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
以王安石父子为核心的新学是经汉学向经宋学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学术流派，属于广义的宋学的一支。凭借政治权力，新学获得了官方正统学说的地位，在北宋后期的朝廷和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对于新学的学术特色以及王安石以外的新学学者，相关研究仍然比较缺乏。本书着重揭示新学作为一个学派的整体学术特色，重点讨论了陆佃、郑侠、耿南仲等新学后学的学术思想和理学、蜀学、北方学者对新学的攻击，并结合孟子升格运动、天地分祭合祭之争等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揭示了新学之学术与政治的纠葛。
关于作者
张钰翰，1983 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主要研究领域为宋代和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点校整理有《王安石全集·〈易解〉〈礼记发明〉〈字说〉》、王雱《南华真经新传》、《老子吕惠卿注》、俞樾《儒藏精华编·群经平议》、朱一新《无邪堂答问》等，编注《章太炎家书》（注释本），译有《宋代中国的改革 ：王安石及其新政》。在《新经学》《新宋学》《周易研究》《文汇学人》发表文章若干。
目录
绪论1第一节 研究史1第二节 “新学”之名称与范围10第三节 历史中的“新学”16上编 再造新经学——作为学派的新学第一章 新学学派的思想特色25第二章 新学内部的多元化发展70第一节 陆佃及其礼家名数之学70第二节 郑侠：不忘君父的大庆居士93第三节 耿南仲及其《易》学思想107第三章 反对派的声音127第一节 理学家中反新学的急先锋：杨时127第二节 蜀学的立场：以《东坡书传》与《尚书新义》的对比为中心139第三节 晁说之：北方儒者的“旧”传统152附：北宋的疑孟思潮——李觏与司马光160下编政治实践中的新学学派——以孟子升格运动为中心的考察第四章 熙宁变法前的政治文化格局173第一节 宋代的士大夫政治：理想与现实174第二节 神宗变法前的政治格局187第五章 变风俗、立法度：王安石的变法理念与《孟子》208第一节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与人才问题208第二节 王安石的变法理想与《孟子》215第三节理财问题与王安石对《周礼》《孟子》的利用227第六章从私学到官学：尊孟思潮的体制化241第一节北宋中期教育体制改革与《孟子》之普及242第二节《孟子》经典地位的确立258第七章 孟子封公与配飨孔庙：政治文化演变下的曲折与成功304第一节 神宗以前孔庙祀典的演化304第二节 熙宁七年孟子从祀的提出与失败318第三节 元丰孟子封公入庙之成功339第八章 新学与北宋后期的天地分祭合祭之争357第一节 元丰天地分祭：模法周制与尊君358第二节 哲宗时期政治冲突下的分合论争364后记379
历史中的“新学”
在经汉学向经宋学转变的过程中，学术界出现了许多新的动向。蒙文通先生曾指出，唐代中叶中国学术发生了一次反对旧传统的革新运动，范围涉及经学、史学、子学与文学，即思想、学术、文艺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变化。这一革新运动的成果并没有能够在唐代站稳脚跟，而随着晚唐五代十国战乱频仍，整个思想学术界虽然仍然不乏亮点，却失去了整体性的创造活力。但是，以“大历学术”为代表的这一股思想解放之风却为后来宋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追求义理、返本开新、三教融合等倾向都已出现。其风既开，后来者莫不受其浸润。
入宋以后，尽管北面还有契丹的威胁，不久之后又有西夏崛起，但原有的五代十国之地基本一统，社会恢复了比较安定的局面。在新局势之下，承晚唐五代之弊，宋人需要重新思考宇宙秩序，安顿现实的政治与人生。自宋初以降，这种努力就从未中断，如在皇帝命令之下有邢昺等修《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有主要由南方学者编纂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和张君房所编之《云笈七签》；官方之外，有杨亿、刘筠等所谓“西昆体”，有智圆、契嵩之融通儒释，有“古文运动”，还有略晚的新学、道学等，都反映了各自对于文化根本问题的思考。无论是魏阙之上还是江湖之远，不分儒释道，宋人都在努力探究文化生命的根基所在，追寻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所。而新学，正是这诸多探索中的一支。
