桓谭可以说是扬雄唯一的知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扬雄。《新论》有这样一则记载，张子侯用“西道孔子”来赞美扬雄，本来是好事，但桓谭依然不满意，说：孔子能说只是鲁国的孔子吗？他也可以说是齐国的孔子，楚国的孔子。言下之意，桓谭认为扬雄不仅是西部孔子，也是东部孔子，他的意义已不限于某一地区。
听到扬雄死讯，有人问桓谭：你总是盛赞扬雄，他的书可以传到后世吗？桓谭斩钉截铁地说：必传。只可惜，一般的人往往贵远贱近，能亲眼看见扬雄的人，看到他的官位不高，相貌平平，就忽视了他的著作。桓谭认为扬雄是汉代的文化巨人，他的名声一定可以传之久远。
第六个特点，是难以调和的毁誉。
扬雄生前，对他的评价就有很大分歧。譬如王莽时的“国师”刘歆，他欣赏扬雄的学问，但对他的处世方式不以为然。扬雄曾为续修《史记》收集很多资料，稍后的班彪对扬雄的评价也不高，认为他只是好事者，并没有下过工夫。班彪认为扬雄依附王莽，大节有亏，更是不齿。南北朝时期，扬雄已经有圣人的赞誉，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对扬雄多有讥讽，说他不过“晓算术、解阴阳”而已，怎敢望圣人的清尘。
这种类似的负面评价，从苏东坡、朱熹到近现代，层出不穷。如蜀中同乡苏轼就看不起扬雄，说他是用艰涩的文字，掩盖肤浅的思想。近代蜀中大儒刘咸炘也说扬雄的学术比较浮泛，与传统的实儒不同，实为“文儒”之祖。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两汉之际，以文士为特征的儒者大批涌现。除刘氏指出的桓谭外，还有王充、蔡邕、马融、张衡等。
与此同时，对扬雄的正面赞誉更多。桓谭之后，王充《论衡·超奇篇》就多次称赞扬雄，称他“蹈孔子之迹”“参贰圣之才”。张衡酷爱《太玄经》，曾对好友崔瑗说，扬雄的《太玄》，妙极道数，与五经相拟，可称是汉代二百年的代表作。唐宋时期，韩愈、司马光等人更是将扬雄置于孟子之上，将其视为孔子之后第一圣人。
扬雄身上这种毁誉参半的评价现象很有意思。中国文人通常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积极入世。但政治的复杂性，他们往往又看不透。李白、杜甫，乃至后世的很多文人学者，往往在政治方面留下或多或少的瑕疵。作为后来者，我们往往会看得比较清楚，但不宜轻易指责，而是应如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审查报告中说的，对古人抱以同情的理解。
本文原题《西道孔子，世纪鸿儒——扬雄简论》，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4期，收录于《文学史的张力》（下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以上文字为原文“引言”及“一、扬雄其人”部分，注释已略。
（来源： 文学遗产）
转自：初见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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