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江南为何兴起才女风尚？

所评图书：

书名：《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作者：（美）高彦颐

译者：李志生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5月

明末清初，尽管北方战火连天，但在江南地区，却出现和延续着货币化经济和商品化社会的繁荣。这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繁荣，并带动出现了城市文化潮流，形成了一个颇为庞大的城市大众读者群体。

美洲新大陆成为欧洲殖民地以后，大量的白银流入欧洲，而这样的贵金属也被用来欧洲向中国购买商品。据估计，仅17世纪前三十年，每年就有250-265吨白银硬币流入中国。这促成了中国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认可流动，削弱了社会控制和福利等传统机制。

货币的泛滥，使得新知识的生产本身有利可图。印刷出版业就可以制造巨额财富，官刻、私刻、坊刻皆有利可图。书籍变得更便宜，反倒能够给出版业赚取更多利润。曾有学者根据史料考证指出，万历年间，江南地区大多数品类的书籍定价只有1两白银；到了崇祯年间，市面上出现，价格更降至10本一两。

而经济发达的情况下，许多富足的家庭出资建学和出版，这直接增加了社会中上层家庭女性的受教育、阅读甚至出版的机会。当地女性当时还因此构建起很大规模的女性社团。

固然，社会卫道士竭力借助更加发达的印刷业，试图规训新知识女性。但商品经济推动的出版业，显然要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通俗小说、实用指南广受欢迎，而瞄准女性（具体而言是社会中上层女性）为目标读者的读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言情小说。这些读物解构了传统伦理观念，注重让读者满足瞬间和世俗的愉悦。除了言情小说，当时还流行着所谓的雅趣指南书，比如茶艺指南等。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社交网络时代，出版企业的营销方式、广告技巧在当时其实都已出现。这种情况下，卫道士所可能设置的道德藩篱，毫无疑问是经不起世俗读物冲刷的。

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彦颐在其所著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中，为读者展现了明末清初中国江南地区，女性突破儒家经典教育为其活动所搭设的限制，在所谓的浮世文化世界的积极活动。

这本书所指的“闺塾师”，在明末出现，是当时社会上流动的、服务于中上层家庭女性的女教师。书作者更多地采用了其象征意义，也就是被称为“闺塾典范”的女中豪杰。

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妇女不仅是读者而且还以作家和出版者的身份，参与进了繁荣的出版业中。这进一步促成了女性读物的更新，也就是突破了之前主要由传统节女故事改变的读本，而转向相当程度上的女性主义风格，出现了大量的随笔、小品文以及抒情诗选本。女性作家和读者之间通过这些作品进行交流。书作者说，女性较少受到人为学术传统的浸染，而且她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诗歌的体现，所以自然是更好的诗人。

书中讨论了明末剧作家汤显祖所著的《牡丹亭》所引起的女性读者的响应、评论与狂热。这种狂热也具有显而易见的现代性，即现代社会女性读者基于言情小说、影视剧而对故事文本生发的再想象空间，以满足其变化着的心境和需求。“阅读可以使女性连接到一个由志趣相投的读者构成的社交世界中，一个由想象出来的人物构成的虚构世界中……当读者展开想象的翅膀，设计出妇女专有的家内仪式……阅读本身便成了一种宗教式行动”。

虽然《牡丹亭》作者汤显祖是男性，而这类作品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明代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特征，但在阅读、解读、再想象的过程中，女性无疑解构了男性作者赋予原作品的观念。

有意思的是，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甚至兴起了伙伴式婚姻。《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就此展开的叙述，无疑很大程度上挑战了现代政治观念将古代中国性别问题给予的一体化定性。书中指出，当时的女孩“都视迷人的杜十娘为她们的自我再现，浪漫和夫妻间的幸福，都成了良家女性读者的渴望”。这并非没有先例，宋代词人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就具有伙伴式夫妻的典型性。

当然，明末清初当时乃至后来，很多人将寡妇自尽解读为节妇的模范行为，这其实误读了当时流行的伙伴式夫妻理想。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书中还探讨了明末清初一类特殊的才女，那就是名妓和歌女。这类群体与良家女子并不是完全隔绝的，因为一方面，名妓很可能出自中上层家庭，才可能拥有获得良好教育尤其是闺塾师指导的条件，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名妓被男性以妾的身份娶回了家，这就涉及到与正妻的共处。并且，女性社团虽然主要由良家女子组成，但名妓也会结社，还会参与与前者团体的诗文交流。

晚明的许多名妓参与了忠明抵抗，还往往敦促犹疑不定的男性士人积极参与。柳如是鞭策下，钱谦益悄然也参与了忠明抵抗，接待过黄宗羲，在郑成功率军突袭江南时予以协同。这证明女性（哪怕只是少部分女性）的道德认同稳定性，其实要比满口仁义道德、总是希望用礼教律令驯服女性的很多男性要高出不少。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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