宋学的整体发展演进，自以庆历以后为一大变。故《宋元学案》首列安定、泰山、高平、庐陵学案，以为导宋学之源；又有古灵四先生与士刘诸儒学案，所谓“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是也。此脉络乃是从道学正统的视角回溯其源头，未必是历史发展之实相。但其所揭示的现象则无法否认。如果抛开单一、直线进化的思维，那么应该说北宋中期的学术界是相当多元化的，当时也没有表现出未来学术必然走向道学的趋势。
以当世影响而言，宋兴以来，学术之探索乃由文章之学而大昌。西昆体、太学体乃至欧苏古文，每在反对之中而出新局面，当庆历之后，实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为当时学界之大宗，新学早期似亦由“古文运动”转出。曾肇在《王补之文集序》中云：“盖宋兴百年，文章始盛于天下。自庐陵欧阳文忠公、临川王文公、长乐王公深甫，及我伯氏中书公同时并出，其所矢言皆所以尊皇极、斥异端、明先王道德之意为主，海内宗之。”他指出“古文运动”亦以明先王道德之意为指向，同时认为王安石属于此一风潮之中的代表。在入仕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都曾得到欧阳修的称赏延誉，欧阳修甚至或许曾有过以王安石为自己文章宗主继任者的期许。但在嘉祐之初，王安石已经明显拒绝了以诗文名世的期待，从“古文运动”中解放出来，走上了另一条向内探索的道路。
在官方学术的压力之下，新学直接面对的对象是汉唐经学和唐以来盛行的诗赋之学——这是北宋前中期贡举教育制度中的正统。新学以追求经典中所蕴含的先王道德性命之理为核心，顺天道以构建人间秩序，其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在现实。尽管新学以老庄之学为根基，但新学一派所希望的，是由此创建出一种融会百家的新经学，恢复大道之全。此道既明，则尧舜三代之治可复，他们所处的时代便也可以拥有一个合乎道的完美的社会政治秩序。从王安石以其新学主持变法，借《周礼》《孟子》为缘饰，到北宋后期的改革礼制，都体现着新学以学术改造、重塑政治秩序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在熙丰以后的贡举教育制度改革之中，新学成为官方的正统学说，摧毁了汉唐经学在官学中的地位，为义理之学代替章句训诂之学在朝廷上站稳脚跟廓清了道路。所以朱维铮先生才说王安石在经学向理学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不亚于公孙弘在儒术独尊过程中的作用。
随着北宋的灭亡，南宋朝廷将亡国的责任归结为新法误国，新学虽然也曾受到或明或暗的扶持，但风靡一世的盛况却再也寻不回了。尔后道学地位不断上升，并在南宋末年被确立为正统，作为道学对立面的新学，终于无可挽回地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南宋以后新学的衰落，其原因究竟何在？以往的研究主要归结为两点：其一，新法为北宋灭亡“负责”进而归咎于新学，即政治斗争对学术的压制；其二，道学的兴起。
就政治层面的影响而言，除了政治斗争以外，还有一个受到忽视的原因是新学的官学化。在北宋中后期，王安石以及打着王安石旗号的新党将新学贯彻到教育和选官制度之中，必然造成相当一部分士人视学业为进入利禄之途的工具。王安石贬斥流俗，欲以一己之学来“一道德，同风俗”的内在学术专制性格，更是加剧了学术一元化的进程。于是，天下几于靡然同风。在熙宁中，就已经是“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士人多以诵读《三经新义》《字说》等为事，没有自己的思考与心得，结果是新经义虽然较《五经正义》更多地阐发经义，但在一心求仕的士人看来，不过是用一种官方标准解释代替了另一种。从作为士人学习和模仿的典范来说，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差异。既然从其说即可得高科，为显宦，那么士人也就亦步亦趋，仿佛过去的学究，如牢记《五经正义》般来牢记《三经新义》，也根本无法像王安石所希望的秀才那样通达政事。比如，叶源在熙宁九年科举之前，虽然累为太学上舍优等，却当“省中策问交趾事，茫然莫知本末。或告以见《马援传》者，亟录其语用之，而不及详，乃误以援为愿”，于时务了不挂怀，又何能立政处事？又如朱弁《曲洧旧闻》所记：“科举自罢诗赋以后，士趋时好，专以《三经义》为捷径，非徒不观史，而于所习经外他经及诸子，无复有读之者。故于古今人物及时世治乱兴衰之迹，亦漫不省。元祐初，韩察院以论科举改更事，尝言臣于元丰初差对读举人试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当时传者莫不以为笑。此与定陵时省试举子于帘前上请云‘尧舜是一事，是两事’绝相类，亦可怪也。”举子只去钻研自己要应试的一种经典及王安石或其子弟门人对它的解说，于其他与考试无关的学问都不去学习，与学究只知注疏并无不同。像元丰八年（1085）中进士的姚祐，对不是自己应试的《易经》全未诵读，连经文本身都不了解，就在为学官时随便取来福建本《易经》出题课试学生，便闹出了以“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为题的大笑话。熙宁科举改制的弊端可见一斑。王安石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想却变秀才为学究。本是代表着新学术思潮的新学，逐步丧失了自己的活力而慢慢走向僵化。北宋在熙丰时代以后，几乎就没有出现过特别有学术建树的学者，学术之衰落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学术的官学化，虽然往往会出现为学术“统一”而“统死”的局面，但并不必然导致某一种学术完全丧失活力乃至衰亡。而政治斗争的打压，更无法真正压制学术的发展。比如，以朱熹为代表之道学、以王守仁为代表之心学，皆曾被斥为“伪学”而遭到禁止，但从其学者不绝如缕，终于又能重新光大。这也就意味着，政治权力从来无法真正灭绝任何一种学术！新学的衰亡，也就不仅是政治因素所能完全解释的，甚至可以说，政治因素在其中只是起着较次要的作用。而就学术层面来说，新学的衰落，伴随的是道学的兴起。但却不能简单地说是道学的兴起导致或促进了新学的衰落，而应该反过来去问为什么新学衰落而道学崛起，为什么士人的整体学术趋向选择了道学而没有选择新学。这一问题，涉及整个南宋乃至宋代思想史，非此处短论所能解决。但可以明确的是，深入认识和理解新学，无疑是弄清此一问题的应有之义。
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新学在南宋不断趋于衰落，但新学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在政治层面，直到淳祐元年（1241），王安石才被排挤出孔庙从祀的地位，此前新学一直没有得到官方彻底的否定，科举之中也没有完全禁止采用王氏之说，新学的追随者长期在政治上发挥着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南宋朝廷希望极力撇清与新法的关系，高宗也宣称最爱“元祐”，以争取元祐党人及其后人、同情者的支持，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层面，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影响始终存在。一方面，南宋初年加强中央集权和专制，在经济上强调国家主义等举措与新法的主张如出一辙，这恰恰是在承续王安石的精神；另一方面，如余英时先生所论，南宋士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后王安石时代”，熙丰时代的政治文化一直延续到了南宋。在学术层面，南宋时期，新学也同样还有一些追随者，至少很多学者乃至道学家也不完全否认新学的学术价值。卫湜《礼记集说》就大量吸收了陆佃、陈祥道、方悫、马希孟等新学学者的观点。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也承认王安石《易》《书》《诗》《周礼》解以及王雱之说皆有可取之处，应当参考。蒙文通以为南宋女婺经制之学实有源于王氏新学者；而作为集宋学之大成的朱熹，他重视与重新注释经典，他融会释老的思想，他注《周易参同契》、注《楚辞》，虽然并未明言，但他这种会通百家以建立新经学的倾向实在是继承了新学的道路。由此可见，南宋的朝廷与士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新学的遗产——至少也是无法忽视的。
不管怎么说，新学毕竟是宋代学术的组成部分，是经汉学向经宋学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它代表着宋人突破旧学术体系的束缚、开创新经学形态的一种取向与选择。无论我们赞成他们的具体意见与否，都无法否认他们的学术价值与贡献。在今天，我们重新恢复新学的历史面貌，不仅是给新学一个迟到的应有的评价，也是在努力恢复宋代学术思想史的实际演变历程。它告诉我们，历史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直线发展，而更多的是复杂与多变。
（来源： 新史学1902）
转自：初见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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